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大致上决定，以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为首的日本皇族将不会出席今年8月北京奥运开幕典礼，外务省目前对官方代表人选尚未有决定。

　　日本《产经新闻》4月2日报道，日本政府基于中国毒水饺中毒事件和东海油田共同开发问题处于胶着状态等很多不安定因素的判断而有了这个方针。

　　首相官邸则保留态度，官房副长官岩城光英日前在参院内阁委员会回答质询时表示，将慎重考虑各项状况后，再对皇族是否应邀出席作出最后的决定。

　　报道指出，中国早在去年1月就经由当时的驻日大使王毅非正式地邀请皇太子德仁夫妇参加奥运开幕典礼，去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时邀请日皇明仁和皇族出席开幕式，明仁回答表示访问外国将交由政府决定。

　　报道引述日本政府有关人士的发言指出，日本宫内厅和外务省都对皇族应邀出席奥运开幕典礼一事态度消极，早在2月发生中国毒水饺中毒事件之前就有意不请皇族应邀出席。

　　报道指出，日皇明仁夫妇曾在1992年访华，中国前外长钱其琛在回忆录上指出，日皇访华成为中国破除西方制裁的最适切突破口。

不来更好，省得首相派人暗杀了日本皇族，然后嫁祸给中国。

引用:

原帖由 妖精森森 于 2008-4-3 09:58 发表
不来更好，省得首相派人暗杀了日本皇族，然后嫁祸给中国。

:lol
说明日本心里有鬼啊
此举应引起国内相关部门的重视，是否可以理解为某种信号？

还有脸来？

畜生也要来，真来了，大家得准备几个狗窝！

日本天皇是最大的漏网战犯
还有臭名昭著的东久弥宫

　水川伊夫，日本皇族子弟。1939年夏任绥酉警备司令官，驻兵五原。到任后，多次宰部“扫荡”大青山地区，疯狂推行“三光”政策，对中国人民犯下血腥罪行。

　　1939年冬，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冬季攻势。傅作义部于12月20日攻击包头，击毙日本骑兵第13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第14联队长小原一明大佐以下千余人。日军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纠集3万余人，对傅部实施报复。水川伊夫也统率伪蒙古军参加了这次行动，但遭到中国军队伏击，被歼灭数百人。

　　1940年2月3日，日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绥西地区，相继侵占五原、百川堡、陕坝和临河等地*日军指挥官黑田置德中将得意地向冈部直三郎报告说；“绥西已被我控制，傅作义已全军覆没，傅本人只身逃往重庆……”冈部信以为真，便今日军逐次撤回原阵地。水川伊夫则奉命留在五原，守备绥酉。

　　但镕作义哪里会轻易认输，2月26日在亚马赖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反攻五原，与此同时，利用绥西三月河水解冻，开始流凌，船只不通，人马难行的有利时机，在五原东北乌拉境挖渠放水，淹没南北两条大路，以使日军的机械化不能发挥威力。

　　3月21日零时，反攻五原战斗开始，在此之前，傅作义已摄一支百余人的便衣突击队潜入五原城，破坏了城内的通信设施。零时总攻开始后日伪军联络不通，陷入混乱，水川伊夫惊慌异常。战至15时许，守城日伪军3000余人被毙，残部四散逃命。水川伊夫也乘乱选出城外。水川出城后，在数十名官兵护卫下，走小径，绕村寨，一夜急奔60多里，于22日拂晓到达五原城东义坑补隆，

　　被乌梁素海拦住去路。

　　义坑补隆以北不远处的二驴子湾驻扎着傅作义部游击区第1支队第2团第1连。水川一行到达义坑补隆后不久，当地老乡就把这个情报火速报告了二驴子湾第1连连长张汉三，并说其中有骑毛驴的，有步行的，只有一个军官骑的是骆驼，并带有轻重机枪等武器。

　　张汉三即派出一个人伪装成伪警察队员前去接头。日军信以为真，要伪警察队长来见，张汉三即装纷成伪警察队长前往，只见踌在骆驼上的日军军官是个短粗个子、留着长胡子的家伙，他边看地图边要求带领他们经五长境绕过乌梁素海到安北。张汉三哄骗说：“走这条路不行，因为那里傅作义的驻兵很多，过不去。水川焦急地问：“那么，怎么办?”张心想，如果让日军坐划子进

