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忠义，太原市劳教所的一名普通警官，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副会长。自1992年起，戎忠义和家人一起寻找二战时期山西籍赴日劳工的下落，并把这当成最重要的事业。十六个年头过去了，他们整理出一份626人的山西劳工名单，在这份名单中，目前仅有12人还在世。这是目前我省最完整的一套二战劳工名录。
戎忠义正在做的，是与时间和死神赛跑。随着岁月流逝，绝大多数经历了那场苦难的赴日劳工已不为人知，他们的姓名和经历，将永远地沉入史海。
溯源
“为跟父亲一样的劳工们讨个公道”
“寻找山西幸存劳工，前往日本为他们讨公道，其实是缘于父亲被掳往日本当劳工的经历。”戎忠义说。
戎忠义的父亲戎修德，1933年参加革命，在二四七子弹厂曾成功组织过工人罢工。有一天，戎修德到河北阜平传达党的指示，这时突然得到情报，刚刚扫荡过去的日本鬼子又杀了个回马枪，情急之下，由另一位党的干部朱卫华带一队向北突围，戎修德带另一部分人向南突围。当戎带领人沿着水渠突围时，被日军俘虏。戎修德与战友为了不暴露党员的身份，改用别名，加上老百姓的保护，戎混过了敌人的盘查。1943年12月，他被押往青岛，后被拉矿石货船带到了日本，在北海道地崎组做劳工，在齐膝深的大雪中伐木、修飞机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导致身体多处被冻伤。
日本投降之后，戎修德与工友中的党员们立刻开始联系其他战俘营，组织了1000多人的归国大队，终于在1945年11月回到天津。戎修德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报平安后，又带着120多人找到了冀中军区投身解放战争。
戎忠义说，父亲不愿提起这段往事，那是一段无法抚平的伤痕。那时，每天身边都有人被打死或饿死、病死……“只要活着，就要出去继续战斗！”这样的信念激励着父亲活下去。
戎忠义和哥哥姐姐们每每想起父亲与成千上万被掳往日本的劳工经历就悲愤不已：日本人欠下我们中国人那么多血汗钱、那么多条人命，必须向我们道歉谢罪。
开端
从发现父亲的名字开始整理全山西劳工名册
1992年，戎忠义作为山西劳工遗属代表，在北京参加全国纪念抗日胜利活动时，他看到一份日本外务省的关于强掳中国劳工报告书，里面记载了近4万名中国劳工的姓名、籍贯，以及在日本时所用的名字、作业地点、劳工的号码等。他一下翻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张福庆，这是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日军搜捕而使用的化名。眼泪从这个中年汉子的眼中夺眶而出，这是父亲曾经遭到日军迫害的铁证。
据戎忠义介绍，报告书中的内容能够保存下来非常不易，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政府销毁了二战时期关于劳工的材料，这本报告书是当时在日本政府工作的华侨们偷偷备份的。日本政府否认强掳劳工的罪行，这些华侨冒着生命危险，拿出这份证据，其中记载的中国劳工在135个作业点从事超强体力劳动的事实，令日本政府无法再否认历史。
他借来这本厚厚的报告书，复印4万劳工的名单，可没复印到一半，复印机发烫没法再印了。之后，戎忠义拿着这半本复印下来的名单，开始抄录、整理山西籍劳工的名册。
索赔
拿起法律武器要回我们的血汗钱
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收到王工律师等38位人大代表的议案，内容是关于对日本当年侵华战争提出损害索赔之事。议案一提出，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从此拉开了中国劳工民间对日索赔的序幕。
学习过法律专业的戎忠义，此时也在思考：如何通过法律途径，向日本政府为父辈劳工们讨个公道。一天，戎忠义的姐姐突然接到省外办打来的电话，询问他们的父亲是否曾被掳往日本当劳工，并透露日本方面有意解决劳工问题。当时，戎修德老人已经过世。通过省外办，戎忠义得知我省和北京、河北等地一些人正在做为劳工讨公道的工作，于是开始与他们积极联系。此后，除了工作，他的时间大多都放在了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的事情上，开始组织、帮助山西劳工要求日本政府和企业偿还欠下的血汗钱。漫长的对日索赔过程开始了。
寻找
