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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

华国锋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b]"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b]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如今，华国锋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中共的同龄人"。顺便提一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比华国锋小一岁。在1921年，28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华国锋不过是个刚呱呱坠地的婴儿。所以，华国锋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华国锋于1921年2月出生在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吕梁山区，是个山多林密的地方。乡音难改，华国锋后来一直讲一口浓重的山西话。

1928年，7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南关小学。

1934年，13岁的华国锋毕业于南关小学。

1935年，14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学习到1937年。所以，华国锋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写"中学文化程度"。

交城地处晋绥边区，很早就有中共党组织活动。在华国锋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

1938年初，17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交城县[b]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b]，从此改名华国锋。

自从改名华国锋起，华国锋就走上了红色之路。1938年10月，华国锋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章来自《邓小平改变中国》 作者：叶永烈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38年初，17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从此改名华国锋。

自从改名华国锋起，华国锋就走上了红色之路。1938年10月，华国锋加入中国共产党。”

仅１７岁的他上半年进入游击队，１０月就入党，是不是太快了些吧？

从游击队员到共和国主席：华国锋的传奇人生

1938年10月，华国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的峪道河、开垣庄、鳌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随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1945年，24岁的华国锋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从此，人们称华国锋为“华政委”。

1996年初夏的北京，笔者步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光的住处，了解华国锋的情况。武光说，他认识华国锋时，华国锋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候，武光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所谓“晋中区”，是指山西太原周围的几十个县，而华国锋自1945年起担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属于中共晋中区党委领导。这样，华国锋便成了武光的下属。周小舟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华国锋在这时结识了周小舟。后来，1953年10月，周小舟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华国锋的“顶头上司”。

笔者问起武光对华国锋的当时印象，武光如实地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好同志。那时华国锋给我的印象便是正派、老实。”

在194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准备随军南下，以便接收南方的城乡。武光回忆说，当时华北的干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武光和华国锋都是属于“走”南下的。当时的中共晋中区委一分为二，武光奉命把走的干部组建成六套地委班子，每套班子都包括党、政、武、工、青、妇六方面的干部。这样，便于南下时可以接收、成立6个地委。南下时，干部们差不多都往上升一级。1949年1月，28岁的华国锋担任中共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长。这样，他就由县委级干部升为地委级干部。期间，华国锋与韩芝俊结婚。

从华国锋最初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属于“根正苗红”的干部。他在吕梁山打游击，先是打日本军队，后是打国民党军队，经历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那时，年轻的华国锋在战争的烽火中成长，踏实，诚朴，吃苦耐劳，应该说是不错的中共基层干部。不过，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在“宣传华国锋”的高潮中，却刻意把华国锋“塑造”成在二十来岁时就已经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那是为了塑造华国锋"一贯忠于毛主席"的形象，证明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忠实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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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简介

华国锋原名苏铸，1938年投身抗日战争，华国锋名字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1949年后，先后担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接任周恩来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后，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支持下，逮捕“四人帮”。
    不过，华国锋因为肯定文革的理论和政策，提出“两个凡是”论。1981年前后，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之后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直至中共十五大为止。华国锋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中共十七大。

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华国锋是一个好人

谷牧对华国锋的评价是：华国锋是一个好人，在粉碎“四人帮”上有很大功劳，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坏事，他的错误主要是“两个凡是”。毛泽东给他写两句话，“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他是不会突破的。他从一个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上来，对全国情况了解不够，缺乏经济工作经验，从资历、能力、水平等方面看，让他担任总理和中央主席职务，是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情况。他当然不能和邓小平等人相比。

谷牧说：记得有一次中央开会，会议散会时江青说：谷牧留一下。我留下后，江青追问我为什么把30万吨乙烯工程放在大庆。我对她说：乙烯是以石油为原料的，把加工设备放在原材料产区，符合经济规律要求。但江青不讲理地说：我不懂也不管这些，我只问你是谁说的把乙烯工程放在大庆的。我对她说：我知道是谁说的，但不能告诉你。但江青硬是无理地纠缠，逼我说出来是谁定的。这时华国锋慢步走来说：你们在吵什么？我向华国锋说明了原由，华一句话就把江青给支跑了，他说：这是毛主席定的。江青一听是毛主席定的，夹着皮包，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江青这个人完全不讲理。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华国锋的民主作风难能可贵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财经》第9期上撰文回忆，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摘登如下。