　　入马梁家海，只要把住出口，日军团就出不来，于是说：“坐划子过乌梁京海。我回去找划子来渡你们。”随后返回二驴湾子，布置官兵准备战斗。日军机警地察看了地形，坚持不坐划子，而要绕过乌梁素海去安北，并派两个人到二驴湾子找张汉三带路。张汉三亮明身份，下令缴了这两人的枪，叫这两人回去让日军投降，他估计日军不仅不会投降，反而会前来进攻，就叫官兵们埋伏在附近的渠堰下，准备待日军接近时以手榴弹轰击他们。但日军在进至距他们200多米时，就不再前进，旋即退走。张汉三见状，即带队追击，井率10多人绕至敌后，将敌包围。双方展开激战，张汉三认准了那个骑骆驼的军官，便同一个叫卜特老的好枪法的战士齐射那个军官，一枪打中其左臂，一枪从其右脸擦过。两人随即又各射一枪，打中其胸膛，只见那军官立刻从骆驼上裁了下去。

　　军官一死，敌兵大乱。张连官兵缩小包围因，猛烈射击，日军死的死，伤的伤，还有的跳进乌粱家海被淹死，逃脱的只有20多人。

　　打扫战场时，检查日军军官尸体，得到手枪一支、战刀一把，还搜出个人图章一枚，这才知道此人就是日军绥西警备司令官水川伊夫中将。

　　战后，张汉三将生俘的两名日军士兵送交游击区司令部，把水川伊夫的战刀上交第101师师长董其武。蒋介石得知反攻五原的胜利捷报，向傅作义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并发给傅部奖金30万元。

日本天皇曾派亲属到中国掠夺财宝
  
　　对于中国非常关心的北京人头盖骨下落，“我可以对《圣经》发誓，这些化石(北京人头盖骨)和其他财宝一起被放在(日本)皇宫的地下室里。”这是最新出版的中译本著作《黄金武士》中引述美国相关人士对北京人头盖骨下落发表的评论。

　　该书作者调查发现，在二战期间，日本天皇曾经派其叔父到中国抢劫财宝；日本掠夺中国财宝至少包括直接的战争行为、黑吃黑的“黑社会”行为和打着民间搜集幌子的行为；战争期间，日本掠走的中国财宝不计其数，至今只有极少部分归还中国。该书译校王选女士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烈呼吁，要求日本政府公开二战期间的所有档案资料，公开日本进行战争和通过战争掠夺财宝的真相。

　　《黄金武士》一书由美国两名专家历时18年调查采访而成。该书英文原版在2001年首次出版时，对于书中的核心内容，在世界华文媒体中，本报第一个进行过大篇幅的报道(编者注：参见《中国青年报》国际版2001年8月29日和8月30日的报道，题为《日本带来战争美国抢走财宝》)。该书揭露了日本当局掠夺亚洲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财宝，并将其藏匿在菲律宾。战后，日本和美国等串通一气，私自吞下这批财宝，并把部分财宝作为进行冷战的资金。该书有关日本掠夺中国财宝的章节内容，则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中国人喜欢私下里收藏财富。日本为了得到这些民间财富，曾与中国黑社会合伙打劫，遂造成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间财富大量流失，而且，流失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据披露，1937年，日本天皇裕仁及其顾问建立了“金百合”皇家组织，成员包括金融、会计、簿记、船运专家及各种宝物专家，该机构由皇族成员监督，通过操纵日本军队和黑社会来实行，该组织就像挤牙膏似地榨取中国财富。

　　据《黄金武士》披露，日本进攻南京前，裕仁天皇将其叔父朝香宫鸠彦派到中国指挥作战。朝香宫鸠彦对手下发布的命令就是：“给中国兄弟一次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南京大屠杀发生。与此同时，“金百合”正在实施，由天皇弟弟秩父宫负责。

　　在南京，金百合行动第一批执行者就是日本宪兵队。宪兵特别行动小分队扣压中国政府财产，炸开银行库房，抢劫富裕人家的黄金、珠宝、艺术品和货币。书中说：“在这一阶段，秘密宪兵至少搜集了6000吨黄金。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显示，官方报道的掠夺数量往往只是实际数目的一个零头。另外还有无数中国人喜欢储存的小金块、白金、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艺术品和古董也遭抢劫。这些都来自私人家庭和农村的坟墓。日本人做得如此彻底，甚至把尸体镶的金牙也敲下来。”

