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东

2008年09月08日08:56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从2003年抗击“非典”到今天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再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只要我们弘扬这种民族精神，一定能够战胜难关，争取胜利! 　　对于党中央关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号召，我是深表赞同的。近20年来，作为一名北大学者，我一直从事于中华文明与民族精神研究。而我师从的张岱年先生，更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近七十年间一直从事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开掘与哲学奠基。2002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受张先生嘱托与指点写出的三卷本新著《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近来又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新著《北京魅力——北京文化与北京精神新论》，荟萃了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 　　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在突兀而来的巨大灾害面前，在似乎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面前，中国人民从不低头，勇于抗争，表现出万众一心、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 　　多灾多难，千锤百炼；愈挫愈奋，愈挫愈强；生于忧患，多难兴邦——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生动写照。 　　"危机”这个中国词汇，集中映现了中华民族持有的哲学智慧、大智大勇：既是危难风险，又是发展机遇，危险与机遇正如一枚金币的两面那样，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不可割裂。 　　英雄的中国人民，勇于抗争，百折不挠，不可战胜——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展现。 　　在新世纪、新起点、新考验面前，用中华民族精神与现代科学技术筑起新的长城，确实是我们战胜难关、重塑辉煌的强大精神法宝。 　　（一） 　　中华文明形成期 　　克服三大危机的古代民族精神 　　一部中华文明与民族精神的起源形成史，就是一部勇于抗争、战天斗地、知难而进，不断超越的民族史诗。 　　" 黄帝立国——大禹治水——万里长城”，这是集中反映中华民族抗争精神在那个时代最初生成的三大里程碑。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近一万年前，以农业起源为起点，开始了中华文明起源期，这是一个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时代；而在近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则是中华文明、民族国家、民族精神的原创期、生成期；公元初始前后的秦皇汉武时代，则是中华文明、民族国家、民族精神的古典定型期。前面且不论，这后两个时代，我们可称之为“中华文明形成乃至定型”的三千年，简称之为“中华文明形成时代”。 　　纵观世界历史长河，在文明形成的历史时代，西亚、北非、东南欧、古印度河、中国、中南美洲这六大原创文明，先后普遍面临影响全局、决定命运的三大危机：民族部族内部矛盾引发的战乱危机——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生态剧变的危机——外敌入侵的民族生存危机。 　　其他五大原创文明，无一例外地由于未能很好地处理上述三大危机，而发生中断或断裂，而沦为“失落的文明”、“湮灭的文明”。惟有中华文明，靠着相对独立的生态地理系统，加之形成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先后顺利地战胜三大危机，开创了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多元一体、连续进化的综合创新模式。 　　第一大危机，需要追根溯源到中华文明形成的原创时代，即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形成过程中的原始的中华民族，炎帝、黄帝、蚩尤等诸多氏族部族之间，战乱烽起，民不聊生，而黄帝既是中国原始国家的首创者，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首倡者，他带领中华民族顺利地闯过了第一次大危机。 　　在世界六大原创文明中，只有司马迁《史记》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史，留下了一部比较完整的通史。《史记》开篇《五帝本纪第一》，独具慧眼，记下了这段珍贵史实：“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感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轩辕何以能成为“黄帝”呢?司马迁《史记》也作了交待：“邑于涿鹿之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常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看来，对内“修德”，以改善民生，对外“振兵”，以安定百姓，是黄帝创立国家、削平内乱的主要两手。 　　黄帝是哪里人?至今人们仍到陕西去祭黄帝陵，其实这是宋代以后，幽州被占的无奈选择。实际上，“黄帝邑于涿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今天北京市边界西北十几公里、河北涿鹿县城东南、官厅水库边上，永定河上流、桑干河流域的矾山镇一带。黄帝乃是那个时代的“北京人”——北京地区的人，这个历史事实，直至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即涿）”的时代，还是明白无误的。 　　第二次大危机，则是在四千多年以前，在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起点上，洪水泛滥，生态剧变，给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大禹治水”的历史故事集中反映了这个时代主题，中华民族精神也由此初步确立起来。距今四五千年前，发生世界性的大洪水，《圣经。创世纪》所载希伯莱神话中的挪亚方舟，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父子在洪灾中的遭遇，古印度传说中摩奴与洪水的故事，都曲折反映了这段历史事实。侥幸得到方舟式小船，逃离家园，逃过神的惩罚——这种传说母题，或多或少反映了这些古老民族在这次生态危机中作出的历史选择。 　　按照《尚书?尧典》的记载，中国遭受的洪水，也是非常大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二》，则记载了中华民族的独特选择，民族精神的独特孕育。治水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重大曲折，甚至作出了重大牺牲。开头受命治水的，是大禹的父亲鲧，采取了到处筑坝的堵载方针，可是哪里堵得住呢?“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于是，虞舜又举大禹，让他继续治水大业。大禹治水，主要靠两手；一靠艰苦奋斗，团结众人；二靠因势利导，科学治水。 　　他奋力拼搏到什么程度呢?按《史记》记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洙，乃劳身焦虑，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就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征。 　　