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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发表于 2006-11-7 22:51 只看该作者
现在有一个王直,日本鬼子敢说东海有他们的份?吓死他!!!!!
关于给王直立碑的我的个人意见:
王直是个争议人物，我认为是一世枭雄。
他不是出卖国家利益，相反，我认为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和繁荣
这个碑我认为该立，只是不该日本人立。
我如果有钱，我就给王直立碑
王直的部队一直都是中国人统领
净海王---多么豪气冲天的名字
我们现在需要净海王,如果现在有一个王直,日本鬼子敢说东海有他们的份?吓死他!!!!!
明中叶，倭寇成患，政府大费周章。但是，倭寇首领王直、徐海等人却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手下"为王前驱"的日本人也不多，中国人如何酿成倭患？解决倭患，除战争之外，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
倭寇入侵，洪武年间已经出现，嘉靖时发展为严重祸患。明朝实行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之间可以实行朝贡外交，不许百姓出海、私通国外或是与外国人交易。虽然政策时宽时紧，但总的倾向是禁止。
明代中国被纳人世界贸易体系，通过双边交易，沿海官绅百姓以及周边国家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不满政府的海禁政策，部分中国民众与日本人勾结，占据沿海某些岛屿，或是私下到中国沿海交易，或是采用不法手段抢劫居
民财物。所谓倭寇，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这些倭寇并非中国与日本双方政府所能控制，因为当时日本国内藩镇割据，群龙无首，无力控制沿海武装力量。
倭寇在太祖称帝以前就已存在，张国珍、张士诚的余党曾带领日本人骚扰东南沿海，洪武二年(1369)、三年（1370）太祖派使臣前往日本，质问日本权臣足利良怀。足利良怀称臣纳贡，并送还明州、台州二地七十余名被掳男女。洪武年间常有小股倭寇前来，洪武二十年(1387)，太祖命周德兴、汤和在福建兴建防倭城，布置六七万士兵，倭寇人数大为减少。
水乐元年(1403)，日本权臣足利义满在向明成祖上表进贡，为表示诚意，他于次年捕杀了对马壹岐等岛屿的若干海盗，永乐三年(1405)派使臣押解到南京，成祖让日本自行治罪以示宽大。永乐六年(1408)，足利义满去世，成祖派人致祭，封其子源义持为日本国王，事实上，日本另有天皇，源义持在国内的爵位只不过是“征夷大将军”。源义持的力量无法阻止日本海盗来华。
中日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依然在进行。宣宗时，贡使随员由二百人增至三百人，贡船两艘增为三艘，实际来华的人数，船只经常超出这一限制。一些贡使和随员夹带十倍于贡品的私货，在中国市场出售，购买中国货物回国，牟取高额差价。他们携带武器，经常强买强卖，遇到中国官兵，便亮出贡使身份。景泰四年(1453)，临清地方的指挥使为劝阻贡使抢劫百姓货物，几乎被打死，景帝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弘治九年(1496)，贡使在济宁杀人，孝宗下旨，此后日本贡使只许五十人进京，其他人在港口原地等候。
为取得商业利益，日本贡使之间发生内讧，嘉靖二年(1523)，大内氏贡使与细川氏贡使发生争斗。明武宗时，源义澄的贡使宋素卿是中国人，依中国法律，中国人私自通蕃冒充蕃人应该处死．宋素卿贿赂当权太监刘瑾黄金千两，嘉靖二年(1523)宋素卿再次以贡使身份到宁波，同时到达的有另一位日本贡使宗设，两人互证对方是假贡使。当时宁波市舶提举司的主管、太监赖恩请二人赴宴，赖恩事先收受宋素卿的贿赂，在招待规格上抬高宋素卿，并提前把宋素卿的货物验放过关。宗设愤而动武，杀了与宋索卿同行的日本人瑞佐，从宁波