5月18日，晚饭后，父亲耀邦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

我们《理论动态》下一期要出一篇，“历史潮流和心有余悸”。我这半年来

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文章说:在“四人帮”唯心主义盛行的年代里，造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根本无视人民的喜怒哀乐，专门讲究摸“四人帮”的脉搏，摸江青的脉搏，靠所谓“摸精神”吃饭。有的人摸来摸去，摸得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都没有了。……心中装着人民的人是最强大的人，他们无所畏惧地在惊涛骇浪中沉着前行。心中没有人民的人是最虚弱的人，最后难免被历史的巨浪淹没或抛到一边。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华国锋同志看了两遍。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两人共同工作长达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初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问耀邦同志:我们在湘潭“四清”，毛主席来长沙，要听我们的汇报，你怎么没有来？耀邦回答:当时我在乡下，又感冒，怕传染主席；再者，有些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担心主席提问，我回答不出来。华国锋说:应该来，我感冒也要来。

父亲给我讲过这个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谁对谁错，来也对，不来也不能说不对。两人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伟大事业，都是忠诚不渝的。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国锋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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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抓捕“四人帮”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挽狂澜于既倒的重大行动，因用异常方式事实上结束了“文革”十年的历程而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具有不可估量影响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之一。

但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内幕，多年来处于模糊状态，许多谈论大概都依赖于范硕的《叶剑英在1976》和《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两书所提供的内容。近年来，随着一些高层知情者、尤其是高层亲历者的披露，使我们对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清和越来越细的了解。

谁是第一时间的首倡者？

在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谁是首倡者？对于这个重大而关键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叶剑英，一说是华国锋。那么，哪种说法可靠呢？

依照前面所提的范硕的说法: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叶剑英有意识地主动接近和靠拢华国锋，逐渐说服了处于犹豫不决、彷徨不定的华国锋，并帮助和促使华国锋下定决心，与叶剑英一道结成联盟，指挥其他参与者，粉碎了“四人帮”。例如，范硕写为毛泽东吊唁期间，叶剑英发现华国锋正为“四人帮”而苦恼，便劝华国锋要敢于起来斗争时，这样记述: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竞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华国锋表明了态度。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从以上记述看，叶剑英是主动，华国锋是被动；叶剑英态度坚决而明朗，而华国锋则决心未定。

可是，依照一些亲历者的说法，华国锋才是真正的首倡者。《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发表了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的《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文中写，1999年3月9日上午，华国锋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华国锋口述:

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请看，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华国锋也是急不可待地开始主动出击了。没有任何人的劝说，他就下定决心要搞掉“四人帮”。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l期刊登了程振声的文章，叫《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该文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该文说: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皇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华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以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十分钟。

新近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也证实了确有此事，时间、事情经过、谈话内容与程振声一文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吴德回忆录说，华国锋去李先念家不是突然造访，而是事前给李先念去过电话约定。

从以上华国锋本人的口述、吴德本人的口述和程振声的文章看，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态度是积极而主动、鲜明而坚决的，甚至可以说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里面还有两个细节不一致。一是，华国锋本人说是他请李先念来家中密谈，而吴德和李先念却说是华去李家密谈的；二是，华国锋说的时间是10日即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而吴德和李先念说的时间是11日，相差一天。虽然有人曾经在《党的文献》2001年3期撰文认定是11日，但这些细节恐怕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核准。

《吴忠传》也提到华国锋找李先念之事，写道:“华国锋秘密走访李先念，请李先念找叶剑英谈两个问题:要不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该书证实了有此事，但未提到时间。

华国锋之所以主动出击，是被“四人帮”逼出来的。根据吴德、邬吉成等人的回忆和一些可靠文献的记载:9月10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授权，便指示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凡报告和请示，均与米士奇直接联系。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通知后，满腹狐疑，立即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获悉后，即找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进行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正式向全国通知: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办值班室；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直接向华国锋报告。

