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现在面对西医迷信者的猖狂攻击,网络上少数人提出取消中医,说中医不科学,..........要废除中医
其实废除中医原已有之,清朝末期,一些洋学生从日本明治维新废除中医得到启发,直接促成了晚清惊世骇俗的《废医论》。国民党政府就演出了一幕西医把持的卫生部废止中医的闹剧,为什么现在网络上又惊现废止中医的,难道他们不知道现在日本已经占世界中药市场的70%,不知道日本要把中药改为"和"药,而韩国在拿我们的端午节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中医是韩医.......
      
      医学,作为一项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是深受其社会环境和自然科学技术基础所影响的,西医的突破,是籍产业革命爆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力量,得到快速发展的,而同时的中医,在中国的科举制度,封建社会束缚下,相对发展脚步就慢了太多;但中医从神农氏尝百草开始有据可考的(医巫分离为标志)是战国的扁鹊(秦越人)其六不治中就显著的说:信巫不信医者不治.而西方医巫分离不过几百年时间,难道这不能说明中医从历史上就是科学的吗?科技的发展已经在不断的印证中医的科学:微循环理论,就是西医最后不得不承认人体小宇宙的尖端科学;免疫科学其实就是我们2500年前的不治已病治未病;而说到手术,丸药,它们的发源地都在中国,我们现在民间的柳枝接骨是最早的人工关节,吃啥补啥是最朴素的基因药物!.......只是因为近代的自然科学的落后和社会腐败,扼杀人,束缚人的社会制度,才使中医落后了.
     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同理难道西医同病万人一病的做法就是科学的吗?青霉素虽然不断的换代更新,难道它更新的速度能赶上病毒的繁殖速度和生存能力?中医的一人一方科学还是西医的万人--亿人一方科学?许多人现在有病就想去输液,与以前迷信的人有病去求神有什么区别?不都是盲目的,不问理由的信服吗?中医几千年一把草,几棵针几壮灸解除多少疾患,造福多少家庭,难道就因为少数人的不理解就废止了吗?
     著名专家范长伟说“灸是中国几千年的宝贝，如果没人用就很可能丢失。古人说‘一炷着肤疼痛即止，一次施灸沉疴立除’，《大长今》里也有施灸的疗法，但可悲的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灸疗起源于中国。”著名中医王凤岐教授说：“用机械的办法研究中医，只会走入死胡同。”而现代中医正是太机械的套用西医才出现中医院不开中药的可悲现象.
       著名社会学家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因为像黄金一样重，总是沉于河底而很难被人发现。
       中医药是真理，也是黄金。有些人难以一下子发现它，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中医药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失去传承，我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因为我们的后人将以高昂的代价，从外国人那里去赎回原本由中华民族发明的中医中药。
    为了不致发生这样历史性的悲剧，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担起重铸中华医魂、复兴中医中药的重任。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先辈是智慧和理性的，中华民族将为人类的健康作出卓越的贡献，中医药将再创辉煌。



[ 本帖最后由 勤垦兴华 于 2006-11-15 20:30 编辑 ]

中医是开始于战国时期的系统全面的人体科学,它不仅包括医学,还有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数理等多项综合科学;
首先要说的是与巫严肃分离的科学性,是才几百年告别巫术的西医难以比拟的,中医在几千年来重视临床和解剖,不仅创造出众多医学奇迹,还严肃彻底的和迷信彻底告别;战国的扁鹊(秦越人)其六不治中就显著的说:信巫不信医者不治;
其次是理论的系统性: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人体结构的各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脏、腑、皮、肉、筋、骨、脉等形体组织，以及口、鼻、舌、目、前后阴等五官九窍，通过经络都可以互相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生理情况下，人体各脏腑、组织和器官是互相联系的，共同完成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而在机体发生病变的时候，则各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又会互相影响。因此，中医在诊断疾病时，能够通过五官、形体、色脉等外在表现来了解体内的脏腑病变.这一切又都能在现代组织胚胎学不断发展中逐步得到证明.人都是由一个卵细胞发育来的,其功能分化中互相作用影响制约是未知的生命科学有待将来证明
科技的发展已经在不断的印证中医的科学:微循环理论,就是西医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医人体小宇宙的尖端科学;免疫科学其实就是我们2500年前的不治已病治未病;而说到手术,丸药,它们的发源地都在中国,我们现在民间的柳枝接骨是最早的人工关节,吃啥补啥是最朴素的基因药物!.......只是因为近代的自然科学的落后和社会腐败,扼杀人,束缚人的社会制度,才使中医落后了.


著名专家范长伟说“灸是中国几千年的宝贝，如果没人用就很可能丢失。古人说‘一炷着肤疼痛即止，一次施灸沉疴立除’，《大长今》里也有施灸的疗法，但可悲的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灸疗起源于中国。”著名中医王凤岐教授说：“用机械的办法研究中医，只会走入死胡同。”而现代中医正是太机械的套用西医才出现中医院不开中药的可悲现象.

       著名社会学家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因为像黄金一样重，总是沉于河底而很难被人发现。

       中医药是真理，也是黄金。有些人难以一下子发现它，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中医药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失去传承，我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因为我们的后人将以高昂的代价，从外国人那里去赎回原本由中华民族发明的中医中药。
    为了不致发生这样历史性的悲剧，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担起重铸中华医魂、复兴中医中药的重任。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先辈是智慧和理性的，中华民族将为人类的健康作出卓越的贡献，中医药将再创辉煌。

大家注意了
韩国人现在准备把中医改名为韩医,然后申遗!!!
大家一起反对,一起定啊!!

韩国是哪国啊？我只听说有南高丽北北高丽之分。

不好研究我们祖先留下的伟大遗产，竟想着怎么去学人家．
数典忘祖！！！

韩国就是中国的，儿子要改变一些东西，随他去了！

许多人钻牛角尖说金木水火土不科学,那请问:人体这个复杂的精密的生物宇宙相互之间的关系能用1,2,3,4,5表示吗?
西医的所谓生殖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分类科学吗?
请问懂解剖的西医高手,你能不能把人体内的这些系统完整分离开?
请问说中医不科学的高人:你如何能表示人由一个细胞分裂发育成人的轨迹?

金木水火土不仅是远古的哲学,同样是科学的人身各系统组织之间关系作用的高度概括,比如脾胃属土,不是土地的狭义土,是指生金木水火也克金木水火的广义的土,肾属水,内中有真火,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狭义的水与火,是比喻肾功能强是脾胃健康营养中滋润的结果,同时又有消耗大量能量的真元之火是生命的必要动力.......
什么叫道可道,非常道,请认真的深刻反思一下吧!祖先的宝贵优势不去发扬广大,去拿一些自己也不了解的东西当宝骗自己才是真正的愚昧!

转篇文章:
            天佑中华有中医
　在很多年轻人看来，中医是遥远的，神秘而不可信。

　　殊不知，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是在中医中药的庇佑下，生命得以繁衍，身体得以康健。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中医文明之河顽强地流淌着，至今仍在滋养着华夏儿女。

　　其实，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阿拉伯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埃及医学……，然而它们又都先后枯竭、相继消亡了，惟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中医学还在流动、还在生长。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达的当今世界，人类在享受到现代医学带来的福祉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带来的新的痛苦。在高科技的“双刃剑”面前，人们不由得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医中药。那些对东方、对中国的古老文明还比较陌生的西方人惊异于中医的神秘理论和神奇疗效，在无奈中看到了些许希望，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走进中国、走进中医。

　　中医的力量是无形而实在的。当今的中华大地上，还有2900多所县级以上中医医院，每天接诊着成千上万的患者；还有近30所中医高等学府，十几万莘莘学子每天都在朗朗诵读着中医的古老经典。从大洋彼岸到欧亚大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中药的芳香、针灸的神妙……

　　为什么中医中药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有如此强大的魅力？让我们从中医奇特的文化中寻找答案。