一直追击宋素卿到绍兴城边，在折返宁波途中放火抢劫，驾船扬长而去。浙江都指挥刘锦在追击战时阵亡。宋素卿虽逃出宗设之手，但被明政府关人大狱，最后死于牢中。
嘉靖皇帝以此事件为由，断绝了双方的朝贡关系，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七月才恢复。民间走私贸易因官方交易的断绝更为活跃，走私团伙规模扩大，携带武器，勾结沿海势家豪族，将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等日常生活必须晶偷运到日本，赚取厚利。一些失去衣食来源的市井小民纷纷加入走私团伙，或交易或抢劫，混乱随之加剧。史称“嘉靖大倭寇”，是明代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
嘉靖十八年(1539)，双方虽然恢复了朝贡贸易，但规模大大缩小，贡使随员以一百人为限，三艘贡船，贡期十年一次，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嘉靖二十三年(1544)七月，日本贡使不到十年便再次来到宁波，明政府拒绝此次进贡，将沿海文官武将一概治罪，严禁百姓与日本贡使私下交易。嘉靖二十八年(1549)是十年一次的进贡期限，源义晴派周良为贡使，于嘉靖二十七年(548)秋冬之际来到宁波，六百名随员分乘四条贡船，要求暂泊宁波，以待来年。明朝皇帝不许日方的申请，勒令其回国。十二月，便有几股倭寇大掠温州台州二府，以发泄对明政府的不满。嘉靖二十八年(1549)六月；周良按时来到中国，率百名随员进京。周良向明廷申诉，由于贡船高大，随员百人不够驾驶，必须五百人，贡船三艘，为防备沿途海盗，必须有一艘护航，并非有意违背明朝意志。
嘉靖二十八年(1549)，沿海最大的走私团伙王直集团侵扰沿海，地方官仓皇塘报，明政府正式称为“倭人人寇·，实际是中国首领、以中国人为主，有若干日本人依附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为行动方便，他们也乐意装扮成日本人，同时在中国沿海岛屿及日本九州一带拥有数个据点。如倭寇王直，绰号“老船主”，自称“净海王”，原是徽州海商，因贸易不通便以抢劫为生，流亡日本，盘踞五岛列岛为根据地，在日本平户有家，经营多年，成为最大的海盗首领。同时，因为捕获“真倭”赏赐更多，明朝官兵也乐意把敌人统统虚报为倭寇。 (明史·日本志)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应是真实情况的反映。
兵官，兼辖苏松诸郡，俞大猷歼灭徐海后，进剿倭寇在舟山的老巢，获胜后升任“都督同知”。戚继光则到义乌、东阳、浦江等县募兵练兵，共四千余人，在编制、武器、训练各方面作了革新，尤其是武器方面，专门针对倭寇和弱点而设计，简单实用，他率领这支部队屡战厦胜，号称“戚家军”，倭寇因此不敢进犯台州，戚继光因此升任都指挥。嘉靖四十一年(1562)，嘉靖帝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两人合作扫平了福建的倭寇，嘉靖四十三、四十四两年，两人又联手荡平了广东的海盗吴平。
与此同时，明政府逐渐放宽海禁。朝廷中一些官僚意识到海禁过严，使沿海百姓失去谋生手段，“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商转为寇”，开放海禁是彻底解决倭寇问题的唯一办法。嘉靖以后，明政府采用较为开放的政策，倭寇问题迎刃而解。
16世纪海盗商人――王直
我们要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海盗商人，时隔近五百年，他的形象还是那么鲜明，他的悲剧还是那么沉重。
海盗
1559年冬，海风凛冽。明朝廷的钦犯王直在宁波港口处被处斩。他的头颅落地后滚向海滩，死不瞑目的眼睛直瞪瞪望着大海的万顷碧波。