这件事给予华国锋触动极大，他万万没想到“四人帮”如此急不可待。华国锋清楚地看出:其一，王洪文这个动作，是企图架空他华国锋本人，进而染指和谋取中央最高权力；其二，“四人帮”没把他华国锋放在眼里，虽然王洪文的图谋遭到挫败，但他们还会继续使招，他华国锋与“四人帮”的较量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而已!“四人帮”的急不可待，逼使华国锋也急不可待，于是他立即委托李先念联系叶剑英。所以，是王洪文的出击动作之因，结出了华国锋的反击动作之果。

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叶剑英首倡说可信，还是华国锋首倡说可信？华国锋首倡说可信。理由是:首先，华国锋本人是亲历者，且有多方证据支持；其次，根据吴德口述:华国锋曾亲口告诉吴，当时叶剑英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问题，曾先后两次去华家。据我查证，实际上有三次，一次是在9月21日，另一次是在10月2日，还有一次是在10月5日，这三个时间表明，叶剑英已不具备在最高层首倡的机会和条件了。再者，密商粉碎“四人帮”之事，直接关系到每位参与者的生死存亡。在没有摸清和了解对方政治态度之前，谁也不会、也不敢张口，谁都会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否则就会搭上身家性命。因此，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除了华国锋有资格、有本钱首倡之外，还无第二人能做。历史选择了华国锋首倡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亲自出面寻找政治局层面的同盟者

华国锋动作迅捷，给李先念布置完任务后，马上又于9月11日亲自出面找汪东兴谈话。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地位显赫，大权在握。华国锋要解决“四人帮”，非得依靠关键人物之一的汪东兴不可。汪东兴与“四人帮”关系紧张，曾多次被他们刁难和伤害，故当华国锋征询意见时，汪东兴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13日，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后，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在未见异常情况下，突然转往西山，到叶剑英处传达华国锋的委托。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两人都表明了态度，但并未深谈。吴德口述历史中也说:当时叶剑英非常谨慎，没有与李先念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回来当天，李先念即向华国锋汇报了叶、李谈话内容和叶的态度。摸准叶剑英的态度，对华国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叶剑英是政治局常委、长期主持军委工作的老帅，在军队享有极高威望。有了叶帅的支持，就差不多等于有了整个军队的支持，并且在政治局常委开会和政治局开会时，又有了一个坚定而可靠的支持力量。叶、李的明朗态度，使华国锋心里有了底，帮助和推动了华国锋进一步扩大动作的范围。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提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话音刚落，纪登奎就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纪这样一表态，别人就不好再说下去了。因为大家互不摸底。本来华国锋是想了解这些政治局委员们的态度，以便寻求更多更大的支持力量，做好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在这么大的范围谈论如此敏感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华国锋决定改变工作方法，搞“个别串连”，同信得过的人士密商。

纪登奎的这一表态，使华国锋和其他积极参与者不得不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这样一来，在粉碎“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中，纪登奎没有起到和发挥任何作用。这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是非常遗憾的。虽然纪登奎被边缘化，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出卖华国锋等人，也没有向“四人帮”集团透露有关“9·16”会议的任何情况。

“9·16”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以华国锋为首的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联盟已初步形成，并且这个联盟在第二天即9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关于毛泽东手稿如何处理，二是毛远新要不要回辽宁。江青带头发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跟着起哄。华国锋、叶剑英联手迎击，汪东兴配合默契，在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四人帮”的阴谋再次受挫。斗争考验着人，也帮助华国锋认识了人，认清了人。

为了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华国锋曾先后4次与政治局委员、代叶帅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上将商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还同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上将商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两位上将均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华国锋亲自出面做工作，收到了很好成效，争取到了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所以，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华国锋敲定粉碎“四人帮”的最后方案

华国锋与政治局多数同志沟通思想后，便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着手解决“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方案。

