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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不是哪个政治家制造的，真正的和平往往还是由军人来创造。
当然，此事不排除做秀成分

（孙中山虽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可是次序没摆正，实践起来一塌糊涂，民族独立大业还没完成，他就把民权的大事抛给袁世凯，自己急急忙忙搞民生，建铁路去了。这些都是说来话长的事。）
毫无疑问，只要存在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民族利益就是第一要务。现在国内外都有些学者说中华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对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国来说不是福音云云，都是胡话。不管中华民族在文化上被想像成什么“想像的共同体”，我们都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中华民族是现实的“利益共同体”。

目前国内的最大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掌握着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包括土地在内的国有资源支配权以及金融垄断权，他们不思与民分权，只会出卖民族利益。民权不振以及民族利益被出卖导致国家衰弱、民生困苦，而手握重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又绝对不会主动与民分权。
因此，人民的权力（权利）只能靠自己去争取。争取民权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对内争取，即革命或政变；二是对外争取，收复失土或扩张。

[ 本帖最后由 对日研究 于 2008-9-2 16:17 编辑 ]

第一条路很好理解，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等贵贱，均贫富”，抑或是“玄武门之变”和“八王之乱”等等。其结果只有两种可能，好彩的话就是换一个明君上台，不好彩的话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民众不堪其苦了。当然，政变不一定是民众争取来的，但是鼎沸的民怨却会为既得利益集团内部派别所用，成为政变的间接推动力。

[ 本帖最后由 对日研究 于 2008-9-2 22:27 编辑 ]

革命的代价是巨大的，革命者要流血牺牲，人民要流离失所，还有一大批学者、文人、艺术家、能工巧匠要随之成为牺牲品，社会生产力遭受猛烈破坏，发展成果毁之一炬。
如果能盼来明君的仁政，人民还的确可以争到一些民权——苟延残喘忍辱偷生以等待下一轮暴政的权利。如果一不小心给暴君篡位上台，那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
尽管两千多年的朝代更迭都改变不了独裁专制的局面，渴望光明的人们还是翘首以待心目中那位能将中国引向自由和民主的圣君。正所谓思路决定出路，人们如果不转变“攘外必先安内”愚蠢观念，换任何一个国人上台主政，都只能是暴政。

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指出：由于财力有限，中华帝国的历朝历代只能对庞大的官僚集团实行低薪制，众官员有权而缺钱，故只能以权谋钱，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直到天下黎民不堪其苦，揭竿而起推翻当朝，另立新君，重新开始帝国的下一轮循环。
反观今天的中国，虽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跻身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可是人均GDP排名仍在世界的130名之后，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财政力量依然捉襟见肘，仍然无法逃脱历朝历代的命运，只能对官员实行低薪制，官员们又只能盘剥百姓。
这同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行普选民主。因为普选民主意味着消灭贫富悬殊的现状，全民共享财富，在人均财富极低的情况下共享财富，其结果就是人人都得不到满足，人人起而争利，国家将陷入暴乱之中。

[ 本帖最后由 对日研究 于 2008-9-22 03:47 编辑 ]

自1500年以来，大航海时代成就了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崛起的西方列强中，无论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君主专制国家，还是后来的英国、美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宪政国家，都是通过海外扩张最终完成原始积累的。巨额财富的流入，为均富奠定了基础，也为普选民主创造了可能。普选民主的结果就是均富，足以实现均富的资源是普选民主的前提。

这就涉及到以上提及的第二条争取民权的道路——对外争取了。这话乍听之下很奇怪，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权，如何向外争取呢？但史实就是这样，欧洲列强和日本就是这样壮大起来了，今天一霸独大的强权国家——美国，就是欧洲列强占据富饶的北美洲而形成的。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广大的土地，就有了均富的可能，有均富的可能才有民主的可能。
自由派的信徒们也许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道理，因为从逻辑上讲，没有民主和自由，一个国家就无法走向富强，“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即便这个国家坐拥金山银山，也全都是皇帝老子的私产，民众无从分享，何来民主和均富呢？

[ 本帖最后由 对日研究 于 2008-12-5 23:0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