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谷廣一郎  2007-10-14

第一回　“大陆打通作战”之路  
2007年07月06日
　　
（引子）今年3月，围绕着安倍晋三首相“（关于慰安妇问题）不存在显示狭义强制性的历史资料”的发言，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动作开始变得活跃。正当美国议会正在就要求日本政府谢罪的决议案进行审议的当口，日本国会议员等人在６月１４日发行的《华盛顿邮报》上刊载了标题“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诸事实）的全面广告，引发了世界上的愤慨和嘲笑，决议案于６月２６日在美国下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正巧在这个时候，本杂志的采访组访问了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市近郊，目的是会见原“慰安妇”女性（８３岁）以及她那因日本兵而怀孕、而生下来的被人们叫做“日本鬼子的仔”的儿子（６２岁）。在绵延着山水画一般美丽景观的桂林近郊，发生过日军的围绕着慰安所的强制绑架行为。从本周开始，我们将对此分５次进行报道。（以下是正文）

　　正当（飞机）尾翼上画着凤凰标志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机体飞离上海上空厚厚的云层的时候，我按照中国时间，把手表的时针倒退了一个小时。（※注释：南航的标志是木棉花。作者在发表前不知为什么，或许为了维护发表的独立性吧，他的原稿没给我看过，所以文中出现许多常识性错误——我会在翻译中随时注明。我的出发点是：因为这是日本媒体发表的第一份“文件”，其影响在今后将越来越大，特别是文章部分内容有悖新闻真实，所以有必要及时纠正，以免以讹传讹。）

　　６月１０日。从东京成田国际机场起飞开始，经过在广州白云机场换机之后，我们到达桂林两江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午夜１０点多了。

　　进入这个世间屈指可数的观光名胜的大门，我将会面的，是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原“慰安妇”的老奶奶、以及她在被日军监禁期间怀下的儿子。

当地最初的“公开”

　　在我前往桂林之前的今年４月１０日，社民党议员辻元清美向安倍内阁提出如下内容的质疑书——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就中国一项记述了如下内容：「占领期间，日军犯下了包括强奸和掠夺在内的残忍罪行。（省略）为满足日军要求，发生了强制实行丑业的行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速记录、判决速记录第１８６页）。那么请问：安倍首相对于该项判决，认为它没有正当性吗？”

　　随后的４月１７日，由【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的关东学院大学·林博史教授、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VAWW‐NET　Japan】（反对战争和对女性暴力日本联盟）·西野瑠美子共同代表等三人，在东京都内的驻日外国记者特派员协会召开的共同会见上出示了新的证据资料，指责了“狭义强制”的存在。这一新事实，虽然仅被日本部分媒体轻描淡写地提及，但中国的新华社则迅即在４月２５日作了报道。新华社更进一步对林博史教授进行了专访，于５月２５日发出了续报。

　　这一事实使桂林市民和新闻界甚为吃惊。原先，大家只知道在北京、南京等地发生过的强奸等残虐行为，但大家想不到：“桂林也有过这样的事情？”

　　可是，阅读了《桂林日報》因新华社稿件而在４月２５日刊载的相关报道的茘浦县当地乡土史学家?孟紹淦先生，却知道邻村新坪镇生活着原“慰安妇”的事实。他还知道：她的儿子就是在被日军监禁期间怀孕的。孟先生本着“我应该想办法为「慰安妇」们做些什么，有必要让大家普遍了解这样的历史，从而进行进一步思考”的心态，向《桂林日報》通报了这一消息。而对此做出反应的，是与《桂林日報》属于同一系统的《桂林晚报》采访部主任廖天敏先生。

　　廖天敏闻讯立刻赶往当地，在５月１８日发表了采访原“慰安妇”韦绍兰的文章，翌日又发表了关于她儿子·罗善学的特集。

　　抵达桂林第二天，我们便访问了廖先生。廖先生号称每天要抽３包烟，他一边手拿着烟一边解释说：“韦绍兰是我们这里第一位站出来的被害老人，我因为对东京大审判的情况很不了解，当时还大为惊讶。”廖先生本人就曾听他当时（日中战争末期）年仅１３岁的父母说过——如何逃避进村抢夺家畜和鸡鸭的日本鬼子的故事（当地人叫它“逃鬼子”）。

　　败战末期的日军，在那时发动了号称“陆军最大作战”的“大陆打通作战”（正式名称是“一号作战”）。该战役包括前半期——为确保华北／华南资源地带和日本本土交通线的“京漢作戦（代号：コ号作战）”，以及后半期——占领逐渐变为日本本土空袭据点的桂林周边的美军航空基地、并打击重庆国民党军队的“湘桂作戦（代号：ト号作战）”。就距离而言，这是延伸２４００公里的大规模作战，从打击敌军、确保交通的意义上，它被叫做“打通作战”。战役是在１９４４年的４月１７日发动的。

　　投入作战的兵力是４０余万，人数占侵华部队的一半。火砲約１３００门，坦克８００辆，卡车１２００辆（※注释：是１２０００辆），马７万匹。为实行后期作战，于８月下旬编成第６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大将），负责攻向桂林的是隶下第１１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后为上月良夫中将）。１０月２６日，作战发起命令下达，到了１１月１０日，日军同时占领了桂林以及柳州。

　　新坪镇原“慰安妇”母子俩的悲剧，就是在这个战役进程中发生的。

前往世界屈指的景胜地

　　大约３億年前，桂林还属于海底。因为地壳变动，海底隆起，石灰岩被侵蚀之后只剩下坚硬的部分，沿着贯穿自治区南北、全長４３７公里的漓江两侧生成世界罕见的奇岩奇峰群。而自桂林流向阳朔的８３公里漓江段，每年吸引着１３００万来自世界的游客。（※注释：这好像是桂林旅游局的数字——国内外游客达到１３００万人次。）。

　　１２日晨，为前往新坪镇，我们乘上了下漓江的游船。而《桂林晚报》的廖先生等人，则约定和我们在下游的阳朔码头相会。在漓江游览的起点——桂林竹江码头上，混杂在美国、澳洲和亚洲各国游客中间等待上船的，还有来自北海道和四国·高松的日本团队游客。

