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说明：此文写于2004年5月份，现在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经济学基本的原理是不变的。

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建议 上 篇

关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慌心理

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部分商品如粮、油等基本农产品和钢材、水泥、铝、煤等基础原材料的价格，出现了近几年少见的较大涨幅。于是对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恐慌又立即取代了对通货紧缩的担忧，一些分析家举出房地产、交通、钢材、水泥、电力等领域投资增长的数字，以支持“投资过热”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央行也提出要把防止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宏观调控目标。

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指出：目前大部分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宏观经济通货紧缩的局面并未根本扭转。

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究竟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让我们做一下具体分析：

一. 对去年下半年以来物价上涨的分析

1. 关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农产品价格自去年四季度以来上涨？是需求的拉动吗？显然不是。恰恰相反，粮、油等农产品价格上涨是供给方面的原因。是在长期的通货紧缩环境中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使不少因此而赔本的农民不种粮油作物，引起粮油产量大幅下降，库存减少而造成的。这种因供给减少而导致的物价上涨，与货币供应增长相对快于商品供应增长的真正需求型通货膨胀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与通货的增长无关，而且恰恰是由于长期的通货紧缩使基本农产品的价格触到了其成本底线。

2. 关于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钢材、水泥、铝、煤等涨价则与农产品不同，是需求拉动的结果。但这是否就是货币供应增长方面的原因呢？

对这些基础原材料的需求拉动，除前几年一直就有的国债建设项目外，去年主要是由于房地产业较大幅度的扩张。（去年的国债建设项目与前几年相比，并未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仅国债建设项目投资的增加，根本不足以使基础原材料原本还过剩的生产力突然就供不应求。去年除房地产外真正增长的最终产品是通讯、汽车和出口，这些经济增长点与国债建设项目及原材料价格上涨拉动的投资形成了去年快于前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但除了汽车对钢材等原材料有稍强的拉动效果外，通讯和出口对原材料的拉动效果并不很大。因此，对基础原材料突然较大幅度的需求拉动，只能是来自突然大幅增长的房地产建筑投资。）

但房地产业突然的大幅扩张所造成的结果却是房屋空置率空前的提高，可见，房地产业投资的增长主要并不是由于对房屋需求的增长引起，不是由于房屋涨价形成对房地产投资的市场拉动，而是由于完全违背市场法则的无效或低效投资导致的结果。之所以会在我国已基本完成价格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十年后仍出现与市场机制的效率相悖的大量无效或低效投资，则完全是由于腐败的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相勾结的“圈地运动”造成的恶果。

退一步说，即便是对房屋需求的增加通过市场价格的传导拉动了房地产业的投资增长，在大部分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价格负增长的形势下，仅根据少部分商品的较大涨幅就认定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也仍然有失偏颇，这是把局部当成全局了。由此而提出“软着陆”的调控目标似乎也太早了点。

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是大了一些，但也应看到这其实也是对前几年通货紧缩环境投资规模偏小的一种报复性反弹。只要控制住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利用行政手段，以技术标准卡掉那些质量差，污染严重，技术水平低，规模小，布局不合理等无效或低效的投资项目，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所以，去年以来在宏观经济方面不是投资总量（合理与否）的问题，而是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合理与否）的问题。

3. 对物价上涨分析的总结

通过以上对农产品和基础原材料这两类主要涨价领域的分析，可看出这些涨价因素因不是商品普遍的需求上升导致的结果，所以与货币供应总量方面的原因无关。因此只要管住房地产等有悖于市场机制的无效或低效投资，就不会有拉动原材料需求大幅增长的“过热”现象。而去年四季度以来在基础能源和材料方面的“投资过热”，正是这些瓶颈产品通过市场价格的上涨调节出来的能扩大这些产品供给从而将会平易其价格的未来生产力，瓶颈产业的“投资过热”是价格上涨的结果，而不是价格上涨的原因。以瓶颈产业“投资过热”来证明“通货膨胀”是把这两者的因果关系弄颠倒了。

另一方面，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目前我国大部分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这说明，宏观经济至少在目前并不存在真正需求型的通货膨胀形势，不是货币在胀。通货紧缩的局面也并未得到彻底扭转，而是正处于逐渐被纠正之中。

二. 关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

在通货紧缩的纠正过程中，不可能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保持同步变化，一起从负的通货膨胀率过渡到零通货膨胀率或低通胀率，而是必有一些商品价格由于市场的需求拉动率先上涨，甚至是较大幅度的上涨，然后才逐渐波及到其它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必有另一些商品仍旧处于价格负增长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当通货紧缩刚刚开始被纠正，尚有大部分商品价格负增长的时候，就引起了对通货膨胀莫名其妙的恐慌，似乎宏观经济只有永远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才是安全的，而一旦跨过零通货膨胀这道线，就会遭遇凶恶的通胀恶魔。

由于九三年六月以来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被宣传为克服“通货膨胀”最成功的“软着陆”典范，因此，人们对那次货币紧缩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持续五年的严重衰退和对通货膨胀完全无效的治理）所做的反省，也就很自然地归结为：“那次紧缩缩得太晚了，如果等通货膨胀刚刚露头就及时缩，一定会是代价小而效果好。”

正是这种对九三年六月以来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所做的错误宣传和错误反省，产生出对通货膨胀根深蒂固的恐慌心理。以至于在目前脚跟刚刚离地就急忙要“软着陆”。

自93年6月紧缩货币以来至2002年底，将近十年的时间，我们奉行的是一条“宁紧勿松”“宁缩勿胀”的货币政策，正式的说法是“适度从紧”。对这个政策的宣传使很大一部分人都深信通货膨胀比通货紧缩更可怕更难对付。甚至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前些年我国成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也只有一个唯一的政策目标，即保持币值的稳定[注]。这样的货币政策若出现在金本位制时代或罗斯福新政以前，则没有什么令人惊讶之处。但其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若非赫然登在报纸上，真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片面的货币政策甚至远远落后于中国传统的，由2000多年前管仲提出的货币轻重理论（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轻重理论实际上是通过调节钱币名义和实际重量的差别来控制通货的缩和胀）。时至今日，“宁缩勿胀”的指导思想及对通货膨胀的恐慌心理仍在我们的货币决策和执行机构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人们似乎都在珍惜治理通货膨胀来之不易的“成果”，并都还在担心25％的年通货膨胀率会卷土重来。……

对通货膨胀这样过分的恐慌有必要吗？难道真的存在零通胀率这条宏观经济的安全线吗？宁缩勿胀的指导思想能使经济安全平稳的发展吗？在接下去的论述中，我将通过对有关货币政策和通缩、通胀理论的分析，并结合93年6月以来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无效治理及因此而造成国民经济惨重损失的历史教训，使读者能对这些问题能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和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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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兼顾两个基本目标：

1.将通货膨胀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保持币值稳定。

2.将失业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以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

（未完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17 3:21:05编辑过]

三．零通货膨胀率仍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通缩效果

有些人以为，货币供应的数量应以达到零通货膨胀为最佳原则，这样不胀也不缩，可保持物价稳定。

但实际上，零通货膨胀率仍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通缩效果。这是因为，不同商品之间相对的交换价值，即它们的比价总是会发生变化。零通胀率必然会有某些商品价格上升，某些商品价格下降。商品价格的上升如果是由成本上升引起，受市场需求的限制，成本上升必定快于价格；而商品价格下降如果是由市场需求的下降引起，则价格下降先于成本，也快于成本；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企业出现亏损，而一旦亏损，则可能产生债务拖欠。如亏损引起企业破产，则可能产生一连串无法解开的债务链条，在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中形成堵塞，从而引起商品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如同只在公路上停几辆车，就能使公路上的车流速度大大减缓。流通速度的下降会产生类似我们下文谈到的通货紧缩效果。所以其对宏观经济并非有利。

而适度的通货膨胀则有利于不同商品之间比价的调整，因为它使对商品社会需求的增长在总体上略快于商品供给的增长，使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可保持不降，即使是成本明显上升的商品，也会因需求拉动价格增长而不致亏损。因此可避免宏观经济出现债务链条和流通速度下降等堵塞效果。如能将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5％的范围内，不仅有利于商品价格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能使经济发展和就业的规模得到充分的扩大。而每年3％--5％的物价涨幅对于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是完全能够承受的。

四．有 关 通 货 膨 胀 的 一 些 理 论 问 题

真正的通货膨胀是需求型的，是通货（货币）在胀，因此它只能从与商品的相对关系，即物价指数上反映出来。人们也因此把加权平均计算的物价指数当作通货膨胀指数。但物价指数的上涨却并不一定都是通货相对于商品在胀，如由成本普遍上升推动的物价指数上涨，即所谓成本型的通货膨胀，就不是通货在胀。如93年6月紧缩货币以后，因流通速度骤然下降使成本迅速全面上涨，从而引发了我国持续两三年之久的严重通货膨胀就属于这个类型。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探讨通货紧缩时再给予详尽的论述。

A．恶 性 通 货 膨 胀

需求型的通货膨胀也分几种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一般都是政府纯粹为了财政需要而加速发行纸币，根本不顾及宏观经济货币和商品的相对关系。于是货币量的巨大膨胀必然以其质的更大损失为代价，甚至可使纸币贬值到其印刷成本以下，完全失去其社会一般等价物的功能。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为掠夺资源打内战而滥发纸币就是这方面最恶劣的典型。

