一．前苏联是被军备竞赛拖垮的吗？

“前苏联被军备竞赛所拖垮”,这种观点是美国人对外散布的，它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真正使前苏联垮掉的是美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渗透和精神瓦解，最后以戈尔巴乔夫幼稚的“理想主义”政治改革和叶利钦的政治投机造成了国家的分裂。只要我们仔细回顾前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这其中根本就不存在经济崩溃的问题。

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前苏联并不吃亏，其经济不但没有垮掉，反而在军事工业的带动下高速发展，苏联经济虽然没有市场机制的调节效率，但由于能实现充分就业，因此不存在人力资源的浪费。（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这是经济学公认的原理。） 一般计划经济具有市场调节所缺乏的前瞻性，调节的速度也比市场调节迅速（市场的调节反应及经济信息的传导需要时间）, 因此计划经济制度比市场经济更适合于战争和军火生产。前苏联只是由于缺乏市场调节机制的效率，以及农业政策的失误和经济计划部门的失职，造成了其某些消费品的短缺，并引起了一些不满情绪。仅此而已。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仍普遍较高，人人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有工作，有社会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小汽车和别墅也很普及，体育事业更是无与伦比。在武器装备方面，前苏联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各种装备的数量规模上对美国保持着全面的优势，只是在技术水平上稍逊于美国。苏联的重工业也因军火工业的带动而发展迅速，因此说苏联经济被军火工业所拖垮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倒是美国在军备竞赛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武器装备的数量规模上逐渐被苏联全面超过。国家债台高铸，财政赤字越滚越大……。后美国靠与中国结成战略同盟，使苏联在欧洲和亚洲两面受敌，才维持住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时至今日，俄罗斯在遭受了90年代末期惨烈的经济灾难后，其军事工业基础仍然是外汇收入和国力得以恢复的源泉，它所创造的巨大武器库仍是其国家尊严的保护神，令美国等所有大国不敢小视。

若美国的军备竞赛计谋真有如此大的威力，以至拖垮了苏联。为何不用它来也拖垮我们，而把这个天机说破让我们“吸取教训”呢？分裂、颠覆中国难道不是美国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吗？美国以有关文件解密的方式散布这种观点，显然是希望我们相信它。而美国在当前根本不存在军备竞赛对手的时候，自己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耗费巨额资金发展、扩充大规模的尖端武器，但对外却对此保持低调，一再声称“决不是针对任何人的”（尽量避免刺激我们）。 而对我们武器装备的发展呢？美国人一方面散布前苏联被其军备竞赛拖垮的谎言，另一方面又利用我们重视中美关系的诚意告诉我们“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取决于中国是否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显然，美国是怕我们发展军事力量。美国人相信的是实力而不是诚意，散布前苏联被其军备竞赛拖垮的言论正是其希望我们“走和平道路”，以永远保持对我绝对的军事优势和威慑力量的计谋。

自1999年美炸我驻南使馆以来，五年过去了。这五年中我们始终在相信美国人希望我们相信的“军备竞赛陷阱”而不敢放手生产武器装备，如果这五年中我们的所有人力和物力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确实无力顾及发展武器装备，那“军备竞赛陷阱”之说似乎还真像那么回事。但这五年来，我们的城市有几千万人失业，农村有成亿的剩余劳力；而我们的许多工厂设备（包括许多军工企业）都在闲置。（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垮掉了一半以上的国企和大部分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倒闭更是不计其数。这些破产的企业没有一个是被军备竞赛拖垮的，相反，却恰恰是因为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过度抑制了需求并造成周转速度下降而普遍增加了成本，致使企业利润空间被封杀的结果。如果这些年我们能利用闲置的企业、设备和剩余劳力扩大军备生产，企业的困境当不致如此严重。） 而我们却在面临严重的战争威胁时，且又是在各种生产力要素全面过剩的情况下，却怕被军备竞赛拖垮而不敢大量生产急需的武器装备。（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宁愿人民失业坐困待危，宁愿生产力因“过剩”而枯死，也不愿将其用于铸造急需的防卫利剑而获新生。） 这只能说明不仅我们的军备政策，而且我们的经济政策和理论都早已被敌人所误导。我们的决策思维是沿着过去被误导思维的惯性发展过来的，而没有对其进行重新回顾审视。（以至于在目前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还在“和平发展”的自我麻醉中继续大搞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大量资本外逃的国企私有化运动。）

二．在当前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必须迅速扩充军备。

我们当前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安全形势，台独势力在美日两大强国或明或暗的怂恿下迅速坐大并加快了其分裂步伐，而台湾仅仅是美、日分裂中国的战略目标的第一步。美、日是要彻底分裂肢解中国，共同铲除中国“崛起”对其各自“霸权战略”的威胁。为此目的他们已在我们内部渗透了几十年，培植了包括诸多高官、学者在内浩浩荡荡的“第五纵队”，在我周边地区也有所楔入和布局，为分裂我国准备了较充分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因此一旦台湾独立，国内外敌人就会利用我们尖锐的内部矛盾和经济方面的诸多隐患，借机掀起更大的分裂狂潮并彻底摧毁中华民族东山再起的实力。而如台独失败，中国的统一则得到了巩固，敌下一个分裂目标就不易实现，我们也因此才有光明的发展前途。因此，敌分裂台湾的图谋得逞与否，关系到敌之最大战略利益，更关系到我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

台湾统独问题之所以成为敌我必全力相争的战略焦点，还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台海战争将是我相对薄弱之海空军与敌优势海空力量的对阵。我精锐陆军若无海、空军制空、制海权的有力保障配合，不仅难施展其披坚执锐之勇，而且有或遭半渡截击或供应被切断而陷险境之忧。敌择此军事上于我不利却又不得不倾全力相争之地与我决战，显然有利用地利尽歼我军精锐进而有利于其对我进一步削弱、分裂之企图。

况目前美、日两大强国联手，加上台湾之军力，敌强我弱。若三方拧为一股，倾全力与我相博，以我目前之军力，我难有胜算。

但我之潜力胜于对手。况台湾是否独立，虽关乎美日战略利益，却不关乎其国家存亡。就是台岛我同胞，热衷台独者也寥寥无几。

因此，若能充分利用我之巨大潜力，迅速扩充先进军备，整军备战，才有可能对敌形成威慑。使美日不敢轻易介入台海战争，并分化削弱台岛抵抗意志。即使美日冒险参战，也不敢将战争升级，否则只有以其国运为台独殉葬一途。