　　和我们乘坐同一条游船的，居然是分别来自日本和荷兰的团队，而船员则全是中国人。我不禁感叹这一次偶然：我们即将前去会面的，是被日本人加害的中国人原“慰安妇”，而在日美两国国会上成为焦点的，不正是眼下的桂林和印尼爪哇岛上的荷兰人“慰安妇”问题嘛！纵情眺望两岸风光的游客们，恐怕丝毫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吧？……。（※注释：当时日本国会，就慰安妇问题进行质问的核心证据就是两个——桂林案例／中国妇女被害、爪哇案例／荷兰妇女被害。因为桂林资深人士王京龙老兄的大力协助，我们才如愿加入这奇妙的搭配。船票可不便宜哦。）

　　结束了８３公里、４个多小时的船旅，游客在阳朔上岸。大部分人将在附近观光１～２小时之后乘车返回桂林，而我们则继续前往６０公里外的茘浦县。在茘浦县新坪镇桂東村的小古告屯，那里住着韦绍兰老人和她的儿子——他们会怎样应对我呢？无论如何，我毕竟是日军１９４５年７月撤离本地之后，首次访问当地的日本人啊。

　　与廖先生等人汇合之后，我们坐上了他们的车，驶上茘桂公路（３２１国道）。这条公路，自阳朔向南经过南宁一直延伸到越南河内的方向。车子开出约２０公里，在抵达新坪镇之前，我们顺道访问了道路东侧的马岭镇（的一个小村庄）。

　　沿路左转，进入一条未铺装的小路，５０来米前方残留着日军的炮楼（防御阵地）。我们之所以访问马岭镇，正因为听说这里是日军驻地，并且开设过慰安所。

　　茘浦县所在的华南地区方言，跟我们同行的翻译使用的北京话似乎差异很大，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多少能沟通了一些。（※注释：嗬嗬，迄今为止，我为不少中日名人以及非名人做过义务翻译，但他们文章最大的共性是：把我处理成虚无的“翻译官”……。在此，我不怪他，因为大部分媒体都喜欢强调：自己发表的是独家新闻。）我们尝试着和路人交谈，结果被介绍到本地一位老人的家里。老人姓陈，９１岁了，但他也说不清楚自己准确的生年月日。（※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一带的汉族老年人没有生肖概念。这使得年龄判断变得十分困难，老人们在户口簿上的年龄，最好不要随便引用。）

　　陈老人曾经被安排在日军驻地打水和烧饭，在他的记忆中，这里日军有１００人前后，约有１０辆汽车停放在宽度４０来米的停车场上。据他说，在这里当苦力期间并未见过日军进行枪刺操练，我估计这可能是由辎重兵（以兵站业务为主的士兵）构成的部队，这里或许是向第一线部队输送饮水食物、武器弹药和各种材料的据点吧。（※注释：输送饮水不可能，何况战场上的供水任务是由防疫给水部／班负责的。在我看来，这支部队的所属很可能是：①军级兵站的某个小部队；②师团辎重联队的下级单位；③工兵部队；④兵器修理厂／站。总而言之，寻找／确认这支部队极其困难——后方小部队几乎没留下什么战史资料。）

　　我试着询问“慰安妇”的情况。

　　“那里面有女人，但不是关押的而是被中间人带来的，好像来自２公里开外的新洞村。她们跟日军卖淫，代价是日本兵抢来的花衣服，过夜就回家。我没听到过痛苦的叫喊。”

　　说实话，听闻这里曾经是反复着绑架、监禁、强奸的罪行的现场的我们，面对刚才稍许变化的情况说明不禁感到困惑。这个地方，是不是被搞错了呢？

老太太母子居住的村庄

　　回到主干道上，前行大约３０分钟，车子开始右转，驶入坑坑洼洼的小道。忍着强烈的上下颠簸前行不久，便看到了一座村庄，这就是目的地桂東村了。在这条小路上行驶的，是日本４０年前已经绝迹了的三轮出租车，以及像是耕田机似的露出发动机、冒着烟的草绿色汽车（※注释：即拖拉机）。到了这里，我们乘坐的三菱面包和越野车之类的汽车已经一辆也看不到了。车窗外闪过的村民，男人多半赤着脚，女人则穿着胶靴。

　　车子停在一个屋子的前面。这是座“泥房子”，用泥土像造砖瓦似的晒干之后一块块垒起来的墙壁。我不禁暗忖：“哦，这里不会有地震吧？”（※在地震频繁的日本，这样的房子是非常危险的——日本人普遍敏感于建筑的牢固程度。）

　　不经意间，照片刊登在《桂林晚报》上的老人家和她的儿子已经来到了门外。我们毫不犹豫地与他们两手相握，对方则做出了像是在划空气的动作，意思是让我们进屋。在简短的问候声中，我们跨入了屋梁很高的堂屋。在进屋同时还嗅到了家畜粪便的气味，原来这屋里还养着３０来头猪呢。（※注释：猪是对面一家人／老人的外孙饲养的。）

　　早上自桂林出发，来到村里已是下午４点。于是采访安排在明天，今天能做的就是初次见面的问候：“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向日本社会报道——在这个村子里发生过什么、在奶奶您和您儿子身上都发生过什么？采访过程中，会让您因为想起不愿回忆的过去而感到痛苦，为此恳求您的原谅。”

　　老人家嘴里唔唔地，似乎表示同意。可能是因为事先给住在老人家对面的女婿通过电话、获得采访允诺的缘故吧，我感到了被欢迎的气氛。可因为老人家说的是当地少数民族独特的方言，跟我同行的翻译完全听不懂她的话语。（※注释：老人虽然是少数民族／瑶族出身，但口音完全是当地汉族方言。只是表达方式好像很特别，她的家人们也常常听不明白。）

　　结果，在村里的采访作业就变成以下程序：首先需要她的女婿作普通话的翻译，与我们同行的翻译在理解了之后再翻成日语。

　　在这个没有旅馆的小村庄，我们借宿在房间尚有富余的老人家的女儿／女婿家里，从此开始了和他们同吃同住的５天４夜的采访。（※突然想起来，我这个“跟来的日文翻译”居然包办了糟谷的食宿费用，漓江采访的游船费也是。我是自费而且借了钱来调查的，而他属于单位公差，可以报销。在此，我必须特别感谢前来帮我拍摄的三位大哥：胡成平、杨晓肃、王京龙——他们没收取分文报酬！！！）
（文章第一篇结束，后续请看７月１３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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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　三光作战和劫掠妇女
2007年07月13日

