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出此副题？徐文酷肖“文革大字报”也。精英动辄爱以“大字报式的语言”贬损对手，故将其人之道奉还也。

“大字报”，曾经是史无前例的百姓民主高扬的一种形式。“大字报”本身无是非，是非在于内容。

为“普世”问题，主流精英向社科院长发难，其口气笔法，其政治锋芒，其位势指向，俱似“炮轰”大字报。

作为小小草民，此冷眼旁观感受之一也。

其二，就思想学术价值论，徐文不值一驳。

徐文除了扣帽子打棍子，别无“特色”。

帽子为何？曰 “打着改革旗号部署反对改革”， 曰“不与中央保持一致”。

这是多年来中国流行的最厉害的也是唯一的棍子——此外，诸如“自由化” 啦、“买办”“卖国”啦，“私化、西化”啦，早变成政治资本——徐文够狠的。

罪状：“您反对普世价值的言论并没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原来，“2008年7月26日，陈奎元院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

  因为，2007年3月16日的《北京晚报》刊登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是说：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难道，“真理检验的标准”变成“官大官小”了？论辩，靠讲道理不能靠比官衔！院长的话不一定比所长正确，总理的话也不一定比院长甚至百姓正确！谁的言论都不能“句句是真理”。正确与否，要看其是否符合党章宪法规定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非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什么时候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普世观念”能够划等号了？难道“人民民主专政”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也“接轨”了？

  资产阶级打着抽象“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幌子以掩盖其阶级实质，这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ABC常识。拨乱反正都30年，连这起码的常识还为“正”过来？买办精英多年颠覆马列贩卖资产阶级“普世”观念，不过是糊弄百姓为资本的掠夺和统治制造舆论。衮衮诸公推行普世化的“民主自由” 是怎么回事，无须精英说教，百姓如鱼在水冷暖自知：是的，“普世”以来，老板们是“自由”了，潇洒了， 贵族了，“新社会阶层”了，“超过民待遇”了；可下岗工人、包身工、农民工和黑窑奴工呢，他们享受的是狼狗保安呵护、随时被炒鱿鱼的“自由”，是当三陪二奶的“自由”，是不许罢工的“自由”和跳楼索薪的“自由”！。买办精英垄断着话题霸权是言论自由，而 “大众失语”也是人们公认的“言论自由”。。  

这全球化的世界上，难道有过超越阶级的“民主和法制”和“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吗？

徐文煞费苦心，还引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词句和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语，以证明“这都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普世价值观的认同”。这未免使人感到好笑：外交词令能与党国基本指导思想混为一谈吗？

  “陈院长所指的“这些人”，显然不是普通人，而是掌控了实际领导权的人，“这些人” .....
  前面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这里，就包藏祸心，有点卑鄙了——它不免使人想起多年前一些人侮蔑鲁迅“拿苏饿卢布”的策略，。

  与陈奎元同级号称“粤王”的汪洋先生，在湛江“调研”时发出高论：目前倒闭的企业都是落后生产力，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此论一出，舆论哗然。——难道“两房”“雷诺”也是“落后生产力”？此论又将中国政府的“信心”、“救市”、“尽责任”置于何地？ 粤王乃“杀开血路”的先锋级人物，出此高论有伤“普世”，实在不伦不类。——徐高管近在咫尺，何为未见挺身而出捍卫“普世”？

  其三，实质。
这是“普世价值”争论的一次短兵相接，是“《读书》斩首”事件的继续，是新版的“皇甫平”现象。它表现了右翼买办精英将 “特色理论”与“普世观念” “接轨”的迫不及待和霸气。
作为高层领导，陈奎元的讲话难得，说明党内坚持信仰有人。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分寸把握并无不当，并无超越“体制”。但对右翼精英而言，却有点诛心，实在是眼里揉不下的沙子。网络草民面广量大，封杀力不从心，而陈却出自“体制”之内。如此公然向话语霸权挑战，是可忍孰不可忍！彼欲调动“体制”，杀鸡给猴看——只许“打左灯，向右转”，只许我依凭“体制”解构“体制”， 不许你立足“体制”捍卫“体制”！

右翼精英都有一个“拐点”情结。他们看准了大的方向：“社会主义历史终结”，未来世界一定“姓资”。出现拐点，正是他显身扬名积累功勋的大好机会，有惊无险，商机无限。何况，他们背倚跨国老板，有恃无恐，过火一点“体制”也其奈我何。一直以来，《炎黄》《南方》风风火火，咄咄逼进，似乎是他们杠着改革的大旗，呼呼猎猎，所向披靡——有点叶利钦当年呼风唤雨的声势。