王直是我国明代大名鼎鼎的海盗商人，按他的活动范围，有人将其列为宁波商人，其实他是徽商。王直出生在远离大海的皖南山区――徽州歙县。在诗人眼里那是山明水秀的地方，百姓只觉得是穷山恶水，三山二水一分田，田又很瘠薄。徽州有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丢，就是让你外出经商闯条生路。王直豪侠智慧，曾经做过盐商，嫌内地禁忌太多，一心要寻找冒险家的乐园。在东南沿海，他找到了。明代中国手工业发达，产品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大多通过东南沿海外销。海商们私造双桅大船，驱使贫民充当水手，“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利可十倍。”在王直眼里，每一朵浪花都闪着银子的光芒。但是明朝法律禁止民间海外贸易，违者处以充军甚至死罪，因而没有强大武装保护的海商是无法立足的。王直羽翼未丰，投奔了徽州老乡――盘据在宁波双屿岛的许栋集团。这个集团以武装保护为盾，抗拒朝廷缉捕和海盗袭击，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王直精明能干，在许栋手下先做管商业的“管库”，又做管军事的“管哨”，成为主要头目。1548年，苏松巡抚朱纨率军围剿双屿岛，许栋被擒。而王直因为有人通风报信得以逃脱。以后，许栋的余党推举王直做了新的船主。王直营运有方，使徽州海商集团迅速崛起，称雄一方。但是，他还有一个劲敌，就是驻扎在横港的海盗陈思盼集团，该集团屡次阻截王直的商船。1551年，陈思盼集团发生内讧，王直成击发难，在陈思盼过生日的晚上，内外夹攻，消灭其武装，吞并商业集团。此后，王直集团势力大振，控制浙江海面。
我们称王直为海盗商人，是因为他亦商亦盗的经营特色。当他们可以正常贸易时，他们就是海商；当他们商业活动受到朝廷海禁政策遏制时，他们就成为海盗。就王直的本意来说，是愿为商而不愿为盗的。在他处于顺境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政治见识，不与朝廷为敌，而是以消灭海盗陈思盼为功劳，请求官方允许合法的海外贸易。他相信，给他大海这个广阔的舞台，他会给自己、给朝廷、给人民带来源源不尽的财富。遗憾的是王直想错了，深居宫中的皇帝怎屑于理解一个海盗商人的情怀？在嘉靖皇帝眼里，自己就是天地宇宙的中心，四海之夷都要向自己进贡。只要一点官方的贡市，接纳四方进贡的奇珍异宝、奇珍异兽供皇室享用就行了。就是没有海外进贡也没关系，在千万赤贫的农民身上敲骨吸髓，就够他挥霍了。怎放心让商人如脱缰野马，逍遥海外？回答王直的只有一句皇族祖训：“片板不得入海！”
明朝廷的数千水师合围王直的根据地。
王直突围逃往日本。在异国的土地上，他重振旗鼓。他占据萨摩州的松蒲津，自称徽王，部署官吏，控制要害，周围“三十六岛之夷”都受他节制。1552年，王直杀回中国，浩浩荡荡带领举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王直在浙江沿海设营，联络三百里，数次打败外强中干的明军。王直集团嚣张了，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能经商则经商。不能经商则抢劫。王直端足徽王的架子，绯袍玉带，金顶黄伞，贴身卫士持刀环伺，好不威风！
大臣
王直财厚势大，武装精良，又足智多谋，什么人能使他落入法网？是王直的同乡――另一个徽州人胡宗宪。
胡宗宪是徽州绩溪人，进士出身。他做御使时碰上大同军队哗变，处险不惊，单人匹马就平息了事态。对待倭寇他毫不手软，曾以毒酒毒死入侵嘉兴的倭寇数百人。督办东南剿灭海盗事务时，胡宗宪深谋远虑。对待实力强大而且有外援的王直集团，他明知明军腐败不能敌，便采取招安政策，使尽心机。两个说客到日本，通过王直的义子王敖见到王直，以同乡之谊套近乎，游说他归降，并许诺将王直的母亲和妻子从金华的监狱中释放，生活上予以厚待。王直动心了，说：我愿意回去。