　　（引子）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近郊的村子里，居住着一位原“慰安妇”、以及她因日军而怀孕并生下的被叫做“日本鬼子仔”（※当地人最简单的说法是“日本仔”）的儿子。１９４４年，败战末期的日军展开了号称“帝国陆军最后大作战”的“大陆打通作战”。第６方面军隶下的第１１軍在攻打桂林的时候，悲剧便发生了。本（杂志）采访组于今年６月，在《桂林晚报》记者等的协助下得以和母子俩见了面。在偏远的小村庄，我们一边和他们的亲人们共同生活，一边倾听着６２年发生的事情。（以下是正文）

　　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在日军撤离桂林（１９４５年７月）十个月之后的４６年５月２７日，做成了文件——《桂林市民控诉／其一》。里面记载着日军在桂林的残忍行为：“从四方招募女工，硬把她们带到丽泽门外，强迫她们当妓女供野兽般的军队淫乐。”

桂林的“侵略者”——第１１軍的本性

　　但是，攻打桂林的第１１军犯下的并不仅仅是那么一件、两件“错误”。住在桂林市内，身兼桂林市文物工作队业务顾问（原队长）和桂林市历史研究所顾问的赵平先生就此举出了以下两件调查事例：

　　一个是发生在如今已是市民休憩的场所·穿山公园一角的穿山洞里的事件，时间是４４年１１月１日，据说日军将邻村三十多名妇女抓来后关押在里面。那这附近有一个穿山汉民中学（現桂林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日军将它占用为野战仓库。赵先生的父亲是穿山中学的总务主任，人望很高，村里的被害家属就来找他，表示说“拼命也要把她们救出来！”但是，手无寸铁的人如果正面行动，那等于白白送死。万一日军出现死伤，那就很难说会遭到什么报复了。于是他建议：要趁夜里日军看守薄弱的时机，想办法让她们逃跑。结果，计划实行得不错，妇女们遭受的监禁和凌辱在第十天结束了。后来，据说日军没有进行报复。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日军开始撤退的、终战前不久的第二年７月。中国第９４军作为桂林解放作战的一部分，从贵州发起了攻击。驻扎在灵川县潭下镇的日军部队（约１０００人）向北撤退。途中抓到四名１６岁左右的女子，给她们起了日本名字、穿上日本军服，让她们“从军”。女子们在白天被绳子反捆着跟在后面，晚上则赤裸身体——为了让她们无法逃脱，监禁在民房的二层楼上。

　　这是某个被迫从军的中国苦力的证言，他其实并未看到日军在房里干过什么，但据他说，当日军开始移动的时候，自己上楼看见椅子上沾满了血。（※赵平先生并未说到“上楼”，而仅仅说“看到椅子上……”。）有一天，四名女子里面的一个逃了出去，却被其他部队抓住，经审问又被送了回来，因为最先关押她的属于上级部队。中国苦力所了解的仅仅是以上这些。

　　赵平先生通过自己的调查，认为“这些性奴比「慰安妇」还要惨，因为她们得不到定期检查，也没有收入，随后很可能死掉了。她们遭受的完全是强奸，这样的事情在桂林周围很普遍。”

　　本次调查的韦绍兰和她儿子罗善学的事件，介于上述两种犯罪形态之间。

与婴儿一道，在丈夫眼前被抓走

　　来到茘浦县新坪镇，吃了第三顿饭之后，我们和韦绍兰老人的距离已经相当近了。进村第二天傍晚，在气温３０度、湿度超过９０％的状况下开始了采访。（※注释：采访是在下午３点开始的。）首先问到、也是最关心的，就是老人被抓时的情形。

　　“当时，这个村子里只有３～５家（２０～３０人），听说日本人打来了，村人都躲进了山洞。我丈夫也在一起。男的白天要出门打工，收割什么的，晚上才回洞里来。女的则每天照看孩子、做家务。”

　　这一带是年间双收成，４４年的１１月下旬正是收获晚稻、农家最忙的时节，所以大家无法逃出村子很远。如果放弃了这时的收成，那么半年口粮就没了，随后将难以过冬。

　　“躲进洞里２、３个星期后的一天早上，我背着第二个女儿刚走出洞口，突然日本兵出现了。我想逃回山洞，但背着孩子的背带被刺刀挑断，孩子掉到地上哭起来。我大喊「救命！」但谁都没来救我。”（※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生后不久病死，女婴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当时的一切都被村民在洞中看见了，韦绍兰丈夫罗讵贤的堂哥名叫罗访贤（故人）也是其中之一。（※后者是罗讵贤的嫡亲长兄，生前当过村长。）他的儿子蒋庭才先生（７４歳）跟我们讲述了他从义父（※后者是跟着改嫁的母亲过继给罗访贤的）那里听来的经过：“我是１４岁才听说的，说是老太太（※韦绍兰）当时想逃回洞里去，但身上背着孩子跑得慢，被日本兵追上来。就看到孩子的背带被挑断，孩子掉到了地上。罗讵贤想出去救人，但被我爹他们死死抱住，说「你去了也是送死」。她就这样被日本兵抓走了。”

　　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话正相吻合。尽管安倍晋三首相在今年３月１６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没有强制连行的记述」的答辩内容，难道这个案例不属于「强制连行」吗？（※强制连行——日语原词。连行：无视他人意志，将其带走。）
　　我们来到了韦绍兰当年被绑架的地点。

　　沿着田间小道，老人一边采药一边带路。这一带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药材产地——药草是老人重要的收入来源。离家走出大约１．５公里，看到一对夫妻带着年幼的孩子在田里干活。老人停下脚步，说自己就是在这里被抓的。她长久坐在田埂上，望着自己被拉走的方向。

　　洞窟位于陡坡的上方。天色已暗，路又危险，因为担心老人的安全，我们没能爬上洞窟。显现着石灰岩独特造型的周边的山峰，到处都有钟乳洞。这类洞窟，当年不仅成了老百姓的物资储存点和藏身之地，也曾经被日军利用为据点包括慰安所。