    小小银针的震撼

　　1972年初夏的一天，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也就是现在的仁济医院）手术室无影灯下，医生们正在为一名儿童施行体外循环心脏内直视手术，奇怪的是这次手术没有按惯例先注射麻醉药物，而是在患儿身上扎了几根银针。这名儿童也没有处于全身麻醉的昏迷状态，而是非常清醒地看着医生在自己身上动刀。主刀医生问他：“痛吗？”他回答：“不痛。”……是什么力量使这名儿童不知疼痛？原来就是这小小的银针！原来是针灸麻醉的神奇！1982年以后，卫生部开始对各种针刺麻醉进行鉴定，首先通过了针刺麻醉甲状腺手术，这是我国针麻史上第一个经部级鉴定的针刺麻醉成果。其后，针刺麻醉下的胃大部切除术、肺切除术、颅脑手术、子宫切除术、颈椎前路骨科手术等，都通过了鉴定。一根小小的银针引起了世界的震惊。

　　针灸的效果是令人惊叹的。针灸不仅可以用于麻醉，还可以用来治疗多种难治疾病。早在2400多年以前，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发生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大事：虢国太子死了！举国上下正在隆重地准备安葬仪式，这时名医扁鹊恰好路过，看到了这一场景，他在问了发病死亡的情况后，立即说：“太子并没有死，我可以救活他。”旁边的大臣根本不相信扁鹊的话，说：“你这种荒唐的话连小孩也骗不过。”扁鹊对虢国君主说：“太子得的是一种叫‘尸厥’的病，其实并不是真死。” 虢君央求扁鹊救他的儿子，扁鹊让弟子先把石针磨锋利，然后他把锋利的石针刺进了太子的头顶，不一会，太子就苏醒过来了。这个“起死回生”的故事被收入了《史记》。扁鹊也就成为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

　　另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华佗，也有一个神奇的故事。1800年前，魏国丞相曹操患了头风病，每次发作，头部剧烈疼痛难以忍受，遍求名医都没有办法，后来找到了华佗，华佗只用银针一刺他就不痛了，每次都是这么神验。以至于曹丞相决心要华佗做他的专职侍医，华佗没有同意。于是一幕悲剧发生了，这位出生于安徽亳州的丞相，一怒之下，杀了这位名医同乡。虽然事后曹丞相后悔不已，但一切都晚了。

　　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证明，针灸可以治疗300多种疾病，对100多种疾病疗效较好。世界卫生组织1979年首批公布针灸疗效较好的病症有43种。在当今社会，针灸仍广泛运用于治疗中风、瘫痪、关节炎、风湿病、各类疼痛，治疗神经、运动、消化、循环、呼吸、泌尿、生殖等系统的疾病。除了治病，国内外还盛行用针灸减肥、美容、戒烟、戒毒。

　　针灸的发明是伟大的。在我国的历史传说中，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是中医针灸的发明人。伏羲氏不仅画八卦，结绳为网，教民田猎，而且“尝百药而制九针”（《帝王世纪》）、“尝草制砭”（《路史》）。砭就是砭石，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医疗器具，最早的针是用石头做的，写作“（石＋咸） ”，又称“（石＋咸）石”，后来才改用金属针写作“鍼”。石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可用来刺破臃肿、排放脓血。后来又发明了“九针”——九种针具，现在针灸科大夫所用的针是其中的一种。

　　针灸的神奇与经络理论是分不开的。因为针灸要按照经络来操作。有专家说：“经络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按中医古籍的说法，经络是气血的通道，是连接人体内脏和肢节、上下内外的网络系统。经络遍布全身，循环运行。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功能就是靠经络来保证和调节的。没有经络就没有生命。可是经络究竟是什么？

　　经络是一棵生命树！

　　树有树干、树枝、树叶。树干、树枝、树叶是靠什么传递着生命的信息以维持自己绿色的生命？靠的是一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种东西，中国人把它叫着“气”。“气”是物质、功能、信息的三位一体，有了生命才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生命。生命是需要传递的，传递“气”的通道就是“经络”。“经络”同样是无形的，但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有稳定的方向和路线，就如同飞机飞行的航道。“气”因为有了“经络”而流动，人的生命之树因为有了“气”的流动而长绿。

　　经络是一个迷人的科学问题。不少科学家认为经络问题的最终解决完全可以拿诺贝尔奖。20世纪60年代，朝鲜的一个科学家宣布揭开了经络的秘密，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然而各国科学家们终于发现这是一个骗局，结果这位金先生无地自容，跳楼自尽。中国的科学家们当然不甘示弱，1991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一项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项目——攀登计划，经络的研究被列为首批12个项目之一。

　　对经络研究的成果是大不相同的，有人说：经络是神经。有人说：经络是血管。有人说：经络是结缔组织。有人说：经络是特殊的细胞膜。还有人说：经络是表皮传导的缝隙连接通道。还有很多说法，然而至今还没有一种得到科学界普遍承认的结果。或许经络是中国古人运用当时的人文、科技知识所做出的一个永远无法证明的伟大假说？或许经络蕴含的丰富的智慧是不能用纯粹的现代科技解释的？或许随着后现代复杂性科学的进步，经络之谜将会在21世纪的某一天得到最后的破译？我们期待着。

    神医神术：武侠小说的真与假

　　在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神医的形象是不可或缺的。而真正的武林大侠又都兼通医道神术：经络点穴、运气疗伤、柳枝接骨、秘方去毒……

　　在这个成年人的童话世界里，我们不会怀疑这些医术的真假。可是一回到现实，又有多少人信以为真？

　　其实不少医术在古代的权威性史书中都有记载，在当代现实生活中还在运用。

　　柳枝接骨，据说这是中国古代医学不传之秘，在傅青主《金针度世》书中有记载。把剝剩了皮的柳枝整成骨形，柳枝中間打通成骨腔狀，然後安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間，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時，木棒的两端和骨头的兩個切面都塗上热的生鸡血，再把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撒在肌肉上，把肌肉缝好，然後又在接合部位上敷上接血膏，夾著木板以固定骨位。植入骨中的柳枝,会被钙化,成为骨骼。

　　自然的植物成为人体生命的延伸。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人与自然，通过这根柳条得到了融合。或许这就是中医的魅力所在吧。

　　现在柳枝接骨虽然已经很少运用，但接骨、正骨技术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天人合一”的思想还深深地根植于正骨技术之中。嵩山少林寺、湖北武当山等佛教、道教圣地，僧人、道士还在一边苦练武术，一边学习治伤方法。武僧、武道们都有秘传的跌打损伤妙方、妙法。而以治疗为生的骨伤科医生则更是在继承先辈秘法基础上做了创新。

　　尚天裕，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骨科专家，1958年创立了小夹板局部外固定法，这是一套动静结合、内外兼治的治疗骨折的新方法。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早期功能锻炼，使骨折愈合期比西医缩短三分之一。

　　古都洛阳东郊的一个小村——平乐村，郭氏祖传正骨发源于此，原来还在大槐树下、大门楼内为病人治病的平乐正骨，如今不仅成立了正骨学校、正骨研究所，而且还成立了一所现代化的洛阳正骨医院。在正复手法、固定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北京的近郊，有一位百岁老人双桥老太太，稍微上点儿年岁的北京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在医学界，她是公认的中医正骨专家；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她是捏骨神医、华佗转世。在她八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上至国家领导人、外国首脑，下至平民百姓、外地民工，经她亲手治愈的患者就有数万人，老人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般的色彩。她１９００年出生在河南省夏邑县的罗楼村，是有３００年的历史的罗氏正骨法的第五代传人。罗氏正骨法的主要特点是：手法诊断，手法治疗。在对骨折、骨关节脱臼、颈椎综合症、椎间盘脱出、软组织损伤、骨质增生、多种腰疼病的治疗上，显效快、治愈率高，深得海内外患者们的信任。她的名字叫罗有明，“罗有明这个名字还是周总理给取的呢！”老人家至今说起这段往事仍然记忆犹新。

　　老人用手法正骨，体现了由外治内、内外相通的整体思想。这不由得使我想起21世纪初一部风靡海内外的电影——《刮痧》。

　　《刮痧》说的是一个发生在美国密西西比河畔圣路易斯城的故事，主人公许大同先生五岁的儿子丹尼斯闹肚子发烧，在家的爷爷因为看不懂药品上的英文说明，便以中国民间流传的刮痧疗法给丹尼斯治病，而这就成了许大同虐待孩子的证据，接连不断的灾难恶梦般的降临，原来美好幸福的家庭转眼间变得支离破碎，努力多年以为已经实现了的美国梦被这场从天而降的官司彻底粉碎……