　　被抢劫后的中国财宝由上海直接船运日本，或由火车、汽车运往“满洲”处理，稀有金属进行分等，其他的首饰被融化后，重新浇铸为统一尺寸的金锭，然后再运回日本。在这个阶段，有数名皇族成员参与监督和执行任务，其中包括天皇的兄弟朝香宫、秩父宫、三笠宫和竹田宫等人。

　　在南京成为废墟时，中国珍贵藏书、文件等还被严密保护。后来，曾有1000多名日本专家来到南京，为日本皇家图书馆优先挑选最珍贵的物品，天皇曾亲自过目最珍贵物品的目录。选中的物品都被一一编号和打包，然后放入防水的箱子里。大约2300名中国劳工为物品打包，400名日本士兵监督，曾用300多辆卡车把这些箱子运往上海，然后装船。

　　这些书的一部分被用来建立位于东京的东亚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亚地方病研究所、大东亚图书馆等。战后，美国经过调查后确认，日本至少有17处地方存放这些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有日本皇宫、皇室内宫、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美国占领当局的保守结论是，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抢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今天的学者们称日本的图书馆是亚洲最好的，因为日本仅归还了其抢来的图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16万册，不足6%。

　　日本军方还专门派遣黑社会老大儿玉誉义夫到中国，专门打劫中国黑社会的不义之财。儿玉在中国时，出没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无防的农村，到城镇和村庄，召集地方士绅，强迫地方把财产“捐献”给天皇。在战争初期，儿玉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装了太多白金，起飞前起落架曾被压垮。后来，他只搜集最大粒、最优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和钻石，这些储存运回日本时要方便得多。

　　此外，一些日本大亨也在干同样的勾当，其中就包括住友公司总裁。

－－摘自《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27日国际版

为什么美国明知日本要袭击珍珠港却不做准备？为什么德军已将英法联军包围在敦刻尔克，却被最终突围？……细节解析二战谜中谜。

　　作者马骏，军事历史学家，法学博士，大校军衔。现任国防大学教授。曾在《百家讲坛》主讲《二战风云人物》，北京电视台《名师讲坛》主讲《二战谜中谜》。

　　善赌的山本五十六,或许是赌博思维惯性让他选定了珍珠港。在他看来，只要能将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内的舰队歼灭，日军就可以放手进攻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当美国缓过劲来时，恐怕战争已结束了。

　　其实，早在1941年1月7日日本御前会议确定对美作战之前，山本五十六就已在《关于战备的意见书》中谈道：“日军应利用第一、第二航空舰队的全部航空力量，乘月夜或黎明，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突然袭击，先行拔掉‘珍珠港这颗美国鲨鱼的牙齿’，去除后顾之忧。一旦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日本就可以在美国恢复元气之前，从容不迫地占领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所有重要据点，获取那里的丰富资源。”然而，该计划遭到了日本军界高层的反对。

　　偷袭珍珠港最关键是要达成突然性。然而，远离日本本土，在辽阔的太平洋航行，是日本海军作战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最大的风险是难以保密。其参谋长福留繁中将主张，如果必须偷袭珍珠港，也不要用航空母舰，而最好用潜艇。

　　日本战时大本营也不同意。山本五十六急了，直接找到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说：“如果不采纳这个计划，我将辞去舰队司令一职。”

　　永野也觉得该计划很冒险，但他与山本私交甚好，是山本把他推荐到军令部部长这个位置上的。所以，他说：我会为你积极争取的，不过，你最好找个皇族的人帮你在天皇面前说话。

　　于是，山本五十六找到了天皇的弟弟高松亲王，代他将计划转达给天皇。裕仁天皇也觉得只能如此，表示他支持该计划。天皇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战时大本营最后批准了该计划。

　　一切准备妥当后，山本五十六指挥他那支庞大的舰队开始了向珍珠港万里偷袭的航程。

　　1941年12月6日，是美军官兵的“神圣的周末”。虽时值北半球初冬，但位于赤道地带的夏威夷群岛依然温暖宜人。不待夜幕降临，珍珠港已是万家灯火、霓虹闪烁。以散漫著称的美国大兵早早离舰上岸，开始了温馨迷人的海滨夜生活。