杀光·烧光·抢光——遭遇三光作战的村庄

　　根据乡土史家·孟紹淦先生的说法，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０日，来了２００个左右日本兵。日军的侦察兵抓住了８个老百姓，其中４个男子２个女子，还有２个小孩。女的是韦良甫的妻子和韦玉福的妻子。因为日军当场要进行强奸，她们俩就抱着树干抵抗，大骂日军。结果，发怒的日本兵就把她们用军刀砍死了。随后，那４个男的也被刺杀和枪杀了。（※孟紹淦先生讲述的事件，发生在另一个村庄。）
　　韦绍兰老人和她儿子羅善学的房屋背后，就有一个很大的山洞，名叫桂山岩，据说里面可以进去１千来人。当时，邻村老百姓把粮食和家私藏到了洞里面。紧靠山下的下桂山屯的王守珍老太太（９１歳）回忆起家人死难的情景——

　　日本兵来山洞抢粮的时候，她的儿子和公公首先被日军开枪打死了，日军打跑了村民，侵入了山洞，两天两夜将粮食搬光之后就放起火来。日军离开后，跑进山洞观察情况的村民死掉了三个，其中之一就是王守珍的丈夫覃尚武，看来是因缺氧死亡的。王老太太因此一下失去了三位亲人。（※老太太原话是：公公被枪杀，丈夫因为最先冲进山洞而被毒死。当地人坚信日军在山洞里放了毒气——在桂林一带，类似的传闻有很多，但我不敢确信，因为没有实际证据。所谓的毒气，也可能是大火中产生的有害气体，还包括缺氧致死的可能。化学专家能否解释：石灰岩洞遭遇大火会不会产生特别的有害气体？……就当时而言，前来抢粮的日军应该属于远离前线的非精锐部队，不太可能拥有和使用毒气弹。）
　　这一带自从４４年１１月出现日军之后，遭受过多次这样的袭击。

　　铭刻这一事件始终的石碑，就埋在村边的小竹林里。据孟紹淦先生介绍：就这般贫困的村庄而言，事件后不久（４８年）就修立石碑的现象相当罕见。而经过文化大革命，在这类石碑几乎都被摧毁的情况下，它的残存更是稀少了。（※这就是前文所述：王守珍老太太的被日军枪杀的公公的墓碑。战后，家人为死者迁坟，刻制了这块墓碑。）

　　发生在桂东村的日军行为，就是三光作战（这是中国的称呼，在日本叫做“烬灭作战”，意味着杀光、烧光、抢光）的典型案例。

　　我问韦绍兰老人：你被日本兵抓住以后，被拉到什么地方、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被拉上车时，上面已经抓来了四到六个女子，在我后面又抓上来一两个，然后我们被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据点里有二、三十个日本兵。”

　　她说的那个地方，很像是我们来时曾经去过的日军的碉堡（防御阵地），我们决定第二天和老人家以及她的儿子罗善学一道前往现场。

（文章第二篇结束，后续请看７月２０日版）

第三回　“这就是我以前的慰安所”
2007年07月20日

　　（引子）攻打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旧日本军·第６方面军隶下的第１１军，直到败战为止反复着残忍的行径。１９４４年末，一直躲在洞窟里的女子，因为在某天早上离开洞口而不幸被抓走了，包括她当时背着的女儿。被拉到的地方，是驻扎着２０～３０个日本兵的陌生地点。女子被迫当上“慰安妇”，并因日本兵而怀孕。她那被称作“日本仔”的儿子，也是日军的牺牲品。（以下是正文）

　　“我被刺刀顶住了喉咙，只好老老实实地……”
　　这是原“慰安妇”韦绍兰被日军抓去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情。
　　刺向韦老太太的究竟是军刀还是刺刀呢？
　　我们在进村前拜会过的、居住桂林的郷土史家赵平先生收藏着日本军刀和刺刀。军刀上刻着“昭和十五年”、“天皇”字样，甚至刻着太阳旗。刺刀是三八枪上的（后被改良成所谓九九式）被称为“牛蒡剣”的东西。（※三八枪：明治３８年设计的制式步枪，其刺刀在中国被称为“三八刺刀”，其实是“三〇制式”，又因形似牛蒡，俗称“牛蒡剣”。）后来，当我们和韦绍兰老人一起来到桂林，赵平先生拿来刺刀拿给她看的时候，老人抓着刺刀尖对着自己胸口做了一个比方，证实说“我就是这样子被逼迫的”。

军队有组织的行为——对于被监禁的性奴隶，

　　来到荔浦县新坪镇的第三天，我们和韦绍兰以及她儿子罗善学坐上了汽车，前往马岭镇那个留着日军炮楼的地方——我们在进村之前曾经去过那里，而韦和罗都说自己在战后还是第一次前来。韦老太太朝着房子注视了一会儿，便加快脚步，绕着房子转起来。
　　“我记得这个窗子，我就被关在大门左边第二个房间里。”
　　老人的记忆似乎渐渐复苏了。房子业已报废，看上去是大门的地方已经被泥砖堵住了。但即便如此，“左面第二个房间”的窗户还露着一些空隙——老人和她的儿子挺直腰板，顺着窗户上的格子往里面张望。
　　两个人沿着房屋四周来回巡视。６０多年过去，房屋多少有了些改变，但这座建筑无疑就是慰安所了。
　　当年在这里，韦老太太究竟处于怎样的境遇呢？
　　“我被抓到驻地的第二天，一个穿白大褂、戴手套的人（大概是军医）要我脱光衣服、做了全身检查。不仅拿着听诊器在我的前胸后背上听，还要我坐在椅子上把腿张开，把一个长长的东西塞进阴道里面，后来我看到那个东西放在床上。”（※我翻译的原话是：“要我躺着，把一个长东西塞进下面。后来它就放在床边，我看到了，是金属的。”）
　　那应该就是阴道扩张器吧。根据这段证言，我们可以了解：绑架、监禁、强奸并非偶发现象，而是军队有组织有准备的行为。
　　尽是男人的军队，不可能需要妇科用医疗器具。看来不光是这个部队，日军所到之处都曾反复过同样的行为。它应该就是被称作“梅检”的性病检查。同时，因为士兵如果感染性病，战斗力将被消耗，慰安所还备有名叫“突击一番”或“铁兜”的安全套。（※一番＝一号，铁兜＝钢盔。但也有由部队发放，让军人自己带往慰安所的例子。）我们带来了它的实物，由此询问韦老太太：“您见这个吗？”
　　“是的，就是在这里使用的。”（※安全套是我带来的，但我没在现场出示给老人看。）
　　当时，中国还没有安全套。（※这个我不清楚。）老人认得出“突击一番”，便可以佐证：她被监禁的地方就是慰安所。
　　“当时房间里面有两张床，我和另外一个女的被关在里面。日本兵进来的时候，另一个有时要出去，有时候来两个兵，我们两个都留在里面，也有来三个兵的时候。”
　　据老人说，其间也有不肯使用避妊器具而进行性交的。
　　“军人戴的帽子上有颗星，后面垂着用于防晒的布片。（※老人原话是：日本兵戴着帽帽，帽顶有颗黄色星星，后面有一块布。）刚被关进来的时候，我吓得不敢哭。也不敢看着对方。等到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淌。一道被抓来的（女）娃娃已经不吃奶了，开始摇摇晃晃地走路了。日本兵来的时候，娃娃要是哭了，当兵的就打她，有的会把糖给她吃，让娃娃不要哭。”
　　老人回忆：被关押期间，每两天要清洗一次局部，饭是由士兵拿到房间里来的。