1557年，王直说服日本各岛大商人，带着庞大的船队，归顺而来。见停泊在宁波岑港的官军戒备森严，王直派遣义子王敖到胡宗宪处，责问：“我们奉诏而来，打算放下武器，为什么现在倒是大军临阵，禁止船只来往？难道您骗我？”胡宗宪传话解释再三，王直依然疑心。他提出要一个贵官做人质。胡宗宪立即派官居指挥的夏正随王敖到王直营中做人质。在此之前，胡宗宪还搞了个类似《三国演义》中蒋干中计的圈套，预先写了一份赦免王直的手谕，吸引王敖去偷看。王敖把手谕的事告诉王直，王直放了心，带着日本商人前往晋见。胡宗宪大喜，盛宴招待。高高在上的胡大人何曾看重与王直的乡谊，只是想利用王直在中国海盗和日本海盗中的威信，取得平倭的全功，进而开放海禁，恢复海上贸易。胡宗宪很善于用人，用同乡。他相信更能用好王直。在朝的胡大人和在野的王直有一个徽州人的共同点，就是愿以贸易致富一方，光大族门。这边宴席上碰杯频频，那边驿站的快马得得奔向京城，上书请求赦免王直。
然而，胡宗宪的上书杳无回音。得到的消息令他胆寒：朝廷中那些坐而论道的君子们弹劾他引狼入室，收受贿赂――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名。胡宗宪恐慌了，改变初衷，将王直交给了对海盗商人持严厉态度的巡案御使王本固，等于将王直送上死路。
皇帝
胡宗宪身为总督大臣，权倾东南。他即使不考虑国计民生，为自己的信义也该为王直力争。但是，他不敢。他不怕那些耳边唠唠叨叨的大臣，怕的是头上昏庸而又暴虐的皇帝。
嘉靖皇帝登位伊始尚有点革故鼎新的气象，却很快堕入昏聩。比如，他开头本信佛教，偶然在佛堂看到欢喜佛，认为淫亵，变下令全国毁佛。其实，他又不是真的正经，迷信房中术，乱搞童男童女，乌烟瘴气。他信奉道教，长期服用有毒的丹药，内火攻心，喜怒无常。他身边的宫人小有过错，便造捶击鞭笞，被活活打死的就有两百多人。有一次，他在宫中昏睡，竟有十几个柔弱的宫女合谋要用绳子勒死他，可见民怨之深。对待大臣，他同样暴虐。嘉靖三十二至三十九年，短短八年，他任命的苏松巡抚频繁更换达十人，“无一不得罪去者”，有的上任路上就被解职，形同儿戏。按照皇帝的命令去平盗建功的朱纨和张经，前者被逼自尽，后者被杀，戎马功劳在皇帝眼里一文不值。天下者姓朱的天下，谁不逊就杀掉，有什么罗嗦！惨痛的前车之鉴教会胡宗宪乖巧，随他王直去吧！随它海外贸易去吧！胡大人到舟山岛捕捉毛色异化的白鹿，作为祥瑞之物献给皇帝，加上一篇马屁文章，博得龙颜大悦，换得厚赏和加官进爵。
王直入狱，海盗商人们感到被侮辱与愚弄，疯狂报复。做人质的夏正无辜惨遭肢解。王敖带领队伍据险死守，死不投降。明军在皇帝限期攻克的逼迫下，拼命围攻，双方死伤无数，血染海疆。最后，海盗商人们突围而逃，在福建沿海成为流寇。
舍人保己的胡大人最终没有能保住自己，被“诬”通盗，“屈”死狱中。戚继光在金华、义乌招募强悍乡民，训练出纪律严明的新军，以铁腕肃清了业已失去商业意义的中国的和日本的海盗。以后，他又镇守北方，维持了摇摇欲坠的明王朝。
掩卷思索，仿佛能听到王直临刑前的喊冤声：“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王直没有觊觎朱明王朝的野心，也不是败在战场上。如何对待王直，是对嘉靖王朝君臣的一次考试。不少大臣认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开放海禁不但于国有利，而且是加强海防的最好办法。胡宗宪还编写了《筹海图编》，描绘经营沿海的蓝图。假如利用王直的威信和才干，平息海盗，使民间海外贸易走上正轨，那么，在中国东南沿海就会出现一条广阔的海上丝绸之路。不幸的是在时代需要巨人的关头，中国掌握在侏儒手中。
就在王直下狱的那天，明朝皇宫发生一场大火，把太和殿、保和殿和中和殿烧个精光，这似乎是上天的警告，但是，皇帝迷梦难醒。
那是16世纪啊，世界进步的一个门坎，欧洲的君主们野心勃勃，支持海盗商人们开拓海外殖民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工业化胚胎已经孕育，整个欧洲浑如一轮朝阳，喷薄而出；而中国明代的末代皇帝们，却沉醉在中华是万古不变的宇宙中心的幻景，用僵化的手腕扼杀了生机勃勃的民间海外贸易，从民间手工业到封建士大夫思想，在铁箍般的封闭中窒息。
境内，一场农民大起义就要爆发。
关外，一个游牧民族的铁骑就要趁虚踏入中原
附：王直制海盗帮规及庭训。
王直别号“五峰”，《明史》有传，这位传奇式的海盗，纵横海上二十年，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承袭徽商传统风范，经商讲究信义，日本方面称他是“大明国儒生，有相当高的教养”。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 不得擅自上岸，违者当众刺穿双耳。再犯，立即处死；