B．大 量 丧 失 财 富 引 发 的 恶 性 通 货 膨 胀

此外还有一类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应时刻警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由大量流失外汇财富而引发货币危机，先是因外汇大量流失导致外币对本位币和国内商品的比值大幅飚升，然后外币持有者以令人难以想象的低价买走大量国内优质商品和民族企业，造成财富的第二波流失浪潮（这是流失外汇比单纯丧失国内财富更危险之处）。经外汇和国内物质财富两次财富的重大流失后，恶性通货膨胀就在所难免。接下去就是银行挤兑风潮和严重的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经济灾难。由于建立在人们信心基础上的“效率经济”的放大作用，这些经济灾难会被数倍乃至数十倍地放大。这种大量流失外汇财富的现象首先是由于外币出入国境流动性极好，即本位币与外币可自由兑换；如果再有国内严重腐败导致资本大量外逃或金融领域有方便境外资金投机炒作的条件，就有可能发生这类经济灾难。俄罗斯和东南亚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是这种类型。

另一种以外汇形式大量流失财富的可能性也应引起注意，这种流失外汇财富的方式不需要本位币与世界货币的自由兑换为条件。那就是当国家巨额的建设投资中含有对外国合作方支付的巨量外汇时，如出现重大失误使这些投资成为完全无效的投入，（这或是由于错误地将资金投向了原本就无利益可言甚至得不偿失的项目，或是由于其它方面的原因使项目失败。）那些以本位币形式进行的投资虽也是无效投入，也会对经济形势产生不利的影响，但由于是投在国内，根据乘数作用原理，对经济多少还有拉动作用；而外汇形式的投资由于是付给了外国人，所以如成为无效投入，其得不偿失的部分就等同于以外汇形式流失财富，其金额（与资本外逃等加在一起）如积聚到一定程度，也将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其中也少不了有恶性通货膨胀。

除以外汇形式丧失财富外，战争和特大自然灾害也能在短期内损失大量财富，造成货币（抽象财富）和具体物质财富相对关系的突然改变，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以上所说因大量丧失财富而形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均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无关。

C．一 般 的 需 求 型 通 货 膨 胀

而一般的需求型通货膨胀，只要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根据宏观经济全局的需要作出的通盘考虑，而不是为弥补财政赤字滥发货币，并注意控制货币供应相对于商品供应增长的速度，这样的通货膨胀只要不超过一定限度（如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5％的范围内），就对经济发展有益无害。如前文所说的那样，适度的通货膨胀不仅有利于商品价格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能使经济发展和就业的规模得到充分的扩大。而每年3％--5％的物价涨幅对于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是完全能够承受的。

即便是通货膨胀速度超过予警线，如年通货膨胀率超过6％或7％或更多，只要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的速度，使其逐渐接近商品供应的增速，通货膨胀速度就会因其能量逐渐耗尽而降下来。根本就用不着什么紧缩。而实际上通货膨胀会在其能量还未耗尽时就减缓停止。这是因为：1.一般需求型的通货膨胀会通过需求的拉动经价格和利润的传导扩大商品生产，增加商品供给，从而吸收掉一部分通货膨胀。根据乘数作用原理，每新增一元钱的投入，会创造三倍以上的产出。2.流通中货币增长快于商品增长可使流通和生产速度加快，从而增加商品供给。不仅如此，货币和商品周转加快还可降低成本，增加盈利。因为商品成本中的一些主要部分如：固定资产折旧、银行利息、厂房设备店铺等租赁费用、仓储费用、一些办公费用以及工资中的一部分是由周转速度决定的，周转越快，一定时期内的批量越大，这些成本分摊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少。(反之，周转越慢，一定时期内产量或销量则越小，这些成本分摊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 成本降低使一些过去亏损的经营也能恢复，从而增加产出。可见，当通货相对于商品“膨胀”时，其对商品供给增长的影响是双重的，即需求的拉动和周转速度的带动。由于通货膨胀本身会使商品供给增加，从而吸收掉一部分通胀，即它的发展同时也在发展着自身的反对力量，所以通货膨胀的效果一般远低于100％。通胀时增长的商品交易总额减去代表增长的商品产量的那部分交易额才是通货膨胀真正的涨幅，它通常由加权平均计算的物价指数来表示。适度的通胀对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就象是为运行中的车辆增添了润滑剂和推动力。由于它能刺激生产，增加商品供给从而吸收掉一部分通货膨胀，所以只要不是无节制地扩大货币发行，通货膨胀会在一定的涨幅后，在耗尽它的能量之前由于商品供给的增加而逐渐变缓停顿下来，它对经济的拉动和润滑作用也会逐渐变缓停顿下来。这时人们会发现，物价水平上涨了，但商品交易和生产也都扩大了，物质财富增加了。

在对通货膨胀率的控制方面，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四大手段（控制货币发行速度、调整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例、调整利息率、公开市场业务）无疑是有用的。但对通货膨胀率的控制不能只局限于从货币方面考虑。单纯货币方面的措施稍一过头，就会在抑制需求的同时也严重抑制商品供给，如造成流通速度下降，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就会超过需求受到的抑制。（至于为什么会如此？我在后面会给出证明。）而对商品供给的任何抑制都不利于抑制通胀。因此单纯的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胀来说并非有效手段，它通常是代价大而效果小。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超出警戒线的调控只应是使货币供应增速平稳而缓慢地逐渐降至略高于商品供给的增速。其原则是不能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否则将进入流通速度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不但商品供给和宏观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产品成本也会普遍上升，由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

而通货膨胀引起流通速度的加快，则终将会有一定限度，超过一定限度的通货膨胀反而会由于重要商品的投机性囤积使流通速度下降。因此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和流通速度加快互相强化的（另一个极端的）恶性循环。

正如前文已谈到的，凡是能有效刺激生产，增加商品供给的方法，都能有效地吸收通货膨胀。如对企业减税、将社会资金引向紧俏商品的生产和瓶颈产业等，都是既能降低通胀率，又能加快经济发展的好方法。尤其是当通货膨胀（不论是需求型还是成本型）快速发展时，单纯靠货币政策已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减税等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办法就成为治理通货膨胀的特效药。它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却能一箭双雕，既降低通胀，又扩大了经济实力。

（未完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17 3:22:34编辑过]

五．有 关 通 货 紧 缩 的 一 些 理 论 问 题

要点：货币紧缩必造成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而流通速度的不断下降也必然使商品成本不断上升。

真正的通货紧缩是货币供应的增速相对慢于商品供给的增速，是通货在缩。它表现为物价指数的负增长。一些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 是外部输入型的，它虽然也表现为物价指数在下降，但实际上并不是通货在缩，而是进口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商品导致价格指数下降。而我国持续数年的通货紧缩没有外来输入的因素，纯粹是“国产”的真正通货紧缩，是我们自己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通货（相对于商品）持续在缩。

前面已谈到，零通货膨胀率都会引起债务拖欠，在流通中形成堵塞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因此更不用说通货紧缩了。凡是真正通货（相对于商品）的紧缩，都会形成货币供应缺口，而货币供应缺口的存在必定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可以说，货币供应缺口的正、负、大、小决定着流通速度，流通速度是货币供应缺口的函数。这不仅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少商品不好卖。而且还因为：货币由于具有最广泛的社会效用，能够与一切商品交换，是沟通不同的商品使之能互相交换的渠道（《管子》“刀币者，沟渎也。”）。因此货币是社会功能最强的特殊商品，它万能的社会交换价值的功能，使其成为其主人品质无限但数量却有限的财产，因此它又是人们无尽的欲望本质最一般的形式，是个人奋斗的目的。于是在货币上统一起来的社会性和私有性，其对立也表现得最为充分。当社会最迫切需要货币的功能或这种需要已过了头的时候，货币的所有者为规避风险或为追逐利益，会作出与货币的社会性相反的选择。当银根紧缩资金回收困难时，人们为财产的安全竞相撤出资金，使流通速度下降货币供应缺口更加扩大。而当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时，人们为获利反而又竞相投入资金，使流通速度加快经济更热。（不是雪上加霜就是火上浇油。）正是由于货币社会性和私有性的高度对立统一，使（纸币时代的）货币不能像其它商品那样具有自动恢复供需均衡的机制。因此，流通速度不仅是由于通货紧缩时下降，通货膨胀时加快。流通速度加快或下降的程度，也不仅是由于货币乘数的作用把货币供应的（正负）缺口给予了3倍的放大或缩小。作为货币供应缺口的函数，流通速度变化的幅度还应包括人们投入或撤出资金的意愿及其强烈程度的因素。由于私人的货币投入或撤离，总是随着货币供应缺口背离零向正负方向的发展而推波助澜，呈加速发展，所以，这应该是大于一次的乘数关系。