在治水方法上，禹接受了鲧的经验教训，变堵载为主为疏导为主，更尊重客观规律，更尊重科学技术：“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看来，大禹成功之道，在于抓了两手：一个抓身先士卒，治水安民；一手抓生产生活，改善民生。 　　第三次大危机，则是从近两千年前开始，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入侵，往往给农耕为主的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代，彻底实现了中国统一大业，并实现了国家制度上的重大创新，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权集制的强大帝国，并大力修筑万里长城，以保证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这是中华文明与古代国家定型期，古代中华民族精神也由此基本定型。 　　纵观世界文明史长河，北温带农业民族怎样处理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关系，是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课题。与汉朝几乎同时兴盛的古罗马帝国，还有更早些的古印度河文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几乎都由于生态剧变、内部矛盾，加上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大举南下入侵，先后发生严重中断，变成“失落文明”。 　　而中国的特点，则是早自春秋战国时代后期开始，特别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经过长期努力，彻底实现了“军事——政治——经济——文明”四个层面的国家统一，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大帝国，成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维持农耕民族和平发展的强大政治保证。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来说，这种统一和国家制度，都是一项决定命运的重大制度创新。 　　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还特别集中地物化为万里长城。长城修筑，经过近两千年的漫长过程：春秋战国长城——秦长河——汉长城——明长城。长城通常称“万里长城”实际上却是“十万里长城”，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到一起总长约五万公里，十万华里。在那个时代，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伟大工程! 　　长城不是一道简单工事，它体现了三大历史功能的有机统一：军事防御功能——保护经济功能——联系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民族纽带功能。 　　“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万里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征。“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汉武帝时的大将霍去病，从18岁起献身戍边，屡立奇功，用身体与生命构筑了新的长城，年仅24岁就献出了宝贵生命。当年他谢绝了汉武帝给他修造的豪华住宅，留下了掷地有声的铿锵誓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种为国忘家、公而忘私的无私奉献精神，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厚底蕴之中。多少年来，人们世世代代传颂着这样的动人诗篇：“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征程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古代中华民族精神，集中体现在作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中。传说周文王拘而演《周易》，而孔子晚年作《易传》。其中最核心的逻辑起点，是乾坤两卦：乾卦主要取象于天，核心观念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人对自己要严，要像苍天风雷那样，勇猛无前，奋力拼搏，无私奉献；坤卦主要取象于地，核心观念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要像大地那样，待人要宽，以宽厚为德，包容别人，包容万物，不求利己，不求回报。经梁启超、张岱年先后提炼与倡导，《周易》中的这两句名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征，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 　　勇于抗争，不屈不挠，以大智大勇，战胜大灾大难——这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精神生成期就已确立的固有品格，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 　　（二） 　　中国近代化转型期 　　战胜六次危机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近代史的109年，不仅是一部危机重重的向下沉沦史，更是一部不畏强权、奋起抗争的英雄史诗。 　　万众一心，振兴中华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九死一生”的生存危机与殊死抗争中确立起来的。 　　不应讳言，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古代辉煌的中华文明，在近代工业化转型期，却屡次失利，严重滞后。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六次打进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先后六次陷入民族生存的危机之中。然而，也正是在抵抗外侮、战胜危机的英勇斗争中，升华出“万众一心，振兴中华”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转败为胜，变弱为强，死而后生。 　　中华文明近代落后的外部根源，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先后六次发动了对华的重大侵略战争，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近代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更加落后”的恶性循环圈中。 　　第一次危机。1840年~1842年，英国发动了侵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迫使中国割让香港；中国赔偿英国海陆军费用一千二百万元，加上赔偿鸦片费六百万元，主要用于鸦片贸易的商业欠款三百万元，总共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相当于当时清朝政府全年财政收入1/3。此外，在战争中英国侵略军还一路抢劫了七百七十多万元。此后，中国成了英国的鸦片倾销地，大批财富源源流入英国。 　　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力倡禁烟、奋起抵抗的第一位近代民族英雄。他从福建来到北京，后到江苏，自动情缨，又从北京到广州禁烟前线。离京南下时，他传令沿途不准设宴招待，不准另派车轿接递，不准有丝毫贿赂。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第二次危机。1856年～1860年，英法联合发动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把圆明园抢劫一空；然后又为掩盖强盗行径，放火烧掉了这座世界最大的皇家园林。1860年10月24日签订的《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法联军赔偿白银八百万两。 　　第三次危机。