若我之武力不足以威慑美日，使其有所顾及而不敢轻易参战，则我必被敌所威慑。使敌或不战而屈我之兵，“和平”地分裂台湾；或战而胜我，歼我削我军力后再分裂台湾。不论何种方式，待其第一步分裂图谋实现后，则继而利用我之新败及诸多经济隐患和内部矛盾制造更大的混乱，并乘胜将矛头指向下一个分裂目标……。

若结合经济、政治因素全盘考虑，问题的严重性还远不止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国企私有化改制以来，我国资本外逃已超过3000亿美元。另外还有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2万亿人民币银行坏帐的损失。台海战端一开，若我不能迅速取胜，外资必大量撤离，若我届时还留有尚属有效的外汇管制政策，则可对外资撤离的速度起一些迟滞作用。（只此一点，外汇管制就绝对松不得。） 若我取胜，不仅外资会停止撤离，已撤出的外资还会再回来。但若我失败，国家将陷入混乱，外资撤离必将势不可挡，于是露出资本外逃超过3000亿美元的窟窿，加上超过2万亿人民币的银行坏帐，巨大的财富黑洞必将引发重大的经济灾难，金融和经济将全面崩溃。社会秩序也将完全失控，加之蓄积已久的尖锐社会矛盾，政权必垮。不论贫富，在金融和经济崩溃时谁都难以保住财富。十几亿贫困人口为生存将掠夺尽所有的财富和自然资源，商店将全被抢光，生态将被彻底破坏。社会将陷入毫无秩序的一片混乱，国家四分五裂，战乱不已。这时的任何政权都将是短命的，几亿难民将漂洋过海，亡命他乡……。中华民族将从此难有翻身之日。

因此，能否尽快将我之巨大潜力转变为现实之雄厚军备，以对敌形成强力威慑，是分化瓦解敌之战略同盟，削弱其意志决心，从而赢得台海之战以实现国家统一，避免社会动乱和经济灾难导致亡国殃族惨祸的关键所在。

所以，有效而迅速的扩充军备在当前具有不可比拟的巨大战略价值。武器装备越是接近其获胜所需要的足够数量，其价值也就越是因接近了必胜的价值和避免亡国的价值而加速增大。因此，我装备获胜所需之高质量的足够武器比起装备同样质量但数量不足以取胜之武器，其价值差别就不仅仅是在武器数量上体现的差别，而是具有必胜性和避免亡国双重巨大价值的武器与不能取胜的武器的差别，是走向胜利和导致失败的差别，是生存发展和灭亡之间的差别，因此其价值量的差别应是∞与0的关系。

由于我们怕被军备竞赛所拖垮而不敢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我们的武器研究是在压缩军备生产的数量规模和裁减兵员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在不存在战争威胁的和平时期是合理的，以较低的军费代价就可保持对先进武器持续的研究开发。但在战争威胁已非常严重的时候，仍不尽全力迅速扩大军费开支和军备生产的数量规模就非常危险了。（尤其是存在大规模的剩余劳力和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形势下，仍不去动员全部的力量迅速扩充军备，就只能任凭时间白白流逝而坐以待毙了！）

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机，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敌人决不会给我们所希望的机会，台湾当局加快了其分裂步伐就是要尽量压缩我们的时间和机会。机会要靠自己去创造，并限制对手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历史决不会偏爱不珍惜机会的人，战争中丧失机会或被对手抓住机会，往往导致丧失主动权甚至彻底失败。

若我不尽快部署足够的攻防技术兵器，台湾果真独立时我如何应对？不战，则对手不战而屈我之兵，“和平地”分裂台湾。我们因此而面临的后果只能是死路一条（前面已有论述）。若战，我不足之技术兵器对强敌不具威慑作用，美日将因此参战，不仅我少量之技术兵器很快会消耗掉，制空、制海权的丧失将使我渡海部队凶多吉少，而且我东部地区诸多军事基地和战略目标很可能毁于敌之空中打击，国土防空力量将严重削弱。我若军工生产能力还未充分开动，则在敌空中打击下，各种技术装备的紧急生产将很难迅速展开。我则再难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若我尽快生产、部署了足够的技术兵器，（如确保可同时毁灭美日的战略核力量以及数千架先进战机和大量各型导弹及舰艇潜艇等等） 则不仅可对敌形成威慑，使美日不敢轻易介入；即使美日参战也不敢将战争扩大而只能将其限制在局部范围，在一个局部战场我使用大量技术兵器必不会太吃亏，不仅可予敌沉重打击，我技术装备即使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也仍有能力保护大陆和我渡海部队的安全。我军工企业由于已形成大量生产的状态，在防空技术兵器的防护下可迅速扩大产量，大批技术装备又可源源不断供应前线。因此，即使一时受挫，也有能力反败为胜。

武备，即常备不懈之武力。常备不懈必然要付出经济方面的代价，若只考虑减少经济方面的代价而不顾面临威胁时常备不懈的巨大战略价值，则铸剑为犁即可，要武器何用？对此，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

抗战前蒋介石和宋美龄把人民对空军的捐款放在香港谋利，死钱活用，经济上确实很划算。但战事一起，我空军因飞机数量太少而迅速丧失制空权，而日寇封锁我国，采购的飞机运不进来，使我抗战初期因此而遭到重大损失。

若我将美日必积极介入台海战争作为预想敌情而认真备战，“准备敌大打、早打、打核大战”，则美日或许不敢参战，战争就有可能被限制在局部范围内。但若我只将对手一厢情愿地锁定为台湾军队而不认真做好与美日之间的战争准备，则美日必参战无疑。届时我局部战争之有限力量面对敌全面战争与核战争之实力，则非受其威慑即被其击败。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胜兵先胜”，“胜兵胜而求战”。从最坏的情况考虑进行战争准备，然后以强大的武备迎接战争，方能战而胜之或不战而屈人之兵。