由于货币（相对于商品）的紧缩必然要产生货币供应缺口，而货币供应缺口的存在必定使流通速度下降，而流通速度越慢，流通中需要的货币就越多，因此流通速度下降使货币供应缺口更进一步扩大，货币供应缺口的进一步扩大又将导致流通速度更进一步下降……，整个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因此进入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货币供应缺口的扩大使银根越来越紧，厂商支付能力下降并形成日益严重的债务拖欠，银行收回贷款越来越困难并形成大量呆账，金融形势因此恶化。商品总量也要强制性地与不断扩大的货币供应缺口相适应，表现为商品积压，生产萎缩，生产能力过剩，失业率上升。迅速发展的“三角债”使许多商品和货币的循环中断，在流通中形成严重的堵塞效果，流通速度下降得更加厉害。而流通速度的不断下降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商品流通和生产的批量不断减少，因此造成生产和流通成本不断上升。（因为商品的一些主要成本部分如：固定资产折旧、银行利息、厂房设备店铺等租赁费用、仓储费用、一些办公费用以及工资中的一部分是由周转速度决定的，周转越慢，一定时期内的产量或销量越小，这些成本分摊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 因此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抑制了需求，但由于成本不断上升及流通速度下降对商品生产（供给）的恶劣影响而形成成本型的通货膨胀。成本的上升和需求的萎缩使厂商经营困难，破产和失业增加。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失灵，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交织在一起，即通常所说的“滞胀”。

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无疑是通货（相对于商品）紧缩的产物，但它不一定要在通货紧缩由物价指数的负增长反映出来以后才发生，它不是负的通货膨胀率的产物，而是货币（相对于商品）紧缩产生货币供应缺口造成的。这种货币紧缩既可以是众多投资经营者撤出资金而自然引发的，更可以是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在货币紧缩已造成流通速度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时，由于商品成本的普遍上涨通货膨胀指数仍可继续上升，甚至是更快速的上升。因此我们这里分析的通货紧缩不是指物价指数下降才反映出来的表面化的通货紧缩，而是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变化的真正通货（相对于商品）的紧缩。

纵观历史，自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绝大部分经济危机都是由紧缩银根引起。所有经济危机最关键的病根都是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由于商品经济中货币的流通和循环制约着整个经济运行，所以危机时产生的其它一切经济灾难都是由最关键的货币流通的这个病根带来的。

要想制止住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只有立即消灭货币供应缺口。其方法不外乎两种，1.立刻消灭掉一部分商品。2.立即增加货币供应。

在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产生以前，由于当时中央银行还没有在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增加货币供应的职能，加之金（银）本位制时代，货币供应要受金（银）产量和供应量的限制，因此不能按照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增加货币供应。所以只有立即毁掉一部分商品，破坏性地消灭货币供应缺口，则恶性循环才能终止。

而在货币供应可以按经济运行的需要任意调节的纸币时代，立即增加货币供应已成为世界各国对付通货紧缩普遍采用的方法。它的功效已为二战后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历史所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盲目发展了一百多年，经历了无数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才找到对付通货紧缩的对症药方。而仍处于金本位制时期的罗斯福新政是靠强制性地把从银行挤兑提出的黄金收回和宣布纸币对黄金贬值来扩大货币供应的。

六．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治理通货膨胀吗？

很多人至今还在相信一个理论上的误区，认为货币紧缩政策可以对付通货膨胀。其依据是货币紧缩可抑制总需求，需求受到抑制物价自然也就受到抑制。这个论点是不能成立的。总需求的下降趋势完全可以和物价指数的上升趋势同时并存。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在货币紧缩时，只要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趋势就可与（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的趋势同时存在。

A．证明：总需求的下降趋势完全可以和物价指数的上升趋势同时并存。设：商品交易总额为 W ，商品供给（物）量为 Q ，商品价格为 P 。

有方程式： W = Q × P 。

如：货币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后，因需求受到抑制使商品交易总额（W）下降了10％，而商品供给量（Q）下降了20％，则物价（P）就会（在成本的推动下）上涨12.5％ 。

其方程式为：W（1-0.1）= Q（1-0.2）×（P×X） 。与货币紧缩前的原方程式联立。解出：X=1.125 。即物价指数在商品交易总额下降了10％的情况下反而上涨了12.5％ 。

B．为什么紧缩货币会造成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快？有人会说，货币紧缩直接抑制的是需求，然后才从需求传导到供给，因此供给的下降应慢于需求。

表面上看似乎是这么回事，但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由于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流通速度持续的下降大大增加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成本，致使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市场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许多厂商亏损甚至破产，商品供给于是大减。即使一些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因银根紧缩时普遍的资金短缺且（贷款）成本过高而无法扩大（甚至减少）生产。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产和流通）资金短缺，这三者的合力使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更厉害，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可以说，商品供给所受到的严重抑制，正体现了货币紧缩在发展中也同时在发展自身的反对力量，即货币供应缺口的发展通过减少商品供给而破坏性地消灭这个缺口，从而恢复货币和商品之间新的平衡的一种自发调节机制。

正是由于被挤掉的商品供给大于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挤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断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动价格上涨的空间。虽然不断上升的成本（以牺牲部分供给为代价）推动物价上涨了，但厂商的利润空间仍继续受到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挤压，亏损和破产继续增加，商品供给继续下降，物价指数仍继续上涨。

因此紧缩的货币政策虽能抑制需求，但却能更严重地抑制商品供给，于是在成本的推动下物价不降反升，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甚至“胀”的速度更快。我国从93年6月开始持续数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了持续了两年的速度加快了一倍的成本型通货膨胀就是这类典型。

C．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否不产生货币供应缺口？认为货币紧缩能治理通货膨胀的另一个论据是：只要紧缩恰到好处，就可将（相对于商品）膨胀的那部分货币缩掉而不会产生货币供应缺口。这个论据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商品而膨胀的那部分货币并非是处于闲置状态的（银行或企业的）备用金，而是处于使用状态的流通手段。历史实践证明，由于前面所讲过的货币社会性和私有性的高度对立，越是通货膨胀时期，资金的利用率反而就越高，处于闲置状态的备用金就越少。因此通货膨胀时的任何紧缩措施都会立即绷断许多已绷得很紧的货币循环的链条而成为债务的链条，产生货币和商品流通中的堵塞效果，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和流通速度下降，并进而堕入这二者互相强化的恶性循环……。

综合以上有关货币政策及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理论分析，我们可得出明确的结论：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治理通货膨胀，而扩大的货币政策却正是对付通货紧缩的良方。而我们持续了近十年的货币政策却恰恰把它用反了。

（未完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17 3:24:24编辑过]

七．回 顾 货 币 政 策 十 年 得 失

经前面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及相关的货币政策的分析，我其实已经说明了为什么93年6月货币紧缩后通货膨胀会迅速发展？又为什么94—95年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不降反升？不是因为通货膨胀本身有多可怕，是“不治之症”，而是我们的货币政策根本就是不对症的“恶治”。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也因此而恶化。

正如我在前面对通货膨胀的分析所指出的：

通货膨胀的发展同时也在发展着自身的反对力量。对已超出警戒线的通胀，只要控制住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平缓地逐渐接近商品供给的增速，通货膨胀就会在一定的涨幅后，在耗尽它的能量之前由于商品供给的增加而逐渐变缓停顿下来。它对经济的拉动和润滑作用也会逐渐变缓停顿下来。根本用不着什么紧缩。即便要“缩”也只应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不应是中长期的宏观政策。

对通货膨胀率的控制不能仅局限于货币方面的措施，对已呈快速发展的通胀，货币政策已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产生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并因成本升高，供给减少而导致成本型的通货膨胀。……对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减税及其它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措施才是对症的良方。

93年6月突然的货币紧缩所造成的货币供应缺口和流通速度的迅速下降，以及商品成本普遍迅速的上升都是非常典型的。这除了前面所分析的理论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在93年以前的几年中，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已基本上“拨改贷”，成为银行的活期贷款。因此93年6月的货币紧缩，使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的众多国企立即陷入资金短缺和三角债的困境，因此流通速度的迅速下降和商品成本的迅速上升都是史无前例的。由此而立即形成的成本型通货膨胀，其速度也两倍于紧缩前的需求型通货膨胀。当时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和许多报纸刊物都已指出这是成本型的通货膨胀，但央行仍在为治理“通货膨胀”而继续勒紧银根，抑制需求。其结果只能是随着银根越勒越紧，三角债和银行呆帐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给越勒越少，物价指数越勒越涨。当然还有越勒失业越多，越勒活着的企业越少（一半国企和大半乡镇企业跨掉了）。这时的“通货膨胀”早已不是通货在胀，而是通货持续的紧缩使物价指数在不停的涨。物价指数越涨，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这种越勒就越“胀”，越“胀”就越勒的错误政策人为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宏观经济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因此，93年6月以后持续数年的货币紧缩政策，不是什么副作用强不强的问题，而是100％错误的药方。

那为什么在货币持续紧缩了两三年后，物价指数又降下去了呢？

因为持续的紧缩货币抑制需求，最终还是会把物价降下去。这是因为：（1）产品的成本最终会下降。因为在企业的利润空间受需求和成本双重挤压的情况下，市场需求对企业是铁的市场法则，唯有拼命压缩成本才是生存之道。但在需求被严重抑制，生产达不到一定批量规模的时候，靠提高生产率来降低成本会受到很大限制。于是不仅对企业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科技研发投入因远水不解近渴而被彻底压缩掉。而且普遍出现牺牲质量的短期行为，不但靠解雇大批熟练工人而雇佣缺乏技术的廉价农民工。还出现了数不清的以“假冒伪劣”为生的“经营者”，出现了普遍超载的野蛮运输，出现了更多的环境污染和对森林资源的破坏。这些虽然并非紧缩需求才会有，但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无疑大大强化了这些“假冒伪劣” 、野蛮运输和破坏环境者的生存动机，也为其彻底杜绝大大增加了难度。（2）由于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失业增加，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们普遍节衣缩食，从而使消费品的社会需求受到严重抑制，产品卖不出价钱，大部分产品只是在维持经营。以上成本和需求两方面的原因使物价终将会降下来，但其代价是太可怕了。特别是这些惨重的代价原本是完全不该付出的。