; 战利品全部上缴，两份给船员，八份公共入库。私拿库房东西者，处以死刑；
凡对妇女施暴或强占妇女为妻者，格杀勿论。
汪直，歙县柘林人，又名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汪直姓汪还是姓王，历有争论。《明史》作汪直；《辞海》作王直，并说《明史》作汪直是错误的。汪直对自己姓汪还是姓王没有做正面回答。嘉靖三十六年，他在上疏中写道：“带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隶徽州府歙县民”。据考察，明代柘林村既有汪姓又有王姓。而据黄宗羲称汪直的母亲为汪妪(“直，歙人，母汪妪，梦弧矢星入怀而生”)，以及汪直的侄儿姓汪名汝贤，汪直的义子姓汪，可证实汪直姓汪，非姓王。
辞海》认为汪直出身无赖；《明史》说汪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可知，汪直是一个出身社会地位不高，可能是富庶之家的讲义气、有侠气、智谋善断的人物。汪直年青时与邑人徐惟学等人做过盐商，因惧于“中国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因而转向海上贸易”。嘉靖十九年，汪直与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结伙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今泰国)、西洋等国，往来互市”。嘉靖二十一年，开始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贸易基地。汪直早先出海得到邑人许栋的帮助，后于嘉靖二十三年加入许氏海商集团任“管库”。因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经商经验，获得许栋器重，被提拔为“管哨”，兼理军事，成为许氏海商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
嘉靖二十七年，许栋海商集团被朱纨击溃后，其残部组成一个新的海商集团，汪直为舶主，以舟山烈港为贸易基地。烈港位于定海县西北50里，距舟山城55里。嘉靖三十年，汪直打败吞并陈思盼海商集团后，就完全取得了江浙东南沿海的控制权，由是“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汪直海商集团成为东南沿海，乃至中国海商集团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
汪直在击溃陈思盼海商集团的当年，还应宁波府通判的请求，降服盗贼陈四一伙。次年，又应定海卫把总指挥的请求，打败围攻舟山城的“倭寇”。然后在舟山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自称净海王，井抱着将功赎罪的心理，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期求做一个合法的商人。朝廷不仅未答应通商互市的要求，反而派总兵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于是汪直去了日本，在日本萨摩州的淞浦津建立贸易集地，自称徽王，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汪直带着报复的心情于当年率领巨舰百余艘，“蔽诲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这就是影响很大的“壬子之变”。汪直航行于中日海上的巨舰“方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栅木为城，设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百余艘就是20余万人，可见其集团势力之大。