　　电影《刮痧》“刮”出的其实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它既是浅层次的习惯差异，更是隐藏在背后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对待丹尼斯闹肚子发烧，西方人要用内治法，中国人则用外治法。

　　中国大哲人老子说过：“道法自然”。

　　刮痧和手法正骨、推拿、按摩以及柳枝接骨等一样，这些中医的重要外治方法，都是自然疗法，表面上看只是“医术”，可是在深层次上却是“医道”，是一种自然之道。外治以中医经络学说作指导，通过外治方法达到内治目的。通过疏通经络，打开体内邪气向外排泄的通道，而驱除了体内的邪气，那么正气自然就上升了、加强了，人的身体也就健康了。中医有一句名言：“有诸内必形诸外”。内在的疾病一定会反映在外表，所以通过外在表现可以揣测内在的病理变化，这叫着“司外揣内”。同样通过外在的治疗也可以达到内在治疗的效果。外治法不用药物，没有药物毒副作用，这种“非药物疗法”、“自然疗法”引起了当代人的关注，正在当今世界兴起。
用药如用兵

    为什么同一个病，去找不同的中医师，往往会有不同的诊断？会开出不同的处方？其奥妙之处大概如同用兵作战。

    中医常常把用药之法比喻成用兵之道。病患有大有小，小病可以耗精，大病可以伤命，就像一个敌国。药物就是攻打敌人的士兵。一定要知己知彼，在多种攻打战术中选取一种最佳战术。传经的邪气，要先夺取敌人还未到达之处，斩断敌人的要道；横暴的疾病，要保住我方还没有丧失的疆土，守住我方的城堡。《孙子兵法》十三篇，其实已经说尽了用药治病之法。用药用兵的精妙，是五千年来中国人苦苦求索的结果。

    五千年以前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者炎黄二帝，发明了中医中药。

　　炎帝神农氏开创农业和医药，砍木为耜，揉木为耒，教民播种五谷，又尝百草五味，一日遇七十毒，而兴医药。《史记·三皇本纪》说：“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氏生活的时代大约是我国原始社会的农耕时代，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食用植物的培植，药用植物逐步被发现。因此神农氏被后世尊为中华医药的始祖，也就理所当然了。

　　黄帝轩辕氏更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他不仅发明了舟车、宫室、指南车，命令仓颉创制文字，大挠制定干支，伶伦制作乐器，黄帝的妻子嫘祖教人养蚕，而且还发明了医学。传说他和自己亲近的大臣岐伯一道创制了《黄帝内经》。所以中医药学又被称为“岐黄之术”。

　　炎黄发明的医药到了商汤时代有了一个重大的飞跃，那就是汤王的宰相伊尹创制了“汤液”——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汤药”。“汤液”的出现表明药物的使用已经告别了单味药——单枪匹马的时代，开始转向了大规模集团军作战。

　　在托名黄帝的中医学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和托名神农炎帝的中药学第一经典《神农本草经》里已经阐述了运用药物“集团作战”的道理，那就是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的理论。

　　把单味药组合成一个“方阵”，中医把它叫着“方剂”，方剂学鼻祖是“医圣”张仲景。他是河南南阳人，处在东汉的末年，做过长沙太守，当时宦官当权，政治黑暗，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战火绵延，天灾频仍，所以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他的家族原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以来，不到10年时间，就有2/3的人因疾病相继死去，而其中因感染伤寒病的竟占了7/10。这种家破人亡的惨象，使张仲景非常悲痛。为了战胜这种疾病，给人民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他一方面“勤求古训”，认真钻研《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医学著作，吸取前人的理论精华，一面“博采众方”，广泛搜集整理民间流传的经验方药，参考各家医方，在临床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检验。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劳动，终于在他晚年完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一医学巨著包括“伤寒”和“杂病”两部分，后又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分别载113方、262方，用药分别为87种和116种。这些原方一直被后世当作“经方”使用，1700多年来的临床实践证明，这些经方的疗效非常显著。直到今日，不仅在国内医家，而且世界上特别是亚洲诸国如日本、朝鲜、越南也仍在广泛应用，其中不少方剂还制成了成药。使用张仲景方的医家还被称为“经方派”。

　　《伤寒论》有一个有名的方子，叫“麻黄汤”，共有四味药组成，其中麻黄是君王，桂枝是宰相，杏仁是佐臣，甘草是使者。麻黄发表散寒，桂枝和营资汗，杏仁宣肺降气，甘草调和诸药。如此布阵，共同对付风寒表实的敌人。

　　“药圣”李时珍，这位被联合国纪念的世界十大杰出科学家，不仅是一位药物学家，而且也是一位用药组方的医学家。他出生于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14岁考中秀才，以后三次考举人，三次都落榜了。从此，他就决心随父亲李言闻学医，不再去应考了。31岁，他治好了楚王儿子吃灯花的怪病，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正，掌管王府的良医所，不久又被推荐到京城太医院任职。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感到历代的药物学著作存在不少缺点，为此，他托病辞去了太医院的职务，回到故乡全力重修本草，从35岁开始动手编写《本草纲目》。他历尽艰辛，化了27年工夫，终于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这时，李时珍已经是61岁的老人了。

　　《本草纲目》不仅记载了1892种药物，对每一位士兵——药物做了详尽的分析，说明了它的产地、形状、颜色、气味、功用，而且记载了11096首方剂，其中很多方剂是李时珍的发明，从中可以看出药圣用兵攻敌的高超战术。

　　中医把大黄比喻成将军，把甘草比喻成国老。有一位上海名医发明了一张方子，叫“将军斩关汤”，用于治疗妇女经血淋漓不断或血崩虚中，方中用了“将军”大黄，大黄兼有止血、消瘀、凝血的功效，是统帅，但单枪匹马还是不能取胜的，还要统领一些祛除瘀血、滋补肝肾、补脾益气的 “战士”。只有互相配合，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森林和树木：中西医治病的异同

　　SARS，新世纪人类遭遇的第一场瘟疫灾难。当它突如其来的时候，中医和西医调动起自己所有的智慧勇敢地面对。这时他们的智慧通过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来。西医采用微观、精确的方法寻找SARS的病原体，现在找出是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然后运用最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对这一病毒进行测序，接下来就要筛选、开发能杀灭这一病毒的药物；中医则用宏观的、辩证的方法，不管它是什么病毒病菌，都是一种邪气，“非典”属于温病范畴，根据症状、体质等信息，就可以辨别出不同的“证”。然后对“证”下药。西医采用对抗性治疗，需要找出敌人，然后制造出针对性的杀伤武器去杀灭敌人；中医不采用对抗治疗，而是用药物增强体内的正气，调整人体的自组织能力，让机体的正气——自组织能力营造出一个病毒不能生存的内环境。

　　有人说：“中医是治病的人，西医是治人的病。”也有人说：“中医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西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说法过于尖刻了，不过中医重视宏观的“森林”，西医重视微观的“树木”，倒也是事实。

　　西方人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看待问题，中国人用整体思辩的方法看待问题。中医把人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在中医看来，人体内部是一个整体，人体与外部环境也是一个整体。人体内部的各结构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各功能之间是互相协调、互相影响的。人和自然环境之间也是密切关联的，中医历来重视人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联系，重视季节、昼夜、地理环境等对人体的影响。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东方思想。这种整体思想贯串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治疗和养生等所有领域。

　　对待疾病，中医学是辨别“证”，西医学是辨别“病”。“证”是整体的、宏观的“森林”，“病”是具体的、微观的“树木”。过去，中医在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精密的检验仪器的情况下，发明了一套独特的诊断、治疗疾病的方法─—“辨证”。首先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收集病人反映出来的客观信息，然后根据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一总纲领，对脏腑、气血以及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进行综合、分析、归纳，以寻找病证的根源和病变的本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最后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这一过程，中医称之为“辨证”。根据辨出的“证”，然后就可以确定适当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方剂。

　　神医华佗曾给两个都患了头痛身热、症状完全相同的病人看病，在给他们开方时，一个用了泻下药，一个用了发汗药。有人大惑不解地问华佗：“为什么同样症状却要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华佗说：“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内实证，一个是外实证，所以要用不同的治法。”到了第二天，两个人的病全都好了。在中医看来，不同的病症，可以是同一个“证”，也就可以采用同一治疗方法；相同的病症，可以是不同的“证”，也就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第一部辨证论治的临床医学经典。它系统创立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其中以六经辨证治疗伤寒，以脏腑辨证治疗杂病的，使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辨别病“证”是不是准确，直接关系到用药处方的效果。