从93年6月开始持续数年的货币紧缩，造成我国长达五年之久的严重经济衰退。1996年国有大中型企业共实现利润为 -1.18亿元，亏损面高达50％，与1988年相比，国有企业亏损面增加了358％，利润下降了64％，亏损额增加了9.7倍。亏损率（亏损总额/盈利总额）国有企业93年以前一直低于10％，而95年上升到43％，96年又上升到201％，97年略有下降，但仍达到171％。98年情况继续恶化，国有企业和集体乡镇企业成片倒闭。97年以来，国有企业隐性失业转为大规模公开失业，据工会方面统计，97年各类企业下岗人员共计2400万，其中国企超过1000万。（以上失业及国有企业亏损数据，见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除此之外还有上亿的农民成为“剩余”劳力。在1997年，年度贷款规模限额8000亿元只贷出了一半（这足以说明经济规模的萎缩），在此尴尬境况下，才取消了贷款规模限制。

1997年生产资料价格全面下降，钢铁、建材全行业亏损，以后又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变成亏损。1998年生活资料价格也全面出现负增长，“通货膨胀”终于变成了完全表面化的无可争议的通货紧缩。但央行却仍以防止通货膨胀为由而拒绝实行有针对性效果的扩大的货币政策。1999年后虽实行扩大的财政政策拉动内需，制止住了经济迅速下滑的趋势，但由于货币政策仍未放松，使扩大的财政政策受到很大限制，直到现在仍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和萧条的阴影。

在金融方面，银行原本为收回贷款才实行的货币紧缩取得了完全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银行呆账竟发展到2万多亿元，数倍于银行的自有资产。而三角债则不知比银行呆账高出多少倍。并且由于时间过长，许多债权和债务人早已破产，要想理清这些债务并最终大幅减少银行的坏帐已变得非常困难。

直到2003年，由于新一届政府领导人对宏观经济的清醒认识，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所改变，才使通货紧缩正逐渐被纠正。

但是，由于九三年六月以来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已被内外媒体刻意宣染传为治理“通货膨胀” 最成功的“软着陆”典范，因此使许多人对此政策的“正确性”从不怀疑，而对那次货币紧缩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持续五年的严重衰退和完全无效且越勒越胀的货币政策）所做的反省，也就很自然地归纳为：“那次紧缩缩得太晚了，应该等通货膨胀刚刚露头就及时缩，一定会是代价小而效果好。”

正是这种对九三年六月以来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所做的错误宣传和错误反省，导致了目前脚后跟刚刚离地就急忙要“软着陆”这样一种对通货膨胀过分恐慌的心理。

八．货币紧缩政策只能在特殊条件下与有目的的货币投放配合使用

前面已说过，紧缩货币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好结果。但作为一项货币政策，它虽是一味后果严重的烈药，可也并非完全不能用。古往今来唯一成功地使用过货币紧缩的范例是在我国解放初期，人民币在取代银元成为真正的货币后，因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还未彻底克服，粮食、纱布等重要紧缺物资因价格上升较快而被大量囤积在流通领域执行起货币的功能。这不但使货币不能完全履行其社会交换价值的功能，而且使这些紧缺物资因不能真正作为使用价值而更加短缺，其价格涨势越发强劲。当时在陈云、薄一波等同志领导下，中央政府一方面大量抛售粮食、纱布等紧缺物资，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很快制止了紧缺物资的投机，使货币重新执行其社会交换价值的功能，也把粮食、纱布等从货币的职能中解放了出来，重新成为社会的使用价值，使它们在实际使用中的供给大增，从而控制住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但货币紧缩强烈的副作用还是很快表现了出来，企业大批停产、倒闭，工人大量失业。中央政府继而又投入货币收购农产品，订购工业品，不但很快消除了银根紧缩的副作用，而且增加了紧缺的工农业产品的供给，彻底克服了通货膨胀。这一“紧”一“松”的配合，恐怕是紧缩货币最成功的典型了。“紧”了紧缺商品的投机性囤积，“松”了生产用资金。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一“紧”一“松”衔接得不够紧密，中间有脱节。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对此也有反省，认为当时在看出苗头不对时又犹豫了一下，晚“松”了二十多天，造成了一些损失。若在发觉流通速度变缓时就“松”，“紧”的副作用将会小很多。

从货币紧缩的历史看，货币紧缩作为一种宏观政策只能用于通货膨胀发展到货币质的功能因量的膨胀而受到损害，从而使紧缺商品囤积在流通领域代替货币执行起社会交换价值的功能的特殊条件下。货币紧缩的目的是把紧缺商品从流通领域的投机性囤积中解放出来，增加这些商品在实际用途方面的供给，并恢复货币的功能。但就是货币紧缩如此使用也必须要有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松”的货币投放措施相配合，才不致陷入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在解放初期国民党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还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有效的货币紧缩措施因“松”的配合措施晚了20多天所造成的副作用已令薄老痛心不已。可在93年6月并不很严重的通货膨胀却导致持续数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并直到近十年后上届政府结束也未完全放开，所付出的不应有的代价（持续五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后五年持续通货紧缩的宏观环境）和应吸取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重吗！

九．警 惕 经 济 战 的 误 导

值得深思的是，有着浓厚美国背景的国际权威机构对我国的指导完全与美国等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和实践相反。例如：对付通货膨胀不能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美国对此有着切肤之痛。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于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于是便有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十年左右的“滞胀”。后在里根上台前出现了供应学派理论，主张避免紧缩货币造成流通速度下降及因此产生成本上升等消极后果，相反应通过增加商品供给去吸收通货膨胀。通过减税等鼓励投资的政策增加商品供给，美国在里根任期内成功地克服了“滞胀”，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也降低了失业率。可以说，美国具有十年“滞胀”和其后采用供应学派理论克服“滞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我国93年年中的货币紧缩政策使流通速度骤然下降，货币供应缺口迅速扩大，企业成本急速上升，经营状况普遍恶化，紧缩前需求型的通货膨胀也立即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年通货膨胀率从93年的13％加速到94年的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达27％以上，并且直到紧缩两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货膨胀率仍在20％以上。当时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和国内众多的报刊都已指出这是成本型的通货膨胀，但当时的管理层仍不加区分地一味紧缩银根。这种成本型的通货膨胀本身就是紧缩货币造成流通速度下降成本上升的结果，对付它应该放松银根，制止住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同时应鼓励投资扩大生产，尤其是扩大瓶颈产业和产品的生产，以增加商品供给吸收通货膨胀。而通过减税以全面增加企业盈利水平是调动鼓励企业投资和经营热情，增加商品供给最有效的手段。

但在美国有着很强的控制力的国际权威机构对我国增值税改革的指导下，企业的税负反而加重了。这对在紧缩的宏观环境中已陷入困境的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对我们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美国官方及所控制的权威机构和主流舆论大都持肯定鼓励的态度，有些甚至比中国官方宣传的调门都高，“中国威胁论”也由此产生。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积极评价”并非恶意，不过人云亦云而已。真正有意误导翻云覆雨者毕竟是少数。还有一些美国人作为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曾对我们错误的经济政策提出过忠告，如已故的美前商务部长布朗就曾告诫过我国领导人不要再犯美国曾犯过的错误。美国一些个人和民间组织也曾以各种方式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这些个人和组织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偏爱或厌恶，只是对媒体大肆渲染的“中国经济神话”和“中国威胁论”感到可疑。

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在这个严厉的政策环境中企业过重的税负造成了中国经济持续五年之久的严重衰退，但呈现在中外媒体上的却是被百般掩饰的“中国经济神话”。实际发生的情况和中外媒体宣传的强烈反差，说明不能排除我们被有意误导的因素。误导我们的目的无非是让我们尽量犯错误，利用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生疏和理论上的幼稚，把我们引入货币紧缩和高税收、高失业率的陷阱，迟滞我们的发展，以“和平的方式”不冒风险地削弱我们的国力。

任何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都关系到国家经济实力的消长，因此经济政策和理论从来都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它必然要和有战略利益冲突的他国产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被误导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不过是“经济战”，古已有之。春秋时管仲对鲁国就曾用过这类招数，成功地迫使鲁国割地。隋朝高炯利用经济战削弱破坏了陈国的经济后，一举灭陈。可惜的是我们对此毫无警觉，尤其是在俄罗斯和东南亚遭经济战算计，造成重大损失后，我们仍长期不能醒悟，而按心怀叵测的指路人指引的方向走了那么远。……各种形式的经济战恐怕永远都不会平息，今后也还会变换各种方式一再出现。

（未完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17 3:26:29编辑过]

十．为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健康发展应维持稳定适度的低通货膨胀率

任何经济问题，最终都要靠物质财富来解决，因为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人和物的矛盾。