台湾最近立委选举泛蓝过半，为我们争取到了一点极为珍贵的时间。就看我们能否抓住这宝贵的机会去创造自己必胜的条件。

二战时期，美国的一个造船厂一年能造出五十条航空母舰。以我们今天的人力、物力和潜力，以及人民的爱国精神，在短期内生产大批高质量的先进武器装备难道做不到吗？

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任何国家发展崛起必不可少的安全保障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本身就是对他人的威胁。中国的发展不仅妨碍了日本主宰亚洲乃至世界的大国梦，也将使美元因中国的经济规模迟早要大大超过美国而退出世界货币的角色。美元一旦丧失世界货币的地位，而美国又未能与其它大国建立起比欧元区更广大的超区域性新世界货币体系时，美元必大幅跌落，从而使外国人以极低的廉价买走大量商品、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等美国最有价值的财富，进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美国从此沦为三流国家，就像俄罗斯曾发生过的那样。因此，即使没有台湾问题，日本和美国也必然要寻找机会削弱、分裂我国，以阻止我之崛起。若我无强大武备对美日形成威慑，则此两大强国必欲（联手）以其优势之武力实现其战略目的。若我有强大武力，此两强则不敢冒战争风险，而只能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并限制在冷战范围内……。

因此不论有无台湾问题，中国发展崛起都不能没有强大的武备。仅靠经济实力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更保不住财富。武备不修要亡国。宋朝和清朝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

北宋重文轻武，虽有强于对手十倍以上乃至数十倍之经济实力，仍不能避免其亡国的命运。其巨大的财富也被入侵者抢掠一空。

清朝在鸦片战争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生产不小于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产品。但因武备不修，朝政腐败而屡战屡败，共赔偿列强十几亿两白银。中国从此沦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我不论有无台湾问题，武备不修都会亡国。

我若能在争取台湾回归的过程中建立起强大武备和军事工业基础，则统一实现后（不论以和平还是以武力方式），我之武备必将成为我大步跨入超级大国行列的牢固根基和可靠保障，它将使中国再不必向任何人陪着笑脸解释什么“和平崛起”。

美日将打垮中国的战略决战选择在军事上于我不利之海岛－台湾。殊不知此岛却正是我之崛起在政治上最有利之福地。海峡二百公里之阔虽成阻我统一之天堑，然台岛乃我祖先传下基业，又关乎我国家存亡，必为我全民族誓死必保。当今世上无任何强梁敢付出我所能付出之巨大代价。我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扩充军备并付诸战争乃顺天应人的正义之举，再以“一国两制”收揽台岛民心，必获全民及海内外华人一致支持。而任何大国要投入我同等规模之财力兵力付诸其域外无关之战火，必遭天怒人怨，国民反对。我正义得道之政治优势必将激发我民族排山蹈海之气概，造就威慑击败强敌，踏平东海万顷波涛之实力，将孤悬海外之宝岛收回。宝岛若回，海洋变通途也。四海之内，尚有何处我不可遨游纵横？中国俨然一跃而为世界海洋强国和超级军事大国。

天赐良机，千载难逢，国家之兴亡，全系今日之决断！

（未完待续）

四．迅速扩展军事工业会拖垮国民经济吗？

我国大规模扩充军备能否拖垮国民经济？先来看看有关的历史事例：

1. 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经济萧条，失业严重。自希氏执政后，大规模生产军火，不仅解决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而且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且持续高速发展。至二战时，德国已成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之一。

2. 1929－1933年，美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濒临崩溃之际，罗斯福新政以扩大的财政政策和扩大的货币政策止住了衰退，使经济重现生机。但真正使美国彻底走出经济衰退阴影并高速发展为当今天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直至战后长达近十年的大规模军备生产，正因这近十年美国充当了世界兵工厂，才使其在战后一跃而为超级大国。

3. 前苏联之所以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得益于二战前及战时、战后大规模的军工生产。由于计划经济更适合于战争和（国家订货的）军火生产，因此苏联的军事工业及其所带动的经济规模就获得了长期稳定的高速发展。

纵观二战前大规模军备竞赛的国家，其经济都出现了高速增长，失业也都基本解决。其中战胜国美、苏还因其战前和战时的庞大军火生产规模而成为战后的超级大国。

为何纳粹德国、美、苏能靠军备竞赛振兴其经济，甚至时至今日美、日仍意图以发展军火工业解决其经济问题，而独我会因发展军事工业而被拖垮呢？

前文我已论述，前苏联被军备竞赛所拖垮之说根本不能成立，不过是美国人有意散布的谎言而已。由此看来，找出靠军备竞赛刺激经济的例子比军备竞赛拖垮经济的例子更容易，也更有说服力。

发展军火工业是否一定会振兴经济？

那么是否可以反过来说，军火生产就一定会振兴经济呢？这要看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

扩大军备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大量增加就业人口，甚至可完全解决失业问题。

2. 带动经济全面增长。根据乘数作用原理，对经济每增加一元钱的投入，则可带来三倍的产出。军火工业将刺激基础工业迅速增长，而增加就业则可增加消费，进而带动农业、轻工业等全部产业都迅速增长。

3. 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由于战争胜败关系到国家民族和军民的生死存亡，因此扩大军备生产的过程也是拼命采用先进技术的过程，军备竞赛自然也就是军备技术的竞赛。军工技术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转为民用，所以发展军火工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对经济发展也具有很正面的影响。

4. 大力扩展军火工业会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以下两种结果：

a. 增加通货膨胀指数。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不可避免要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货币发行是很正常的。因此可增加通货膨胀率。

b. 如实行全面的价格管制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则将造成物资短缺。

以上四个方面的影响前三个对经济发展是积极的。它说明天下财富并非不变的定数，并非取之于此必失之于彼，而是可由经济政策和技术进步来改变的，而扩展军火工业恰恰可以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并加快技术进步。至于第四个方面，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导致或通货膨胀或物资短缺，则要看其程度如何，社会能否承受。

一国对军备竞赛人力物力消耗的承受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

1. 民众的承受力及因此而呈现的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程度。

社会对军备竞赛人力物力消耗的承受力随着民众对战争威胁的认识和关心程度而变化。局势越危险，人民的承受力越强。尤其在战时，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方，其民众甚至可以不计任何代价或牺牲。民众的承受力越强，社会内部矛盾越不会发展、激化，甚至可团结一致，万众一心。而并非关系到国家民族直接利益的一方，越接近战争民众的承受力越弱。社会矛盾则因此而越发尖锐和表面化。在此方面，我因正义得道比之美日有着最大的优势。况我中华民族乃全世界最能吃苦耐劳之民族（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和最低的工资水平足以证明）。由于我目前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扩充军备将解决这个最大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而大大缓和甚至完全抵消通货膨胀或物资短缺带来的社会矛盾而有余。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存在问题，甚至可以是完全正面的积极影响[注1]。

