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大地震火灾，可谓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地震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确实称得上前所未有。

关东大地震   （関东大震灾 かんとうだいしんさい）

1923年9月1日，日本的横滨和东京一带发生的地震灾。这一带在日本称为关东地区，故此震习惯上被称为关东大地震。震中在附近的相模湾内，在东京的西南方约70～80千米，震级为8.2(日本所定震级，最高为7.9，最低为7.8）。据日本政府发表的数字，死亡和失踪的人数共计14万余人，其中东京的4万余人是被大火包围因烘烤或窒息而死。

1923年9月1日11时50多分，时近正午，日本关东地区的大多数人家都在准备午饭。突然，地下传来一阵可怕的轰鸣声，紧接着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刹那间房倒屋塌，许多人来不及反应就被砸死在屋子内。烧饭的炉火翻倒，引起木造房屋着火……。

地震的震源在东京湾西南的相模湾。沿此海岸除东京和横滨两大城市外，还有许多小城镇，统称关东地区。这里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震中距横滨约60多公里，距东京约90多公里，因为这一地区复盖着松软的冲积层，一些抗震性差的木造房屋大多在地震中完全倒塌毁坏，损失严重。

地震发生时又正在中午做饭时间，房屋一塌几乎马上起火。东京、横滨虽然开始火势很小，但因为地下供水管道破坏，消防设施也已震毁，许多街道拥挤狭窄，消防人员根本无法扑火。救火人员千方百计从水沟和水井中抽水，但是无济于事。当大火临近时，人们争着携带家财用具，拉着人力车逃命，结果堵塞交通，贻误救火，而且把火带过马路，使火势不断蔓延。火长风势，风增火威，熊熊烈火卷起阵阵旋风又使着火区不断扩大。

特别悲惨的是东京下町区（现在的墨田区），约4万人逃到被服厂广场避难。因地处下风，不久广场就被猛烈的大火包围，无路可逃，许多飞溅火星随风而至，衣物家什开始燃烧，整个避难广场一片火海。有不忍烧烤的人跳入河中，不是淹死就是被高温河水烫死，3.8万人活活烧死于此地。

大火燃烧了3天，直至可烧的烧尽。关东大地震引发的次生火灾，燃烧时间、过火面积和死亡人数等在灾难史上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除了建筑倒塌和次生火灾，这次地震引发的山崩、海啸等次生灾害也十分严重。



关东大地震引起大火



大地震中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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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谣言四起——朝鲜人和华工惨遭屠杀！

    由于地震发生时正值中午，很多人家在做午饭，倾倒的炉火引发了100多处起火点，其中大部分没能被扑灭，再加上日本当时的房屋多以木结构为主，火势迅速在各处蔓延开来。尤其是在东京和横滨两个大城市，火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东京的大火持续燃烧了3天，江户以来的街道、建筑大部分被烧毁。火灾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现在东京墨田区的横纲公园，当时这里是一片约6.6万平方米的空地，聚集了很多无家可归的避难者，但不幸的是这里也被大火袭击，约3.8万人被烧死或窒息而死。横滨也化为了一片火海，当时华人集中的南京街有5000在日中国人，结果约有2000人因地震和火灾死亡。在这次地震中死亡、失踪人数合计约为10.5万人。房屋损毁10.9万余间，严重损坏10.2万余间，烧毁21.2万余间(包括损毁或部分损毁后被烧掉的)。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积极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的北洋政府组织赈灾救济委员会，并支出库银20万元(当时1元钱能买40斤大米)用于救灾。还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各界名人也纷纷捐款，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还组织了赈灾义演。在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一些地方也都有自发的募捐活动。9月6日，上海总商会、红十字会等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到9月27日，该会共捐助钱粮、药品计14万元。中国佛教界也组织了赈灾活动，各大寺院道场组织各种法会，吊祭日本地震的罹难者。地震发生后，日本共收到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40多个国家的救援物资和资金。