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它们的发展本身同时也是在发展自身的对立面。通货（相对于商品的）膨胀所发展的对立面是增加能吸收通货膨胀以减弱其能量的商品供给。而通货紧缩所发展的对立面是严重地抑制商品供给，以物质财富的损失为代价破坏性地缩小货币供应缺口。这是货币和商品背离阴阳平衡的发展通过发展自己的对立面而重新恢复阴阳平衡的自发调节机制。

当人们理解了货币和商品互相对立，又在对立中维持统一的这个运动规律后，就应顺应这个规律，在通货膨胀时尽量去增加商品供给，以尽快恢复阴阳平衡，而不是去紧缩货币，造成物质财富的重大损失。在通货紧缩时则要立即扩大货币供应去消灭货币供应缺口，而不是消灭物质财富去平衡这个缺口。

因此，作为货币政策的理想目标应是保持适度而稳定的低通货膨胀率，以利于商品之间价格的调整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而“零”通货膨胀率仍会产生通缩效果，“从紧”的货币政策更是只能起抑制社会财富的增长的作用，绝无“适度”可言。

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人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人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此外人还是消费者，是市场需求。充分的就业不仅标志着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而且还能提高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减少政府救济（这有利于抑制通胀），扩大市场需求。

所以，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兼顾两个基本目标：

1.将通货膨胀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保持币值稳定。

2.将失业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以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

我国目前不仅城市有着日益发展的庞大失业人口，农村也有着上亿的剩余劳力。不论是根据经济学的原理还是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都应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尽早实现充分就业。

在80年代改革初期和90年代头几年，在我们的价格体制还有很多计划经济成份，缺乏市场价格调节机制的效率的情况下。由于实行了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随着价格体制逐步向市场调节的过渡，逐渐纠正了各种商品之间比价不合理的问题，国民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从未发生过企业大批倒闭，工人大批下岗的事。大量回城知青也都基本安置就业。由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农村的剩余劳力除被城市吸收一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被乡镇企业吸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政权和公用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城乡差别也因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

而自94年以来，我们已完成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改革，理应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发展速度，但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市场调节机制的巨大效率不仅没有显现出来，而且被市场调节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统统成了过剩的产品和生产力。产品和设备大量积压损毁，企业大面积的亏损倒闭，职工大批下岗失业。经济发展速度也降到“一位数”（其中94—98年的发展速度还很不真实），乡镇企业的大量破产不仅使农村的“剩余劳力”问题越发严重，而且还将全部税费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反而又有了新的扩大。而两万多亿元的银行呆帐及不低于此数的社会自有资金（财富）的损失，以及数倍于这些损失的三角债使金融领域更是充满空前巨大的风险。

长期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环境使我国企业根本无力顾及开发先进的核心技术，而只能靠拼命压缩成本才能生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中型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很少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主要原因。

因此只要我们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纠正错误，保持稳定而适度的低通货膨胀率并结合减轻企业税负，就不难恢复GDP两位数的增长势头并早日实现充分就业。而且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彻底改善，也将从根本上扭转其惟有不断降低成本才能生存的被动局面，使我国企业有能力有动力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摆脱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依赖西方国家技术转让的穷苦力角色。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到我们这个水平时都曾有过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日本曾实现过几个连续的收入倍增计划，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也有过长期高增长的记录。只是由于国民收入水平发展到接近发达国家以后及受东南亚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才慢了下来。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处于一个水平较低的、理应迅速成长的阶段，我们的人民勤劳节俭，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我们的人力成本也是最低的。由于长期的基本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也颇具规模，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更重要的是我们已完成了价格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并有发达的国际贸易作为补充调节，这不仅可使我们的经济更有效率，而且会维系产业之间的均衡发展。只要政府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能够有效地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解决各种瓶颈制约，并采取保证基本农产品稳定供给和较高的自给率的农业政策，就不会出现计划经济时代严重困扰并阻碍我们高速发展的部门和产业之间比例失调的问题。可以说，我们已具备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切有利条件，只要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不犯大的错误，在巨额投资的大型建设项目中避免重大失误，实现长期稳定的高速增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相反，在有着全世界最高储蓄率（积累率）的我国，在规模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对投资有着最大的吸引力的时候，在有着市场机制和发达的对外贸易进行高效率的调节补充的有利条件下，如不能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高速增长，则必定存在着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其表现就是不仅长期存在巨大的失业人口和“剩余劳力”，而且大量闲置资本苦无投资出路，从而不能与“剩余劳力”结合。而这些恰恰就是宏观调控最应避免的低效率所在。这种低效率不仅可以完全抵消市场机制产生的巨大效率，而且造成的巨大浪费可以大大超过计划经济制度。因此，高于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完全正常且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不应引起不必要的担忧。相反若经济发展速度低于两位数则属于较慢的发展，特别是用7％的标准来限制经济发展速度就更是缺乏根据。

十一．对 付 通 货 膨 胀 的 几 个 有 效 手 段

有人认为适度的的通货膨胀弄不好会超出适度的范围而失去控制。其根据是：货币与商品相对关系的变化在物价指数上体现出来要有3-6个月的滞后期，待到通货膨胀从物价指数上反映出来，它已发展3-6个月了。这种对通货膨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完全没有必要，其道理在前面的理论分析中我已讲过很多，首先，参照物价指数、流通速度、商品供给增加的速度等经济指标，将货币政策的四大工具（货币发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利息率、公开市场业务）配合使用，完全能够做到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尽量平缓，避免大起大落。因此3-6个月的滞后期不会使最新的物价指数与实际的通货膨胀状况有太大的无法估计的差别。

何况我们还有十分庞大的失业人口和剩余劳力，离充分就业还相去甚远。在理论上，未实现充分就业前，凡符合市场需要的建设投入因劳动力的充分供给都能产出大量商品或服务，足以吸收投入的货币。只有在投资的增速高于产出的速度，或实现充分就业后，投入因劳力稀缺而大于产出的时候，才会发生真正的通货膨胀。

更重要的是，除货币供应量的四大调节工具外，政府目前至少还有四个对付通货膨胀的有力手段，这四个手段每一个都是对付通胀的“杀手锏”，因此即使通货膨胀超出适度的范围也不难使其再降回适度的水平，决无失去控制的道理。这四大手段是：

1． 减税以刺激投资，增加商品供给，吸收通货膨胀。

2． 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瓶颈产业，同样能有效地增加商品供给，吸收通货膨胀。

3． 动用外汇储备进口紧缺商品，以回笼本位币，吸收通胀。

4． 增加商品供给不一定仅局限于物质产品，象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也是商品。

这样的“商品”不仅可吸收一部分通货膨胀，而且本身就是投资行为。这可与第二个手段（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瓶颈产业）结合在一起使用。在股票的供给方面，除沪深股市二千家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可吸引大量社会资金外，我们还有92-94年向社会法人定向募集的6000家股份公司的股权证处于无法交易转让的冬眠状态[注]，因而可作为潜在的股票供给。在通货膨胀发展较快的时候，加快沪深股市和定向募集法人股的上市节奏，将能吸收很大一部分货币。（管理层最近推出的深圳股市中小企业交易板块，将社会资金引入有活力的中小型技术企业，此举对抑制当前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和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非常正面的效果。）

总之，通货膨胀只要被我们正确认识，就毫无可怕之处。解放初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在人民政府正确的经济政策面前也很快被彻底降服了。至于为治理93年年中仅10％的通货膨胀率，我们付出了持续五年经济衰退的巨大代价，通货膨胀水平却反而发展到94年的24％，直到95年年中还高达20％以上，则完全是我们错误的宏观政策造成的结果，并不能说明通货膨胀的可怕和难治。若93年我们利用“股票热”加快股票上市节奏，增加股票供给，并利用股市的筹资功能，增加对能源、交通、水利等瓶颈产业的投入，通过对银行制度的改革和管住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解决银行贷款的失控，鼓励当时已在北京各大学兴起的“技术市场”，就不难对付当时并不很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还能抑制股市的暴利和投机性。（当时提出的紧缩的目的也并不是治理通货膨胀，是“整顿金融秩序”）

其实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中，通货膨胀早已不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顽症”。前面已说过，除我国解放初期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的成功事例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执政时采用供应学派理论，通过鼓励投资增加商品供给，也已成功地克服了十年“滞胀”，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也降低了失业率，使经济得以健康快速地发展。而我们目前对通货膨胀的过分恐慌心理反映了我们对其还缺乏认识，其根源主要来自对十年前那次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所做的错误宣传和以这些错误宣传为基础的错误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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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6000家定向募集股份公司都是经体改委批准的正规公司，由于NET和STAQ两个法人股市场关闭之后，定向募集股份公司已无股权交易的市场。这不仅对宏观经济产生严重影响，死住了上万亿资金的流动性。而且这6000家股份公司从此不再受市场价值及其法则的约束，因无所谓公司市场价值，所以也不必在帐面上体现公司业绩。公司内部人员的利益全隐藏在越来越庞大的各项费用中。多数公司已持续数年不给股东分红，政府也损失了大量所得税收，而公司管理层却享有天文数字的年薪。广大社会法人股东的股权既无法转让，又不能退股，公司又不分红，股权证（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国有法人持有）等同废纸，股东权益被剥夺殆尽。这既是对股份制改革的重大打击和扭曲，同时也因上万亿资金丧失流动性而造成了巨额的三角债（其中包括一部分银行呆帐），严重堵塞了流通渠道。只有恢复定向募集公司的股权交易场所，才能彻底纠正这种扭曲。并促使那些“蜕变”了的股份公司重回规范经营的轨道，既挽救自身也挽救了股份制改革。同时也恢复了众多股东的权益。而且还能挽救盘活一部分国有资产，解决一部分银行呆帐和大量三角债。并起到了整顿规范资本市场的法制秩序的作用。并且还能为沪深股市的法人股提供一个流通场所。在通货膨胀时还可吸收大量社会资金，降低通胀率。一举数得。