茫茫人海中千方百计寻觅幸存劳工
联合二战山西籍劳工，茫茫人海中，如何寻找呢？起初，戎忠义找到了父亲当时的几个工友，一起来搜集当时留下来的证据。他凭着父亲留下的书信上的地址，一一拜访北京、天津、重庆等地的工友。此后，只要一打听到哪里有早年被强掳到日本的劳工，他便千方百计地去找。
今年86岁高龄的杨二乱老人家住太原，当初和两个乡亲一起被掳往日本，只有他一人幸存回国。戎忠义多方辗转才打听到了杨二乱的家庭住址。事实上，无论是从报告书的名册上抄录下来的地址，还是别人提供的线索，大多非常模糊，戎忠义后期的工作量非常大，期间吃过无数次派出所和居委会的闭门羹。
戎忠义利用周末、节假日、调休和干部休假时间，有时候一下夜班就立刻去寻找居住在太原的劳工，过路费、油费和长途汽车票都要自己贴钱。除此之外，去北京开会、复印材料等等开销，也都要自己掏腰包。记者问他这些年来为这件事贴了多少钱，他想了想说：“这个还真没算过。”
压力
“这样坚持下去真的有意义吗？”
劳工们不但在日本从事超强体力劳动，落下一身伤病，而且还历经了中国历史上的数次运动，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多少年来，被强掳到日本当劳工的那段历史，要经历数次审查，遭到是真是假的怀疑，他无奈地说，这些劳工幸存者，也是老“运动员”了。
有些幸存劳工和他们的家属，被历次运动搞怕了，不愿再提起那段往事；有些则是因为家庭经济问题，觉得希望渺茫而中途放弃。他自己有时也在想，“人家下海挣钱，我付出那么多努力，却成天贴钱，这样坚持下去，真的有意义吗？”戎忠义说，每当他闪过这个念头时，就想起自己的父亲。“比起父亲当时受的苦，自己的付出又算得了什么？为山西劳工讨公道，总得有人来做！”
戎忠义说，目前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山西现在有12位幸存劳工。幸存劳工中，大多数人经济贫困、病痛缠身。社会对他们的理解、关注和支持同样重要。戎忠义说：“曾经有人说，放弃打官司吧，肯定赢不了。在我看来，劳工们要回自己的工资天经地义！”
同事和周围的个别人也对戎忠义的行为表示不理解，有人甚至冷嘲热讽：“你是为了钱吧？”戎忠义说：“我常常在车上、食堂里和这些人辩论。日本给本国二战老兵的补贴很高，但是却这样苛刻地对待中国劳工，必须割掉历史身上这颗饱含欺诈、掠夺的血淋淋的毒瘤。”
现状
整个家庭都在为寻找劳工而努力
今年，戎忠义终于完成了这份日本关于强掳中国劳工报告书。春节期间，他和妻子、孩子每天在家里查找，从4万人的名单中摘录下山西籍劳工的姓名、地址。目前，戎忠义与妻子曲晓珉正在把劳工名单录入电脑，再把劳工籍贯按县市排列出来，以便进一步开展寻找幸存劳工的工作。
曲晓珉说，丈夫是把这件事情当作事业来做的，只要是与劳工有关的工作，总要放在第一位。她很受感染，常帮助丈夫整理资料、打电话联系劳工子女、安排开会场地等等。有人打电话来询问，还有人到家里查劳工名单，曲晓珉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在家里吃饭。她说：“劳工们大多生活在农村，本来经济条件就很紧张，不能再让他们掏钱，我们好歹有工资。”
记者发稿时，戎忠义的大哥正带着这本名录，利用去晋城出差的机会，寻找当地劳工……
16年 坚守等来诉讼之门永久关闭
2007年4月27日起，中国劳工对日索赔诉讼案纷纷终审败诉。对中国4万被掳劳工来说，诉讼的大门已经关闭。戎忠义16年来坚守的事业，也似乎走到了尽头。然而他却对记者说：“法律诉讼的大门关闭了，但正义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
运用政治手段解决受害劳工的索赔问题已经开始，戎忠义和他的同伴们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赴日上法庭
戎忠义：我们要把官司世世代代打下去
2005年8月17日，山西被掳往日本劳工诉讼案在日本群马地方法院第11次开庭。戎忠义作为“山西被掳往日本劳工代表团”团长，带着劳工原吉寿和张智有前往。他说：“60年前，我们中国劳工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弯着腰被押往日本的，60年后，我们是挺着胸膛去日本的。”
代表团打着“将中国劳工诉讼进行到胜利”和“日本政府必须向中国劳工谢罪赔偿”的横幅走向法庭。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庭审中，原吉寿和张智有当庭出示了被掳劳工回国前在日本的原始照片等物证。
