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大将在南中国吹响政改集结号

文：颜昌海  发布于：2008-09-05 06:11

    笔者40多年的生活，除大概有十来年在海外和北京外，其余都在老家湖南和新家广东；因此对湖南和广东有所偏爱，想来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种偏爱并不影响笔者文字批评时的辛辣，也不影响文字颂扬时的实诚。

    今年以来，广东和湖南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可圈可点的事件发生，吸引了世界的眼球；而广东和湖南的掌勺人汪洋与张春贤，又被人们视为中南海的心腹大将，其一举一动为人关注，也自然顺理成章。

    先说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笔者对张春贤的好感，在今年南方的雪灾中建立。那些日子，他为解救南北大动脉的冰封和冰封下民众的疾苦而日夜奔忙，辛苦得嗓子沙哑了眼睛红肿了，铁石心肠亦当为之感动；在湖南卫视节目中，他沙着声音代表湖南对全国人民在雪灾中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染霜的头深深地鞠躬；当时，笔者流泪了。——与人民的共赴患难中，笔者看到了一个地方领导人身上，也具有共和国总理温家宝之风。

    时过不久，笔者为张春贤再次震撼的，是刚刚发生在湖南、但却已经触动世界的政改气象。张春贤最近在长沙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还权于民”，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被评说为张春贤在17大之后所设计的湖南新政，也是中国内陆省区30年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此前，中国一直强调经济改革要“还利于民”。而张春贤说，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即注重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美国的政治学者高新认为，他这样做是顺应了潮流。这个评价虽然过于简单，但高新补充道，表面上来看“还权于民”和“还政于民”只有一字之差，但“还政于民”很容易被理解为西化的民主，招致执政党保守派的宣传官员的反对。其精明之处和新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可喜的局面。因为，过去的地方大员重视的是在中央面前如何的表现自己，千方百计溜须拍马；而今天的诸如像张春贤这样的地方大员，则是要千方百计在本省本辖区内有所作为。

    所以，这种从下而上深化推动民主改革，先打开缺口的勇气与魄力，无疑是需要大无畏精神的。

    当然，海外舆论也认为，按照目前的中国体制，湖南的“还权于民”绝对得到了中央的授权。中国官场腐败的严重，民众对“上梁正中梁歪下梁烂”的评价，上层并不是完全听不到，地方腐败中央清楚但治理困难。而真正的民主，可以起到真正的反腐防腐作用。可现在的局面是，特权大于民权，政改的阻力不小。挑选大将做开路先锋，从地方开始杀开一条血路，也是邓小平当年推行经改的成功经验。

    不过，“杀出血路论”却是身为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来的。这位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领导层最具创意的思想者”，在2007年12月25日的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到任仅一个月就高调提出“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今年3月底，汪洋来到深圳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向邓小平塑像敬献花篮时，就要求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来：“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方面走在前列。”

    此后，在5月22日，深圳市政府在线网站登出《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纲要》提出，深圳要用3年时间，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其中差额选举市长、区长；候选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演讲、答辩；由同级人大差额选举出区长、副区长；部分区人大代表的直接竞选；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模式创新反腐机构和运作模式等等，使人眼睛一亮，并给予其很大的希望。

    曾三次获得普立兹奖的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汤马斯•弗里德曼近日访粤，并与汪洋会晤。日前，弗里德曼在其专栏文章中，盛赞这位53岁的中国政坛之星。

    弗里德曼的文章形容汪洋是“当今中国领导层中最具创新意识的思想者之一”；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使他“吃了一惊”。这些问题包括“如果不授权公民，使之成为监督者，并允许他们起诉当地造成污染的企业和政府，中国就不会有一个更加环保的社会；如果没有更加自由的资讯流和实验，就不会有更加知识密集型的创新社会。”

    弗里德曼更指汪洋提倡“解放思想”的讲话，是提供了试验的空间，主要作用是“改变中国官场文化”。

    最近，南中国地方领导人中除了张春贤、汪洋备受海外关注外，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被广为重视。

    由于薄熙来在本月内将率团赴香港展开经贸交流及访问，港媒现在就开始了对他的追踪，并将他与汪洋并列，视为2012年中央十八大时的政治明星。重庆地处大西南，由于地缘等关系，当官员的整体开放意识很难跟沿海省市的官员相比。对此，薄上任不久就向重庆官员“洗脑”，要求他们具备“内陆开放”意识，要求官员“睁大眼睛看中国、看世界”。在这种思维下，8月份，重庆市决定在两年内要求全市所有处级以上官员进修经济课程，以打造出“开放型官员队伍”。