2. 军备生产的规模是否与国家的能力和潜力相适应。

国家军备竞赛的能力和潜力，取决于国家之幅员人口[注2]，生产能力，储蓄（积累）率，及物力、人力资源储备等等诸因素。

中国乃一大国，人力物力资源丰富，生产力水平也有相当基础。虽经济总体水平尚不如美日，但潜力巨大。若扩展军事工业，发展将更为迅速。尤其是我国巨大的人力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任何国家可比。况有世界最高之储蓄率及最低的人力成本，经济本应有比现在更快速的发展。因此，只要经济政策对头，注重对农业的扶持，不再限制民间对基础工业符合环保和技术要求的投资[注3]，降低非垄断企业的税负以增加商品供给，就完全有能力以不太高的年通胀率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实现大规模的军备生产[注4]。

3. 军备生产的效率。

军备生产的效率就是生产的武器装备性能、质量、数量等效果目标与所付出的经济成本、代价之比。

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任何人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即我们的人力成本为全世界最低。此外，生产的规模越大，单件产品的成本就越小。反过来说，武器单位成本越小，社会能承受的军备生产规模也就越大。因此尽快将先进武器大规模量产，则我们低成本的优势就可充分发挥，以最小的代价建立起庞大的武器库。

对我们形成制约的，是决策、技术水平和管理体制。

军备生产以必胜为其最高准则。武器装备性能和质量的高度可靠性是必胜的要求所赋予的强制性法规。眼下我军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数量还太少，一些关键零部件如雷达、发动机等还需进口，使一些先进武器一时难以大规模量产。技术方面的瓶颈既制约着武器装备的性能和质量，也严重地制约着其制造规模。此外还有大量旧式装备系统也急需改造提高。这些都远不能满足必胜的需要。因此需要正确的决策指挥将各种研发、生产力量全面统筹安排，采取适当的协调、管理体制，既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关键技术，又必须兼顾尽快提升全部武器系统的整体效能和规模。

军工企业当前面临的技术困境既有技术设备方面存在的问题，更有管理体制造成的麻烦。尤其是强制推行国企大批熟练技术工人下岗而代之以缺乏技术的廉价农民工[注5]， 还有单纯以拉开贫富差距为目标的企业分配改革和更为严重的侵吞国有资产并导致大量资本外逃的私有化改制，彻底剥掉了职工最后一点主人翁的感觉，使其对技术和质量问题漠不关心。这样的企业制度只会增加内耗，降低效率，使企业内部离心离德。根本发挥不了我们人民爱国的政治优势。因此，立即停止那些自杀式的胡乱改革，而代之以与战时、战备要求相适应的军事、民用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高效率的经济动员体制。严格实行赏罚严明的厂长经理责任制和军代表责任制。全面推行技术培训和普及，通过考核招收技术人员，实行严格有效的技术、质量控制和奖惩责任指标。国企的技术困境完全可以彻底扭转。

影响我们军备生产效率的最致命弱点就是腐败。如不能有效制止腐败，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废品多而合格率低，不仅大增成本，拖累经济，质量也得不到保障，甚至导致战争失败。腐败亡国！宋朝和晚清的前车之鉴不能忘记。然而，腐败这种人为的灾害是完全可以解决也必须解决的。事在人为，只要严肃法纪，撤换不称职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对有关责任人重奖重罚，渎职者依法严办。必要时实行军事管制，军工生产的质量和效率是完全可以保障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明确：我国有辽阔的幅员和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和最低的人力成本，因此在军备生产和竞赛方面有着极为巨大的潜力，足以承受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况且扩充军备将解决我们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失业，从而大大缓和社会矛盾。只要我们能杜绝腐败，重视提高技术和质量，采取与战备和战时生产相适应的体制，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对农业给予补贴扶持，减轻企业税负以增加商品供给，取消对符合环保、技术和规模要求的对基础工业的民间投资限制；我们就完全能以可承受的人力物力消耗和不算高的通货膨胀代价在促进经济更强劲发展的同时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军备物资。

如果我们的军工生产引起美日与我进行军备竞赛，一个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和最低的人力成本，及最大规模的人口和劳动后备大军，且其国民又为全世界最能吃苦耐劳之国民，并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修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防工程－万里长城的民族；会输给只有一、两亿养尊处优之国民，且台湾独立与否又与这些靠借钱来消费（其储蓄率等于零甚至负数）的国民痛痒无关的国家吗？

因此，只要我们处置得当，扬长避短，不犯或少犯错误，大规模的军备生产不仅不会拖垮我们，而且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的技术进步。成为我之崛起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在人民爱国热情高涨并保证一定效率的条件下，军备生产和经济发展完全可以互相促进，彼此兼顾，兼而得之。但在不同的安全形势下应有所侧重，在战争威胁不很严重的和平时期，对经济发展和军工生产的经济代价问题可考虑得多一些，而在战争威胁严重的时候，则应侧重对军备物资产出的考虑，而战时的军工生产则只考虑战争需要而不计代价。

几个与军备生产效率有关的问题：

1. 不一定要把所有的武器系统都换成最先进的装备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任何先进武器都难免有其弱点，任何落后的武器也都有其特长。（例如老式战机适合打巡航导弹，旧式潜艇可利用其大噪音迷惑敌人。）打仗不是比展览武器，而是比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如何灵活、巧妙地使用武器的各种性能。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将全部旧式武器一律强行淘汰而代之以最先进的武器。将大批尚能使用的旧装备加以改进提高，是以较小的经济代价在短期内迅速提升武器整体效能的另一可靠途径。待到新式武器的数量已足够全部换装时，改装过的旧式武器还可装备民兵预备役部队。

2. 核武器的巨大经济价值

发展核武要耗费巨额的财力和大量人力物力，但是如果能使其形成足够的核威慑力，为其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就非常值得。发展核武器的代价再大，也总比战争造成人员和财富的巨大损失要小。况我若能对美日形成有效的战略威慑（确保可同时摧毁两大强国的能力），使两强或其中一方不敢介入台海战争（只要一方动摇另一方也将犹豫），则台海之战我将有较大胜算。如此，用于核威慑的每一元钱就有着其它方面不可比拟的巨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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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与前苏联完全不同的是，我们目前存在成亿的失业人口和剩余劳力，扩充军备将解决很大一部分就业问题，不仅不会加剧反而会缓和社会矛盾。而前苏联则早已实现了充分就业，扩充军备增加就业的效果人民已感受不出来。所以其经济虽未被拖垮，却由于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效率，造成了某些消费品的短缺，引起了人民的一些不满情绪。（但也仅仅是不满情绪而已。若无政治家们自杀式的政治改革，前苏联不会分裂瓦解。）