    2.谣言称朝鲜人趁乱纵火

    大地震使东京、横滨等地的电力、水力、交通、通讯等系统完全瘫痪。由于交通、通讯的断绝，无法传递准确的情报。政府一时间也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救援。大地震不仅摧垮了人们的肉体，也几乎摧垮了人们的精神，幸存下来的人惊魂未定。

    这时，各种谣言开始在灾民间传播。据日本警视厅的记录，谣言包括“还要爆发大地震、还有大海啸来袭、富士山将大喷发”等。在这种有关自然灾害将进一步加剧的谣言迅速传播的同时，从9月1日傍晚开始，出现了与政治相关的各种谣言，在市民中引起了更大的恐慌。谣言包括“日本社会受虐待的朝鲜人要趁震灾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反击日本人”、“地震中从监狱逃出来的罪犯要发起暴动、对现实不满的社会主义者趁乱进行暗中活动”等。在这些谣言中，与朝鲜人有关的谣言尤其为人们所深信。而且谣言越传越玄，开始时说“朝鲜人要趁地震的混乱放火”，过了一夜就说“朝鲜人抢劫、强奸、杀人、朝水井投毒”等，后来甚至出现了“朝鲜人在伊豆大岛装了炸弹而引起了地震”等说法。很多人开始相信朝鲜人要趁机发生暴动，并以为火灾的扩大也是由于朝鲜人的暗中活动造成的。

    当时的日本人会相信这些谣言，与当时他们对朝鲜人的认知不无关系。日本1910年正式吞并了朝鲜，并在朝鲜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利用“土地调查”等手段掠夺朝鲜土地。很多流离失所的朝鲜人被迫到日本做工，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在日本的朝鲜人也成立了一些组织，参加日本工人运动，1921年至1922年，先后成立了东京朝鲜劳动同盟会及大阪朝鲜劳动同盟会，192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也有在日朝鲜人参加。日本当局也据此认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日本媒体的宣传也极力丑化朝鲜人，认为他们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因此很多日本人对谣言深信不疑。

    那么，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有日本学者怀疑，是日本政府为转移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的愤怒而制造的，并任其散布；也有学者主张是在民间自然形成，一部分官员相信了这些谣言，并以此为依据加强了戒备。确实，今天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已经很难了。另外，遇害朝鲜人和华工的具体人数是多少？责任是否在日本政府？这些问题也有待历史学者继续研究。

    3.朝鲜人和华工成屠杀对象

    9月2日下午，日本政府通过紧急敕令发布了戒严令，出动军队维持社会秩序。同一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长发电报给各地方长官，电文如下：“利用东京附近发生震灾之机，朝鲜人在各地放火，……现已在东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各地要严密巡查，严格取缔朝鲜人的活动。”3日上午，又向全国发送了“朝鲜人在各地放火，欲达到其不逞之目的……”的电报。同时戒严地区扩大到整个东京府和神奈川县。颁布戒严令意味着进入非常时期，由军队掌控一切，一般情况下是在战争和内乱爆发时颁布。这次颁布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不逞之举，保护罹灾者”。据此，军队和警察开始大肆逮捕、屠杀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号召市民提高警惕，各地也组织了以在乡军人会(退伍)或青年团(地方青年组织)为主体的所谓“自卫团”，用日本刀及竹枪等武装起来，四处奔走“猎捕朝鲜人”，一旦发现，或将其杀害，或在施暴后将其交给警察或军队，手段极其残忍。虽然不久后人们开始知道有关朝鲜人暴动等只是谣言，警察厅也制定了自卫团规则，要求停止对朝鲜人的迫害，但这时被军队、警察、自卫团所杀死的朝鲜人已达数千。有史料称，当时有6000多名朝鲜人在屠杀中丧生。