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从9月13日收到华国锋的信息，至亲到华家拜访，中间隔了整整9天。对于叶剑英来说，这是漫长的9天。因为他在这9天中一直苦苦思考要不要回答华国锋？怎样回答华国锋？叶帅一生谨慎，对解决“四人帮”这样的大事，他绝对不敢掉以轻心。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他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暗中仔细观察华国锋。经过9天的痛苦思考，他认定:华国锋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信得过，靠得住!他应当坚决支持和大力辅佐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推动下，他与华国锋进行了历史性的晤谈。在商量如何处理“四人帮”的方式问题上，两人初步确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案，并决定把这个方案在可靠的高层同盟者中秘密征询意见。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最佳实施方案。吴德支持华国锋的决心，说: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抓起来再说，二是开会投票罢免。开会又分两种方式:一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投票决定，“四人帮”顶多有4张半票，这半票指的是跟“四人帮”跑的吴桂贤，时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而华国锋这一派占有多数；二是召开中央全会投票决定。华国锋与李先念、吴德全面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认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反复掂量，“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这天晚上，华国锋、李先念、吴德三人还讨论了什么时候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在这次密会上，华国锋提出了“早比晚好，越早越好”的行动方针，李先念、吴德均表示赞同。考虑到毛泽东主席的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的悲痛情绪还未调整过来，三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三人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结束。华国锋再次委托李先念将他们三人的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剑英获悉后，表示完全同意。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9月26日的小型会议最终确定了粉碎“四人帮”的解决方案和初步确定了粉碎“四人帮”的解决时间。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曾对李先念、吴德二人说:正是由于这次会议，他才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一旦定了这个决心，华国锋等人就再也没有犹豫过和动摇过。

“9·26”会议还意味着，华国锋实际上已获得政治局多数的支持。这就为华国锋等人在尔后的“9·29”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挫败“四人帮”的政治阴谋奠定了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共同基础。

华国锋主抓方案的落实及具体措施

此时，“四人帮”也在抓紧活动，抓紧准备。张春桥曾两次到中南海江青住处长谈。9月28日，江青在迟群等人陪同下去了昌平驻军某部，王洪文去了河北保定驻军某部，张春桥去了通县驻军某部。“四人帮”抓“枪杆子”的活动，不能不引起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9月30日晚，中央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首都各界人士国庆座谈会。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等人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三人又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再次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由于9月29日晚“四人帮”大闹政治局，双方斗争激烈，阵线已基本明朗，所以叶帅与汪东兴已经清楚彼此在同一战壕，故谈话直接进入主题。叶剑英指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形势逼人，不能再拖了，要以快打慢。这次叶、汪会面，有可能是他们之间为粉碎“四人帮”而进行的第一次直奔主题的敞开心扉的谈话。接着，叶剑英又马不停蹄地再次造访华国锋商谈，希望华尽快下手解决“四人帮”。

当晚，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俩人沟通了相互与叶帅的谈话内容后，华要求汪赶快拿出一个具体执行措施，汪答应第二天拿出后再来向华汇报。

据吴德回忆:也是在l0月2日这天，华国锋来到吴德住处。华国锋、吴德、汪东兴向来过从甚密，且吴德与华国锋同住东交民巷，来往也方便。华国锋要求北京市委积极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行动，吴德提出“四人帮”在北京市的爪牙如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应隔离，华国锋表示同意。

要彻底粉碎“四人帮”，还必须保证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这两支武装力量掌握在正义一方，因为胜负的砝码在很大程度上就押在这两支武装力量身上。动用这两支武装力量，则直接牵涉到两个关键人物，一是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二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在华国锋看来，汪东兴绝对可靠，但吴忠还不了解。吴德向华国锋保证:吴忠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于是，华国锋秘密召见了吴忠，并向他进行了政治交底，吴忠当即表示:绝对听从党中央、华总理指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实际上，在华国锋之前，叶剑英已通过吴忠的老上司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这条渠道，做通了吴忠的工作。吴忠请苏振华转告叶帅:只要我吴忠在，除了来自华总理和叶帅这个渠道的命令，任何人都休想调动卫戍区的一兵一卒。

10月4日下午，华国锋要吴德到他住处，俩人再一次全面检查了准备工作以及哪些环节尚未完善需要补救等等。与此同时，叶剑英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俩人商量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当日下午5时，吴德离开华国锋家，谁知吴德刚到自家，华国锋来电话又要他再去。吴德急忙赶去，见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汪东兴向华国锋、吴德通报了他和叶剑英商量的行动方案，三人商定:由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届时由汪东兴负责抓捕“四人帮”；同时，由吴德和吴忠负责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并派卫戍区部队迅即控制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以及中央机关、北大、清华等单位和学校，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吴德后来说，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了。

哀悼!