1884年～1885年，中法战争。法国殖民主义者入侵越南，窥视中国。中国人民与越南人民联合起来，抗击法国侵略者。法国侵略军一夜之间，又把战火燃向中国福建与台湾。 　　第四次危机。1895年，由日本侵略者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用各种阴谋与野蛮手段消灭了中国北洋舰队，并在《马关条约》中索要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限期三年之内还清，还强行割让台湾。 　　1898年戊戌变法，堪称是近代史上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次初步尝试。谭嗣同本是北京生人，中间到湖南等地，1898年第五次回到北京，专为献身戊戌变法。在变法失败、皇帝被拘的紧急时刻，他本可以暂避风头，从容逃生，却决心以一死唤醒国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狱中，他用煤块在墙壁上题诗明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之时，他面无惧色，高声朗诵着绝命诗：“有心变法，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时年仅33岁，真是“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上古已然，于今为烈。 　　第五次危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年6月，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悍然组成八国联军，以十万多兵力，先后侵占天津、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辛丑条约》要求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万两白银，加上地方赔款二千万两，总共十亿两白银。条约还规定，清政府必须交出所有盐税、海关税、通常口岸的日常关税，作为支付赔款之用。条约还规定拆除大沽炮台，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由外国驻军，外国军队一直可以驻扎到与天安门近在咫尺的东交民巷……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与现代化的伟大先行者，在中华民族危机最深重的年代，在1894年筹办兴中会过程中，他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成为倡导中华民族精神近代革新的第一人。“万众一心，振兴中华；发愤图强，后来居上”——这就是孙中山先生首侣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即把民族忧患意识与民族振兴意识熔为一炉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振兴中华奉献毕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不仅同陈独秀一起，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旗帜，而且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倡导“少年中国精神”、实现民族精神创新的旗帜。在年仅39岁的时候，面对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他毫无畏惧，从容就义，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第六次危机。1931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仅在南京大屠杀中，就杀害中国军民三十余万人，强奸妇女二万多名。他们还对一些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推惨无人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并进行灭绝人寰的细菌战。这场战争，使中国军民伤亡者达三干五百万人以上，直接财产损失一千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五千亿美元。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百零九年间，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六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大大加剧了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重危机，大大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屈辱贫穷落后地位，大大加剧了中国近代发展的滞后状态。在这一百零九年间，各个帝国主义列强靠着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先后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一千一百多项，把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华民族，变成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先后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八次向中国索要所谓战争赔款，本息共计近二十亿两白银，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的十六倍之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采取各种巧取豪夺手段，鲸吞蚕食中国领土总共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千米，相当于中国原有领土1/7。他们先后割占香港与澳门、台湾与澎湖、九龙与威海卫、旅顺与大连、广州湾与胶州湾……他们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先后取得了十项特权；在华驻军权，租界管辖权，协定关税权，海关控制权，公使干政权，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权，划分势力范围权，输入资本权，文化侵略权。正是这历史的与现实的、内部的与外部的四大根源，综合到一起，造成了中华民族的近代落伍。这是中华民族永远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悲剧，也是激励中国人民发愤图强的强大历史动因。 　　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页中，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外殖民的狂潮之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国家成了殖民地、亡国奴，如历史悠久的埃及，印度，西亚诸国，中南美洲各国…… 　　但是，中国没有亡，中国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这不仅是由于列强的矛盾，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内因根据，就是有近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作为脊梁，无数中国的志士仁人，奋起抗争，慷慨壮歌，宁死不屈!一部一百零九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是一部包含六次危机的沉沦史，而且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奋起抗争史! 　　以毛泽东、瞿秋白、方志敏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以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牺牲精神，面对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困境与危机，毅然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道路，写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的壮丽诗篇。