    在屠杀朝鲜人的同时，他们还把屠刀伸向了在日华工(有一说称他们被误以为朝鲜人)。据不完全统计，有700多名中国人(90%是温州人)遇害。东京大岛町8丁目是华工的一个聚居地，9月3日就有近200名华工在这里惨遭杀害。据当时住在8丁目146号的木户四郎(当时27岁)回忆：“五六名士兵和多名警官及很多民众，包围了约200名支那人(中国人)，民众都手持斧头、铁钩、竹枪、日本刀等，从一侧屠杀支那人，中川水上署的巡查等也和民众一起，像疯了一样实施屠杀，其间还有两声枪响，可能是射杀逃亡者吧。我当时都不敢正视自己同胞的残虐行为。”此外，横滨等华人聚居区，都发生了屠杀事件。在日本的中国工人领袖王希天9日上午前往大岛町去了解和慰问受难华工，途中也被军警秘密拘捕，12日凌晨被秘密杀害。之后此事一直被封锁，直到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久保野茂次日记》，人们才了解真相。

   4.日当局借机杀害异见人士

    在残酷杀害朝中劳工的同时，军队和警察从9月3日开始，也对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及工人运动领袖等进行镇压。地震后产生的谣言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者借机暗中行动”，日本当局最担忧他们鼓动群众发难。日本宪兵队正好借此机会拔掉“眼中钉”。9月16日，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等冲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核心人物大杉荣的家，强行将大杉荣夫妇及其外甥带到宪兵队，掐死了他们，并将尸体投入井中以毁灭证据。这件事在9月20日被《时事新报》与《读卖新闻》发现，12月甘粕正彦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但1926年10月即获得释放，并由陆军出资送往法国留学。

    关东大地震后外国强烈谴责日本大批屠杀朝鲜人，对此日本官方避重就轻，百般辩解，不承认屠杀罪行。日本屠杀中国劳工的消息很快传回中国，引起中国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怒，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王希天被害后，北洋政府也曾派出调查组赴日调查。但由于日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以及当时北洋政府的无能，最终无果而终。

    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一战时日本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但战后发展经济的各种有利条件消失，经济发展减慢。关东大地震引发了震灾经济危机，自此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危机和慢性萧条状态。在政治上，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打击力度，再加上当年12月27日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刺杀摄政的裕仁亲王未遂的事件(虎门事件)，更加重了市民对社会主义者的恐惧心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增强。

    5.日本政府痛定思痛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痛定思痛，提高了建筑的抗震能力，加强了对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视。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日本的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这次汶川特大地震后，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就来到四川灾区抢救受困民众，其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让人钦佩，值得赞扬。

    不过，日本对屠杀朝鲜人和华工的反省则一直待到日本二战惨败之后。

    在今天东京的横纲公园，就竖立着一座“追悼关东大震灾朝鲜人牺牲者碑”。此外，在神奈川等地也有类似的慰灵碑。自1983年开始，每年9月，在日朝鲜人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在中国，1924年归国的温州留学生，集资在温州华盖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纪念碑。抗战期间，此碑在温州沦陷后，被日寇拆除，这一事件也逐渐被人们淡忘。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详细调查，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遭虐杀》、《大地震时对中国人民大屠杀——中国工人和王希天为何被杀》等书，使人们能通过史实了解事件真相。

    1993年9月关东大地震70周年纪念时，日本友好人士捐资，在温州重建了“王希天烈士暨温处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

.爱国反日的留学生、华工领袖——王希天
王希天，原名王熙敬，1896年9月11日生于吉林长春县金钱堡村的一个开皮铺的家庭。他8岁受到启蒙教育，12岁入当地的龙王庙小学读书，1911年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这一段时期，正是中国苦难深重而动荡巨变的年代，各种进步思想不断影响、教育着王希天，他渐渐成长为一名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1913年11月，王希天参与揭发吉林一中校长劣迹的学潮，遭到校方开除。他先转学奉天（今沈阳），随后于1914年11月东渡日本求学。