尽管如此，然时易事异，历史的脚步也未必让精英们事事称心如意。跨国老板的“历史终结”论早已动摇；“全球化”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再一次呼唤起马克思的幽灵，很扫了“新自由”的兴头；俄罗斯彻底转型之后的风风雨雨使“民主的人道的”之类改革股的市价一落千丈；拉美的悲剧与左转也难于视而不见……中国的“新社会阶层”尽管不可一世，但也不是没有麻烦和隐忧。

徐景安霸气十足的的 “普世” 接轨发难，是否有点操之过急？

“欲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人们拭目以待。


姓名 徐景安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41   
学历 硕士   
国籍 日本   
简历   :1941年12月27日出生， 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员，先后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教授。 1964-1970年，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1970-1973年，中央政策研究室；1973-1978年，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1979-1981年，国家计委研究室任科长；1982-1984年，国家体改委任处长；1985-1987年，中国体改研究所任副所长；1987-1993年，深圳市体改委任主任；1993年至今在深圳市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任董事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任会长。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先是国家高级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够精蝇吧！这里的猫腻大家都明白，捞够了也从中国人变成日本人了，有日本皇军撑腰让你查也不敢查！ 问题是中国的事,凭什么让个日本人来指手画脚....

现在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华裔外国人很多。他们大多是各行各业的领袖或精英。譬如说杨振宁老先生就是在中国过着幸福的老年生活的华裔美国人。与其它外国人相比，他们的外表跟我们一样是黄皮肤黑头发，普通中国人还不太容易接受他们是“外国人”的事实。

我国政府对华裔外国人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种感动和依靠的，觉得他们很爱国才选择回来的。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在政府机关、大学及大型国企里担任着重要的职务，默默地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他们的贡献。

华裔外国人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是，作为不被普通中国人立即承认的“外国人”，他们象白求恩大夫那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自己的青春、知识和才华都贡献给中国这个“外国”，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经验介绍给中国，这种行为不仅是要冒着被自己国家媒体批判的风险，也是要背负着国人指责其“叛国”的恶名啊！

因此，对这些华裔外国人，我是非常尊重的。譬如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先驱、华裔日本人徐景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外国友人。徐老先生曾被誉为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前辈，开拓和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先驱。他老人家来到中国后，不顾年老体迈，积极宣传“普世价值”，还曾经为此跟司马南有过口角争执。但这些都没有磨损他坚持意见的决心。痛批司马南否定“普世价值”就是否定改革开放，他们之间是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

加入外国国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少西方国家（包括日本）不仅设置层层限制条件，而且要求申请人必须声明放弃原来的国籍。批准入籍后，需参加隆重的入籍仪式，并面向国旗宣誓。有的是按着心口宣誓（我们看到巩俐女士加入新加坡国籍就是这样的），有的是举着拳头宣誓……热爱国家、忠于国家、效忠国家的话都是认真严肃地跟着背诵过的。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放弃生他养他的那个国家的国籍，而且从此以后是不能背叛刚刚宣誓加入的这个国家恶，而且是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为宣誓加入的这个国家效忠！

我们中国也同样是对自己的国民提出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要求的。胡锦涛主席的八荣八耻就有这个爱国忠国的内容。至少到目前，我们国家是不希望中国籍中国人同时还效忠其它国家的，所以我国根本不承认双重国籍。据说日本也不承认双重国籍，要加入日本国籍，需要放弃原来的国籍。

因着这艰难曲折、痛苦折磨的个人经历，我更加敬佩徐老先生。他不远万里，学习鉴真和尚传经送道的精神，从发达富裕的日本国回到一穷二白的中国来，宁愿背负沉重的不爱东洋爱支那的恶名，被日本人指责为拿着日本福利，不替日本造福的可恶的“外来劣等人种”。尤其是近来为保障种族的纯洁，日本已不再批准外国人加入日本国籍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徐老先生依旧义无反顾地回国帮助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实在是令人感动。

徐老先生在网络上也很活跃，开设了很多博客，是一位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否向着民主自由方向前进的老人家。他老人家有着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

徐景安 男1941出生 学历：硕士 国籍：日本
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员，先后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教授。1964-1970年，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1970-1973年，中央政策研究室；1973-1978年，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1979-1981年，国家计委研究室任科长；1982-1984年，国家体改委任处长；1985-1987年，中国体改研究所任副所长；1987-1993年，深圳市体改委任主任；1993年至今在深圳市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任董事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任会长。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深圳中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徐老先生的经历见证了传统中国文人“学而优则仕”的古训，值得后生们好好学习借鉴。在此，需要补充一下徐老先生1993年以后的简历，以供需要深入学习徐老先生事迹的后生们参考：