注2：大国人力物力资源较小国丰富，生产同样规模的军备物资，大国无疑比小国承受力更强。而在同样的通货膨胀水平上，大国自然可比小国有更大的军备规模。

注 3：在我们目前这个基础工业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对基础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增长速度会大大超过对一般工业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因此每当经济增长速度稍一加快，这些大宗基础产品就会因供给相对紧缺引起价格上涨。而这些被广泛使用的大宗产品由于是最初级的基础产品，因此其价格上涨将全面抬高所有商品的生产成本，并对全部商品的经营利润和供给状况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进而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对这些基础产业的大量投资，及使其超过其它产业的迅速增长，不仅将成为带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是为避免发生全面的通货膨胀形势最积极有效，且又长期起作用而又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的方法（保持发展中的积极平衡）。

但目前我们的经济发展计划部门却还在限制民间对电力等基础工业部门符合技术规模和环保要求的投资，其理由是将造成未来的供给过剩。而今天我们的通货膨胀局面却恰恰是发展计划部门在90年代和本世纪初以同样的理由限制基础工业投资造成的。如我们今天仍重复过去的错误，限制民间对基础工业的投资，则不仅将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受制于通货膨胀阴影长期的困扰，而且将大大制约军工生产的规模，从而导致战争失败和国家分裂灭亡。

既便真如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出现基础产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则这种“过剩”必将迎来我国经济因为已没有了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而更快速的发展。单纯需求型（非成本涨价主导）的通货膨胀将会大大增加厂商的利润空间，从而使商品供给（物质财富）增长得更为迅速。并很快又会更大幅度地增加对基础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因此，即使真的出现基础产业生产能力的“过剩”，这种“过剩”也只能是短暂的一瞬。这种短暂的设备利用率不足恰恰可提供一个宝贵的生产间歇时机，以便用来检修设备和人员培训。基础产业本来就是对经济发展起长期支持作用的一个最必要的条件，用短期的波动来说明这种长期最必要的支持条件“过剩”是可笑的。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总担心钢材“过剩”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多余的一样。

注4：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及放开对基础产业投资的限制，不仅将增加战略物资产出，而且将因初级产品较充分的供给进而增加终极和中间产品更多的供给，使通货膨胀水平得到全面的抑制。而对非垄断企业的减税措施也是为了增加经营单位的盈利从而刺激其扩大生产增加商品供给，吸收通货膨胀。所有这些通过增加商品供给（尤其是初级产品）来吸收通货膨胀的措施无疑可在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上增加发行货币的数量空间（增加财政支出的数量），使同样程度的通胀率实现各项发展建设事业和军备生产更加扩大的规模，取得更大的成果。

注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制造炮弹的一些工厂为降低成本而大量解雇高工资的技术熟练工人，而代之以大批无技术的廉价劳力。结果因有40％的炮弹不合格，使英军在一些重要战役中惨败。而我们在有英国前车之鉴的情况下，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也曾广泛推行令高工资的技术工人大批下岗，靠大量雇佣低工资的农民工以降低成本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在军工企业中广泛推行此项“改革”，加上国企私有化改制少数人侵吞国有资产暴富而多数人下岗在国企内部形成离心离德、人心涣散的严重局面，已使这些企业产品质量大大下降，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战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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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及军费规模都还有很大扩展潜力

A. 我们的潜力还远未发挥出来

从已公布的消息看，2005年我军费总额两千多亿元，仅比2004年增加200多亿。在战争威胁已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样的军费开支规模及其增幅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在和平时期兼顾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完全有能力维持远比现在更大的军备生产规模。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政策正确与否，是否把我们的巨大潜力充分发挥了出来。

2004年我们以4％的年通胀率实现了9％的经济增长速度，这虽是个不错的成绩（比起94年－02年的长期衰退和萧条已有很大进步），但还远未将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九三年六月紧缩货币以前，我国经济在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尽管还缺乏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效率并遭受了“大跃进”的挫折和文革十年动乱，但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未低于两位数。只是自九四年以后，由于错误的宏观政策导致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速度从此再未达到过两位数。（94年－98年持续五年的经济衰退，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很不真实，真实的数字恐怕连一位数也没有。）

事实上，我国经济仍处于存在大量劳动后备军的可高速增长的发展中阶段。在此阶段中，因有着世界最高储蓄（积累）率和最廉价的大量人力资源，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属很正常的现象。而低于两位数的经济发展速度则必然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口和大量苦无投资出路的闲置资金同时并存这种人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浪费现象。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到我们这个水平时都曾有过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日本曾实现过几个连续的收入倍增计划，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也有过长期高增长的记录。就像目前的英国、日本等早已实现了充分就业，其国内基础设施已很完善，投资已基本饱和的发达国家，在理论上已不可能再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由于经济政策对头，2004年在中国和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带动下，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仍达到了7％和6％。

B. 如何以较低的通货膨胀代价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我国以至多5％的年通胀率实现15％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们将过高的企业增值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都给予相当程度的削减（由于目前企业利润空间仍还很小，企业所得税率降幅可更大一些），而把因降低企业税率理论上减少的税收用发行货币的手段弥补，使企业的利润空间因减税能有大幅增长而刺激其扩大生产和交换规模，从而使商品供给（GDP）大增。理论上因此而增长的商品供给的销售额为：企业增加的利润（即减掉的税收）×企业利润率的倒数（杠杆作用）。 但实际上因多种因素阻碍，商品供给的增长达不到理论上的完美程度，但只要能达到理论数额的三分之一，则增长的商品供给就完全能够吸收为弥补理论上因降低税率所减少的税收而增发的货币，从而消除了增发货币的通胀影响[注1]。（同样的道理，立即全部减掉农业税，中央以增发货币的方法将地方政府因此而减少的财政收入全额弥补。既不会增加中央的财政支出负担，也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因为因减税而增加的商品供给（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等）完全能够吸收为减农业税对地方进行财政补偿而增发的货币[注2]。）

另一方面，因有增发（弥补减税）的货币扩大了需求，因减税而增长的商品供给（GDP）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展，从而又可增加大量税收。我在2003年9月写的《减税增币可实现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双翻番》及其附件《对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分析》[注3]中已有论证，因减税而增加的增值税收和所得税收完全可以弥补减掉的这两种税收。虽因减税而增加的企业利润对销售收入的调节达不到理论上充分的杠杆效果，但也正因为这一点，才会有（纳所得税的）毛利润和（纳增值税的）价差收入比销售收入更大的增幅（即利润率增高），因此增值税收和所得税收的增长幅度也会比销售收入更大。这叫按下葫芦浮起瓢，利润率增长对销售收入扩大的调节效果即使有所减弱（杠杆倍数因利润率增长而变短），对税收的增加也不会影响太大。