（未完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17 3:28:25编辑过]

下 篇

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存在的几个问题及相关的对策

通过前面对货币政策及有关理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分析判断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

从大部分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价格负增长，以及少部分商品如基础原材料和农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增幅较大的形势来看，我们并未处于真正宏观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状态；而是处于通货紧缩正被纠正的状态。

在这个时期中出现少部分商品价格较大的涨幅是很正常的，是通货紧缩正被逐渐纠正的证明。

十二．关于限制地方无效投资的合理措施及应实行的必要补充

中央政府在目前这种形势下通过限制银行信贷等抑制地方政府违反市场效率法则的投资的举措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这是为了尽量避免无效或低效的行政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干扰，避免有限的资源的浪费和付出毫无意义的通货膨胀代价，尤其是避免因社会财富的无谓消耗可能导致的经济灾难。

同样，央行在当前形势下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也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它的正确性不是因为有紧缩货币的效果，而是因为在目前银行还有巨额坏帐的情况下，如银行贷款再失控将导致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灾难。

但是中央政府限制地方无效投资和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的措施无疑具有宏观经济方面收缩货币的效果，虽然这还属于对货币供应微调的范围而够不上货币紧缩，但这在通货紧缩尚未得到根本纠正的目前形势下无疑也具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应该仿效解放初期陈云、薄一波为打击商品投机抑制通货膨胀而紧缩银根后，又采取“松”的配合措施（订购工业品收购农产品，即投放资金支持紧缺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的先例。以扩大的财政政策支持瓶颈产业的生产，此举既对当前的通货紧缩具有积极意义，又对以后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局面有积极意义。其资金来源在通货紧缩还未彻底纠正时可主要通过发行货币来解决，而在真正的通货（相对于商品）膨胀时期，则可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

从“温州炒房团”等盲目投资现象来看，当前社会上确有相当数量的“热钱”苦无出路而正在积极寻找投资机会。这是长期的货币紧缩政策压缩了社会需求并（由于流通速度下降）增加了商品成本，从而封杀了社会的利润空间的结果。这些“热钱”没有投资出路则无助于缓解通货紧缩，而盲目投资则不可避免将造成社会财富的严重浪费并付出不应有的通货膨胀代价。因此，除政府的财政支出外，（通过发行股票和利率较高的建设债券等方式）积极引导社会闲散资金投向瓶颈产业，也是既有助于缓解眼前的通货紧缩也有助于以后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最近，由于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钢材价格有了较大降幅，这当然有其有利的一面。但钢材降幅过大，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些钢铁企业亏损。由于一些地方小钢厂在税收、征地等方面受地方政策的保护，以及不顾质量地降低成本，因此处于与大钢厂不公平的优势竞争地位。钢材价格降幅过大可以抹掉一些大钢厂的利润空间，但对一些质量低，污染严重的小钢厂则不能使其亏损停产。因此，应趁此时机抓紧对五小工业进行质量大检查和环境大检查，对质量和环保不合格的小厂坚决关闭停产，而对质量和环保符合要求的地方中、小型工业则应准许其继续经营。这样既整顿了经济秩序，又通过这种整顿卡掉一批不合格的小企业，减少了劣质工业品的供给，有利于钢材价格回升至大型企业可以盈利的水平。

十三．关于基础产业的“投资过热”

1.对基础产业的投资热潮是工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

在近80％的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的时候，出现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的大幅涨价，说明这些基础产业实际上仍是我国经济的薄弱环节。这些能源和原材料基础产业之所以在前几年看似供大于求，是和当时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相适应的。而一旦通货紧缩局面得以纠正，这些基础产业马上显露出其短缺的瓶颈性质。这是由经济发展中的特定阶段（即基础工业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决定的，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对基础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会大大超过对其它工业品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真正起飞，这些基础产业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中仍将是瓶颈，其供不应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对这些基础产业的大量投资，及使其超过其它产业的迅速增长将成为带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必经阶段，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注]。

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基础工业部门大大超过其它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以及对这些部门的投资大大超过其它工业部门投资增长的水平，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使在新技术产业部门迅速发展的现代，这个基础工业迅速扩大并带动整个经济成长的阶段也是不可能绕过去的。

以钢材为例，目前我们的年产量是两亿多吨，即使再翻一番，达到年产量五亿吨，按人均计算也只不过相当于日本年产量四千万吨时的水平。离社会需求的饱和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至少产量从目前的两亿多吨增长到五亿吨这段时期，我们不用担心钢产量过剩。因为这段历史时期是基础工业部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成长的阶段，对基础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增长将大大超过一般的工业产品。目前，基础产业紧缺产品的供需矛盾刚开始突出出来，我们的产量离满足国内需求的差距尚未发展到顶点，就已大量进口钢材耗去许多外汇，并拉动世界钢材市场价格上涨，使全世界的钢厂都大赚了一把。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限制自己的生产能力而把这个经济利益长久地留给外国的钢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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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凡是大宗的基础产品，如水、粮食、棉布、金属材料、基本能源等，由于是社会普遍使用的必需品，因此，其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一般都不太敏感，即通常所说的需求弹性较差（需求曲线较陡）。这些大宗基础产品需求量的（增长）变化，很大程度上不是受其价格变化的影响，而是其使用规模本身扩大所致（即需求曲线整体右移）。如：人口增长，经济规模扩大等等。因为这些东西是最基本的必需品，使用的广泛性和产品的初级性带来的其在社会经济中的不可或缺性，使这些大宗基础产品的供给（相对于需求）的余缺松紧状况对价格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即这些需求弹性较差的大宗基础产品，其价格对供给（相对于需求）的余缺状况的变动却有着很灵敏的反应。这些基础的东西供给一紧张，价格马上就上涨。（这从这些基础产品的需求曲线较陡的性质上也可反映出来。某商品以供给量的变化为原因的边际价格曲线和此商品（以价格为原因）的需求曲线实际上是重合的，只不过自变量和因变量互相调换了位置而已。这是因为价格的变动总是使需求和供给趋于一致。商品价格的变化在正常情况下，也总是趋于平衡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均衡价格的变化。由此可知，需求曲线越陡—即需求弹性越小的某些必需品，其供给的松紧余缺状况变化对价格变动的影响就越大，越灵敏。）

因此，在基础工业尚未充分发展的“发展中”阶段，每当经济增长速度稍一加快，这些大宗基础产品的价格立刻就上涨。而这些被广泛使用的大宗产品由于是最初级的基础产品，绝大部分其它商品都要以这些东西为原材料，因此，这些大宗基础产品价格的上涨将全面抬高全部商品的生产成本，并对全部商品的经营利润和供给状况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进而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

对此，我们的经济发展计划应更有预见性，使基础产业的投资水平和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其它工业部门，以使这些基础产品的价格由于供给较为充足而保持长期稳定。这是为避免发生全面的通货膨胀形势最积极有效，且又长期起作用而又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的方法（保持发展中的积极平衡）。

2.瓶颈产业的投资是否过热取决于我们以后的宏观经济政策

对这些基础产业的合理项目超过其它部门投资增长水平的大量投资是否已“过热”，要看其在将来实际增加的生产能力是否过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将实行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以钢材为例，在1983—1984年，我国的经济计划管理部门也曾担心钢材产量和相关投资“过热”而意图压缩调整，但由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富裕起来的农民对钢材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迅速造成了钢材供应短缺的局面，因此调整还未开始就很快转变为增产。在以后的数年中因经济的迅速发展钢产量一直供不应求，只是由于88年的紧缩造成了暂时的供大于求，就是这种暂时的供大于求也并非由于国内生产能力过剩，而是此前进口钢材过多。接下去由于91年最后几个月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涨，钢材很快又变成了供不应求。在93年我国已完成价格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下，被这些瓶颈产业产品涨价调节出来的大量生产力，由于我们长达十年紧缩的货币政策，相当大一部分变成了过剩的生产力而被压缩破坏掉了。以至今天这些基础工业领域又再次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历史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不再采用93年6月那样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就不用担心基础工业的生产能力出现过剩。

自80年代改革开放至1993年年中实行持续的紧缩货币以前，从这十年货币供应不断扩大和经济迅速增长的历史过程中可看出，这期间通货膨胀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货币供应不断增长与基础产业薄弱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的。货币供应的增长首先引起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然后才逐渐波及到其它商品。若不是93年年中开始的长期货币紧缩政策，我国在价格机制方面已基本完成的的市场化改革必将使瓶颈产业紧缺产品不断上升的价格调节出更强大的基础工业生产力（许多大型的基础产业项目在94－95年都会竣工投产），从而能更大幅度地增加商品供给平抑物价。如真像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出现基础产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则这种“过剩”必将迎来我国经济因为已没有了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而更快速的发展。没有了成本涨价主导的（单纯需求型）通货膨胀将会大大增加厂商的利润空间，从而使商品供给（物质财富）增长得更为迅速。并很快又会更大幅度地增加对基础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因此，即使真的出现基础产业生产能力的“过剩”，这种“过剩”也只能是短暂的一瞬。这种短暂的设备利用率不足恰恰可提供一个宝贵的生产间歇时机，以便用来设备检修和人员培训。基础产业本来就是对经济发展起长期支持作用的一个最必要的条件，用短期的波动来说明这种长期最必要的支持条件“过剩”是可笑的。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总担心钢材“过剩”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多余的一样。