　　在此沉痛声明：我无法认同糟谷的见解！关于马岭慰安所，我了解的比他要多，但目前，我无法认定马岭慰安所就是韦绍兰老人被害的地方。理由：<１>老人家事先跟我介绍的房屋结构与现场差距很大。也许房屋后来经历过相当程度的改造，但我们没找到房主或熟悉当年房屋结构的老人，这个疑点只能期待着今后的调查取证；<２>老人现场指认的她得以逃跑的后门——我们听说是５０年代以后才打通的；<３>老人家在现场的情绪没有起伏……。以上细节，我反复跟糟谷探讨过，他当时似乎也挺清醒，但回到日本却自行发表了，令我猜透他为何事先没有把原稿拿给我看的理由——因为我不可能认可他这样急功近利。
　　糟谷从未到过中国，不仅语言不通，所有采访都是我做的，他只是在一旁观看、拍照和录音，事后由我一五一十地给他介绍，让他笔录。按常理，日本记者（他们一般相当慎重）为了稳妥起见，会在发表前征求我的意见——何况这篇文章非常关键。
　　毫无疑问，糟谷是有良心的人。但作为记者，良知比良心更重要。
　　面对重大题材，新闻记者最应牢记的就是两个字：谨慎。就此而言，糟谷是不够谨慎的。身在日本而进行中日战争历史问题的调查，需要有胆有识。但勇气固然重要，严谨和冷静也同样重要——不能有任何夸张和主观臆断，更不能急功近利！

拼命的逃亡——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成为日军性欲发泄的道具之后，“笼中鸟”的日子过了大约３个月，矮小柔顺的韦绍兰受到的监视略微松缓了。
　　“我就借口说「要出去接手」，大半夜抱着孩子从后门逃出去了。天蒙蒙亮的时候，碰到一个割草的男子，我问他自己的村子在哪个方向，他就指给我说「在那个方向」。后来又碰到一个放牛的小孩，我就朝着（他指给我的）自己村子的方向走下去了。”
　　这这样，抱着女儿没吃没喝拼命地往前走，直到落日时分，她看到了一户人家。
　　“我只记得：那家是个土房，四面长着树。家里有三、四个人，正在吃晚饭。他们给我端来红薯和芋头，还有粥。这样，我和娃娃填饱了肚子。”
　　当晚，她就睡在堆放杂物的小屋里。天亮后，人家告诉她：“你只要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就能回家了。”
　　傍晚，她回到了离别３个月的村子。当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最先看到的是自己的丈夫，正在堂屋里端着碗。“他见到我就说：「你能回来就好，我就担心你忘记回家来」。”
　　韦绍兰老人讲到这里留下了眼泪：“我感到羞辱，又不好说什么，我只能大哭。”
　　之后，夫妇间关系还比较和美，但３个来月后，一起被抓去的女儿病死了，埋在山坡上。再往后，就生下了怀胎于慰安所的儿子罗善学。
　　这下子，周边的闲话就传开了，人们都说“那是日本鬼子的仔”。渐渐地，丈夫忍受不了村民的视线，对妻子的态度变得冷淡。哪怕夫妇间拌一点嘴，他就会对韦绍兰骂道：“你这个败家婆、老牛婆、卖Ｂｉ婆！”那是中国独特的表达方式，换成日語大概就是“吃闲饭的家伙！淫乱的女子！婊子！”的意思。
　　“他一这样骂，我就没法回嘴。只要听到这种话，我只能闭嘴。多少次，多少次……”
　　被日军折磨成“慰安妇”不说，还要遭受自己丈夫语言的虐待。或许是因为想起了往事百感交集，老人说到这里好一阵恸哭，久久不能平息。
　　土墙外侧，侧耳倾听母亲回忆的罗善学，眼泪正悄无声息地流淌。

坟头——怨恨的即兴歌谣

　　祭祀韦绍兰家族的墓地（※仅仅是丈夫罗讵贤一个人的坟墓）位于离家大约1公里的地方，我们抱着参拜的心情前去。因为在途中一边走一边拍摄村庄的风景，抵达墓地前，已经落在老人家的后面。
　　猛然间，就听见坟头方向传来韦老太太凛冽的歌声。我开始还以为就像是日本人念经的腔调，但翻译说不是的，他告诉我：当地民众有唱即兴歌的习惯。我虽然一句也听不明白，但歌词里似乎融进了６０多年的酸楚。如同呻吟般的独唱，绵延了将近一个小时。（※在老人哭坟的时候，罗善学先是用双手在坟前拔草，然后跪下来一动不动。）
　　这些天来，就为了我们的到来，大家回忆并讲述了日军很多残虐的行为。但即使这样，从韦老太太开始，她的家人以及村民们相当友好地接纳了我们，也积极地跟我们进行交流。每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说着“友好！”“干杯！”地跟我们酒盏相接。（※千万别误会——我们只有在晚饭时才喝点啤酒，偶尔受到邀请——尝尝老人的女婿武文斌先生自酿的药酒。）
　　但是，眼见韦绍兰吟唱冤屈的身影，我感到浑身冰凉。对老人家来说，她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还没得到解决呢！
　　正巧这一天（６月１５日），来自日本方面的联络让我知道：自民党和民主党的４０余名国会议员在１４日出版的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名为《从军慰安妇并非强迫》的公告。（※事实是：我是在当晚和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通电话时意外得到这个消息的。我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刻转告糟谷，让他赶紧和日方联络，第二天，他女儿往他的手机发来了具体的文字说明。）