　　他们不知道，此刻的珍珠港已杀机四伏。以6艘航空母舰为主体的日特遣舰队正全速逼近。另一支潜艇特攻部队也已按照战斗序列包围瓦胡岛，其中多数潜艇已潜抵珍珠港外。

　　7日7时55分，偷袭正式开始。日军第一波俯冲轰炸机晴天霹雳一般骤然出现在希卡姆陆军机场上空，轮番对机库、防空火力等进行轰炸，美海军福特岛机场、陆军惠勒机场同时遭殃，飞机、跑道和机场其他设施悉数被毁。5分钟内，瓦胡岛美军空军力量即已陷入瘫痪。

　　几乎与此同时，日军鱼雷机、水平轰炸机、战斗机相继进入各自作战空域，对港内的舰船、机场实施猛烈攻击。第一波突击历时45分钟，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便顺利完成任务。日军第二波171架飞机于7时15分起飞，8时55分进入战斗，突击持续约1个小时，在第一波次攻击的基础上，扩大了战果。

　　这是一场海上、水下、空中闪电式的立体袭击战，短短1个多小时，日军共投掷鱼雷40枚、炸弹556枚，共计144吨。击沉、击伤美军舰船总计40余艘，击毁飞机265架。美军伤亡惨重，总计2403人阵亡，1778人受伤。日军只有29架飞机被击毁，70架被击伤，55名飞行员死亡，6艘袖珍潜艇被击毁，1艘袖珍潜艇被俘。

　　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

记者邹德浩报道：美国亚太事务研究中心是纽约一群华人知识分子设立的独立机构，目的是探讨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近日，该中心发表了学者吴广义写的专稿，揭露日本裕仁天皇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罪行。

　　吴广义在《裕仁天皇的侵华战争责任不容抹杀》文章中说，战后裕仁天皇一直为自己开脱战争罪责，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更将其誉为“和平使者”与“慈父”，然而近年来陆续公开的天皇宫廷近臣的记录、日记和回忆录等资料证明，日本学者井上清、山田朗、藤原彰、默哄厚和美国学者比克斯的研究表明，在日本酝酿、发动和实施侵华战争过程中，裕仁天皇同军部、政府结成三位一体的战争指挥中枢，在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战后，由于美国的包庇，裕仁白手套上沾满亚洲人民的鲜血和罪行，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至今阴魂不散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 裕仁带领日本走上侵略扩张之路

　　日本明治维新后形成了以天皇为核心，由元老、枢密院、贵族院、陆海军作辅弼的近代天皇制，天皇集日本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而且根据国家神道的教义，天皇被视为具有神权的超越一切的现人神。裕仁经过长期的太子教育和5年的摄政经历，于1926年即位，在向国民发布的诏书中宣示：“明治天皇以他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遗训，继承遗志。”

　　裕仁即位后，效法明治天皇，突破大正天皇因为病弱不能理政而受到的权利限制，率领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战争之路。翌年就两次同意陆军向中国的山东派兵，名义是保护日本侨民；1928年第三次批准向青岛派兵，名义是保护那里的日本纺织资本；接着又批准向济南派兵，日军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1000多人、残杀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官的“济南惨案”。1928年6月，关东军河本大作大佐炸死了张作霖，裕仁同意陆军掩盖真相的做法，使得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地以武力推行“满蒙分离政策”，遂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军部及关东军一些少壮军人发动的，事发后内阁主张不扩大事态，但是军部和关东军并不把内阁放在眼里，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竟然擅自派兵增援关东军。裕仁并没有制止这些冒犯其统帅权的军事行动。事变发生两周后，裕仁知道了策划者和和指挥者，但是仍然默许这些人扩大战事，并且批准对锦州的无差别轰炸，在全世界开此恶例。当关东军侵占东北得手后，裕仁不顾元老和外相的反对，追加批准和承认，而且颁布“敕语”表彰关东军：“或于嫩江、齐齐哈尔地区，或于辽西锦州地区，冲风冒雪，英勇奋战，以铲除其祸根，扬皇军威力于中外，朕嘉许其忠烈。”

　　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关注，陆军少佐田中隆吉制造了“一二八上海事变”，裕仁连续批准增兵上海，嘱咐统兵的白川义则大将迅速平息上海的战事并撤军，同时放手让关东军在东北扩大地盘。关东军到1932年2月2日攻陷哈尔滨时，已经侵占了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110余万中国领土，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3倍。这正是裕仁所期待的。当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及炮制“满洲国”的行径在国际联盟会议上被否决时，裕仁批准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