工业生产能力的真正过剩只能发生在国家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以后，那时经济发展速度将因后备劳动大军的基本消失而减慢下来，货币供应的不断增长也将因不再能有效地刺激商品供给的增长而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就像西方发达国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生过的那样。而我们目前离实现充分就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3.对瓶颈产业投资较大幅度的增长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大幅度增加对瓶颈产业的投资，将会大大增加这些紧缺的基础能源和原材料以后的供给，有助于平抑这些紧缺的基础产品的价格，也有助于抑制因这些基础产品涨价而可能导致的全面通货膨胀。这也是价格和市场供需互相调节的市场机制的效率所在。紧缺的基础产品供给的增加和价格的稳定对几乎大部分商品的经营利润的增加都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也对大部分商品供给的增长和价格的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所以对瓶颈产业大宗紧缺商品的生产性投资是增加商品总供给最有效的投资，当然也就是能最有效地吸收通货膨胀的投资。正如我前面讲过的，将社会资金引入瓶颈产业以增加其产品供给，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而不引导那些苦无投资出路的社会资金进入瓶颈产业进行有效率的投资，这些“热钱”就会投在“炒房”等无效投资上，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并付出毫无意义的通货膨胀代价。而若完全封死这些社会“热钱”的投资出路，则会因投资小于储蓄[注1]，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使大量社会资本不能与劳动者结合而形成一方面是大量失业者，另一方面是大量闲置的社会财富的重大浪费。

对成为瓶颈的基础产业的投资，应限制的是那些小规模,高污染,高能耗,低水平,且布局不合理的项目。而对高技术水平、低能耗、少污染、大规模且又布局合理的项目则应在其合理性经过充分论证后给予支持。

为何一方面对瓶颈产业产品价格上涨高度恐惧，怕这些产品价格上涨波及到其它行业，另一方面又认定对这些领域（将大幅增加商品供给，从而能有效吸收通货膨胀）的投资“过热”呢？如果是在担心通货膨胀，为何又限制投资增长而鼓励消费呢？消费的增长（即直接增加最终产品的需求）是直接增加通货膨胀指数，而投资的增长则不仅是间接增加通胀指数，而且还增加能吸收通货膨胀的商品供给。因此投资增长产生的通货膨胀代价比起消费增长产生的通货膨胀代价更值得[注2]。 有关部门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既怕通货膨胀，又怕治理通货膨胀过头导致“产品”膨胀而不敢治理通货膨胀。一个人在一个时期担心发胖，在另一个时期担心变瘦，这是正常的。而同样的人在同一个时期既担心发胖又担心变瘦，这种矛盾的心态就有些令人不解了。（如同前两年在通货紧缩时，既说要对付通货紧缩，又在采取收缩货币的措施防止通货膨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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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储蓄≡投资，这个恒等式只是统计学意义上已完成的投资和已形成的储蓄的恒等，而不是指目前已形成的储蓄中可用于（以后）投资的部分的恒等。

注2：投资最后也都要转变为各种收入拉动最终需求，因而也是对付通货紧缩的有效手段。而鼓励消费则只是对付通货紧缩的手段而恰恰不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手段。所以，投资和消费都是对付通货紧缩的有效手段。但由于投资能增加物质财富，所以既能对付眼前的通货紧缩，也能吸收日后的通货膨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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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今后真正的瓶颈产业和瓶颈部门

对钢铁行业的投资之所以位居各行业榜首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由于需求对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于是资金便按市场价格的指引流向钢铁行业，以便通过创造更多的供给平衡与需求的关系，并重新形成新的均衡价格。

由于钢铁行业和钢材的供给（包括进口）对市场调节机制的反应比较灵敏，所以今后供需矛盾最突出的瓶颈产业可能还不是钢铁，而是水和电。水和电由于主要还是政府控制的垄断行业，所以可能对市场的调节缺乏灵敏的反应。再者，水和电无法靠国际贸易增加供给。因此，很可能出现政府对水和电的需求增长估计保守而使投资不足，又不能靠进口来增加水和电的供给，导致水和电的供给长期不能满足需要。届时政府为平衡供需而不得不大幅度提高水、电价格，引起全部商品成本较长时期普遍上涨，这对抑制通货膨胀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应充分认识到水、电和其它能源对经济发展长期的瓶颈制约作用，对水利工程、水务、人工降（增）雨、气象、水污染防治、水电、核电、风力发电、及无污染或少污染的其它电能和能源，以及所有与这些水、电产业有关的科技研发和基础科研的投资需要和投资规模应更有前瞻性，使其较大幅度地超过其它工业部门投资增长的速度。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适度的低通货膨胀状态，从而持续健康稳定高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面，最大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对全局最关键的部门就是农业。正如温总理一再指出的，农村的问题搞好了，全局就都活了。

在当前农产品价格涨幅较大的形势下，尽快地彻底免除农业税，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和财政投入，以低风险高效率的方式引导银行贷款和其它社会资金投向紧缺的基础农产品的生产，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对于缓解通货紧缩和抑制通货膨胀，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高速稳定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如从超出物质资料部门局限的角度看，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说，长期制约我们发展的薄弱环节是教育和科技。

人类能有今天这样巨大的生产力主要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因此对科技方面的投资应该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况且人类发展面临的许多难题都只能从科技进步中寻找出路。尤其是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人均资源已日益贫乏，自然环境受到很大破坏的条件下，若不能尽快解决低污染或无污染且又廉价的能源供应问题，我们就要永远依赖我们自己也左右不了并只能受其左右的世界石油市场，去满足十几亿人比其它国家高几倍的GDP能耗比的巨大需求，并继续简单笨拙地燃烧化石能源，创造最大规模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恶化我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在水资源方面，如果我们的科技水平永远解决不了按需要进行人工降雨的难题，就永远难以彻底解决水资源对北方发展的制约，也永远摆脱不了气温升高→降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气温更高→降水更少→地下水位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北方的荒漠化和沙尘暴就会不断扩展。如果由于基础科技力量的薄弱，使我们永远摆脱不了在重要的技术领域对发达国家技术转让的依赖，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就会永远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但前些年我们对重要的基础科研领域往往以“财力有限”为由，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甚至把国家不可替代的科研职能降低到民营公司为眼前利益只开发具体商品的水平。这种状况如不能彻底扭转，我们不仅将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出局，而且还将被越来越脆弱的生态系统拖入苦难的万丈深渊。

科研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而人才要靠教育来培养，人只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才能成为人才，否则就会因缺乏知识技能而极易失业，增加社会救济的负担，其中少数人会因教育不良的问题走向犯罪，成为社会的祸害。因此对教育的投入应该是比科技更重要，更有价值。但长期以来，因为教育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在资源的分配上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以至长期拖国家发展的后腿。

只有加大对教育的有效投入，扩大教育规模，提高师资水平，改善教学内容，才能大大提高人民的素质和就业水平。使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和世界研发中心，乃至世界的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不仅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并降低GDP能耗比，而且永远在科学技术和思想学术上走在世界前列，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强国。

十五. 减税是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局面的一个必要手段

从当前的宏观形势看，因为价格增幅较大的是作为初级产品的农产品和基础原材料，因此将增加许多产品的成本；又由于今年一季度地方投资较大的增幅对社会需求的拉动，农产品和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有逐渐波及到其它商品的趋势。这虽是纠正通货紧缩的一个必要的过程，但若初级产品价格较大的涨幅使其它商品成本上升快于其价格上涨，则会造成一些经营者亏损，减少商品供给，这对抑制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显然是不利的。

因此，现在对企业和农户实行减税正恰逢其时，此举对增加商品供给，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胀局面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立 即 减 掉 农 业 税

首先应尽快彻底减掉农业税，而不能等五年以后。因为我们现在就需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种地的积极性，以增产大量农产品去抑制物价，而不是要等五年以后才需要农民去种地。去年的通货膨胀率虽只有3％，但食品价格受粮、油等主要农产品涨价影响却全面上涨了近8％，直接影响了城镇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基础农产品供给下降价格上涨的趋势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大大增强产生全面通货膨胀的势头。因此立即减掉农业税，以增加农民种粮油的收入是当务之急。

至于立即减掉农业税所减少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可通过增发货币给地方政府全额财政补偿。此举既不会增加中央的财政支出负担，也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因为因减税而增加的商品供给（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等）完全能够吸收为减农业税对地方进行财政补偿而增发的货币。