庭审结束后，代表团在日本友好人士的支持下，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同时把一封《致日本政府和国民的公开信》转交给日本《朝日新闻》等12家媒体。
公开信中写道：我们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把这场官司世世代代打下去！一直打到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公开谢罪、赔偿为止！让数万名中国劳工得到告慰，让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世世代代传下去。
日本大游行
挺着胸膛去游行日本警方赶来保护
最令戎忠义记忆深刻的是2006年，他作为中国劳工百人诉讼团成员，前往日本东京，先后在日本国会、众议院、最高法院以及有关企业进行了集体请愿，并在日本议会大厦所在的街道，进行2公里左右的游行。
这次由23位劳工幸存者、56名劳工遗属及7名工作人员组成的中国劳工诉讼代表团，劳工幸存者中，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也有80岁。他们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手杖，但大家都是挺着胸脯、拉着条幅、举着遗像行进在游行队伍中。全团成员齐心协力喊出声讨的口号，《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
游行队伍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不断有日本友好人士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这时，大家突然发现日本警察逐渐围拢过来。戎忠义说，当时大家都感到气氛紧张，以为日本警察是来阻挡游行队伍的。一问才知道，因为担心右翼势力搞破坏，警察专程赶来保护游行队伍。
团结起来有力回击三菱公司
个别企业对劳工们的态度很恶劣。三菱公司拒绝八名代表进入其公司内。“你们的砖砖瓦瓦，都是我们的血泪！”幸存劳工愤慨地说。
于是，代表团有针对性地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斗争：由康健律师、李海彦律师、董一明律师带五名劳工和遗属进三菱公司交涉，戎忠义带领全体劳工、劳工遗属及日本友好人士在三菱公司楼前组织声援。
戎忠义回忆，当时日本朋友支援的四个大喇叭直对着三菱公司，他手持麦克风，带领大家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三菱有罪！三菱谢罪！三菱赔偿！劳工必胜！中国必胜！并一遍又一遍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口号声、歌声在林立的高楼间不断回荡，给交涉的同志以有力的声援，对三菱公司的恶劣态度予以有力打击。之后，三菱公司的态度大有好转。当交涉的同志从楼里返回时，同志们和日本朋友的掌声、口号声、《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再次响成一片。
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诉讼请愿行动
据了解，这次诉讼期间的经费近100万，都来自民间捐赠。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劳工集体赴日诉讼请愿行动，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劳工们大部分已经去世。
当时，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历时16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4万劳工，14起官司，有输有赢。根据日本司法制度，战争赔偿诉讼可以经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三级审理，最后全都集中到了日本最高法院，日本最高法院随时可能作出终审判决。何去何从？只要判决其中一位劳工败诉，就等于宣判其他4万人同时败诉！
“日本人尚且做出牺牲，我们怎么能放弃？”