历史会记住伟人的！

我们年轻一代对他知之甚少，但父辈们对他影像颇深
我们只知道毛、邓、江及胡四代领导集体

除了主席，應該說是集體領導，，雖然顛倒了一下位置，但是涵義大不一樣

305医院设华国锋灵堂 各界人士前往吊唁

曾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20日中午病逝，其灵堂已在其生前接受治疗的解放军305医院设立。祭奠活动将于22日正式展开，追悼会的日期仍在协商之中。

香港《文汇报》报道，在305医院21日傍晚可以看到，华国锋的灵堂设在医院最西侧的小礼堂内，礼堂门前的30余个车位已全部腾空，并放有“明天有重要活动，请勿停车”的告示牌。

　　进入灵堂，华的遗像悬挂在礼堂正中位置，两侧摆放了两个花圈，左侧一个写着“华国锋处全体工作人员敬挽”；右侧一个则为其家人所献。消息人士透露，22日起，这里将开始接受各界悼念。考虑到当天可能下雨，签到桌已放在室内。对于是否将有国家领导人前来悼念，现场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不知道。

　　华宅大门21日一直紧闭，谢绝来客。有一队武警在周围巡逻，气氛稍显紧张。面对询问，一位执勤战士不愿多谈，只表示：“华主席遗体目前不在这里。”据悉，华宅没有安排针对一般市民的追思活动。

　　临近中南海北侧的305医院，是中共中央直属的综合性医院，尤以老年病治疗见长，一些重要领导人曾在此就医或住院治疗，周恩来、薄一波、王光美等均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目前，305医院除承担部分中央及部队领导的医疗保健任务外，也向社会开放。

我从小，我爸爸就向我讲解华主席。所以我在我6岁就知道了华主席。我现在还记得爸爸小时候买给我的一本书。就是华主席去大寨视察。

香港《文汇报》消息，据悉，华国锋治丧委员会已经成立。有消息表示，华国锋遗体告别式初定31日上午9点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但另一消息人士则指出，告别仪式具体时间并没有最后公布。

    近日前往华国锋灵堂吊唁的海内外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毛泽东、刘少奇、叶剑英、李先念、杨尚昆、薄一波等开国元勋后人也在其中。

    灵堂内外摆满了花圈、花篮和挽联。前来吊唁的不仅有政界、军界代表和一批开国元勋子女，还有不少是来自海外的华人和侨胞。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秘书长任兴亮表示，华国锋逝世几日来，世侨会已经接到很多海外华侨华人电话，对华国锋的去世深表哀痛，让世侨会转发的唁电已达上千封。有的海外华人华侨，甚至不惜迢迢万里赶到北京，亲自到华国锋灵堂吊唁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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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原帖由 [i]无花无酒[/i] 于 2008-8-22 10:15 发表 [url=http://www.cfdd.org.cn/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51159&ptid=56520][img]http://www.cfdd.org.cn/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我们年轻一代对他知之甚少，但父辈们对他影像颇深
我们只知道毛、邓、江及胡四代领导集体 [/quote]


邓根本不算，华才是第二代领导。

根本就没打算承认.
不见电视里宣布消息时只称华曾担央党和国家重要职务.
搞得好多90后80后人问华国锋是谁?

远离政治的日子

北京市西皇城根经委9号院，葡萄架依然繁茂，却再等不来热爱它的主人。

8月20日12时50分，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一位在华国锋身边工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老人今年住了3次院，先是肾衰，而后主要是心脏的病症，去世的时候，胸部全是积液。

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4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质意义。位于西皇城根的这个9号大院，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

与葡萄的约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在1988年4月份拜访过华家，华国锋的妻舅向记者透露:早在1983年，华国锋就到北京郊区找了几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

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些种果树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园，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跟华国锋切磋一些果树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葡萄。

记者在1988年拜访华家时，就看到院子里有两个很大的葡萄架。老人告诉记者，在最多的时候，这里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不仅全家人共享，还要送给部队的战士。“味道真的很好。”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说。

这样的葡萄华国锋却只能吃1到2粒。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华国锋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考察全国18个省、市，到上海时因肚子疼住院，才发现患了糖尿病。此后，他的饮食被严格控制——1988年，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晚上1两。