　　当代名医蒲辅周先生，曾治疗两个消化性溃疡的病人。一位38岁的男子，有胃溃疡和胃出血史，近期由于劳累过度，加上路遇大雨，喝了一点冷葡萄酒，突然吐血不止，急忙送到医院治疗，经西医治疗两天后，大吐血仍没有停止，恐怕引起胃穿孔，决定立即手术。患者家属有顾虑，半夜请求蒲辅周处方止血，蒲老用张仲景的“侧柏叶汤”三味药让病人煎服。第二天，病人吐血渐止。蒲老在前方基础上，加了西洋参、三七，又调理了几次。治好了病人的溃疡病，以后没有再复发。又有一位42岁男子，患有十二指溃疡已经13年，大便潜血阳性，脘腹疼痛，空腹时更是疼痛难忍。曾找过多位中医诊治，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请蒲老治疗，蒲老给他开了张仲景的四逆散合左金丸，后又进行几次药物加减，彻底治好了他的溃疡病。

　　这两个病例，都属于西医所说的消化性溃疡病，但蒲老根据不同的病情，区分两者属于不同的“证”，一个是胃寒血瘀伤络证，一个是肝胃不调兼湿热证，所以分别用了温通胃阳、消瘀止血和疏肝和胃、清利湿热的方法，因此收到了很好的疗效。

　　中医看病是直观的、形象的，重视直觉体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不是从解剖形态出发，而是从功能出发。与动态功能相比较，实体的结构形态是不重要的。比如说中医讲“脏象”而不讲“脏器”，讲“气”“阴阳”而不讲“形”，讲“经络”而不讲“神经”。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脏象”、“气”、“阴阳”、“经络”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不是由实证、实验方法得出的。“脏象”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如中医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左肝右肺”，这并不是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都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都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中医诊断辨证是否高明与这个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有密切关系。

    庸医与良医

　　周恩来总理曾患有癃闭证，无法顺利排尿，十分痛苦，请了很多医生，吃了中药西药，但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请蒲辅周先生给开了两付中药，总理服后，病就好了。总理问蒲老：“为什么您给我开的药特别灵呢？” 蒲老说：“别人把您当总理医，我把您当病人医。总理的病不是医生可以治的，病人的病却是医生可以治的。” 蒲辅周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经常要参加政协活动，但这位70多岁的老人却很少要单位派专车接送。为了照顾老人，国务院特地在景山东街给老人安排了一套住房，但蒲老坚持不去，仍住在广安门医院的宿舍里。他说：“我是一个医生，我不能离开医院。”

　　蒲辅周先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当代“良医”。要想成为一个“良医”，医术的高明固然重要，但医德的高尚往往更加重要。

　　中国古人有一种理想，就是“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是因为“医生”跟“宰相”一样也是一种“仁术”，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治国，一个治人。虽然西方也很重视医生的仁爱道德，但却没有提到这么高的程度。

　　“杏林”是中医的代名词，医家常常自称“杏林中人”。这一典故源于与华佗、张仲景并称建安三神医的董奉。据《神仙传》记载：董奉在庐山行医济世，为人治病，从不索取酬金，每当治好一个重病患者时，就让病家在山坡上栽五棵杏树；看好一个轻病，只须栽一棵杏树。几年之后，庐山一带的杏林多达十万株之多。杏子成熟后，董奉又将杏子变卖成粮食用来赈济庐山贫苦百姓和南来北往的饥民，一年之中救助的百姓多达二万余人。传说董奉曾治好一只老虎的病，后来这只老虎为这片杏林守护，这就是“虎守杏林”的故事。董奉行医济世的高尚品德，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庐山一带的百姓在董奉羽化后，便在杏林中修建了杏坛、真人坛、报仙坛，祭祀这位仁慈的道医。后来人们喜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这类话语来赞美象童奉一样具有高尚医德、精湛医术的大医。

　　在陕西耀县，有一座平常的山，却因为一个不平常的人而成了众人朝拜的圣地。这座山就是“药王山”，它是为了纪念“药王”孙思邈而改名的。药王山上的药王庙从唐太宗皇帝拜真以来，每年“二月二”都要在此起会十天，最高潮时游山人数每天可达五万余人，热闹非凡。孙思邈 “真人”是一个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苍生大医”，又是一位活了141岁的养生专家。他不为名求，不为利惑，不为禄位所诱，先后三次拒绝帝王的征诏封官，深入民间，精心研究医药，穷搜民间方药，矢志为民医病，普救苍生。在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孙思邈的传说。孙思邈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而且留下了“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至理名言。他的“大医精诚”——医术要精、医德要诚的遗训，早已成为历代医家的座右铭。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物质、精神生活大幅提高，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人的疾病谱发生了结构性变异，现代综合征、癌症、心身疾病、医源性、药源性疾患不断产生，迫使人类痛感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一个“回归自然”、“绿色消费”的浪潮正在兴起，整体医学快速崛起，国际上出现了中医中药热， 中国传统的“整体医学”——中医学在弥补现代生物医学的不足方面将发挥作用，中医中药的复兴将在21世纪再现曙光。

“经络”是中医用了几千年的名词，中国人数千年前就发现某些人生病时身体会出现红色发烫的线条，按摩那些线条可以治疗疾病。那种人一般称之为经络人，只有很少人有这种情形。因此，可以说经络学说是从治疗经验中发展出来的，是中医最重要的一部份。　　

后来西方的解剖学传入中国，中国的医生在解剖中找不到经络，加上当时的中国国力薄弱，整个社会正进行全盘西化的改造，西方的所有科学都被中国人认为是先进的象征，中国人的自信心完全丧失。对中医的态度也一样，特别是西医对一些致命传染病的明确疗效，更让人们对中医失去了信心，甚至一度认为中医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玄学，在汪精卫主政的南京伪政权，还曾经考虑立法废除中医。　　

1960年代，北韩有一个名为金凤汉的科学家，宣称找到了经络，并将之命名为“凤汉管”，这个发现轰动了全球医学界，也引发了各国对经络研究的兴趣，日本随即组织了大批的科学家进行经络的研究，扬言在十五年内解开经络之谜。当然视中医为祖先遗产的中国也很紧张的组织了大批的科学家到北韩去实地学习，并加紧研究，深怕这个祖先遗产的谜由其它国家先解开来。接下来的几年，全球科学家不断要求北韩公布研究成果，北韩却始终拿不出具体的证据，最终金凤汉由于拿不出具体的证据而跳楼自杀，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这件事使得从事这项研究的科学家们非常尴尬，许多人放弃了研究，更有偏激的人根本否定了经络的存在，经络成为谜信的一部份。一直到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政府在北京向美国代表团实体演示针刺麻醉下的开心手术，那种血淋淋的神奇场面，使得参观的美国专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但是此时的中国医界，分成了两派，一派人认为没有经络只有穴位，否则不能解释针刺麻醉的现象，另一派人还是坚持经络的存在，但是提不出具体的证据，这些讨论也就愈来愈低调。　　

19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高层认为经络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必需投入资源加以研究，可是当时主导科学研究工作的多数专家都反对，只有复旦大学的费伦教授（本书的指导教授）认为经络存在了几千年，虽然我们至今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但是也有可能是我们过去使用的手段不对，或科技能力不足，今日科学进步了，也许有新的方法可以找到经络的证据。因此，力排众议，该项目以十三比一的投票比数差点被否决。由于反对的声浪太大，因此，这项研究仅拨了很少的经费，由费伦教授成立项目进行研究。　　

由于费教授是一个精于分子物理学的化学家，不是一个医生，因此对这项研究采取和过去的研究完全不同的方法。首先放弃传统上成立正式组织的方式，采用一种名为虚拟组织的新式组织，项目中没有全职的研究人员，完全视研究需要机动的调集上海各种相关科学家及设备，花了近十年时间，终于找到了几项经络存在的具体证据。　　

这个研究首先认为解剖学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一定不会有任何未发现的线状或管状组织，因此，将寻找的目标放在经络附近的组织分析，由于现代生物分子学进步，可以使用的工具和方法远较二十年前进步得多，加上这个小组的成员不再以医界专家为主，而以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等基本科学的专家为主，从物质最基本的规律做起，因此成功的机会特别大。　　