我们可算一笔帐，农业税税率平均为7％，加上各种附加税费共8.4％。全部减掉后若能使减税农产品产量增加5％左右，则将完全抵消掉因减税而增发货币所产生的通胀因素而有余。何以见得呢？中央为补偿地方财政减掉的农业税而增发的货币额为减税农产品（收购价）总金额的8.4％，这部分增发货币的周转次数与减税农产品（从最初的销售到多次加工多次流通到最终的消费）的周转流通次数应该差不太多，所以增发的钱和增加的物流通周转次数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些农产品在经过多次加工和流通过程中（产值）会越滚越大，吸收更多的人就业劳动；而增发的货币量在流通中却不会再增加。因此，因减税而增加的这5％的农产品直至进入最终消费前所有加工和流通过程产生的总产值（减去周转的重复计算），至少2-3倍于最初的收购金额。如按最保守的估计，因减税而增加的农产品所产生的总产值2倍于这些农产品最初的收购金额，则5％×2=10％，大于补偿地方财政的等于减税农产品收购总金额8.4％（农业税及附加费）的货币发行额。况且因减农业税而增加的商品供给还远远不只是减税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许多以这些基础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为原材料的其它工业品的经营也会由于这些原材料供给增加价格稳定而保持低成本，从而有助于改善这些工业品的盈利状况，并对增加这些产品的供给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因减税而直接增加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的产值（按保守的估计）或许只有这些农产品最初收购金额的2倍，但若加上其间接增加的商品供给，增加的产值则远远不止是这些增产的农产品最初收购金额的2倍。因此，就是因减税而增产的农产品低于5％很多时，如只有3％-4％，也仍然足够抵消中央补贴地方财政减农业税而增发的货币的通胀因素。

而彻底减掉全部农业税对相关农产品增产的刺激效果大于4％-5％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只大约相当于去年粮食减产的比例）。

而分五年才完成8.4％的农业税费的全部减免，则平均每年只减掉1.7％，这对减税农业品的增产效果不会很明显。从而也对抑制可能出现的全面通货膨胀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我国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和剩余劳力，是由于能被有效利用的生产资料（相对于劳力来说）严重不足。耕地等则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去年由于农民种地已无利可图，导致耕地大面积撂荒，产量大幅下降。这对于原本生产资料就严重不足，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我国，又进一步恶化了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这无论对于增加物质财富并以此抑制通货膨胀因素，还是增加就业水平提高农民收入，都是非常不利的。是经济资源严重的浪费和重大的损失。因此，当务之急是迅速恢复农民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结合，恢复基础农产品的种植。

退一步说，即使因减农业税而增加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不能完全吸收掉补偿地方（因减农业税）减少的财政收入所增发的货币，所产生的通胀因素也会被增加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的产值大部分抵消掉而所剩无几。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通货膨胀代价，比起因农业税不能全免而少增的农产品所不能吸收的通货膨胀因素，及这些基础农产品涨价而导致的全面通货膨胀趋势，究竟孰轻孰重？应该不难判断。况且在目前通货紧缩还未彻底扭转的时候，些微的通胀因素正好可以纠正目前的通货紧缩，算不上是什么代价。因此，中央以发行货币的方式支持地方财政立即全部减免农业税，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只有利而没有弊的非常正面的积极举措。并且这种利益还不止在经济方面，社会安定和人心等方面的巨大政治利益更是用钱所无法衡量的。对一些关键性的症结所在，有时越是求稳往往风险就越大。如同急需手术抢救的病人，如一味求稳而保守治疗，则必将冒延误病情而导致死亡的更大风险。

目前农业税在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差异很大。在发展程度较高的富裕地区农业税已无足轻重，所以一些富裕地区已全部减免了农业税。而贫困地区农业是主要部门，农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举足轻重，因而若无中央财政支持，单凭这些穷地方自己的财政力量立即全部减掉农业税确有很大困难。也正因如此，立即彻底减免农业税对贫困地区来说正是雪中送炭，而对富裕地区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其对贫困地区农民负担的减轻程度要远远大于富裕地区，对贫困地区的积极意义也远大于对富裕地区的积极意义。而目前的农业税减免方法却加大了富裕与贫困地区之间农村的差异，使地区间农村的发展更不平衡。因此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税无论如何应立即全部减免。若中央对以发行货币的方式支持地方财政立即全部减免农业税还有顾虑，至少也应对除富裕地区以外的欠发达地区通过发行货币来补偿地方财政以支持其立即减掉全部农业税。对富裕地区则可让其自行消化立即全免农业税所减少的财政收入。

由于目前农民种粮、油等收益过低，因此即使立即将农业税全部减免，恐仍不足以完全调动起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由此可看出中央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的政策确实非常英明。彻底减免农业税再加上对农民种粮的补贴，实际上等于负的农业税。这负的农业税和减免正的农业税的原理是一样的，即中央完全可通过发行货币来解决。由此而增加的商品供给完全能够吸收增发的货币，因此既不会增加中央的财政负担也不会有通货膨胀因素产生。由于粮、油等是最初级又最大宗的商品，因此粮、油供给的增加和价格的稳定对全部商品增加供给稳定价格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为此目的而增发的货币自然也是使商品供给增加得最多的货币。怎么可能因此而产生通货膨胀呢？

需要测算的是，负的农业税要负到什么程度？即在彻底减免农业税的基础上对农民种粮补贴到什么程度？才能充分调动起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把该种的地都种上。

2．降 低 企 业 所 得 税 和 增 值 税 税 率

除对农业税应立即彻底减免外，对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也应降低一些税率，目前至少应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试点。降低企业税率同样对增加商品供给，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局面具有非常正面的效果。一些人担心降低企业税率会减少财政收入，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通过增发与理论上因减税而直接减少的税收等额的货币，既能纠正通货紧缩，也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因素（减税所增加的商品供给完全能够吸收与减掉的税收额相等的货币发行额），而且减税不但增加了商品供给（销售收入），而且提高了（应纳所得税的）毛利润和（应纳增值税的）进销差价在销售收入中的比例，因此创造了比销售收入增幅更大的应纳税基础，使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税收并不会因降低税率而减少，因此财政收入的增加可两倍于减掉的税收（不会因减税而减少的企业税收+增发与减税金额相等的货币），商品供给（产值）也会大幅增加。[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降低企业税负而增发的货币并非应补偿地方财政，而是中央用这笔增加的财政收入去集中进行教育（包括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科技、能源、水利、国防等瓶颈部门的高效率投资。由于降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税率并不会减少税收，所以没有必要为此去补偿地方财政。（中央大幅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其实也大大减轻了地方财政的负担） 增发货币的目的也不是因税收减少而需要这笔钱补偿财政，而是因为减轻企业税负会增加商品供给，因此需要这笔钱（增加的需求）去平衡供需。只是减企业所得税后，如所得税收的立即减少和减税对增加商品供给产生效果有一个时间差的话，中央政府可用一部分增发的货币暂借给地方财政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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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见我去年九月写的文章《减税增币可实现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双翻番》的附件《对降低企业增值税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分析》。（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2004年第五期《经济与社会观察》 www.dajun.com.cn（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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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企业和农户减税与扩大货币发行的关系 同样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货币供应量，这要看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例如：GDP每年增长1000亿元和每年增长500亿元在物价指数都保持在3％的条件下所需要增发的货币量是完全不同的。如不考虑GDP（已除去商品交易的重复计算）与商品交易总额之间的比例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等因素，前者需增发的货币就是后者的一倍。

因此，任何能增加商品供应总量的事情都相应地产生了增发货币的需求。而减轻农户和企业税负可全面提高经营者赢利水平从而能有效地增加商品供给，因此也必然带来（在通货膨胀指数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货币发行量的需要。而在通货膨胀超出预期的控制范围时，厂商因减税而增加的商品供给又能有效地吸收通货膨胀。

从另一个方面说，增加货币发行若无对企业和农户减税政策的配合，难免有通货膨胀的限制和隐忧。而减税则可以有效地增加商品供给，吸收掉增加货币发行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

减轻企业、农户税负若不扩大货币发行的数量，则商品供给的增长就由于缺乏需求增长的配合而导致价格全面下降从而阻止商品供给的进一步增长，当然也就阻止了唯有增加商品产出才能增加的GDP和纳税基数进一步的增长。减税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出现因减税而增加的税收不能弥补减掉的税收，又没有增发货币的财政利益，从而使财政收入下降的窘况。而增发货币足以弥补减税可能引起的财政收入减少，并使需求与减税刺激出来的商品供给保持同步增长。

因此将减轻企业、农户税负与增发货币（简称减税增币）结合在一起实行，就会充分发挥这两方面捆绑在一起的政策的积极作用而抵消掉它们的消极影响。而这两方面政策的优点结合起来，它们对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就会互相强化而得以充分发挥。既能迅速扩大经济规模和产值，又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盈利水平，使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还能在没有通胀之忧的情况下大幅增加财政收入（纳税基础的扩大使税收不致减少以及扩大货币发行规模带来的财政利益），政府还不用负债；只有利而没有弊。何乐而不为呢？

在通货紧缩还未彻底纠正的时候，可增发与减掉的税收金额相等的货币额去平衡增加的商品供给。而在全面的通货膨胀形势已很明显的时候，增发的货币金额则应少于理论上减掉的税收金额。在通货膨胀率已较高或发展迅速的时候，则可只减税而不增发货币，即使如此，也仍不用担心减税会减少财政收入。因为通货膨胀发展较快的时候，货币和商品流通速度一般也都较快，不仅企业销售收入因此而大增，而且由于成本的节约使应纳增值税的进销差价和应纳所得税的毛利润增长得比销售收入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