来到日本以后，王希天一方面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新思想、新知识，一方面则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始终怀有戒心。1917年7月，他考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即约同学王大德一起住进了人们称之为“一高寮”的学校寄宿舍。同室的60多人，除他和王大德全是日本人。平时，因为日本学生总以高傲的态度对待他们两个中国人，所以王希天对日本学生无事则寡言正容待之，有事则据理力争，分毫不让。留日的中国学生时常讨论如何救国的问题，凡有聚会他必参加。时间一长，日本学生都知道了王希天的厉害，对他是又畏惧又敬佩，不敢轻易欺侮他。

1918年4月，留日学生得到日本政府企图用武力强迫中国承认“军事密约”的消息，不禁群情激忿，纷纷讨论抵制的方法，一天晚上，一高的同学们集会，王希天声泪俱下地高声呼吁：“国将不国，学为何用？为目前计，惟有全体退学回国，誓死力争取消亡国苛约！”会场里顿时掌声如雷，同学们热烈赞成王希天的提议。不久，在王希天和留日同学周恩来等的共同推动下，终于促成2000多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回国，一路挥师北上，向北京政府请愿；一路南去上海，向社会各界呼吁。王希天代表一高同学会来到了北京。到京后，他奔波于京、津各校之间，举办演说，鼓动请愿，前后达半年之久，对全国产生巨大影响。此后，日本当局就把王希天列入了“另册”，有两三家报纸还把王希天大肆宣扬为“排日巨魁”。

王希天与旅日华工保持密切接触，深深同情他们的苦难。1921年6月在学生领袖会上和7月的太原海岸夏令会上王希天和他的好友王兆澄提议，对于旅日华工应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谋求福利。王希天为保护华工的利益，帮助华工找工作、要工钱、打官司，什么事他都管。日本资本家恨透了他。

1921年9月5日，王希天专门邀集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和圣公会三团体的代表，到华工居住的大岛町地方视察。正是在王希天的多方努力下，1922年9月21日，一个专为旅日华工谋利益的团体一一中华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王希天被推选为会长。从此，他放弃了学业和其他兼职，全力投身共济会的工作。华工们敬重这个高大、英俊的会长，因为他处处替华工说话，帮助他们讨工钱、打官司，办了许多好事。王希天对华工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22年冬，为向立川日本工头讨还拖欠华工的工资，王希天在电车中曾被人用短刀威胁。1923年8月，为收取共济会会费事，王希天又遭诬告，竟被日本警察拘捕起来，关押了68小时。

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45秒，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当时王希天正在东京神田中国青年会的寄宿舍中，随着一阵地动山摇般的震动和巨大轰响，屋子在猛烈晃动，墙壁瞬间出现几道大裂缝。王希天先是一愣，但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快步离开23号房间，从二楼跑到院中。转身四望，眼前已经到处是坍塌的房屋和燃烧的大火，整个东京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

当天下午，虽然余震还在继续，火势也没有减弱，王希天却呆不住了。他向着熟悉的地方奔去，一个一个地问询朋友们的安危，一直忙活到天黑。第二天，王希天来到中国留学生避难的小石川指谷町的中华圣公会内，找到几个朋友，商量如何救济遇险的留学生。而后他又提议，同中国驻日公使馆、留学生总会、青年会等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对日震灾救济会”，参与日本人的救灾活动。王希天在中国留学生中很有影响，同学们都赞成他的意见，救灾活动很快有秩序地开展起来。

这时，突然传来消息，说是在大岛町一带居住的华工不仅受灾严重，还有很多人被乘乱残杀，处境十分危急。这使王希天忧心如焚。

9月9日早8时，王希天不顾朋友们的劝阻，不顾个人的安危，骑上一辆自行车，离开牛？区鹤卷町212番地的寓所，只身向大岛町奔去。然而，当天晚上和王希天住在一起的朋友们没有等到他，第二天也不见他归来。大家的心顿时悬了起来，开始四处寻找王希天。从陆续得来的消息中，大体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情景：