在这个研究之前，天津有一个小组在经络研究方面，曾经发现当针刺入穴位时，会使穴位周围产生大量的钙离子。那份报告并没有说明这些钙从那里来，从常识判断人体的钙主要在骨头中，但是骨头里的钙不可能在针刺的瞬间释放出来。因此，判断在人体的穴位附近应该存在着可以随时释放钙离子的钙库。找到这个钙库应该可以找到部份穴位的物质存在证据。　　

小组首先在活人身上对穴位进行三维定位，并在磁共振 (MRI) 设备下观察针刺时的实际落点。同时备用一条离体的人腿，同步进行解剖。中医的穴位依照不同的深度分为天、人、地三层，针灸时，到了每一层会有针感，患者会感觉到酸、胀、麻，而施术的医生则会有粘针的感觉，这个实验瞄准的是腿上胃经的地层。经过穴位定位进行解剖后，发现小腿上的胃经所有穴位的地层均停针于腓骨和胫骨之间的骨间膜上，这是一种结缔组织，以往对它的了解仅止于是人体组织之间的连结功能。　　

于是小组将该片骨间膜割下来，送到物理实验室，用质子加速器进行分析，发现有七种元素钙（Ca）、磷（P）、钾（K）、铁（Fe）、锌（Zn）、锰（Mn）、铬（Cr）等，在穴位和非穴位上的含量有40-200倍之间的明显差异，而一个穴位的直径约五至八毫米，所有这些富集的众多分子都只存在于骨间膜的表层，约一个微米的厚度。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成果，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经络存在的物质证据，从此没有人可以怀疑经络和穴位是虚无飘渺的了。　　

接着小组继续对这片骨间膜的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它是由三条胶原纤维构成纤维条，再由五条纤维条卷成一束，数量繁多的这种线束结成片状，有点像计算机中的排线结构。再对这种胶原纤维进行分子层次的分析，发现它是由数种不同蛋白质分子构成的一种生物液晶态 (Bio-Liquid Crystal) 的物质。　　

根据物理学的常识，晶体结构的物质对声、光、电、热、磁等物理能量都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参考上海交通大学过去对特异功能人士的实验，知道气功师所发出的“功”当中，有很大的成份是发射出特定波长的远红外光。因此，小组对结缔组织的物理特性测试，首先就从远红外光的透光性做起。很快的又得到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实验证明胶原纤维在径向对9-20微米的远红外线具有近100% 的透光率，横向方面则几乎完全不透光，也就是说对于该频率范围而言，胶原纤维具有光纤维的物理特性。　　

接着再从国外医学研究文献中了解，人体的所有组织，甚至小到个别的单一细胞，都至少有两根胶原纤维连结着，它很可能是人体内部的信息高速公路。而人体各个脏器外部的保护膜，也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光纤维。中医经络分为经脉和络脉，其中经脉是主干，在一般的中医经络图中主要画的就是经脉。络脉是经脉的分支，几乎遍布全身，和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这项研究的论文1998年三月第一次发表在中国大陆的“科学通报”上，接着在2000年应邀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传统医学研讨会”中发表，也在2001年在“两岸中医药研讨会”中发表。虽然这些报告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但是这项研究最终将造成的影响必定远不止如此。　　

这项经络物质证据只是针对经络天、人、地三个层级中的地层所做的一小部份研究，除了这项证据之外，经络和穴位必定存在着其它的现象。上海复旦大学研究团队中的丁光宏博士所带领的小组，随后又发现人体的毛细血管多数呈不规则状，唯独在穴位点附近的毛细血管呈规则的并行线状，而且平行于经络。经过流体力学的计算，发现只要在相邻的穴位间有一定的压力差，在人体的经络中就会形成管线外毛细血管间的组织液流场。这有点像海洋中的洋流，没有管子，但有水流。这也很像在黄帝内经中所描述的荣卫之气的卫气，荣气是血管中的血液，这里发现的管外流场，很可能就是卫气。这项研究仍在继续进行中，受限于目前设备的极限仍很难在活体中直接观察到这个现象，而在死体上血压消失后经络根本就不再活动，也就无从看到这个现象，这就是经络研究中最大的困难，需要了解活体的细微变化。　　

这些经络附近的特异现象，可以说明人体的经络不是一个古代中国人想象中的系统。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将逐渐出现更多经络存在的证据。例如在“天”和“人”两层必定也有其它经络存在的证据，还待科学家们继续研究发现。　　

生物进化的过程，最早是从单细胞生物开始逐渐发展的，在早期简单的生物中，许多生物并没有大脑，却具有结缔组织（研究团队最早发现的经络组织），大脑是很高级的生物才具备的器官。从这个现象看来，主宰人体脏器运行的并不一定是大脑，更有可能是由经络系统直接调节和控制的。　　

用现代的计算机术语来说，人体很可能不是单一计算机控制的系统，而是多个计算机加上一个高速的通讯网路所建构的，大脑不过类似公司网络中总裁（CEO）的终端机而已。这也说明我们祖先对人体五脏六腑的定义中，包括了心、肝、脾、肺、肾──五脏，和小肠、胆、胃、大肠、膀胱、三焦──六腑，独独漏了“脑”的可能原因。　　

现代医学是建构在解剖学基础上的，经络系统在过去发展解剖学的年代中，限于科技能力而无法看到，直到上个世纪末人类的科技能力才刚有能力发现部份经络的证据。如果真如我们所推测的“经络是人体内部的信息高速公路”，那么原来的解剖学很可能漏掉了人体最重要的部份。这就像观察一棵树没看到树干只看到树叶一样；也像解剖计算机时，只看到部份的硬件就以为那是计算机的全部，没想到还有软件的存在，更不知有网络这样的怪物一样。　　

今日中医的没落，很大的原因是现代中医的教学，一进学校就先教了这种一知半解的解剖学，使得这些初学的准医生们脑子里就架了一个没有经络的人体结构，再开始教经络和穴位，当然满脑子充满疑问，如何学得懂中医呢？　　

　 　





西方猴子不懂最基本的道理：主观意识的智力永远不可能高过宇宙自然

　 　

多数人都曾经在手脚上受过伤，受伤时医生所能做的就是用各种红药水、消毒水、消炎粉涂抹伤口，甚至打破伤风预防针等手段。这些手段都不过是为了防止伤口细菌感染而已。所有伤口修复、组织再生的工作全部都是身体自己做的。在体表上的伤口如此，体内的脏器也必然如此。　　

这些人体所做的工作，在我们眼里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毫不为奇，深入想想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　　

首先人体必需诊断损伤的位置以及严重程度，再采取正确的措施，让坏死的组织慢慢结成硬痂，覆盖在伤口上，达到保护伤口的作用，接着在痂下方再生出新的组织，所有组织必需和原有周边的组织完全密合。　　

整个过程极为复杂，会消耗大量的血气能量，整个维修工作的进行，显现了极高的智慧和完美的工艺。　　

当人体血气能量处于正常状态时，这些维修工作都会正常进行着，但是当血气能力不足时，则身体会视自身资源的能力，选择性的执行部份维修工作，对于不会立即危害人体的损伤，甚至将之搁置暂时不执行维修的工作。中医最大的特色，在于非常注重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并且主要的治疗手段都在透过提升人体的能量，或排除人体维修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障碍，来提高人体的维修能力。就像体表伤口的修复一样，在伤口修复的过程中，伤口会出现红肿、化脓、结痂等现象，体内的脏器修复时，也会出现许多症状，如腹痛、咳嗽、多痰、疲倦感…等各种各样的症状。

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在于中医面对这些症状时，首先认为身体是具有极高智慧的机体，不太容易出错，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必定有它的道理，通常是某一个脏器的能力不足，或者身体正在进行着某种维修工作。因此，治疗的方法并不是纠正人体的错误，中止这些症状，而是协助人体完成它该完成的工作。

西医则认为这些症状的出现，必定是身体出错了，而且直观的认为就是出现症状的部位故障了，治疗的方法就是中止这些症状。　　

从中医的观点所看到的人体，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机体，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低估了人体的智慧，高估了我们自已的知识。经常在没有弄清楚人体在做什么，就判定了它的无能，随即我们用一知半解的知识冒然的进行干预，今日的许多疾病根本就是这些不当的干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http://bufeibuming.blog.hexun.com/