有时候也会破例。有一次吃饺子，华国锋吃了十多个，还想吃，经过夫人韩芝俊的批准，又给了两个——韩芝俊比华国锋小10岁，山西五台县人，其父韩七海在抗战时期曾任五台县游击队队长，“很勇敢，能杀敌”。

外孙女王苏佳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这葡萄还没长出来，他就会告诉你，它在什么时候会长成什么样。”

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华国锋亲自管理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从心时，他就在一旁指挥，由司机、厨师、医务人员或者警卫战士完成修剪的工作。“遇上刮风的日子，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

除了葡萄，院内还种了其他的果树，有樱桃，还有苹果、李子、桃、核桃等。王苏佳自豪地向记者描述:一进这个院，满眼都是绿。

简单的晚年生活

在这个绿意盎然的院子里，韩芝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先是在菜园里劳作，半个多小时后把华国锋叫醒。华国锋醒来后，会在院子里走一圈，或者在屋子里坐一坐，就到了早饭时间。

据王苏佳介绍，华国锋的早餐以牛奶为主，有时会加个鸡蛋羹，但他一直习惯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时吃点烤馒头片，或者油分较少的麻花，花卷、馒头也会吃一点。菜则以圆白菜为主，或者炒洋葱。华国锋的牙口很好，馒头片喜欢吃烤得很硬的那种。

吃完早饭，华国锋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报纸的种类很多，不仅有党报，还有都市类报纸。华国锋看报纸很痴迷，“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走他。”王苏佳说。

午饭以面条为主。据跟随华国锋20多年的厨师谢师傅介绍，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猫耳朵、刀削面，华国锋都爱吃，还喜欢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华国锋，一辈子都在吃家乡的面食。

午饭过后，华国锋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点。如果身体允许，他有时会见一到两拨客人，客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山西的老乡，有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时代朋友的后代，还有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

晚饭则很简单，喝点粥，吃点饭，有时吃个烧饼。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

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华国锋原名苏铸，1938年参加革命时改名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他的子女都不姓华，而姓苏。大儿子苏华，原在空军某部，现已退休；二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也已退休；大女儿苏玲，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今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被安排担任华国锋的生活秘书。

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毛泽东、胡耀邦的后人，还有刘少奇的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8月22日，在北京305医院华国锋的悼念现场，记者见到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灵堂内，摆放着叶剑英、李先念、杨尚昆等前中共高层领导的家人送的花圈。

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则以慰问居多，有时候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能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

这些到访的客人，事先要跟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约好。曹万贵是华家名副其实的大总管，今年66岁，从1968年华国锋还在湖南任职时就开始跟随华国锋，到今年已经整整40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于这个一生服务的老上级，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胸怀很宽广。”

“他还一直想看奥运。”王苏佳说到这儿有些伤感。今年8月1日曾出院回家时，家人以为能了了他这个心愿，但只在家待了两天，就因为病情再度恶化又进了医院。跟随华国锋8年的司机朱春华清楚地记得，8月2日奥运彩排给他票时，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

这一次住院，华国锋就再也没能离开医院的421病房。

“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

除了散步和练气功，练字是华国锋后来发展的一个锻炼项目。

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父亲近些年潜心练字，技艺大有长进，跟一些书画名家也多有切磋。启功对华国锋的字曾给过很高的评价。华国锋有时会参加一些小型笔会，家中的老照片曾经留下他与李铁梁、姚俊卿等书画名家切磋技艺的场景。

在华国锋政治上如日中天的1970年代中后期，华国锋的题字曾经获得广泛赞誉。引退后，他的墨迹也渐渐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像是在折射历史。

近些年，华国锋的题字又常能见到。在一些风景名胜，如湖南张家界、陕西华山和山西壶口，都能看到华国锋的墨迹。行内人评价华国锋的字为“浑然大气、骨力尽现”，他在85岁时写的“清静”二字，见过的人评价为大气、从容、很见功夫，如今高悬在华家会客室中央。

有人练字意在静心，但华国锋似乎一直很平静。接近他的人说他比较能想得开，还用一个故事加以诠释:华国锋刚退下来时，有一段时间因心脏病住在北京医院，当时《少林寺》刚开始热映，医护人员也心神不定，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把这个片子调到医院来放。医生劝他别看，说里面打斗很凶，对心脏病无益。“勿忧，我知其戏均假。”华国锋说。