为呼唤民族精神，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一文：“朋友……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炽烈……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 　　正是因为有了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从李大钊到毛泽东上下求索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有了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有了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因而恰恰在本来灾难最深重的第六次危机中——在抗日战争的伟大烽火中，中华民族开始了转败为胜，转弱为强，转死为生的划时代大转变!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大潮推动下，久经磨难的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和平，赢得九死一生的现代化转机，又赢得了中华民族精神在烈火中的新生! 　　民族精神乃是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民族心理、民族情感的集中表现，是一个民族价值目标、共同理想、思维法则、文化规范的最高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又是紧密联系、休戚相关的。因而可以区分出古代传统的民族精神与现代革新的民族精神。二者之间既有一以贯之的血缘联系，又有不同时代的重大差异。 　　如果说《周易》经传中贯穿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思想红线，是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那么，近代以来一直孕育着一种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是力求把振兴中华的民族自信意识，与忧国忧民的民族忧患意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核心内容就是强调：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让我们筑起新的长城，“万众一心，振兴中华，发愤图强，综合创新”。这就是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时代主旋律，就是现时代的中国心、中国魂，就是中华腾飞的强大精神支柱!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 　　战胜五道难关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 　　正是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这四股大潮，汇聚一起，必然使这种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空前强烈、空前普遍、空前高涨——这是中国“思想文化”跨世纪的发展潮流，是一种不可阻遏的时代大潮，是催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腾飞的巨大精神源泉! 　　不过，改革开放也不是一路顺风的，在迄今为止的近30年时间里，至少先后遇到了六道难关。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这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以开拓创新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作为强大动力，以“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气概，已经越过了四道难关，目前正在奋力战胜特大地震灾害造成的第五道难关。 　　改革起点上的第一道难关：十年浩劫，“两个凡是”。 　　万事起头难，改革也如此，第一步迈出是特别艰难的，有两大难处最为突出：一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破坏严重，积重难返；二是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企图固守毛泽东晚年失误，固守僵化模式，固守僵化观念。而已经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无私无畏，大智大勇，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他为十一届三中提供的主题报告，起了一个富于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明题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了使根深蒂固的“两个凡是”彻底缴械，他从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高度提出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改革终于突破坚冰，开始启动。 　　改革关键期的第二道难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当代世界历史中一个急剧变化的转折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当代社会主义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曲折。在1989年风波中，中国也发生了重大动乱。世界上的一些反华敌对力量，认为社会主义大失败的时代已经到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垮下去，下一个就要轮到中国。于是他们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转向中国，采取了制裁中国、封锁中国、孤立中国的强权政策，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同时，东亚经济持续起飞，中国经济发展却在整顿之中有所滑坡，更加剧了这种压力。在这双重压力下怎么办?有些“左”的理论家、政治家退缩了，吓坏了，企图退守僵化模式。当年中原突围出奇策、千里挺进大别山的邓小平，这次又处变不惊，出奇制胜，提出了面对变局的两步韬略；在变局未定之时，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在变局初定之际，出奇制胜，转守为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功地主持召开了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改革目标模式，在彻底走出危机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改革关键期的第三道难关：九八洪水，特大灾害。 　　1998年夏天，一场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水灾，以迅雷不及挽耳之势，突然袭来。江河横溢，洪水泛滥，千里决堤，一片汪洋，威胁到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冲毁了无数人的家园。洪水冲垮了有些堤坝，却不能冲垮中华民族精神，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支撑下，全党全军全民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洪斗争，谱写了新时代的“大禹治水篇”。在长江流域，这场特大洪水，冲垮了许多堤坝，荆江告急，武汉告急，九江告急，形势万分危急。在九江，7月27日凌晨洪峰所至，甚至在千里堤防上冲开了一个缺口。