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赞军谈李敖
从李敖坐牢谈谈牢狱家书
作者:曾赞军
一直很喜欢李敖,与其说仅仅是欣赏他的文章才华,倒不如说是在性情和某些思想上颇有相近之处。
读了他的不少书,也经常看他的电视节目。坦率地说,他的行为和经历常常给我一些心灵上的鼓舞。特立独行的人是难容于世俗社会的,形体上的孤独是早有准备的宿命,然而精神世界不会寂寞。一些在历史上如凤毛麟角般的闪光人物就如寒夜中的星光,哪怕极其遥远与微弱,也能照耀心灵,让一个个孤独的灵魂充满温暖而坚强。因为这种人相信,他们是生存于历史中的,时空经纬不再是距离。这也许就是前人所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吧。
前几天偶尔买到了李敖的一本书——《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李敖的著述很多,这一本小书名气并不大,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也正在写一系列给女儿的信。
李敖在该书《自序》中说:“我的女儿李文生在美国纽约,两岁后回台湾那时我正处境恶劣,进出警备总部,几无宁日,李文就暂住在台北外婆家。。。。。
一九七零年我被国民党政府在台北软禁时,李文就一直随姥姥住在台中。一九七一年我被国民党政府下狱,在狱五年八个月期间,李文随姥姥一度赴美。一九七六年冬天我出狱后,李文才正式跟我住。换算起来,李文在12岁以前,跟我住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一个星期。。。。。。
我对李文的最大亏欠是我一生麻烦,使她不能跟我住,不能好好教育她;我对李文的最大恩德是我始终坚壁清野,使她念美国学校,不念三民主义,不受国民党教育的污染。在我坐牢期间,曾经写给李文许多信,权作函授,这本《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它们写于1973年1月24日到1975年11月1日。这两年间,我独居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第八房。。。。。。
雷震出狱时告诉我,他在牢里写的所有文字,在出狱前夕都给辅导官偷走了,这一惨痛印象,使我知道我无法在牢里畅所欲写;监狱里的班长王鸿礼上士也跟我做过手势:他拿了一枝笔,作写字姿势;然后把笔放下,一再摇手。我知道我写了也白写,带不出来。所以五年八个月中,我看书极多,写作较少,比较用心写的一点东西,现在想来,主要还是这些有趣的信件。如今把它们集合成书,倒也不无纪念意义。
——世之有感于父女之情、忧患之书泽,必将啼笑以视斯文。”
从序言中我们理解了李敖写信的背景与心情,假如代入他当时的处境来体会文字后面微妙的用心,将会品尝到这些文字流露出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责任感和一个敢以抗争不屈服于强权的思想家的蛰伏心境。
李敖是一个桀骜而自负的思想家。一个懂得欣赏自己的思想家是不舍得他那非凡的头脑随草木同腐的,因为这样的人坚信思想的贵族在历史上始终是随机而生的稀缺资源,与平庸大众不可等价而沽。他们在成名前早已将自己埋入历史的衣冠冢中,秉怀深厚的历史使命感而呼吸而写作。飞龙在天之时,他奔放挥洒思想的光芒以辉耀大众;潜龙在渊之际,他蛰伏于囚室作小文教育儿女聊度漫漫长夜——这就是他!一种在寂寞与极端困顿中也绝不浪费一滴时间的生物。
正如李敖在该书序言中提到,不少思想者革命者正是在身体不自由的时候才写出了一些教育子女的书信。因此多是些无心插柳之作。那些怀抱正义理想勇于投身抗争的思想家们,假如在自由被褫夺之前是不舍得花时间在调教儿女的项目上的。这倒不是说他们心中不爱家庭不爱孩子,而是忙碌中无暇顾及身边之人。
而当他们身陷囹圄之时,对命运的阴晴莫测与书写言论的极不自由促使了他们思考子女的教育问题。除了囚室生涯寂静清闲之外,恐怕还有黑夜之中心灵深处对于生死未测的必要交代。
这本书是李敖对幼女语言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启蒙书信集,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对作为他女儿的李文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放在李敖的思想性格和学问底下来对照,未免零碎了些。我相信,假如不是在狱中受到严格的制约(他自序中提到的“雷震出狱时告诉我,他在牢里写的所有文字,在出狱前夕都给辅导官偷走了,这一惨痛印象,使我知道我无法在牢里畅所欲写;我知道我写了也白写,带不出来。所以五年八个月中,我看书极多,写作较少,比较用心写的一点东西,现在想来,主要还是这些有趣的信件),李敖即使要写给子女的教育书信,也不会甘于这样的平淡琐碎。至少应有更多作为思想家的精神火花挥洒于笔墨之下。因为他不是一个鸡毛蒜皮的人,也不是不懂教育的父亲。他当时却不能写。出狱后又顾不上写这些了。
李敖常常说,台湾对他而言太小了。在他精力旺盛的黄金岁月中,他作为一个不畏强权的思想斗士,写了许多好文章。可以想象他满脑子都充满了政治斗争和其他文化课题。或者他以为谈教育对他的抱负而言太小了,也可能是专注于政治斗争无暇旁顾。总之,李敖的文集中谈论教育的篇章很少。所以他这些坐牢时写给女儿的书信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为什么那些牢狱中的文人常常会倍加想念子女并且有更强烈的创作冲动呢?我想原因之一就是源于对死亡的设想和准备。政治犯不如刑事犯,刑事犯判了多少年结局如何心中是有数的。而政治犯的命运比较难测,其生死衰荣皆受政治风向的摆动左右。可以莫须有的死或生,甚至一个普通特工人员的个人喜怒都足以让强权机器下的渺小个体苦不堪言。因此连李敖自己都说过,他一直死不了除了必要的机智之外,实在还有运气的成分。
在一个非民主体制的强权下坐政治牢,如果不是一个盲目乐观分子就一定会有对生死忐忑的时候。坚强与自信是关联的特质,自信与自恋有时候也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尤其是一个欣赏并且擅长表达自己的思想家,更不愿眼看着自己无声无息地死去。从人性的本质来说,每个人都是自恋的,每个人都有“写”的冲动。大家都希望表达自己,希望自己生存的痕迹或优越之处被文字记录下来粘附于历史,因为害怕自己的一生活得徒然而显得毫无意义。。。。。。。囚室中的思想家一定会琢磨这个问题,但严酷的现实处境仅为他们与亲人的心灵告白留下一条小小的缝隙。这缝隙下流露出的文字往往都承载着生命之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深信一个牢狱中的政治犯对儿女的书信交代一定是蘸满深情的。
李敖在《自序》的结尾写道:“临文之末,我想到印度革命家尼赫鲁在做政治犯的时候,曾为独生女儿——后来的甘地夫人——写过简明的世界史,也写过许多信。由于英国的言论自由比较宽,所以纵是狱中寄书,也来的令人痛快。对比起来,在国民党的牢中,一切就都不成格局。”
这一段话,概括了许多想说而未说的话。
读史而鉴今,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脆弱人生难免旦夕祸福。如今我也在写一些给女儿的书信,从今天寄往她成长的未来去阅读。身处无形的牢狱虽与李敖当年几无可比之处,然而作为父亲对于儿女的责任是不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也许每一个被黑暗所窥视的人都会活在不确定的阴影之中,我如今的忧患与无奈别人也曾经有过。灯下看看孩子天真无邪的脸,不忍在长夜里叹息惊扰了她的安睡。
明天一场突来的潮水冲洗后,沙滩上还会留下什么?是脚印?还是半埋在沙里的贝壳?
2006-12-8 深圳。 写给我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