梅香飘雪处＝＝剑止卷锋时　　

　 　

大道统摄小道,正道主导旁道。中华魂是世界大道正道   网耕之家.QQ群号:45573238   欢迎加入

陆广莘：
　　
　　两个问题。一九九三年，十四个国家(其中十一个发达国家，三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智利和印尼)发起了一个题为“医学的目的再审察”的研究计划，研究医学到底是干什么的。研究提出，包括最发达国家在内，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来源于近代医疗模式的、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对医学的长期统治，也就是说，“术”统治了“学”，是工具理性主义。医生脱位、主体缺失、角色错位。因此，一九九六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迎接二十一世纪挑战》的报告中宣布，二十一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了。我建议，我们中医再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要再在“病”上面做文章了，应该以人类的健康为主要的研究领域。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诊断上，我们也要搞清楚诊断的首要问题。中医的传统妙在什么地方?就在于不看敌人看朋友。它的诊察，是在寻找健康的钥匙。它的思想是：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在于发现动力。所以中医学的诊断，是目标动力学的诊断。目标是什么?稳态和适应：对内实现稳态，对外实现适应。一个生物体只有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才能存在和发展。动力呢?对于主体性的开放，对于自组织演化的调节。我们不要老是谈“科学”。一百年来，我们不断地谈“科学”、“伪科学”等等，这是假问题，是“关公战秦琼”。科学就是科学，医学就是医学，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领域，我们非常尊重科学家，他们也想帮助中医回答问题，但是，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甚至生命科学家，当不了医生。这不是贬低。医生有医生的领域。人的自我痊愈能力、自我实现健康的能力才是根本。一切医药手段都是为这个根本服务的。   
柳红：
　　
　　我真愿意听中医师理直气壮地讲中医的威力，因为我正在寻求治疗。我的儿子患恶性肿瘤，经过手术化疗后，西医的干预基本结束丁。遗留下来的问题是：骨髓病态造血，血小板降到几千。我一直在寻求中医帮助。我想从我求医的角度谈几点想法和感受。首先，我相信中医的整体—平衡，辨证施治，通过调动人体的能动性来治病这一套理论，并且觉得它很高明。但是这样好的中医理论，需要中医师来掌握和贯彻，掌握和贯彻的正误优劣，分别出良医和庸医。我深感好的中医师难以辨认难以寻找。这是由中医的特点决定的。中医是非常私人化的经验医学，在外人看来不可捉摸。它传统的行医方式是相对固定的一对一关系，人性化的，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亡。这就使得选择医生更加难并且有风险。从经济学上讲叫信息不对称。患者对中医和中医师不了解，寻找和选择的代价很大，选择了一位，就意味着可能错过了更合适的另一位，因为不便改换，所谓的机会成本很高，收益不确定。这些特点与现代人所受的教育和接受事物的方式不同。而西医西药对于疗效的判定通过大样本的试验呈现，其疗效和副作用相对明确和表述充分，有助于我们选择决策。中医的“神秘不可说”，使得它在现代格外不利，显得云山雾罩，导致鱼龙混杂。当西药更有效时，中药的舞台就一点点萎缩了。因为西医易被接受，来得方便的特点，与现代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相适应。   
　　中医走现代化的路已经很久了，并在这个过程中遗失掉了自己的传统和精华：比如改传统的师承关系为中医学院，教了知识，传达不了意会：比如改小的私人中医诊所为按西医分科的大型中医院，一对一的了解、负责、对身体总体和变化的把握就减少了，有些就变成了开中药的西医；再比如，对于中药成分进行分析、提取，一旦以现代科学的方式将它们研究“透”了，它也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了。   
　　西医从细微处人手，科别细，钻得深，通过会诊综合。中医从身体的整体—平衡出发，但是局限于一个人的经验和判断，且有门户之见。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封闭恐怕是没有出路的。中医可不可以也开放起来，合作起来，比如，通过会诊集中多种意见，避免因个人辨证不准而失误。对一个病人，不同的中医师给他辨证，各自谈自己的感觉和药方设想，最后确定一个治疗方案。   
　　中医的存在可以有多种方式：除了中医院之外，还应有独立的中医诊所。要给人们多提供治病的选择，也就是多元的医疗服务。从我长期求医的经验感到，中医的衰落不宜简单归于意识形态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它的疗效。中医和西医都需要发展，由它们共同承担人的健康和疾病问题。   
唐云：
　　
　　我是搞中医临床的。有人说中医诊断癌症把脉把不出来，PET可以做出来。中医确实把不出来，但中医对疾病的侧重点不在于肿瘤这个有形的物态，而在于这个肿瘤对人体的整体平衡造成了什么影响。因此，中医治疗肿瘤并不是单纯靠哪一味药去杀灭肿瘤细胞。可以说，根本没有哪一味中药可以杀灭肿瘤。西医从解剖、从分子学等角度研究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种可以确实杀灭肿瘤的药，中医也同样不能。那中医怎样来治疗肿瘤呢?中医讲究的是“以人为本”，针对的是人的平衡状态。人身上即使有肿瘤，但如果不影响平衡状态，不破坏各个脏腑、器官的正常功能，对人来说是不会有影响的。就像有些树活到一定年龄，会生树瘤，但并不会导致树的死亡，人体也是这样。中医对任何疾病所考虑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体内在平衡的状态。而中医对疾病的治疗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恢复人体固有的动态平衡。肿瘤的产生是人体动态平衡被破坏的后果，而肿瘤对生命的危害，也正是因为进一步损害了人体动态平衡。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我们有办法恢复人体自身的动态平衡，那我们就找到了一条从根源上去治疗肿瘤的路径。所以中医和西医相比，最不同的就是在方法论上面和对疾病的认识上面。西医强调的是通过各种仪器去检查、发现体内有异于正常的现象，比如一些数据的偏差、一些异常形态的出现，他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一定要把它们去掉，而不考虑它们是否对人体造成了影响。中医不是在现代医学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现代科学也创造不出中医来。创造中医的出发点，我认为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感受，通过这些来认识人体的健康状态或者疾病状态。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别。医学最早的出发点是因为人感到不舒服，才需要看医生，寻找改变不舒服状态的方法，现代医学只要发现数据不正常，不管你感觉如何，就认为你有疾病，需要通过药物来改变数据。而中医强调的则是人体自身的感知能力，这种能力是大脑对人体的动态平衡系统的一种信息反馈，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比通过仪器检测到的信息更有用。还是以肿瘤为例。前不久一位病人，肺癌脑转移，出现颅内高压症，恶心、呕吐，西医建议通过脑部手术解决这个问题，后来采用中医辨证的思路，没有用任何“杀肿瘤”的药，用了中医一个很简单的方子“泽泻白术汤”，方子的道理主要就是健脾化痰。因为患者除了恶心呕吐以外，表现出来的症状还有舌苔厚腻、脉象弦滑。第一天的方子用下去，恶心呕吐和头晕头痛的症状全部消失，继续用了三天，各种症状基本平缓，病人自己感觉没有什么不舒服。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医的理论，包括中医对肿瘤的认识和治疗方法，还是有实际效果的，这也可以证明中医理论在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中医这种把人体内在动态平衡作为出发点的治疗思路，无法符合西医学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医对肿瘤的治疗永远是根据患者的内在动态平衡状态来进行组方用药的，因此无法用一个固定的方剂来治疗肿瘤，也同样无法像西医对肿瘤这个“病’进行大样本的统计观察。这也是很多人质疑中医的地方，认为中医的可重复性差。但我们不妨深入思考一下，可重复性差的实质在哪里?还不就是因为不同的患者，虽然表现出来的“病”是相似的，但实际上他们内在的动态平衡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不同个体的患者之间，本来就没有可重复性!我们目前发展中医的思路，都把西医模式，西医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医发展的框架，而这种框架无疑是不符合中医自身特点的，甚至可以说按照这种框架建立起来的所谓的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经不能再被称为中医，因为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在西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运用而已。