他的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这些，他就摆手不听——直到去世，华国锋脑子都非常清楚，王苏佳说，姥爷从来没有叫错过人名字。厨师谢师傅则对华国锋的记忆力印象深刻，他说有些以前来的人，家人和他们都记不得了，华国锋还记得很清楚。

对于子女，华国锋一般不会严厉批评，但会要求他们好好努力，除了时时鞭策，“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王苏佳说。

几个子女，既无出国的，也无经商的，本本分分，普普通通。大儿子苏华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很朴素，没有架子，与同事关系很好。”

华家的客厅很高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米，中间摆着一圈沙发。客厅的布局与毛泽东的书房一样，在客厅的南面，有七八个书柜一字排开，右边是马、恩全集，左边则是一些线装的古书。书柜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上面还有一只会报时的小闹钟。

华国锋平时很少出门，不便可能是原因之一。有一年，他戴着口罩去地坛看庙会，还是被人认出，群众拥挤围观，周围的治安人员赶忙阻拦，有群众还拿出相机拍照，华国锋的口罩也被挤掉，他急忙坐车离去。

还有一次，华国锋夜里去王府井，被一些工厂的工人发现，问:“是华主席吗？”华国锋说:“我不是。”又说:“天已经晚了，快回去休息，明天还要上班。”

但一年中有两天，华国锋是一定要出去的。一是毛泽东的诞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泽东的忌日:9月9日。他会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b]图：华国锋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b]

[img]http://www.chinanews.com.cn/tp/shfq/news/2008/08-31/U43P4T8D1365931F107DT20080831165940.jpg[/img]
图为华国锋夫人韩芝俊(中)率子女在告别仪式上。中新社发 韩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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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华国锋大女儿苏玲一家向父亲华国锋作最后的告别。中新社发 韩凯 摄

[img]http://www.chinanews.com.cn/tp/news/2008/08-31/U43P4T8D1365939F107DT20080831172028.jpg[/img]
图为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左二）在告别仪式上。中新社发 韩凯 摄

[img]http://www.chinanews.com.cn/tp/news/2008/08-31/U43P4T8D1365940F107DT20080831172107.jpg[/img]
图为90多岁高龄的中国前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右）和周恩来总理秘书罗青长之子（左）出席告别仪式。中新社发 韩凯 摄

[img]http://www.chinanews.com.cn/tp/news/2008/08-31/U43P4T8D1365940F116DT20080831175410.jpg[/img]
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img]http://www.chinanews.com.cn/tp/news/2008/08-31/U43P4T8D1365941F107DT20080831172141.jpg[/img]
图为解放军礼兵抬着华国锋的灵柩缓步走出告别大厅。中新社发 韩凯 摄

[img]http://www.chinanews.com.cn/tp/news/2008/08-31/U43P4T8D1365942F107DT20080831172213.jpg[/img]
图为华国锋夫人韩芝俊（前排右二）在子女的陪同下目送华国锋灵车离去。中新社发 韩凯 摄

[img]http://www.chinanews.com.cn/tp/news/2008/08-31/U43P4T8D1365942F116DT20080831174602.jpg[/img]
图为当日清晨7点28分，华国锋的灵车从北京医院驶出。中新社发 韩凯 摄

8月31日上午，原中共领导人华国锋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华国锋因病医治无效，于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来源：2008年08月31日 中国新闻网


[b]华国锋同志遗体在京火化[/b]

[img]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8/31/xin_2320805312018093220523.jpg[/img]
8月31日，华国锋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这是胡锦涛与华国锋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李涛摄

华国锋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新华网北京８月３１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的遗体，８月３１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１２时５０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７岁。

　　华国锋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华国锋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３１日上午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华国锋同志”，横幅下方是华国锋同志的遗像。华国锋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９时许，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王刚、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云山、李源潮、张德江、徐才厚、郭伯雄、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尉健行、李岚清、吴官正、罗干、何勇、令计划、路甬祥、华建敏、陈至立、李建国、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梁光烈、马凯、孟建柱、戴秉国、曹建明、杜青林、白立忱、陈奎元、李兆焯、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郑万通、邓朴方、万钢和杨白冰、丁关根、张万年、吴仪、曹刚川、王汉斌、邹家华、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曹志、顾秀莲、盛华仁、肖扬、贾春旺、宋健、孙孚凌、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李贵鲜、徐匡迪、张怀西、李蒙，中央军委委员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以及傅全有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华国锋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华国锋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华国锋同志的生前友好和家乡的代表也前往送别。