这样，减税损失掉的财政收入（税收）可用增发货币得到全额补偿，而因减税增加的增值税收和所得税收不会小于减掉的这两种税收。这样因减税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就可两倍于减少的财政收入。（这就是降低企业税率能以较小的通货膨胀率实现较大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原理，也是里根时代美国之所以能克服“滞胀”的看家法宝。）

C. 通货膨胀代价及取得的经济成果的历史对照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看出，宏观经济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社会以何等程度的通货膨胀代价取得何等程度的经济发展成果。我们可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根据宏观政策的不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加以对比。

在80年代改革初期--93年，由于实行了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随着价格体制逐步向市场调节的过渡，逐渐纠正了各种商品之间比价不合理的问题，我们的国民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从未发生过企业大批倒闭，工人大批下岗的事。大量回城知青也都基本安置就业。农村的剩余劳力除被城市吸收一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被乡镇企业吸收。城乡差别也因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此时期中以温和的通货膨胀代价实现两位数的长期经济增长成果，是在我们的价格体制因还有很多计划经济成份而缺乏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效率，且国企还承担着向财政上交利润的任务的情况下取得的。

而自94年以来，我们已完成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改革，理应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发展速度。但由于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过度抑制了需求并造成周转速度下降而普遍增加了成本，加之对企业的高税率政策，致使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完全封杀（当时商场上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动是找死，不动是等死”）。因此在需求受到严重抑制的情况下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更快，从而为不断上升的成本创造出使价格不断上涨的空间。年通货膨胀率从93年年中的10％加速到94年的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达27％以上，并且直到紧缩两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货膨胀率仍在20％以上。这样的宏观环境使市场调节机制的巨大效率不仅没有显现出来，而且被市场调节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统统成了过剩的产品和生产力。企业大面积亏损倒闭，职工大批下岗失业。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反而又有了新的扩大。而两万多亿元的银行呆帐及不低于此数的社会自有资金（财富）的损失，以及数倍于这些损失的三角债使金融领域更是充满空前巨大的风险。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94年－98年是持续五年的经济衰退（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很不真实）。99年－02年因国债建设项目止住了衰退，出现正增长，但也顶多7％的水平。

我们看到，此段历史时期中由于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前五年），我们先是以巨大的通货膨胀代价造成持续五年的严重衰退。接着又在长期通货紧缩的宏观环境中以偏低的发展速度承受着高失业率和大量资金找不到投资出路同时并存所表现出的巨大浪费[注4]。

尤其严重的一个后果是，长期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环境使我国企业在利润空间被封杀的情况下根本无力顾及开发先进的核心技术，而只能靠拼命压缩成本才能生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中型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很少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主要原因。

D. 军费开支规模可扩展的潜力

2003年以来，由于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未采取过去近十年那样的货币紧缩政策，我们的经济增长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达到了9％的发展速度。若再降低企业税率，立即取消农业税并增加农业补贴，辅之以增发适量货币（弥补减企业和农业税金额），不再限制民间符合环保和技术要求的投资，以5％的年通胀率实现15％的

年经济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

而15％的年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我们每年将比9％的增长率多增加6％，即多增7000亿元人民币的社会财富。这7000亿元多增的社会（纯）财富（按最保守的平均周转1.5次进入最终使用计）将至少产生不低于1万亿元的销售额。为实现这不低于1万亿元的销售额，按货币平均流通速度5次/年计，则最少要增发不少于2000亿元的货币才不至产生通货紧缩效果。此外，每年多增的这7000亿元净产值还将至少带来不低于700亿元新增的税收。因此，每年多增的6％净产值7000亿元，将多增至少2700亿元的财政力量及其支出规模。

在和平发展时期，这每年多增的2700亿财政力量三分之一用来增加教育文化事业经费，三分之一用于增加基本建设和环保卫生支出，剩下三分之一足足900亿元可用于军备物资生产。即在现在每年增加200多亿军费的基础上再增加900亿，这样每年增加的军费和军事工业开支就可达1100多亿元。（这是通过经济政策的变化就能做到的完全现实的可行性。）

在像目前战争威胁已非常明显之时，我们还可停止类似京沪高铁那样并非瓶颈又造价昂贵的豪华型项目，以及完全可以不必再花巨额外汇在我们自己的高速机车已完成试运行的时候引进外国（甚至可能的敌国）的高速机车，而将这些宝贵的巨额资金用于非常紧迫的军工生产。（也是完全现实的可行性。）此外，我们的装备研发和生产单位因法纪松弛管理混乱，存在着许多严重的浪费和低效率现象，这些方面如能有所改进，其挖掘出的潜力也等同于增加了军费投入。（不仅是完全现实的可行性，而且是必须立即解决的重大弊端。） 最后，我们还有发行爱国公债的筹资手段没有动用。（可视国家安危的状况和通货膨胀的程度而采取的选择手段。）因此，我们可扩展的军费开支潜力还大得很，远远超过每年增加一、二千亿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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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由于减增值税直接增加了企业的毛利润，而减企业所得税则直接增加了企业的净利润，在销售收入毛利率=6% ，销售收入净利率=4% 时，销售收入是毛利润的16.66倍，是净利润的25倍。因此，减增值税直接增加的毛利润对销售收入的扩大有16.66倍杠杆调节作用，而减所得税直接增加的净利润则对销售收入的增加有25倍的杠杆调节作用。虽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效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难以完全实现，但哪怕只实现理论效果的三分之一，直接减掉的增值税收也能带来5-6倍的销售收入，而直接减掉的所得税收则也可带来8倍的销售收入。

假定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是5次/年，把减税直接减掉的增值税收和所得税收用发行货币的方式予以全额弥补，则因减税而增加的商品销售额必定会大于（至少不会小于）因减税而增发的货币产生的货币周转额（增发的货币×流通速度），即增加的商品周转额大于增加的货币周转额。因此，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减企业税对商品供给扩大的杠杆调节倍数除以3仍会大于因减税而增发的货币比率×流通速度。）

注2：见杨晓陆《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分析和建议》（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2004年第8期《经济与社会观察》 www.dajun.com.cn 。