赖立里：
　　
　　我想接着肿瘤这个话题谈几句。前面几位老师都谈到治疗肿瘤可能是中医能够发挥优势的地方。为什么呢?我想这里还存在着话语权的问题。因为治疗肿瘤是西医的话语比较弱的领域，这时中西医之间才有一个相对平衡的关系，大家才能想到中医。说到“疗效”，更有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以怎样的标准来判断，或者说，谁的标准?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众所周知，知识与权力之间密不可分。一种知识是否有效、是否被承认，与背后的权力斗争有很大关系。更进一步，权力生产知识。就“中医”这一特定知识来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与西医之间的权力斗争产生了被称为“中医”的这样一个知识：一方面这个知识的产生所具有的历史偶然性决定了它与在此之前如明代的医学知识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这个知识的边界不固定，只有在围绕着科学化的充斥着权力的社会斗争中具体化。“中”、“西”、“传统”、“现代”，这些在中国并非新鲜的话题，直至今天仍未过时。而中医不仅伴随这些话语，还是这些话语得以实践的场地。   
　　中医一旦被置人体制／职业机制中，中医业者所使用的关于科学的语言，就与社会机构及其一整套科学话语功能密切相关。近来，科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医体制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医业者不得不在这样的一个话语场中表述他们与现代化、科学化话语之间的关系。从政府政策到社会信仰，人们很少质疑全球化的技术科学的强权。对于中医和西医来说，西医显然更加适合标准化的充斥了科学话语的现代社会体系。讨论中医药的发展，’纯知识领域之外的社会问题也是要考虑的。而这些问题关乎权力，话语、知识、实践，直至生命，也是生命政治的问题。

张其成：

　　中医现在面临的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目前，西方文化、现代科学不仅成为评价中医的尺度、审判中医的法庭，而且成为改造中医的工具。相当多的中医研究者、中医领导者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通过现代科学研究，最终把中医改造成为真正的科学——即符合现在西方科学规范的医学科学。可是这种愿望的结果，在我看来不但救不了中医，反而害了中医、毁了中医!怎样把中医改造成现代科学?在这些学者和管理者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中医这个包含有多种成分的混合体进行“剥离”，将其中的不符合科学的成分抛弃掉，将其中符合科学的成分留下来。这种简单化、单纯化的想法和做法看起来挺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医这个复杂的混合体，各种成分是融合在一起的，动一发就触及全身。如果要区分的话，我认为可以将它勉强分为“神”、’象”、“形”三个层面。“神’的层面包括了中医最古老的传统，比如“心神”、“神明”，这个层面不是辨证论治，而是辨神论治。扁鹊“望而知之”就是辨神论治。这一部分越来越退化了。“象”的层面：中医就是讲“象”的，比如“藏象”，“脉象’、“气象’‘证象’等等。“形’就是形体，就是《黄帝内经》中所讲的“解剖”。这三个层面中，中医最重视“神”，最轻视“形’。这和西医恰恰相反。在“形”的层面上，中医无疑是处于劣势，这个层面是可以用科学，包括刚才朱院士所讲的复杂性科学来解释，当今分子生物学的“基因’学说无疑是“形”层面研究的高峰；在“象”的层面，包括阴阳五行，包括中医的“气”，究竟能不能用科学来解释?我看很困难。因为“象”是介于有形和无形中间的，并且更偏向于无形。中医的“象”用形态学方法做实验是做不出来的。那么复杂性科学能不能解决这一部分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借鉴，因为中医学的基本思维方法和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原则是相近的，复杂性科学比“简单性”科学，非线性科学比线性科学无疑更符合中医的实质。但现在“复杂性科学”还在起步阶段，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很多结论的提出可能还为时尚早。而“神”的层面，可能就存在于人的潜意识当中。一个权威性的报告称，人的潜意识还有95％没有开发出来。对潜意识的开发、对“神’的运用，不是线性科学和形式逻辑推理所能实现的。这恰恰是中医的精华，是中医的传统，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一直在退化。这个传统的核心，我们要不要抓住它，发扬它?现在关于中医应该怎样发展的观点真是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我把他们分成两派，一派“现代派”，主要的思路是打破传统，建立新的东西，即用现代科学来解释中医、改造中医，改造的结果将陷入悖论，因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另一派是“传统派”，就是保持传统，可以吸收新东西，但绝不抛弃旧的核心的东西。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好好把“神”和“象”这两个层面的东西研究研究，因为这些东西才是核心的东西，但这又不是用现代科学的办法所能研究出来的，因而应该采用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综合性的方法，包括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历史学考古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哲学思辨的方法，甚至宗教神学的方法等等。假如这个思路成立，那么现代的中医教育、科研、医疗方面最关键的体制问题就很大了。什么时候能按中医自身的规律办教育、搞科研、定法律，中医就有救了。
　　
　　我最近听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中医是糊里糊涂地把人治好，西医是清清楚楚地把人治死。” 这可能比较绝对。但其中所说的“糊里糊涂”的部分能不能用科学来解释?我认为目前还不能。前面提到的李约瑟的问题，我看这个问题是一个假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就好像是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生出黑孩子?

汪晖：
　　非常欢迎各位专家来《读书》参加“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的讨论。《读书》过去发表过一些中医药方面的文章，讨论过农村医疗保健的问题，也刊登过从历史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医的文章。今天有这么多中医领域的专家来参加讨论，是一个非常好的讨论机会。   
陆广莘：
　　今天的题目出得非常好，因为存在着对中医药传统重新认识的问题。中医药的传统是什么?老实说，百年来它是被阉割和扭曲了的。举个例子。梁启超提的问题是，中医尽管能够治好病，却没有人能够说明中医之所以能够治好病的道理。陈独秀的回答是，因为中国的医学不知道科学，所以回答不了这个道理。一直有人说，中医一不了解人体的构造，二不从事药性的分析，细菌和病毒的传染更没有听说过。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能不能说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就能够说明中医愈病之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接下来是胡适的问题，他说，西医能说清楚病人得了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虽然能治好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是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这就开创了指责中医不科学、中医是伪科学的历史。也正因此，中医界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是科学的，解放后中医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来说明中医的道理。然而多年来，成效甚微。我认为，中医的传统还要重新认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出路。   
　　中医药的传统是什么，我想大概有这么几条。首先，中医的传统不是疾病医学。第二，中医不是物质科学。第三，不是认识论上的知识论。中医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和胡适的不一样，中医关心的是从哪里寻找健康的钥匙。同样的“治病必求于本”这几个字，在余云岫眼里看，着眼点在于对象性思维的“病”，问的是“病从何来’：而中医提这个问题时重点在意向性思维的“治”上，问的是“治向何去”。“君子务本，立而道生”，东西方对“本”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西方是指物质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对本质的认识，是知识论，是科学。是什么科学观呢?是物质世界范围内的认识论知识论的科学观。文艺复兴五百年来，它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五千年前的中医不是这样提问题的。它首先提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什么是“药”，什么是“毒”，强调识别“利害药毒”的能力和取舍标准。第二，两千五百年前就提出医师的责任是“聚毒药以供医事”，是把“毒’转化为“药”，把“害”转化为“利”，帮助人们养生、保健、治病。第三，医学与医生有三等，上医医未病之病，对象是生命、是养生，中医医欲病之病，对象是“健”，任务是保健，下医医已病之病，对象是病。我们的误区就在这个地方。一百年来，我们中医就努力地去走这最后的一条路。教科书上讲要“辨证求本”，求什么本呢?求疾病的本质。SARS治好了，但中医治SARS不是抗病毒，也就是治病毒性疾病不抗病毒，但能治好。治糖尿病不降血糖，治高血压不降血压，这样的治疗有效，难道这本身不就是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吗?
   