　　国联和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仅限于道义上的反对，并没有采取经济制裁等实质性举动，使裕仁感到它们接受了既成事实，因此进一步放纵军部的狂妄行动。于是日军侵入关内，制造华北事变，侵略矛头直指平津。后来，裕仁批准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受勋和晋升，他们都是侵占东北、热河和华北的有功人员，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

　　裕仁支持军队的领土扩张行动，只要能打胜仗，就会原谅他们的忤逆。裕仁在控制军队和鼓舞士气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经常派侍从武官向前线将士传达敕谕。当日军侵攻得手的时候，裕仁的褒奖敕谕对官兵起到加速剂的作用；当日军侵攻失利的时候，裕仁天皇的激励敕谕对官兵起到兴奋剂的作用。

　　二、全面操控侵华战争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对华战争后，裕仁多次召见日军参谋总长、军令部长、陆军大臣和首相，询问“如果苏联从背后进攻怎么办？”当被告之“苏联不会进攻”，“即使与中国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可以解决”后，裕仁批准了向中国华北地区派出大军的方案。日本政府大规模增兵华北，月底占领了天津、北京。随着战斗规模的扩大，裕仁开始向军部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幻想再来一次九一八事变式的速战速决。

　　日本政府和军部在公文中开始使用“皇军”的称呼，鼓动官兵为天皇而扩大对外战争。“因为日军是皇军啊！皇军的任务就是要杀掉一切不服从天皇或不承认天皇的家伙！”

　　8月13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裕仁命令组建上海派遣军，增援上海战场，并且发布敕谕：“上海作战部队将士同海军密切配合，英勇奋战，果敢出击，杀伤大批敌军，使皇威扬于世界。”裕仁随后向上海加派第十军，组建华中方面军，增兵达20多万，还批准对南京实施无差别轰炸的作战计划，对中国军民进行“恐怖威慑”。同时，裕仁天皇指示日军华北方面军“摧毁敌人的斗志，消灭中部河北省的敌人。”

　　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议会，议员们对政府提出的庞大临时军费预算案颇有责难。在开幕式上，裕仁敕语：“中华民国完全不解帝国之真意，不断引起事端，最终导致目前的事变，朕深感遗憾。如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忠勇制敌，这样才能促使中华民国反省，迅速确立东亚和平。”议会很快就通过了军费预算案，还作出《关于拥戴圣旨，稳定东亚的决议》。日本随即建立全国战时体制，实行全国总动员，显示了彻底征服中国的野心。

　　为了有效地指挥侵华战场的陆海军，裕仁下令在皇宫里成立自己的幕僚机关──大本营，把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作为自己的幕僚长。此后，一周中总有几个上午，两个幕僚长、陆海军大臣及其作战课长、侍从武官长等在这里处理军务。裕仁天皇不仅通过大本营定期提交的战况报告书了解战争进程，还不时向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部长提出问题，要求他们解答，有时还加以质询和告诫。大本营发出的作战命令《大陆命》和《大海命》，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出的。

　　同时，为了协调军部和内阁的对华战略，裕仁除了直接干预首相或大臣的任命外，还批准组建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由军部、内阁和幕僚长组成，联络会议的决议在裕仁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做出，并以天皇的名义正式公布，日本民众将其作为天皇的旨意而诚惶诚恐地奉行不悖。

　　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展开了包括杀烧淫掠各种暴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裕仁对这一暴行招致的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没有表达任何的不快和遗憾，反而鼓励他的将领争取更大的战果，以促使中国人“反省求饶”，甚至公开褒奖南京大屠杀的战地指挥官松井石根和朝香宫鸠彦。

　　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并没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政府和军部在战略决策上出现分歧。参谋本部提出，在确保既得利益和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的条件下，争取迅速媾和，以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近卫内阁则坚持扩大战争，直到迫使中国政府彻底屈服。双方争执不下，请求裕仁裁断。裕仁明确选择了内阁的扩大战争路线，于是1938年1月在裕仁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