注3：《减税增币可实现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双翻番》及其附件《对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分析》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2004年第五期《经济与社会观察》 www.dajun.com.cn 。

注4：与找不到投资出路的大量资金相对应的实物形态就是：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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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六．一些必要的环境条件和补充措施

1. 举国一致的战备及战争动员体制

从近代起战争就早已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内政各方面的总体战。自胡主席接掌军委主席后，我国已实现了党政军权的集中统一，因此完全有条件统一协调各个方面，形成举国一致（可随时转入战时）的战备动员体制。

但当前某些政府部门对国家严重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形势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对国家急迫的战争准备不仅没有丝毫的配合而且还起负面的作用。如国资委和外汇管理部门，在当前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还在大搞自杀性的引起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大量资本外逃的国企私有化改制和放宽外汇管制。铁道部在国产高速机车已基本完成试运行的情况下还花巨额外汇引进敌国（日本）的高速机车。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安全利益，也完全不符合举国一致的战备及战时体制要求。

因此，当务之急是立即由最高领导人亲自挂帅，组成统一协调指挥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战备及战时动员机制，一切以胜利为原则，统筹安排全部平战军民事宜。

2. 整顿内部 清查内奸 铲除腐败

美、日已在我内部苦心渗透了几十年，利用我之腐败收买了大量高官、学者。既大大增加了从内部颠覆、分裂、瓦解我们的危险，又经常搞得我无秘密可保。这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我大规模的军备生产都极为不利，并有可能使我们的战备和战争遭受重大挫折乃至失败，为此必须坚决清查汉奸，除去我之心腹大患。

腐败不仅会极大地损害我们战备和发展的效率，而且是滋生汉奸最好的温床。在清查腐败时很可能发现重要的通敌线索，而在清查汉奸时必带出大量腐败事件。因此这两件事应结合在一起展开。

随着敌对我高层的渗透和我腐败的发展，目前我许多重要部门和高级干部都已严重变质甚至可能为敌所用。因此应对各级领导班子尤其是与战备工作有关的关键和要害部门及其领导班子进行整顿，以严肃法纪，纯洁内部，重建政治上和业务职能上靠得住的各级领导班子。在对内部的整顿中认真开展清查汉奸和腐败的斗争，国家安全部门和纪检监察司法部门对此应密切配合，积极介入。

3. 建立平战结合且可随时转入战时的经济体制

在和平时期就应做好可随时转入战时经济体制的准备，为全国动员体制准备好相应的经济基础。战时经济体制主要应包括：1. 战时必要的价格管制和重要物资分配体制，2. 平战结合的军工生产管理体系。3. 战备或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

军工生产及民用各种必须的基本物资在战时或准战时可能会出现短缺，若听任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不仅会造成短缺物资价格狂涨，而且由于恶性竞争和囤积将使短缺更加严重。因此，必须有在战时（或其它非常时刻）对重要物资实行价格管制措施和对重要物资进行行政分配的体制，即在平时就应准备好战时的价格和物资管理系统的方案及其实施机制，（平时备而不用，） 以备战时可随时启用。

此外，目前我们的国企只剩下了资产管理机构，其它都留给市场去调节。但战备或战时大规模的军工生产不能只由市场去安排其社会分工并调节其产量，因此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军工生产管理体系，统一整合军工企业及其它国企可用于军品生产的设备能力。为此，必须立即停止混乱无序且引起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大量资本外逃的国企私有化改制，代之以适应大规模军工生产要求的国企整顿，以建立奖惩严明的厂长经理责任制及公平高效的管理人员考核选拔机制。对有实力和技术并乐于为国防服务的民营企业也应纳入军工生产体系，这样可增加生产能力并提高效率，也促进国企和研发机构提高效率。统一的军工生产体系内可对某些军品统一招标，以降低造价并解决技术障碍。由国家订货的大规模军工生产无疑将增加国家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

统一的军工生产体系内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军品生产管理制度。体系内的企业平时在保证军品生产秘密不泄露的情况下可生产民品，战时则以生产军品为主。

国家军工生产体系的管理机构也是国家计划部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但其保密制度应比一般的计划管理部门更严格。

战备时期的经济政策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从略）。而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以保障战争需要为最高准则，视情况变化灵活处置，但平时应预先准备好各种方案。

4. 建设平战结合的城市防空设施

在核武器时代及空中打击的威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城市防空设施无疑是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完善与否甚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战争的成败。但过去数年来，我们在“和平发展”的自我陶醉中一直疏于这项生死攸关的基本建设。在这方面我们应向日本学习，利用大大减少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并大幅抬高土地价格，引导鼓励房地产商开发地下，建设平战结合的地铁、地下通道、地下商业和娱乐服务业、仓库等地下城市设施。既可缓解平时地面的拥挤，减轻污染，又能用于城市防空。由于其是和平时期的民用设施，因此可降低我们战备工作的成本，提高效率。

此外，政府还应规定，城市新建居民住宅楼必须有足够的地下配套服务设施，平时用于经营服务，战时则可用于防空。老的居民小区应补建地下服务设施。

5. 建立石油等战略物资储备

石油及其它战略物资对战争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当务之急是尽快投入力量大力开采国内油田（如渤海湾、新疆等大油田），迅速增加石油及其它战略物资的储备，主要的储备地点最好能放在敌空中打击不易深及之内地。

6. 实行严格的外汇和黄金管制政策 限制向境外转移财富 建立黄金储备

当前我之外汇管制政策其实已放开大半，资本外逃也早已超过3000亿美元。为避免外汇流失以及战争造成外资撤离所产生的金融风险，也为保障战争和战备对外汇的需要，必须严格外汇管制，堵住外汇流失。外汇和金融管理部门担心外汇过多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观点和限制出口外汇流入的措施，以及大大放宽个人向境外转移财富的限制都是完全错误的。由于人民币在亚洲许多国家已具有可兑换性，因此以人民币的形式向国外转移财富也非常危险。最近，银联卡又推出可在韩国、泰国和新加坡取现（每天可取5000元）的服务项目。金融和外汇管理部门这些专以加大金融风险为己任的自杀性政策，若不及时纠正，必将导致严重的金融和经济灾难。

硬通货是人民币所对应的财富中能支撑起其币值的最具财富本质的一般财富，因此当前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还很不够。至于外汇占款（国家银行购入外汇放出的人民币）的通货膨胀因素更是缺乏根据，国家完全可用外汇进口先进武器、设备、石油、木材、铁矿砂、黄金等吸收通胀因素。