在中国劳工百人诉讼团赴日期间，为了这次民间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首席律师康健带领着中日两国律师，不顾白天奔波的劳累，每天晚上还用几个小时与中日双方翻译一起在楼道里汇报总结当天的工作，研究部署第二天的工作。
诉讼团中以日本律师为主导，这些帮助中国劳工打官司的日本律师，令戎忠义非常感动。他说，日方律师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和妻子离了婚，却依然在认真帮我们收集证据，要把中国劳工的索赔案打到底。此外，他们还顶着日本右翼势力的巨大压力，几乎每个日方律师都收到过恐吓信、恐吓电话。“一个外国人都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我们怎么能放弃呢？”
关爱山西劳工
关注劳工老人的民间目光仍然不多
我省20多位被掳往日本劳工幸存者，已走过了七八年艰难的对日诉讼之路。如今老人们相继离去，而案件纷纷终审败诉，民间诉讼对日索赔的大门已经关闭。
戎忠义说，前些年，他曾找过一些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希望能解决劳工待遇问题，让二战受害者们的晚年过得更好一点。但由于历史原因，结果都不尽如人意。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中，山西省慈善总会曾向五位山西赴日劳工每人捐赠500元的生活补助，另外还对万爱花等盂县、沁县等地的二战受害妇女给予救助。
省慈善总会相关人士说，关于二战受害者的援助，曾经有政协委员提案，给予他们长期的经济援助。省慈善总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虽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救助过二战受害者，但很难做到长期捐助。在平时接收的捐赠中，几乎没有定向捐给这些二战受害者的。即使在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的活动中，他们联合多家媒体针对二战受害者开展募捐活动，最终的效果也还是很不理想，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们还很少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些在战争受到创伤的老人。
12位劳工每人每年获千元补助
2007年，香港企业家钟惠明捐款100万元，用于帮助全国劳工改善生活，安度晚年。这是被掳往日本劳工首次得到这么大规模的援助。戎忠义代表二战山西受害者联合会，受中国对日索赔联合会委托，把每人每年1000元的援助金送到我省被掳往日本劳工幸存者的手中。戎忠义说，当时山西已落实且健在的劳工共有12位，全部受到援助，今后中国对日索赔联合会将援助健在的被掳往日本劳工每人每年1000元。
让他们安度晚年也是民间的责任
去年，当戎忠义给杨二乱老人送1000元的救助金，再次找到涧河边上的那间低矮的油毡房时，发现这里已经没有人住了，只在破旧的门板上，用粉笔写着一个电话号码。他照着号码拨过去，杨二乱老人高兴地告诉他：单位照顾他们老两口，分给他们一套宽敞明亮的楼房。
戎忠义说：“诉讼不是唯一道路，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合理、全面、公正地解决二战历史问题。同时，让二战受害者们安度晚年，也是中国民间应该做的事情。”
新的出路
政治和谈的大门正在徐徐开启
在通过法律诉讼手段索赔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中日律师将开辟第二战场，通过政治和谈方式帮助受害劳工对日索赔。戎忠义告诉记者。
鉴于近期中日双方政治关系回暖，中日代理律师决定将斗争方向从诉讼方式为主调整为非诉讼手段。日本律师团目前正在为政治和谈而不断努力，他们积极与日本国会、相关企业等各方面接触。
戎忠义说：“健在的山西劳工越来越少，寻找幸存劳工也越来越紧迫，这份赴日劳工名单上的地址，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登记的，找起来难度很大，希望山西籍劳工或他们的子女们能与我联系。在政治和谈的大门正在打开之时，大家应该联合起来，抓住这个时机。”
626人的二战山西籍劳工名单，将随后公布在山西青年报网站。（本报记者 闫鑫）
来源：2008年03月14日《山西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