　　据此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府的建立与发展关系。”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指出：“天皇选择了政府的路线──既然同中国已经挑起事端，就必须坚持干到底”；“在攻克南京之后，天皇和近卫内阁比军部更加积极地把日本推进战争的泥潭中去”；这可能是因为“天皇和近卫丝毫没有想停止自认为能够打胜的战争”。(裕仁正是本着“坚持干到底就能打胜”的主意，批准日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攻武汉的战役，并且派皇族东久迩宫稔彦担任主力第二军司令官。日军依仗陆海空的压倒优势，不惜动用化学武器，占领了武汉，但是遭到的抵抗越来越顽强，日军随后陷入一场旷日持久且看不到胜利前景的战争。

　　三、动用皇族掌控侵华战争

　　皇族是由天皇的堂表血缘关系组成的同宗群体，有与生俱来的地位、财富和特权。皇族男子从小就接受军事化训练和教育，青年时被授予军衔并编入军队最高层，得以掌握指挥权。裕仁充分利用皇族作为自己的助手和耳目，在设置大本营时，就任命叔父闲院宫载仁为陆军参谋总长，任命叔父伏见宫博恭为海军军令部部长。裕仁不时派出皇族做为他的军事联络官，到前线战场视察，以了解第一线的战况。日军侵攻上海时，裕仁先后派弟弟高松宫宣仁和皇族北白川宫永久视察侵攻上海的战场。

　　皇族在南京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

　　皇后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亲自指挥了南京大屠杀；皇后的另一叔父东久迩宫稔彦任陆军航空本部长，指挥对上海、南京等人口密集城市的无差别轰炸；幕僚长闲院宫载仁和伏见宫博恭都亲赴南京视察。裕仁天皇为攻占南京而欢欣鼓舞，期盼这样一场决定性战役能够迫使中国政府跪地求饶并满足日本的索求，从而迅速结束战争。为此，他几乎将皇族悉数派去南京嘉勉将士，包括他两个弟弟秩父宫雍仁和高松宫宣仁，还有贺阳宫恒宪、梨本宫守正、竹田宫恒德和东久迩宫稔彦。

　　裕仁把皇族安插在军部最重要的位置上

　　伏见宫博恭亲王担任海军最高职务军令部总长自1932年2月至1941年4月为止，长达9年零2个月，闲院宫载仁亲王出任陆军的最高职务参谋总长，自1931年12月至1940年10月，长达8年10个月。由两位皇族从满洲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长时间里一直占据最高军令职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皇族这个天皇制的机器零件充分发挥了推动日本走上战争道路的作用。

　　裕仁每天都根据战报，指导战役的开展，敦促解决那些不可避免的困难，甚至纠正参谋和战地指挥官的错误估计。他经常派皇族或侍从武官到各个战区视察，搜集常规途径以外的情报。他还从国内外新闻记录片和报刊中获取信息。因此，他完全了解战争的真相。对美英开战前夕，辞去首相职务的近卫推荐东久迩宫稔彦为继任者，这应该是能够控制陆海军的最佳人选，但是裕仁断然拒绝，以避免对美英战争失败时追究皇室的责任而牵连自己。这与侵华战争时几乎派皇族悉数上阵形成鲜明对照。

　　到1941年夏天，随着德国入侵苏联，皇宫里的大本营越来越忙碌，增加了情报、兵站和占领区军政等职能，职员由最初的200人发展到1800人；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也从首相官邸搬到皇宫里；御前会议召开得更加频繁。

　　四、公然违反国际战争法规

　　裕仁天皇知道日本签署了1929年关于俘虏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却批准日军在对待中国俘虏时不受国际法的限制，所以陆军次官在1937年8月5日下达指令：“在目前形势下，鉴于帝国不得不对中国实行全面战争，故不宜完全依照《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及附件进行活动。”命令在中国战地的指挥官停止使用“俘虏”的称呼。

　　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每年都抓获上万名中国士兵，将战俘的大部分当即集体屠杀，南京大屠杀就有大规模屠杀俘虏的暴行，例如日军第六十五联队集体屠杀2万名中国军俘虏，将俘虏的小部分当作特殊工人送往矿山、铁路、军事工程做苦工，大多被折磨致死，或者军事工程完全后全部屠杀。

　　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毒气武器处于裕仁、大本营和统帅部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之下，通常是首先取得天皇的许可，然后由参谋总长发出使用的“指令”。裕仁先后授权日军战地指挥官在通州、上海、武汉、广东和华北地区使用毒气武器。1937年7月28日，裕仁授权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使用化学武器的第一号令：在进攻通州地区过程中“适当的时候可以使用催泪弹”。1938年8月至10月，在进攻武汉的战役中，大本营批准使用毒气375次；同时，批准进攻广州的第二十一军使用催泪弹和毒气。