由于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其退出世界货币的角色是迟早的事。又由于欧元等其它货币都不能取代美元成为新的世界货币，黄金早晚还会重占世界货币的宝座。因此，应恢复对黄金的管制政策，禁止其自由交易，并利用时机建立起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大量的黄金储备将是今后大规模战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

7. 教育培养选拔人才

教育和选拔人材一直是我们的软肋。由于教育投入长期不足，以及缺乏选拔人材合理有效的机制，我们各方面人材都严重匮乏。而现代战争对人员的文化素质、技术水平、管理协调能力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不论是研究设计武器、生产制造武器者，还是使用武器、指挥使用武器者，都必须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水平。因此，我们的军备生产和战备工作既要抓物的发展和制造，更要抓人材的教育和培养。须加大教育投入，并建起科学、高效的人材选拔考核制度。

8. 控制舆论宣传 禁止汉奸言论 激励爱国主义

由于日、美对我思想、文化、宣传、教育部门卓有成效的长期渗透，我意识形态阵地已被严重侵蚀，众多学术机构早已公开接受境外（敌国）赞助。许多“精英”尽丧民族自尊而甘为他人代言，全球化、自由化被当作最高准则，而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却被贬为专制落后之偏见。敌常利用已窃取的我之阵地和我舆论控制能力对我反宣传，不仅网络到处有汉奸言论，就是我严格控制的传媒和教委正式文件，美化卖国贼、贬低我中华民族及民族英雄也已屡见不鲜。学术界和宣传部门如马立诚者早已不是个别现象。

民族精神，爱国意识，乃国家民族之魂魄。我意识形态领域之色变如听其发展，民族精神瓦解，爱国意识涣散，国被夺其魂魄也，安有失魂魄而不亡之理。

况我之战备、战时皆需人民热情支持。我扩充军备生产规模虽能解决大量人口就业，但新增就业者虽人数众多但地处偏远。而意识形态领域之奸佞，人虽寡却贴近权力和舆论信息中心。若群小利用物价些微上涨或物资少许短缺散布流言蜚语，蛊惑人心，制造投降失败气氛，我岂不祸起萧墙，自乱阵脚。

舆论宣传及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乃敌我另一不流血之战线。因此，控制舆论宣传，禁止汉奸言论，激励爱国主义，实为争取胜利最必要手段之一。

9. 停止裁军 扩军备战

我军兵力经多次裁军后目前已减至230万人。绝对数字虽不算少，但我乃十三亿人口之大国，人均兵员已为世界最低之列。且又与众多国家接壤，国境线漫长，又有尖锐复杂之国内矛盾。我军首先要准备台海战争，（这并非少量部队能解决的问题。若仅准备打一场局部战争，则很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只有全面做好大打，打核战争的准备，战争才有可能被限制在局部范围内。） 同时我军又要防备敌于其它方向策动叛乱和边境冲突，还要防止内外敌人勾结对我颠覆破坏，此外又担负着特殊情况下的抢险救灾任务，并且还要准备强大的战略预备队。230万军队在和平时期或许够用，但在当前战争威胁日益严重之际就显得太过单薄，过于冒险了。

我们裁军的目的是为节约军费以发展武器装备，但在大量资金找不到投资出路（其对应的实物形态是：工厂设备开工不足），且又存在大量失业人口的时候，不去想办法以正确的经济政策从纠正人力物力的这种巨大浪费中发掘原本不该丢弃的巨大财富，而去裁减与我们庞大的人口相比已非常有限，非常宝贵的军队，就太令人痛心了！

我们的战争准备不仅不应是裁军，而且应当扩军。当然，需要扩大的是海、空军，导弹部队，电子信息战部队，海军陆战队，空降部队，特种部队等技术兵种。

此外，预备役部队的动员训练机制及民兵的组织训练也应认真抓紧落实。

10. 停止对非瓶颈昂贵项目的投资 在通胀时应停止对消费的鼓励

战争或大规模的军备生产将消耗大量资源，重要物资难免出现紧张。为避免其短缺并造成通货膨胀，有限的投资必须节约使用，投入的每一元钱都必须能产生最大的效用。那些并非瓶颈又耗资巨大且短期内无法收回的豪华型项目，如京沪高铁之类，当前除徒消耗宝贵的资源外并无重大意义，只好留待将来其确实具有重大投资价值时再作考虑。

此外在通胀或资源紧张时应停止对消费的鼓励政策，停止对除普通住房信贷外的一切消费信贷。

11. 武统也应一国两制 积极争取台湾民心

即使在我军事力量已非常强大时，台湾的民心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所在。若台胞积极支持其军队武力拒统，我统一之战就比较难打。就是打上岛去，民心不服，与我游击周旋，使战事不能速决，为日、美力造成干涉的机会，胜负仍有问题。

据香港《太阳报》12月24日报道，台湾TVBS最近民调显示，“如果美国不协防台湾，大陆方面因台独而攻台，六成八的人表示愿意为台湾而战。……”台湾民调虽不一定能准确反映武力拒统的民意基础，但无庸讳言，台湾人民不喜欢大陆的社会制度已是不争的事实。外国分裂势力和岛内台独汉奸正是利用我台胞的这种政治情结妄图把其分裂国家的战争性质改变为台湾人民对抗大陆社会制度的制度之争。因此，我应尽早宣布，不论以何种方式实现统一（不论文统武统），都要对台湾实行一国两制。以将正义抓在我方手中，保持战争于我有利的政治性质。

从另一方面说，武力统一后的台湾，人民生活如不如统一前，如享受不到统一前曾有过的政治权利，则不仅大大影响我国际威望，同时民心不稳又会加强台湾甚至内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仍是不利的。所以对台武统后仍实行一国两制，不应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应做为一项既定方针确定下来。

12. 上兵伐交 创造条件 争取时机 以利备战

目前我们的战争准备还很不够，远未将我巨大的潜力转变为真正强大的实力。我们还需要时间才能完成这个转变。在这个时期中，我们需要一个和平、安全、友好、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减少我它顾之忧，并有利于我取得国外的先进技术、武器和资源，为战备和统一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上兵伐交，外交工作任重道远。

所幸这二年中央对外交工作高度重视，已取得很大成绩。今后必将能为统一大业创造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并争取到我们所需要的时间和机会。

以上意见，望予以考虑！

杨芳洲

2005年 1月 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