9月9日上午11时，也就是王希天从鹤卷町出发三个小时之后，有人见他骑着自行车从龟户警署方向过来，到达一处叫“五之桥”的地方。旁边的一些日本人有认识他的，不断指指点点地说：“这就是共济会的头头！”

9月9日上午12时，王希天来到大岛町共济会事务所的办公楼前。他看看木楼上悬挂的三丁目278番地的牌子，与房主人的妻子应酬几句，说要去看看八丁目方面的中国人是否安全，扭身走了。其实，王希天在六丁目的空地上已经看到了极为恐怖的景象：差不多200具裸体华工的尸首，还没有完全处理完。他们的喉咙都是被切断的，气管、食道都露在外面。很多尸首还睁着眼睛，十分吓人。王希天被这令人发指的暴行所震惊，直觉得心中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

9月9日下午4时，在龟户邮电局隔壁的宪兵司令部，有人见到王希天被关押在那里。他拿出11元钱向看押的宪兵要求：“我想往中国打个电报。”宪兵蛮横地拒绝了，还收去了王希天的钱。

9月10日下午5时，日本宪兵把王希天和一个中国商人一同押送到龟户警署。商人叫伍铭钟，浙江青田人。他问王希天：“你为什么来呢？”王希天回答：“没有法子。”他又问：“你什么时候被拘到这个地方的呢？”王希天回答：“9号被拘的。”正在这时，看守的警察制止了他们的谈话。

9月11日早晨，王希天对伍铭钟说：“听说要把我们送到千叶去了，可不必着急。”下午，拘押在龟户警署的15名华工排着队走了，王希天的大冢1338号自行车也被一华工推走。这时，王希天被警察找进屋去谈话，他说：“我因为要办工人的事，不能到千叶去。”王希天留了下来。

9月11日下午，有人看到王希天仍然被拘押在龟户警署，身上还是9日出来时的打扮：短袖衬衫，蓝条白色短裤，紫色皮鞋，棕色草帽，腰系印有“W”黑字的白皮裤带。

9月12日清晨3时，一高一矮两个日本士兵，身穿黄色制服，进屋把王希天捆绑起来。他们拿着两根绳子，短的不够，又用长的。王希天被勒得够呛，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他要求绑松点，士兵不理睬。随后，两个日本士兵将王希天推出房门，向黑暗中走去。

王希天究竟被押送到哪里去了？再没有了寻找的线索。但王希天的朋友们都认为凶多吉少，因为大家知道，日本反动当局恨透了他，早想害他。

王希天失踪之后，最先四处找寻的是他的好朋友王兆澄。结果不仅没有弄清王希天失踪的真相，王兆澄自己还受到日本军警的严密监视，不得不改名换姓，乔装回国。1923年10月17日，王兆澄在上海召开的温州旅沪同乡会紧急会议上，再次披露了王希天在关东大地震中失踪、旅日华工惨遭迫害的消息。随后，《申报》、《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以及《大公报》等报刊纷纷报道，引起国内民众和社会团体的广泛关注，抗议日本当局惨杀华工的暴行，要求查清王希天失踪真相并严惩凶手。在王希天的家乡长春、吉林两地，也出现了声势颇大的抗议浪潮。

在中国舆论和留日学生的强大压力下，日本国内的新闻界再难以保持沉默。从1923年10月17日开始，《都新闻》、《东京日日》、《中外商业》、《万朝报》、《时事新闻》、《朝日新闻》等都陆续报道了“王希天行踪不明”的消息。北京政府在各界抗议浪潮的强烈冲击下，也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交涉，并派外交部官员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人赴日调查。然而，“弱国无外交”。王正廷等人11月底到达日本，日本政府早已把屠杀华工的罪证毁灭，他们无从人手，竟然委托日本官方代为调查。这能有什么结果呢？王希天的下落依旧是“行踪不明”。