　　939年3月，大本营授予冈村宁次使用1.5万筒毒气的权力；4月11日，裕仁批准由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的第110号指令，授权华北和蒙古的日军使用毒气。1940年7月，裕仁同意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请求，授权日军在中国南方使用毒气。然而，在太平洋战争中，明令日军禁止使用毒气，裕仁担心会遭到美国化学武器的报复。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裕仁天皇批准在北平组建第一八五五部队，在南京组建第一六四四部队，在广州组建第八六O四部队，与在东北的第七三一部队协同实施细菌战。从1940年起，日军在中国20个省进行过细菌战，其中在浙东、常德、保山、鲁西和冀南等地区实施大规模细菌战，致使200多万军民丧生。

　　裕仁下令对锦州、重庆及其他城市进行战略性无差别轰炸，使用了多种杀伤力极强的炸弹。其中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8月，日机出动9500多架次空袭重庆，投弹21500枚，炸死市民1．18万多人，伤1．41万多人，损坏房屋17 600余栋。

　　裕仁1938年年底签发实施无人区作战的第241号《大陆命》，日军开始毁灭作战役，并且愈演愈烈，发展成“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目的是“加强对敌人的封锁，摧毁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甚至“让敌人将来再也无法生存”。据估算，在这些作战中被杀害的中国非武装人员在240万以上。

　　裕仁还将制贩毒品作为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在中国的鸦片买卖由日本陆军、外务省和兴亚院控制。三菱商事公司和三井物产公司采购伊朗鸦片运到中国，伪满洲国与冀东伪政权的鸦片大量走私到关内，然后都委托给中国派遣军在各城镇所设立的特务机关分销。

　　在东北地区，“仅据伪满官方的统计，染有鸦片毒瘾的就有2745000人”；“从伪满政府实行鸦片毒害政策开始，到伪满崩溃的十二年半期间，被鸦片所毒杀的人民，最小限度是175000人”；“鄂伦春民族‘九一八’前人口4000人，因伪满时日寇大量流毒鸦片，到‘八一五’仅剩900人。”华北地区每年吸食者约为100万人，其中约10%中毒而死。

　　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指出：“战时日本在中国所推行的毒化政策，决非日本军政机关在华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国家政策的一环，系作为国策计划而展开之大规模战争犯罪与违反人道行为。”家永三郎指出：日本制贩毒品“一方面获得巨利，一方面使很多中国人因吸食鸦片而身心遭受腐蚀变为废人。在中国之战争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形象，应无可疑。”(裕仁在侵华战争期间，不断平衡陆军和海军、政府和军部的矛盾，主要着眼点是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天皇制的强化。

　　即使在从7月27日接到《波茨坦公告》到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这一决定性的期间，裕仁所关注的只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代表皇权的三种神器，对于如何结束战争，没有主动做任何的努力，以至于随后数十万日本民众在轰炸和原子弹爆炸下丧生。裕仁天皇的这一心迹，在1945年8月14日皇宫防空室的御前会议上“圣断”无条件投降时有充分的表白，他说：“自己之非常决心不变。根据内外情势、国内状况及彼我之国力、战力所作判断，并非轻率结论。关于国体，敌亦承认，毫无不安。”裕仁天皇为了维护天皇制，连日军官兵和国民的生死都无所顾忌，更遑论被占领国民众的悲惨处境。

　　综上所述，裕仁天皇到底是个什么人？在他虚伪外表下掩盖的血腥罪行，得到了历史的清算吗？在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难忘的历史，还原一些战争狂人的本来面目，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本质，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倭王裕仁是战犯,倭人与美国人议降时,提出了不追究他的战争责任,保留倭王制.所以,倭王逃过了东京审判.但是,战犯的身份不容置疑.倭王死了,小倭王不来更好,谁希罕!倭人是不配做中国的朋友的.用了一点钱,就到处嚷嚷,小人一个,还想入常,连个正常国家都不是.小倭女被美军操了,都不敢吭声,算什么东西!想入常,先赶走美军,再送还冲绳,钓鱼,然后由倭王及内阁成员到南京跪上个十天半个月的,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会谅解的.中国人的要求一点也不高.

礼貌的对待，坚决的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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