　　现代医学的科学化过程中要求的是对靶点的直接对抗，都是对生命现象的抑制和阻断，广义地说，都是“抗生’的，而我们在理论上又要求“卫生”和“养生”，这是矛盾的。中医的优势和学术本质，第一是“人”，第二是“生”。“生”是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认为人们应该“赞天地之化育”，追求的目标是“天人合德”，也就是“你活我也活”，人要活，细菌病毒也要让它活，这就是生态，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气度要有这么大。只有有了这么大的气度，才能把周围环境中的因素转化为有利于“生”的因素。所以，中医学的传统起码要回到《汉书·艺文志》，即“方技者，皆生生之具”。所以中医药是为人类的生命的健康、发展、进化服务的方法、技术，工具。你非要扭转它，就变成两码事了。我的老师一九五九年临终前就说过：“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展开来说，就是欲求融合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必先求中医学自我的卓然自立。
   
朱清时：
　　
　　我是从事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在谈到中医的时候，可能和传统说法的角度不大一样。我想说两层意思。第一，中医有很精粹的科学内涵，这一点不要说在半个世纪以前，即使在二十多年前，全世界的科学界还不能理解，因为条件还未成熟。从七十年代末普里高津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之后，国际学术界才开始重视复杂性体系。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如果沿用传统的线性的办法，的确不太容易理解中医。但另一个方面，目前的中医还处在古朴的状态，没有经过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那种科学革命，因此，中医还必须尽快和现代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够进一步发展。   
　　先谈中医有精粹的科学内涵。最近这几年，有很多关于中医的讨论，但都忘记了李约瑟。其实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已经用西方科学的观点对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做了阐述，我接受他的观点。中医有经络学说和脏腑学说，它们的核心是阴阳五行学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渐渐西化，我想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家都不能理解阴阳五行学说，于是认为它是垃圾、糟粕，应该抛弃。抛弃了中医的这个内核来学中医，学到的已不是中医，而是中医中一些可以为西医所用的药物和疗法。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十三章C部分讲了中国的阴阳家、五行学说的起源和发展，他说：“五行的概念，倒不是一系列五种物质的概念，而是五种基本过程的概念。中国人的思想在这里独特地避开了本体面。”所以五行其实是五种基本的过程、是关系、是五种形态。他又说，“五行理论乃是对具体事物的基本性质做出初步分类的一种努力，所谓性质，就是说只有在它们起变化时才能显示出来，因此；人们常常指出，element这个词从来不能充分表达‘行’这个意思。”但是，李约瑟也并没有完全肯定五行学说，他最后还说，“五行或阴阳体系看起来并不是完全不科学的，……(但）唯一毛病是它流传得太久了。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行学说是十分先进的东西，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还勉强可说是先进的东西，到了十八世纪就变得荒唐了。这个问题可以再一次回到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经过一场文艺复兴、一场宗教革命，同时伴随了巨大的经济变化，而中国却没有。”这些话很深刻。下面我简单谈谈中医精粹的科学内涵。   
　　从普里高津的复杂性理论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最适合用来分析复杂性体系的了。普里高津在他的书中写道：   这个异乎寻常的发展(指现代科学的一些新进展)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紧密的结合。正如李约瑟在本世纪内论述中国科学和文明的基本著作中经常强调的，经典的西方科学和中国的自然观长期以来是格格不入的。西方科学向来强调实体(如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生物分子等)，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理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   
　　这个差别在今天，即使和几年前的想法相比，其重要性也显得小得多。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伊·普里高津：《从存在到演化》，3页)
   
　　我很赞同普里高津的这个观点，中医的基本特点正是重视人体各种器官和功能之间的关系，而不重视这些器官和功能的实体是什么，西医正相反。这点对理解中医非常重要。但只说中医是总体观、西医是还原论是不准确的，中医以总体观为中心，也有五脏六腑等类似还原论的东西；西医以还原论为主，也力求能从总体上把握人体。从关系人手研究人体这个复杂体系正是中医的精粹科学内涵。   
　　最后再谈谈中医不足的地方。《参考消息》二OO五年五月十七日第七版报道，英国科学家研究证明针灸确实有效，它可以触发实际控制疼痛的脑部运动。七十年代及以后，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针灸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也有许多学术著作，但国际学术界都不承认。为什么这次英国科学家的实验结果一出来就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我想这则报道应该对我们有所触动。   
　　他们是怎样做的呢?实验测试针灸对骨关节炎的病人是否有实际效果。病人分成三组，第一组病人用粗针，并被告知针头不会扎到皮肤里面去，第二组也使用不扎入皮肤的粗针头，但让病人完全相信已经扎进去了：第三组是正常的针灸。然后用磁共振看脑部的反应，发现第三组病人脑部有明显变化。这个结果是可以被科学界接受的，因为它排除了心理和其他干扰因素。这样做实验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那场科学革命中产生的寻找真理的严格方法，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最后一句话：中医要发展，只有一条路，即一定要保持它真正的实质性的精粹的东西，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论进行研究。   
曹东义：
　　
　　我近几年研究了中医界怎样参与治疗SARS的问题。这主要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个参与的过程能够折射中医的历史地位。我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历史的经验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石家庄在五十年代治疗乙脑，八十年代初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按照著名中医邓铁涛先生的话说，是“疗效世界第一”。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的疗效确实非常好，但是既没有被西医认可，也没有被世人了解，更没有鼓舞中医界的信心，相反中医的地位几十年来直线下滑。如果没有邓老先生和在座的陆先生等人向中央高层呼吁，中医与SARS几乎就失之交臂，连参与的资格都险些没有。当时的口号是“用科学战胜非典”、“按《传染病防治法》战胜非典”。而中医是不是科学，一直是一个大问号。治疗SARS时，一开始不让中医上，后来中医上去后，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的对比表明，中医药介入越早、越充分，疗效就越好，副作用也小，花钱也少，死亡率也低，后遗症也要少得多。广州治疗SARS，用中医药的，花钱最多的是五千元，西医动辄几万、十几万，最高的一百八十万。因此即使仅从医疗经济学上来说，中医药的地位都不应忽视。但中医为什么滑坡了，不怨西医歧视，也不怨现代科学要求苛刻，而怨中医自己失去了传统。没有了传统，就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跑。第二个问题：用什么来指导我们的思想。预防SARS时，大家都喝过汤药，西医就说这是“添乱、添堵，添麻烦、添混乱”。开这个方子的根据是什么呢?有人就说了，这个方子有“抗病毒”的作用、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这种说法用的是西医的理论，那西医就要问，你抗的是什么病毒?如何抗病毒?你要说清楚，否则就不要开口，西医对自己是这样要求的，对中医也是这样要求的，所以谈不上歧视中医。“提高免疫力”面临同样的追问。所以失去了传统的中医，就只能跟着老鼠(实验)跑了。西医一种抗病毒的药也没有，但是却把SARS“治愈”了。怎么“治愈’的?靠的是人体自身的抵抗力。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一种惟一的物质，认为只要有一种东西能够把病毒杀灭·了，就能治好病，其他都是次要问题。这次治SARS，应该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一种抗SARS病毒的药都没有，是怎么治好病的?过去都说中医夸大自己的疗效，利用人的自然恢复能力，这次西医也可以自问一下激素能杀灭病毒吗?吸氧能够治疗SARS吗?第三个问题是靠什么提高我们的疗效。中医不应该是从实验室里面筛选药物，而是应该靠几千年来积累的历代名家的丰富经验，还要把所有符合体系的新成果都纳入进来。不能各守一派，伤寒、温病互相论争，这只能让瘟神偷着乐。而应当把外感热病统一起来，伤寒与温病学家一起围坐在桌子旁边，共同研究，拿出最好的治疗方案。　　
　　再一个方面，中医和西医对人的主观意识的重视程度不同。陆老说过，生物进化了三十五亿年，细胞的结构没有进化多少，细胞间的联系和调控进化了很多，进化的主要是细胞之间的联系。并且人类产生了思想，有了意识，这是生物进行的最高成就。西医认为意识是不可靠的东西，症状是假象，本质藏在后面。所以要解剖，要实证。这样就丢了很多东西。比如亚健康，病人自己很难受，但到医院的各种仪器上一查，没有找到进攻的目标，那就认为没有病。世界卫生组织认为7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么大的一个数目，西医却没有办法。这样的医学，一定要等到有东西可以对抗、可以改造、可以切除、可以移植、可以置换的时候，才能救助。这样的医学目标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吗?我们应该承认，还原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西医是一种科学，但中医走的是另一条路，提供一种另外的思路。   
　　中医不是追求特异对抗病菌、病毒的强行介入方法，而是紧紧依靠人体具有的强大的自我抗病能力、自我修复潜力、自我调节功能。人体在受到疾病的损害而自行修复的时候，需要各色各样的、大量的相关物质做材料，中医药的扶正祛邪药物所含的丰富的化学物质，无疑不是单一化学制剂所可比拟的。中药多层次、多靶点的调节作用，也必定是提供符合人体自我修复时所需要物质的过程。这种多种化学物质“无私奉献”、润物无声的调节作用，正是其善于在微观领域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所在。而对于中医药的正确认识，现在还没有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