50多年后的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公开发表了《久保野茂次日记》，才使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王希天被害真相大白于天下。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久保野茂次正在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当兵，奉命在大岛町一带驻守。1923年10月18日前后，看到日本报纸大量报道了“王希天下落不明”的消息，久保野茂次想起了他听到的一些情况。便在10月18、19两天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王希天被押出龟户警署后的情景：

1923年9月12日凌晨3时，王希天在两名日本兵的押解下踉踉跄跄地走着。天上月光暗淡，他不知道往哪里走，更不知道前面已经布置好了杀人现场。原来，11日夜半时分，日本戒严部队的长官下达了杀掉王希天的命令。刽子手是一个叫垣内八洲夫的中尉，时为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副官。他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曾人户山学校剑术专修科学习，自诩剑术已达五段标准，是“剑道能手”。垣内接受任务后，凌晨两点多钟便从旅团值班室起身，来到指定的杀人现场逆井桥。这时，桥头已有四名士兵分散警戒，还有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第六中队的中队长佐佐木大尉。一个士兵见垣内过来，走上前去低声说道：“马上就来，请隐蔽在这里稍等一下。”垣内迅速躲到与逆井桥并行的电车铁桥下的水泥柱后。

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王希天和押解他的两名士兵走过来了。等候在路边的佐佐木中队长走过去，说道：“辛苦了，王先生。来了紧急通知，决定请您去习志野，前边有小汽车等您。”可能由于胆怯，佐佐木的声调都变了。王希天与士兵三人继续向前走去。不一会儿，他们踏上了逆井桥的桥坡。这时，押解王希天的两个士兵用力拉住捆绑王希天的绳子，把他拉下了堤坝。眼看就要接近躲着垣内的水泥柱时，跟在后面的佐佐木要王希天就地休息一下。王希天背靠水泥柱刚一坐下，垣内的军刀便从后面猛然砍将下来。王希天身首立时被劈开一个大口子，鲜血迸溅，他缓缓地趴倒在地上。刽子手们迅速搜查王希天身上，只得到10元7角钱和一支钢笔。随后，他们烧了王希天身上的衣服，将王希天的面部弄烂，手、脚斩碎，连同尸体一起抛下了逆井桥下的中川河。著名的旅日华工领袖、杰出的爱国者王希天，就这样被秘密杀害了。时年仅27岁。

日本军方残酷地杀害了王希天，他们也估计到可能酿成严重的外交问题。于是在1923年11月7日，召开了有山本总理、后藤新平内相、伊集院外相、平诏骐一郎法相和田中义一陆相参加的“五大臣会议”，决定“彻底隐蔽”大岛町事件和王希天事件。当时，正担任野战重炮兵第三旅团参谋的远藤三郎，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些情况。1983年11月和1986年4月，随着远藤一郎的《关东大地震――关于王希天事件》和宫武刚的《将军之遗言》的发表，日本最高层当年决定“彻底隐蔽”的杀害王希天的真相，彻底地公之于众了。

王希天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周恩来。他们虽然不在同一所学校，却有“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共同志向。当年的一幅珍贵合影，记录了他们一起参加“拒约救国”运动的情景。新中国建立以后，周恩来总理始终铭记着王希天的事迹，惦念着他的遗属，多次派人寻找。当得知王希天的儿子仍然生活、工作在长春市时，周总理十分高兴。1962年7月15日，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乘工作之便，特意在长春南湖宾馆接见了王希天的儿子，说：“我与你们父辈在一起学习的年代，是旧中国，那时军阀混战，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任意宰割，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机。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满清政府，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一些青年学生都走向革命，但也有少数人走向了反面。”显然，周总理这里讲的“我们一些青年学生都走向革命”的话，是包含王希天在内的，也充满了对自己当年旅日爱国斗争生活的深情回顾。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1973年7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明确指出：“经请示，王希天确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的。1923年日本大地震时，日本统治当局乘机大杀中国爱国反日的留学生，王被杀害，死时很英勇。王希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按照国务院这个函件的精神，1974年1月15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