    港媒评论说，汪、薄两人均是来自地方，获晋升至中央高官后，再从中央调回地方。他们既有长期的地方工作经验，也有在中央期间的全局观。汪洋的“杀出血路论”代表了他在广东的主政方向，而薄熙来也要求官员“睁大眼睛看中国、看世界”，有意将重庆打造成“内陆开放高地”。

    笔者认为，无论是张春贤的“还权于民论”，汪洋的“杀出血路论”，还是薄熙来的“睁大眼睛论”，其核心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

    最近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其北京分社记者艾西门《使命完成了，现在干什么》的文章，说现在奥运结束了，中国在她动荡不安的近现代史上，又来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了一个“维持社会现状已经不再能够成为一种选择”的阶段。

    文章说，多年来中国杂乱无章的经济成长所造成了社会错乱，虽然经济成长给国家带来奇迹般的进步，但是，也给很多人带来痛苦，他们在非人道环境下工作，或者遭受普遍的腐败和官商勾结造成的迫害。虽然，很难进行准确的数据统计，但是，政府官员也承认，全国每天都发生大批所谓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这些心怀不满的示威一爆发，往往演变成为暴力冲突；虽然它们在京奥前被政府严格控制住了，但现在人们担心这股不满情绪迟早会沸腾。倡导政治改革的北京大学法律学教授贺卫方说：我们累积下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与冲突是否会在京奥后立即爆发，我无法预测，但是，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解决好，那将是迟早的事。

    艾西门的这篇报道写道，当中国经济因为文革弄得一团糟时，邓小平抛弃了正统观念，发起了全国的经济改革；他的继承人江泽民也为加入世贸组织，允许资本家入党。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面对压力，依然义无反顾地执行高压政策的北京强硬派相信，他们无须担心激发反作用，可以继续加强控制。但是，强硬派这种想法毫不现实，要求改变的压力并不完全来自弱小和边缘群体，中国的都市中产阶层也在要求政府给予更大的自由。他们越来越强烈的权利感是具有传染性的。这篇报道举例说，去年厦门的数千名市民示威抗议在当地建造耗资数十亿的化工厂，最终导致了该项目流产。他们的这个行为立刻在上海和成都带出了模仿者，对当地类似的大型工业项目发动示威抗议。纽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尼古拉斯•贝克林说：“高压锅里的压力正在增加，而且，无处可泄”；因此“党内外都会有许多人呼吁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

    贝克林说，中国公民社会的演变，长期前景是光明的。“这是一场中国人试图把政府从自己背上推下来的斗争。这与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或者对他们政治体系的争论完全无关。”他们要争取的是获取和交流信息的自由和更宽松的个人自由环境，他们要求获得“中国人在一个市场经济中生活所需要的一些基本道具。长远来看，我不认为在这一方面的发展趋势能被扭转或者减缓。”

    《时代周刊》这篇报道最后指出，在人权和民权社会等问题上，来自外部的压力对北京并没有多大影响。现在，世界将注视中国人民自己是否会承担起这个重任，真正开始建造一个新中国。

    巧合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近日在中央党校2008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的讲话，其中强调，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以确保中央的决策正确和有效实施；并重申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核心价值；必须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中共建设，不断为中共注入新活力。

    笔者认为，习近平将胡锦涛倡导的“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升为党的“核心价值”，就意味着将进一步落实民主、人权；湖南、广东等地方的“还权于民”，是高层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练兵。

    而“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以确保中央的决策正确和有效实施”的要求，是否也说明地方势力对高层推进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抗力不小？

    笔者在官方媒体报道中找到了佐证：即使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锋城市深圳，“广大干部更愿意和习惯通过发展经济和经济改革来创造政绩，而无意在政治改革方面冒风险；即使面对社会利益矛盾，也更擅长用财政优势花钱买太平，而不是用民主博弈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也许就是中南海属意湖南、广东、重庆等南中国大将做开路先锋，杀开一条血路的原因。当然，可以想见的是路途艰险，困难重重。

    不过，集结号已经吹响，还有退却的理由吗？




[ 本帖最后由 五岭铁骑 于 2008-9-5 09:38 编辑 ]

看文章還挺舒服啊，，

最近定的长沙精神就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湖南省在政治方面可能是中央的试验田

湖南是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值得整个中华民族学习，发扬

晚清新政？！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