（文章第三篇结束，后续请看7月27日版）

第四回　遭受侵略的村庄
2007年07月27日

　　（引子）１９４４年底，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近郊的桂東村（※不能算近郊），一位妇女被日军掳去、拉到了至今留有日军炮楼（防御阵地）的建筑里，被迫成为“慰安妇”。３个月后，她自力逃出并回到了村里，但却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最终，她生下了一个儿子，村里人在背后说“那是个日本仔”……。我们和这位妇女以及她的儿子一起访问了炮楼遗址，清楚地确认了日军的犯罪行径。（※我不赞成作者的写法，实在太不严肃！）（以下是正文）

　　听了被迫成为“慰安妇”的韦绍兰（８３岁）的讲述，我确信其中具备着日军的強制性。但是在前往新坪镇之前，我们在韦老人被抓去的那个有炮楼的荔浦县马岭镇慰安所附近，则听到当地陈老人这样说过：
　　“这里有女的，但不是被关押而是由中间人介绍过来的，好像是从２公里开外的新洞村过来的。她们跟日军卖淫，来换日本兵抢来的花衣服，过夜就回去了。我没有听到过痛苦的叫喊。”（请参照７月６日号的文章）
　　面对这段证言和韦老人以及其他村民证言的差异，我不禁感到困惑。

按照日军意愿而出现的各式慰安所

　　终战前不久进行的“大陆打通战役”中，旧日本军第６方面军突破桂林、杀到荔浦县的日期是１９４４年的１１月３日。（※这部分和史实相反：日军第３师团是为了南面包抄桂林而攻打荔浦的，桂林陷落则是一个星期以后。）当地出版的《荔浦县志　第八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茘浦县委员文史办编辑，９５年１２月出版）里面就涉及以下内容：“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３日，第６方面軍第１１军第３師団占领茘浦。师团长是山本（三男）中将、（工兵）第３联队长是田中益太郎、（歩兵第３４联队）第２大队长是竹下喜兵卫大尉……。”关于部队名称和人名的记述，与保存在防卫厅（省）战史室的《湘桂作战第６方面军将校职员表》是相符合的。（※这种写法很不严谨。第一，这份《将校职员表》是我从旧书店里买到后借给糟谷的，它是日本《战史丛书／广西战役》的附件，没必要为此专门前往防卫厅战史研究室。第二，因为日本《战史丛书》在中国早有翻译和转载，作者想证明两份名单源自不同渠道的方式是根本不科学的。）
　　该乡土史志中更有《马岭慰安所》一篇，其记述如下：“１９４５年春，日军要求马岭镇维持会长陈秉喜给他们提供女子数人。会長使用威嚇手段，从新洞村拉来三名妇女，一个是主妇，一个是她１４岁的女儿，还有一个中年女子……”
　　这个维持会长因此给日军提供了三个人。这三人被监禁在房主业已逃亡的慰安所建筑中，由日军不分昼夜前来奸淫，直到日军撤离。这个维持会长，自然会被老百姓认定为“耻辱的叛徒”吧？有记录说，日军投降后维持会长被政府枪决了。
　　日军撤离马岭镇的时间是４５年５月２日的深夜。从日军前年１１月开进马岭镇，到了４５年的春天，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从日军角度看来，治安已经稳定，再不需要使用暴力来“劫掠妇女”了，不妨采取多种手段，或者让熟悉当地情况、贪图权利的家伙把妇女拉来，或者利用中介人——要么欺骗对方、要么威吓对方的家人。
　　另外，桂林市历史研究所顾问赵平先生告诉我的，则是４４年１１月１日发生的事件：日军从邻村拉来三十多名妇女，把她们监禁起来。赵平的父亲就建议村民：趁日军看守防备薄弱的夜间帮助她们逃跑。结果，解救行动相当成功，监禁在１０天内结束了。（请参照７月１３日号的文章）
　　这是发生在战斗期间的事件。
　　由此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模式：日军在进攻初期，利用武力为背景，使用暴力的方法来“猎取妇女”；一旦局面已经安定到可以设立和运营“慰安所”的时候，便使用“命令”、“指示”、“欺诈”、“胁迫”的手段来聚集妇女。
　　韦绍兰在她和村民躲藏的洞窟附近被抓走的时期是４４年底，这一事件与发生在桂林的十来天的监禁·强奸事件（４４年１１月）、以及马岭镇那位陈老人做苦力的時期（４５年春）相比，正好处于中间阶段。
　　１个师团大约由１万人到２万人组成，当年在荔浦县至少进出过３个师团（※我没就此进行研究，不敢推论。但我觉得：糟谷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深，似乎不应该如此断言）。马岭镇那个筑有炮楼的日军据点，大概是为大部队补给武器弹药和食物的一个根据地（※不见得，搞不好是兵器修理厂／站），里面并设了慰安所，频繁地有着部队到达、出发吧。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关于驻地人数——有的说是“２０～３０人”，有的说是“１００人前后”了。（※前一个数字，源自韦绍兰老人的证言。）
　　荔浦县（人口３７万左右）包括设有慰安所的马岭镇和韦绍兰老人居住的新坪镇，自从日军４４年１１月３日攻占此地，到下一年７月１７日最终撤离为此，这里究竟遭受了多少伤害？请看前述《荔浦县志》的一览表：
　　“（被）杀害６６００人，重伤６８０４人，轻伤２万７２１６人，失踪５５００人，因传染病或其他疾病死亡４万４７６２人……”