??从此，“比年如是，官军莫敢撄其锋”，“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嘉靖三十二年，汪直又到舟山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又遭俞大猷偷袭，汪直又去了日本。从此汪直以日本平户与萨摩一带岛屿为主要贸易基地。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汪直东归柘林，“连络三百里，如老鹳嘴七八里之间，皆其部落之所屯聚也”。八月，攻下嘉定县，接着在师家滨大破参将许国、李逢时。汪直再次提出开放诲禁、通商互市的要求。明王朝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利用汪直不想对抗朝廷，只求开禁互市的心理，采取了诱降策略。嘉靖三十四年，浙江总督胡宗宪先将汪直的母亲及妻儿做为人质，然后派特使蒋洲、陈可愿到日本说降汪直。汪直的条件“惟愿进贡互市而已”。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汪直回到舟山岑港。他仍认为擒盗贼有功于朝廷，又无死罪，再次向朝廷上疏要求通商，通过胡宗宪转交，汪直自己在岑港候讯。而胡宗宪以物利引诱与军事恫吓双管齐下。时徐海海商集团已覆灭失去倚靠，岑港四周皆被包围，而汪直还不知道朝廷已下达了诛杀他的密旨。
??汪直在“昔汉高谢羽鸿门，当王者不死，纵胡公诱我，其奈我何”的复杂心情下，于十一月份入胡宗宪总督府。胡宗宪待汪直既有同乡之谊，又有收归己用之心，因朝廷中禁海派与开禁派争斗激烈，使胡宗宪处于两难境地。嘉靖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汪直被捕入按察司监狱。在狱中，汪直的生活有充分的优待，“衣食卧具拟于职官，凡玩好之物，歌咏之什，罔不置之左右，以娱其心，少有不怿医进汤药以调护焉”。汪直被执入胡宗宪府之后，其部属声明要为汪直报仇。毛烈率众踞岑港，“绝塞诸道，止通一径，险隘难行”。岑港位于舟山城东45里，“四山峭立，海环其外，入口仅容一舟，别无他道”，历来是舟山的出入门户。后来胡宗宪改变策略，围而不战，既绝岑港后援，又绝岑港供给，最终使毛烈诸众“毁巢掠舟，移辎而遁”，汪直海商集团势力大衰。由于朝廷中严禁与开禁两派的斗争，汪直系狱近二年，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斩王直于肖城官港口”。汪直被小轿子抬到杭州官港口法场，刑前，汪直要求与儿子见面。汪直把束头发的金簪交给儿子，相拥而泣，不胜怨恨，而伸颈受刃，至死不求饶。汪直的亲生儿子随母在原籍柘林，后被骗人胡宗宪府做人质。汪直死后，其妻子“没入成国公家，至今子孙尚在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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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王朝重农抑商，对外垄断 “ 贡市 ” ，禁止商民出海活动。明清王朝厉行海禁，严禁商民出洋贸易，下海出洋者被视为奸徒、海盗。纵观中国历史，许多所谓海盗，并非残忍好杀之海盗匪类，应该肯定他们是海上英雄豪杰之士。近年来，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和研究中国历史上海盗活动问题，这反映中国学者和文学家对历史上海盗有了新的认识。
海盗 “ 祖师 ” 孙恩
东晋末年，孙恩和卢循领导的海上大起义，从公元 398 年至 411 年，前后历时长达 13 年，有近百万人的海盗大军，转战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纵横东海、南海两大海洋。如此波澜壮阔的海上武装起义，是中国海盗史上所罕见的。
孙恩，字灵秀。世奉五斗米道。东晋孝武帝时，其叔父孙泰为五斗米道教主，在民众中有威信，敬之如神，教徒分布于南方各地。至孙泰遇害，孙恩逃于海，在海上聚合亡命，志欲复仇。公元 399 年，自海岛帅其党，杀上虞令，乘胜攻取会稽，队伍迅速扩大，壮大至数十万人。孙恩转战绍兴、宁波、舟山、台州、温州、南京、杨州等地。