　　华国锋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往医院看望或以各种形式向其亲属表示慰问的还有：王乐泉、王兆国、刘延东、汪洋、张高丽、俞正声、薄熙来、李鹏、万里、乔石、刘华清、曾庆红、王沪宁、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周铁农、蒋树声、陈昌智、严隽琪、桑国卫、王胜俊、廖晖、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马万祺、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黄孟复、董建华、李金华、林文漪、厉无畏、罗富和、陈宗兴、王志珍和李德生、肖克、张劲夫、黄华、彭冲、王芳、谷牧、吕正操、郑天翔、刘复之、田纪云、迟浩田、姜春云、钱其琛、曾培炎、张震、倪志福、陈慕华、孙起孟、雷洁琼、李锡铭、王丙乾、王光英、吴阶平、彭珮云、周光召、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热地、唐家璇、韩杼滨、钱学森、董寅初、叶选平、杨汝岱、钱伟长、任建新、钱正英、朱光亚、万国权、经叔平、王文元、王忠禹、张思卿、丁光训、罗豪才、张克辉、郝建秀、邓力群、张廷发、韩光，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德、许其亮，以及于永波、王克、王瑞林、乔清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等。

来源：2008年08月31日 新华网

华国锋生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b]新华网北京８月３１日电 华国锋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同志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原名苏铸，因革命工作需要，改名为华国锋。在学生时代，他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发愤苦读，成绩优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目睹日本侵略者占领家乡的暴行，立志抗日救国。1938年6月，他参加了山西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他受组织委派回家乡交城县开展工作，先后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群众组织，领导群众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抗日武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带领当地军民同阎锡山反动政权进行了顽强斗争，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他在指挥战斗中，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瓦解敌军，取得显著成绩，被中共晋绥分局作为经验推广。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了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他深入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清匪反霸斗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同年2月至1956年3月，历任中共湖南省湘阴县委书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地委书记。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基层经验，运用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积极领导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同时抓好粮食收购、销售和管理工作，使当地农业较大幅度增产增收。1956年3月，调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文教部部长。1957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其间，他在贯彻“双百”方针、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扩大统一战线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8年7月，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主管农村工作。1959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任省政协副主席。他参与领导了全省农村工作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强调贵在鼓劲和科学精神，做出了显著成绩。

    “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1967年7月以后，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并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对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致力于新湖南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辛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支持发展杂交水稻，对湖南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维护全省的稳定和维持生产秩序做了大量工作。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国务院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1973年7月，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同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他还在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输油输气管道建设，保证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的研制攻关工作。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亲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华国锋同志是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党的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华国锋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注意调查研究，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他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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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华国锋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品格和风范，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华国锋同志永垂不朽！[/b]

[[i] 本帖最后由 cpajames 于 2008-9-1 00:25 编辑 [/i]]

史海：华国锋曾批示追查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原因

“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三天，1976年10月8日，华国锋批示:“登奎、孙健同志，唐山地震未能预报出来的原因，是应该查明的。”

　　据刘华清将军回忆，经过他负责的中科院专门小组的调查，1977年2月25日调查组与国家地震局联合提出了《关于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原因的报告》。报告的结论是:“唐山地震未能预报，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路线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恶果。”

　　报告中写道:在7月份，地震局领导小组没有研究过一次震情。7月上中旬，有6个地震专业站和8个群众测报点提出不同程度的震前预兆。7月26日，北京市地震队告急，分析预报室的同志会商后，认为震前预兆严重，要求向局领导汇报。7月27日上午，地震局副局长兼京、津、唐、渤、张地区协作组组长，在听取汇报时很不耐烦地说:“目前院里事情多，下星期再开会会商吧！”

　　刘华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地震是天灾。显而易见的是，人祸加重了天灾。”“这场天灾，也使人们看清了人祸的根源。”(涧青摘自《党史博览》2007年第11期，作者莽东鸿)

华国锋与老战友在一起

在斗争中成长,在斗争中拯救民族于危难,在斗争中,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