哈腰鞠躬的日系中国人

　　日军留下莫大的伤害而撤离之后，在荔浦县新坪镇韦绍兰的家里，日本兵的孩子罗善学出生了。在记录上，那一天是旧历４５年的７月１３日，换算成新历就是同年的８月２０日。因为随着韦绍兰一同被日军抓去的女儿后来死于当年的６月或７月，按常理，新生的罗善学本来会作为“转世”而受到祝福的。
　　我初见罗先生就对他产生了亲近感。不仅因为他的面相有着日本人的味道，还因为他会哈腰鞠躬。每当跟人见面和表达谢意时，他会像我一样地低下头来。看到这些，同行的中国职员感到奇怪——
　　“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这种习惯了呀……”
　　他母亲韦绍兰也不鞠躬，那么他是跟谁学的呢？难道是因为到底流淌着日本人的血液？
　　采访罗善学的时候，首先问他的就是：为什么要鞠躬行礼？
　　“因为礼貌很要紧，我觉得礼节是最重要的。”
　　他仅仅回答了这些，我未能了解更多的理由。那么，他何时知道自己是“日本仔”的？
　　“那是我跟着当村长的大伯（※注释：就是村长罗访贤，罗讵贤的亲哥哥）放牛的时候。那时我才六、七岁。大伯就跟我说：「你妈以前被日本人抓走过」。”
　　罗善学问他：“为什么？”
　　于是大伯继续往下说：“大家都躲在洞里，但你妈对家里事不放心，走出洞子就被抓了，往那个方向被拉走了。我和你爹都看到了，你爹当时要出去救人，但我按住他，跟他讲：「你出去也只能被枪打死，不能去！」”
　　这段话，跟罗善学的堂兄蒋庭才先生（７４岁）跟我介绍的、从他义父（※后爸——他跟着改嫁的母亲过继给罗访贤）那里听来的内容是一致的。
　　“枪是什么样子的？”
　　罗善学问他大伯，大伯于是向他说明了枪的形状。
　　“枪能杀人吗？”
　　“是啊，”大伯回答说：“你妈就是被枪逼着绑架走的，要不然她就被杀掉了。”
　　“怎么杀呢？”
　　“刀，用刀来砍人。”大伯说。
　　“那是什么样子的刀？”
　　罗善学问他大伯，大伯于是向他说明了刀的形状。
　　“那么，用刀要砍几回才能把人杀掉呢？”
　　对罗善学不停的提问感到很不耐烦的大伯给了他两巴掌：“等你长大就会知道了。”
　　罗善学并不罢休，第二天继续向大伯提问：“什么是日本人？是狗还是其他的什么动物？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妈妈？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
　　大伯告诉他：“日本人也是人。杀人和打架一样，力气大的欺负力气弱的。但我也不知道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反正他们是坐汽车来的。”
　　当时，村子里不通汽车。罗善学就问：“什么是汽车？”
　　“汽车要安了轮子才能向前跑，你妈就是被他们拉上汽车带走的。他们过来要抢粮食，不管是牛还是鸡，他们什么都抢。抢完了，他们就转向下一个村子。”
　　“假如抢不到的话，那该怎么办？”
　　“就把村子给烧了，我们就没房子住了。”
　　“烧光了，那他们不就也没地方住了吗？”
　　“不对，他们自有他们住的地方，所以他们不会为这个担心。”
　　罗善学再一次询问他妈妈被抓走时的情况：“妈妈被抓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去追？”
　　“没法子哟，人家有刀有枪，我们空着手，怎么追啊！”
　　“那么可以从山上往下扔石头啊。”
　　“你这小娃娃，还挺聪明的。”大伯感到很没趣，就此打断了话题。
　　打那以后，罗善学开始变得懂事了。