卢循，字于先， “ 神彩清秀，雅有才艺 ” ，善草隶、弈棋，是个文雅之士，公元 402 年，孙恩作战失败投海自杀。余部由卢循为主，转战广州、长沙、南昌、南京和广东各地，于公元 411 年失败。孙恩、卢循海上反乱被称为 “ 中原海寇之始 ” ，为后世海盗活动提供了经验。后人常称海盗为孙恩，孙恩成了海盗的代名词，这就是海盗祖师孙恩的由来。
浙东 “ 海精 ” 方国珍
方国珍是浙东台州黄岩县洋山澳人，出身贫苦。史书说他 “ 身长七尺，貌魁梧，面黑体白，坚毅沉勇，力逐奔马 ” ，有歌谣 “ 杨屿青，出海精 ” ，为方国珍起义作舆论准备。元朝未年，公元 1348 年方国珍海上起兵，转战浙苏，二十年间分居浙东三郡，威行海上阻抢粮运，在推翻元王朝的武装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方国珍后归顺朱元璋，被朱称为威行海上的英雄豪杰。
东南私商领袖 —— 净海王王直
王直，徽州歙县人，少任侠，多智谋。 众所周知，明王朝闭锁国，实行海禁。王直长期从事海外走私贸易，开辟宁波双屿港，他既是海商集团首领，又是海盗魁首。那时候，江浙海上海盗分群分党，形势复杂。 “ 素有沉机勇略 ” 的王直依仗强大实力，攻灭多股海盗，千里海疆悉归王直控制。王直靖海有功，多次上疏请求朝廷开放海上通商贸易，被拒绝，反遭官府水师围攻。王直突围逃到日本，重振旗鼓，嘉靖三十一年，即公元 1552 年，率庞大的武装船队进犯东南沿海，攻城掠地，江浙为之动摇，官军望风披靡。王直占据定海，自称 “ 净海王 ” ，后称 “ 徽王 ” 。
明朝廷武力征剿失败，就改换手法，逮捕了王直徽州老家的妻儿母做为人质， 派员日本，欺骗王直同意解除海禁开市通商，设计诱捕王直，王直入狱后两年，被朝廷下令斩杀于杭州官巷口，至死不屈。当时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无他罪状，杀之无理。徐光启为他鸣不平说： “ 王直向居海岛未尝亲身入犯，招之使来，量与一职，使之尽除海寇以自效。 ” 十分明显，捕杀王直是不得人心的。王直临死前预言： “ 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 王直是明嘉靖时期徽州商人和东南海商代表人物，东海枭雄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明末 “ 海上大王 ” 郑芝龙
郑芝龙，字日甲，福建南安县石井乡人，明末著名海盗兼大海商。在海上拼搏几十年，演出独具特色的三部曲：早年离乡背井闯世界；继而当海盗，兼营海商，亦商亦盗；最后由盗而官，亦商亦官。像他这样一身商、盗、官三种名份与经历的人，中国历史上实不多见。
郑芝龙从事海商活动范围广泛，从海上到陆地，从国内到国外，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有过接触。在海外商业竞争中，他善于经商，大获其利，成为富可敌国的大海商。当海盗时，拥有千艘舰船与十万部众，入仕明王朝后控制各种海船万艘，能号集大海船三千艘，可称之为世界史上第一个船王。明末，郑芝龙率领武装船队纵横海上，冲击闭关锁国的明王朝，屡败官兵，击退荷兰殖民者几次入侵福建沿海，消灭其它海盗集团，统一海洋，威震东南海上；后入仕任海疆将官， “ 坐论海王，奄有数郡 ” ，专制海滨，垄断海外贸易。
纵横东南海上的福建海盗蔡牵
蔡牵，福建同安县西浦乡人，出身贫苦，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 1794 年），被迫出海为盗。至嘉庆时，部众发展至 2 万余人，大海船二百余艘，蔡牵纵横海上十五年，曾攻略台湾，称镇海威武王。
月团圆,人孤单,
万里中华复兴路,网络你我声气连;
家国事,多忧患,
天下风云出我辈,江湖啸傲敌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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