1993年，徐老先生辞去深圳体改办主任一职，任深圳市士必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该公司股东全部为其担任体改办主任期间上市的数家上市公司）；1998年，因无辜受到深圳社保局局长邱其海受贿案件的牵连，被迫将空壳公司士必达出售后隐退；在此期间因涉嫌向邱其海行贿，而被有关单位收押录供，曾因不遵守所规而被迫洗澡。此事平息后，徐老先生为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思想理论与发展经验，带着他的第三任年轻妻子漂洋过海移民去了日本，并宣誓成为了一位日本国国民。数年后，徐老先生在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感召下，毅然回到了中国，进入深圳大学成为一名教授，并成立了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同时还担任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任会长。

下面是1998年深圳市政府机构组织公务员学习邱其海忏悔录的一段报道，仅供参考：

“1995年4月至1996年8月，邱其海应深圳士必达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徐xx的要求，批准将该局保险金共计人民币2200万元转存入市长青城市信用社，使徐xx等人从中获取高利息差人民币99，84万元，并收受徐xx贿赂共计人民币15万元、港币2万元。”

有着如此曲折艰难的人生经历，我们一般人早就意志衰退，远离人群了，这也是让我对徐老先生肃然起敬的地方。他曾经犯过错误，但却立志重新做人。徐老先生回国后即开始热情积极地宣传改革开放的思想，宣扬“普世价值”，积极参加各种关于改革开放理论探讨的会议、聚会和研究。由此而开始逐步被学术界、理论界所注意。为了更好的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他的日本人身份而阻止其参与讨论关于我国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不应当阻止其参与我国战略性的政策法律课题研究，因为我们要勇于听取外国友人的意见和建议，勇于进取，思想要更加解放！

据说徐老先生的弟子曾为老先生的日本国籍问题特意在网络上进行过澄清。但尚未见老先生自己否认过此事或公开辟谣。其实老先生也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有人怀疑此事，可以向深中集公司的董事会查询核实。至于说外国人能否担任中国国内战略性行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证监会并没有相关的文件说明。也就是说外国人是可以担任中国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的。

正因为有了如徐老先生这样的既爱日本又爱中国的外国友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才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胜利，才能够在他们这些华裔外国人专家们的支持下取得辉煌成就。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徐老先生、杨老先生归国发挥余热！

徐景安 男1941出生 学历：硕士 国籍：日本  
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员，先后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教授。1964-1970年，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1970-1973年，中央政策研究室；1973-1978年，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1979-1981年，国家计委研究室任科长；1982-1984年，国家体改委任处长；1985-1987年，中国体改研究所任副所长；1987-1993年，深圳市体改委任主任；  
1993年，徐老先生辞去深圳体改办主任一职，任深圳市士必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该公司股东全部为其担任体改办主任期间上市的数家上市公司）；1998年，因受原深圳社保局局长邱其海受贿案件的牵连，被迫将空壳公司士必达出售后隐退；在此期间因涉嫌向邱其海行贿，而被有关单位收押录供。此事平息后，徐老先生带着他的第三任年轻妻子漂洋过海移民去了日本，并宣誓成为了一位日本国国民。数年后，徐老先生在回到了中国，进入深圳大学成为一名教授，并成立了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同时还担任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任会长。  

附：邱其海部分案情  
　　1995年4月至1996年8月，邱其海应深圳士必达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徐x x的要求，批准将该局保 险金共计人民币2200万元转存入市长青城市信用社，使徐x x等人从中获取高利息差人民币99，84万元，并收受徐x x贿赂共计人民币15万元、港币2万元。  


邱其海：《我是怎样从一个领导干部堕落成腐败分子的》忏悔材料节录  
　　今天我怀着万分沉重的心情反省自己从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堕落成为收受数十万元巨额贿赂的经济犯罪嫌疑人的演变过程，同时，也真诚地希望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我为鉴，吸取教训，切实廉洁自律，当好人民公仆。回顾自己一步步走上犯罪的道路，我深深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因为是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苦孩子培养成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1984年，调入深圳经济特区工作后，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我十分关怀和信任，将我列为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安排到市教育学院进修，1986年调市劳动局工作，先后任局长助理、副局长，后升任市社会保险局局长。  
    。。。。。。。。。。。。。。。。。。  
　　再如，一位原在机关某部门工作的朋友，自己下海办了公司。有一次他来到我办公室，提出要求我为他引存1千万元。我想，大家都是老熟人，又是从机关下去的，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事成之后不久，他来我办公室送给我人民币10万元，  向我表示感谢，我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如数收下了。后来我又帮他引存了人民币200万元，为他办理了1千万元人民币续存一年的手续。为此，又收了他送给我的2万元港币和5万元人民币，从此，我开始来者不拒了。  
     

　　尝到了甜头后，我就产生了一个错误认识，认为搞市场经济钱是老大，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我支持、帮助他做生意赚钱，他们给我回报也是应该的，再说国家没有受损失，钱又是他们私人的，拿给我就要，不知不觉越陷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