（文章第四篇结束，后续请看8月03日版）

第五回（最终章）　致日本以及日本人
2007年08月03日
　　（引子）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市近郊，直到战争结束之前，日军在“大陆打通作战”的前后都进行着绑架和监禁行为。尽管由于时期的推移，其形态各异，但 “强制连行”却是实实在在的。（※强制连行——日语原词。连行：无视他人意志，将其带走。）被迫成为“慰安妇”的韦绍兰虽然在被监禁三个月之后逃了出来，但她因日本兵而怀了孕。被人叫做“日本鬼子的仔”的这个儿子，在六到七岁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来历。（以下是正文）
　　韦绍兰（８３岁）的儿子·罗善学先生这样说：
　　“除了最早把从前的事情告诉我的大伯之外，我还听到好几个老人这样说起过，可自从明白了这件事很丢人以后，我就再不去问了。”
　　我问他：有没有直接从母亲那里听过什么？
　　他这样回答：“没有，一次都没有。有一天，我和同龄的孩子去钓青蛙。没钓着的小伙伴看到我的钓竿比他的好，他就要来抢。我不给他，结果就被他骂做「鬼子」。就因为我不肯把竿子给他，他为什么要这么骂我？！回到家里，我就问妈妈「这是为什么？」我妈就哭了。我就乘机问妈妈：「你是怎么被日本兵抓住的？」但是，我妈不回答。”
　　就这样，还在小学低年级的罗善学便逐渐意识到发生过什么，也从父亲的态度中嗅出了不自然的气味。
　　“在赶集的日子，爸爸总会给妹妹弟弟们买点心，但对我则说「因为你岁数大」而只给我分一点点。可是我明白：就因为我不是他的孩子。但我什么都不说。”
　　上小学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看过抗日题材的电影。他这样回忆道：“我开始明白自己的出身难以改变，知道了人家为什么骂我。”
一九四五年／“耻辱的一年”
　　“我妈怎么也不肯说出我的生年，我爹也是这样的。可是我自己都知道，１９４５年是耻辱的一年，也知道我的人生也因此完蛋啦。我想结婚，想有个家庭，但没有哪个女子愿意上门。知道我是日本人的仔，谁还肯上门呢？”
　　说到这里，罗善学背过身，嚎啕大哭起来。
　　住在村里的那几天，因为听说“日本记者来了”，我们借宿的他妹妹（罗善英）家里不断有各种人来访。其中一位告诉我：“罗善学在户口本上的生年是１９５７年”。
　　前后相差１２岁，居然比他５０年出生的妹妹还要小。
　　果然，话题的结尾是：“你看他的脸，像５０岁的人么？”
　　究竟是不是因为在办户口簿的时候——自己的年龄和弟弟的被搞错了，或者说他是不是扯了一个相对幼稚的谎？我现在还弄不明白。但是，假如罗善学希望自己和那个该被诅咒的“１９４５年”尽可能拉开距离的话，人们是不应该拿他取笑的。
　　８岁前后，一件事让罗善学意识到：自己和妹妹弟弟们的待遇不太一样。
　　“妈妈对我说：「你爹养活４个孩子不容易，很难供你继续上学，你就在家里帮着干活吧」。哦，是这样的啊，那我就不去上学了。”（※这里有不严格的地方——第一，在罗善学８岁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妹妹，后面一妹一弟还没出生。第二，罗善学的学历是小学三年级。）
　　“差不多同时，我爹也对我说：「我*砍柴和采药养不活你们，你就给我干活吧」。”
　　当时，罗善学的回答就是一句：“晓得了”。他知道父亲讨厌他，不愿为自己花钱。
　　在中国的小学和中学，学费虽然和日本一样是免除的，但教材费还得自己支付。贫困的罗家即使让罗善学中途退了学，经济依然困难。结果，他的大妹妹（罗善英）不久也退学了。（※不能说“不久”，因为大妹妹小他５岁。再下面的妹妹和弟弟，年龄依次相差５岁和２岁。）他后一个妹妹念到了小学毕业，父亲最宠爱的最小的弟弟则上到了初中。也许由于这等背景，他和弟弟关系很僵，见面总是闹矛盾。
　　在父亲那里，“我总是挨打”。幼小的他只能这么安慰自己：“没法子，没办法，我只能忍。等他老了，他就打不动我啦。”
　　那么，他恨父亲吗？
　　“没法子呀，恨有什么用？我爸爸是天，我拿石头够不着他。”
　　罗善学做了一个拿起石头砸向天空的动作，随之又哭了起来。当情绪稍微平稳之后，他接着说：“不管怎么讲，他毕竟养育了我，对我有义。作为一个人，要讲良心和义道。”
　　翻译按照我的提问大纲，接着问他：知道自己是日本仔之后，自己是什么感受？（※我这个“翻译”肯定不曾受他的指导。就“慰安妇”问题调查而言，好像我更有发言权。何况采访的是我而不是他，我怎么可能按他的提问大纲来进行采访？）
　　“没办法！”话语间，他多次重复“没办法”、“没法子”这样的词汇。“村里老人都知道这件事，我没办法。但是，我就是想瞒着年轻人，因为狗屎干了本来不会再臭，但踩烂它就变臭了。等到老人们去世，就再没人知道这件事了，我只能等着那一天。”
　　那么，对自己生身父亲（某个日本兵）的想法又会如何呢……。
　　十多岁的一天，他撞上了父母吵架的场面。父亲的骂声传到了门外，伫立在大雨中的他听到了这样的词：“败家婆！”“老牛婆！”“卖Bi婆！”
　　罗善学告诉我，他在听到那些话之后“终于理解了妈妈遭受过的苦难”。但他接下来一句话却使我感到意外：“日本兵没杀掉我妈，谢谢啊！要是杀掉了，那我和妈妈都不存在了……”
　　反过来，正因没有被杀掉，所以才生下带有日本血统的儿子的母亲，却对儿子这样嘱咐：
　　“你长大以后要去当兵，向日本鬼子报仇啊！”
　　但罗善学不想当兵，“我就问妈妈：「为什么要去报仇呢？」但我妈妈再不肯说什么！”
　　说到这里，罗善学号啕大哭——这是他在采访中的第三次落泪。
　　后来，我们问他：“你对日本政府是怎么想的？”
　　“没法子。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那么多日本兵欺负了我妈，怎么可能知道真正的父亲是谁呢？但我希望他们给母亲道个歉。他们对我妈失礼了，所以应该道歉。我只希望这个。”
　　他对日本人提出了这样的期待：“希望现在的日本人不要再做那样失礼的事，再反复下去，那和畜牲又有什么分别？……”
　　再问他“你想要赔偿吗？”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没想要賠償。我的人生已经完蛋了，要了赔偿又有什么用？这种话，一提起来就心里面沉重。”（※随着时间的推移，罗善学要求赔偿的愿望日益增强。何况这是他的绝对的权利。）
　　罗善学最后这样说：“我当然恨日本人了。但我恨的是老一代日本人，后来的日本人是没罪的。下一代不会愿意再做他父辈做过的坏事，野蛮人的孩子不会再想当野蛮人的吧？”
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调查的请愿书
　　在村里５天４夜的滞留到了最后一天。
　　这天早上，我们看到罗善学写下了致日本政府的《请愿书》——
　　“我叫罗善学。在中日战争时代，我妈被日本军抓去作慰安妇，其间怀了孕，后来生下了我。我妈和我就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灵创伤。在此，希望你们尽快展开调查。时间不等人，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来日不多了。你们应该从人道主义出发，迅速行动起来。感謝！”
　　因为罗善学没有读写的能力，只好由妹夫武文斌先生为他代笔，然后本人盖了印。看到落款日期上的“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７日”，采访组的成员突然发现：“今天居然是父亲节啊！”
（※罗善学的学历是小学三年级，但几十年不读不写，除了自己的名字，好像什么都忘了。至于“父亲节”，应该说明的是：我的采访日程就是围绕着它展开的。）
　　虽然无法特定那个日本兵究竟是谁，但毫无疑问，日本人就是他的父亲。如果日本政府要说“日军谁也没绑架”、“没有过强制行为”的话，那么建议他们“正式”一五一十地调查：日军在荔浦县新坪镇所干犯下的“慰安妇”强制连行、绑架、监禁、集团强奸事件。
　　采访过程中，好几位当地的协助者都问我：“你为什么现在一定要调查和采访让自己国家丢丑的历史呢？”
　　目前，日中关系大致处于良好状态。但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就像刺进喉咙的骨刺，妨碍着心灵上的友好。日本在这些年来，历史事实已消失于教科书中。为了让日中两国子子孙孙持续地、全面地友好下去，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事实，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必要去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去做？
　　因为，假如前往战地的日军将兵（都）是“日本鬼子”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我们都是日本鬼子的仔”。
（全文结束　　翻译：朱弘）

翻译后记——
（１）为这篇文章，我翻译的时间好长好长。经常翻不下去，甚至翻完又删掉了。
（２）因为我对作者的报道态度不满意，因为文章里出现了重大的甚至是人为的错误。
（３）关于文章中的错误，我已在翻译过程中具体注明——有的是单纯失误，有的则很严重。
（４）这篇文章，在日本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同时，负面影响也不会小。
（５）《周刊金曜日》是日本非常著名的“良心派媒体”，我跟他们是第一次合作。
（６）客观说来，我们中国的新闻界和日本的相比，失误和错误可能还要多一些。
（７）介入历史的人，一定要对得起历史。今后，任重道远。
（８）我跟作者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不存在文人相轻和个人攻击的理由。
　　　　　　　　　　　　　　　　　　　　　　朱弘　　200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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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城市迷彩 于 2007-10-17 16:0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