如果不能迅速堵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危急时刻，400多名人民子弟兵的勇士们，甚至不顾生命危险，跳入水中，筑起人墙，用生命筑起一道堤坝。最后经过几个小时鏖战，终于保证了长江大堤，而官兵们则已是浑身上下伤痕累累…… 　　1978年出生的李向群生前是广州军区塔山守备英雄团九连战士。他家虽有百万家产，但为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李向群毅然选择参军之路，由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合格战士、优秀士兵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1998年长江流域抗洪抢险战斗中，李向群主动报名参加部队的抢险突击队，他带病顽强拼搏，先后4次晕倒在大堤上，被送进医院抢救醒来后，又拔掉输液的针管上堤战斗，终因劳累过度壮烈牺牲。为了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灾区3万群众自发地赶来参加烈士的追悼会，并在烈士生前抗洪的地方树碑立传。中央军委授予李向群“新时期英雄战士”光荣称号。 　　也正是在总结上述历史经验基础上，在1998年9月28日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鲜明、特别突出地提出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国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呢?从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到2001年12月18日《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 　　2002年11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面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把民族精神问题提到一个新高度：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改革深化期第四道难关：2003年，抗击“非典”。在新时期、新世纪、新千年起点上，一场非典型性肺炎的传染病，突如其来地袭击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乃至全国许多省市。我们北京首都首当其冲。 　　这是一种过去人们不了解的新病毒、新疾病，人们了解它、战胜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榜样：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战胜“非典”，赢得发展的强大武器。 　　危难时刻，率先垂范。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疫情严重的广东、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看望群众，亲自调研，部署工作，他们在危难时刻，率先垂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诚实践者。 　　白衣战士，舍生忘死。在肆虐的病毒面前，在生与死的较量面前，他们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舍已救人、舍已为公、舍生忘死。他们紧密团结，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丁秀兰，就是这样一位白衣天使，她把生命的希望留给别人，而自己却以身殉职。作为四个主检医生之一的丁秀兰大夫，成了接触发烧病人最多的医生。急诊科安排了四个班次，其他人接触病人都是四分之一的接触，只有丁大夫接触病人是百分之百，她的工作量大，各方面压力大，危险系数也最高。人们对“非典”的恐惧随着病毒的传播而不断扩展着，以至于当一例例高热病人被送进医院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本能地退避三舍，而丁秀兰医生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一如既往地奔波于患者的床前，问诊、查体，用她共产党的行为鼓舞着士气。4月中旬，急诊监护病房的6名护士不慎感染非典病毒，持续高烧。年近半百的丁秀兰不顾长时间的过度劳累，像妈妈一样日夜看护。最终她因劳累过度，感染“非典”，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一位哲人说过，一位高尚的母亲，必定能养育出勇敢的子女。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这个危难时刻就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儿女：钟南山、邓练贤、梁世奎、陈红光、李小红、叶欣、张积慧等许许多多的生命卫士、科学勇士、人民战士。他们用行动、用生命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他们是时代的骄傲，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五月四日，河北、山东、广东、辽宁、天津、广西等地纷纷向北京伸出了援助之后，送款、送物、送设备、送技术、送人才；后来，全国各地又纷纷向河北捐款捐物，支援河北人民抗击“非典”。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 　　血浓于水，情系中华。社会各界也向非典地区伸出了援助之手。爱的火炬在全国传递，爱心使民族凝聚力更强。 　　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民族精神。越是艰难困苦，越是危难当头，越是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都阻挡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一场又一场磨难锤炼了我们民族的意志，升华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凝聚了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008年，特大地震，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第五道难关。 　　目前，我们遭受的困难，甚至比1998年大洪水、2003年抗击“非典”的还要大。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天灾人祸的巨大考验。然而，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与抗争精神，也表现得空前高涨。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洗礼。 　　只要我们更加重视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完全可能做到“三个大有希望”： 　　一是在几个月的较短时间内取得抗震救灾基本胜利，大有希望； 　　二是北京与中国经济仍将保持10%左右的速度，持续起飞，大有希望； 　　三是2008年8月开好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北京奥运会，同样也是大有希望的！ 　　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得好：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让我们用中华民族精神，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我们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一定会历经百劫而不衰，屡历磨难而常新!（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陈叶军(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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