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批“余”这场“最严厉的抨击”

近日，一家小报派人到上海调查作家余秋雨。回来后，分两次发表了7个版的报道。报道中，对余的情况作了一点澄清，也有几篇说公道话的文章，但从总体倾向上看，仍然属于批判和清查。 　　这场批判是由民间人士发起的，是游离于党的政策轨道以外的。它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长达七年了。文章仅辑录起来的，就有三四本书，约百万言。新时期以来，围绕一个作家，作这么长时间的、倾盆大雨式的批判，还绝无仅有。 　　这场批判，具有围攻的一切特征，绝非文艺评论可以解释。 　　文艺评论是就文论文，它分析的是文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本质真实性等等，而这场批判，除部分文章论及学术，或说它矫情，或挑其文字错讹以外，其余大部分是要余忏悔：他在文革时期参加过哪个写作组织，写过哪些文章，说过哪些错话，而且词严句厉，形同拷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有这样的文学评论吗？ 　　文艺评论从不同时办案，而在这个批判中，有内查外调。外调时，把判过徒刑的、当过“三种人”的，风烛残年的，都请来或找到了。调查的发问也相当详尽：余“文革”时是在戏剧学院还是在四人帮的写作组？他在“石一歌”小组待了多长时间？写了些什么？有这样处理文学作品的吗？ 　　文艺争论如毛泽东所说，是在“打军仗”。你从文章来，我回文字去，或温文尔雅，或词锋锐利，但绝不讲脏话。而这场批判却不然，它的文章声色俱厉、粗暴武断，什么“文革余孽”、“四人帮文胆”、“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充当“专利主义者”的“帮凶、帮忙和帮闲”；说他的文章是“中国文化沉沦的象征”，是“三流诗人的呓语”，是“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异”；说他这个人是“一个不忏悔的人，一个缺乏起码的良知的人，一个履历充满肮脏的记录的人，一个在遗忘再次犯罪的人。”结果是查来查去，什么也不是，反而查出了他对“文革”的反抗和对“批判”的抵制。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对文学作者实施点舆论监督行不行？舆论监督和文学评论不是一个概念。如果硬要“监督”，那也是对文学作品总体思想政治倾向的“监督”，哪有对作家作“政治鉴定”的？前皇帝，前战犯，前汉奸，他们一个个都有出版权利，为什么对一个抵制过“批邓”的、政治倾向进步的作家，却百般刁难，不肯放过，有这种“舆论监督”吗？ 　　这一场批判，与正常的文艺评论太不沾边了，与党的文艺方针太不合拍了，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精神太背离了。 　　人们可能以为，这不过是文人相轻的坏习气，或是旧知识分子中那种“掐尖”作为。我也说可能是，但又不全是。有一位先生想从理性上阐发这场争论的“意义”，他说：“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他所代表的文化趣味、精神倾向和价值立场是值得认真反思的。”“余总是能恰当地挠到主流文化的痒处。”“余文用窃窃私语和交头接耳向主流暗送秋波。”余的散文“向现实发出迷人的媚笑”，“是用来向主流和市场双重献媚的媚语”，接着又改了用词：“不如直截了当的叫做‘媚语’。”假如教授所指的“主流”和“主流文化”确实有所实指，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那么，不挠这个主流的“痒处”，挠那些低级、恶俗文化的“痒处”，岂非十分危险？ 　　难道报刊在涉余问题上就没有清醒之言吗？有的。有平心静气参与学术讨论的，有交流散文写作经验的，有站出来为余说公道话的，有质疑这场围剿是否妥当的。这些人虽然不多，但他代表了事物的本质与主流，是社会的正义之声。不过，这些声音，还一时扭不过“墙倒众人推”的气势。 　　最近，有家报纸判断：“这个当代文化界的超级肥皂剧还远未到谢幕的时候。”我说，这个超出文化界限、几近专案审查、违背党的方针、伤害人格尊严的“堪称最严厉的抨击”（中华读书报语），不能继续下去了！是回归正常文艺批评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