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ajames 2008-7-22 15:00
亲历者口述：毛岸英之死
毛岸英之死 101指示：“救人第一！”
1950年11月下旬，我在志愿军司令部警卫团五连担任文化教员。
那天下午2时许，我正在“营房”———一个废弃的矿洞里教一排战士们唱歌。突然，“叭叭叭”，洞外传来三声枪响，这是空袭警报的信号。接着，司令部大洞口哨位打来电话：“敌机三架，袭击我大田部（志愿军司令部的代号）机关驻地！”
大家立即做好迎战准备。
此时，指导员邵发亮从洞外冲进来，急匆匆地说：“司令部作战处办公的地方被炸起火！一排长，立即派一个班上去，把文件抢出来！”一排刘排长紧跟着命令：“一班！跟我上！”
这时，我在一旁向指导员要求：“请让我代替刘排长上去吧！刘排长患有严重的胃病，他留下来掌握全排，便于处理再出现的新情况。”
指导员采纳了我的意见。我随即带郭班长和11名战士冲出洞口。
天空，寒风凛冽。三架敌机在空中发出震耳欲聋的怪叫，穿梭般地俯冲、轰炸、扫射。离司令部不远的一座房子被炸塌起火了。那是作战处在洞外临时办公的地方，只见房顶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火势异常炽烈。我和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冲向起火方向，一次次冲进房去，抢出一堆堆文件、地图。哨所小小的掩体部很快被文件堆满了。我正琢磨着文件堆不下怎么办时，指导员跑来说：“董教员，情况有变！不要再抢文件了，房子里还有两位同志呢，得迅速把他们找到救出来！”
听到情况有变，我正要冲入火海，指导员又补充一句：“告诉同志们，救人！救人第一！这是101首长（101是当时彭德怀司令员的代号）的指示。”
我当时脑子里一闪：没撤出来的同志是谁，竟引起彭司令员的关注？这事非同一般啊！
不管是谁，抢救战友，义不容辞！我转身扑向火海时，迎面跑来郭班长。我又向郭班长大声喊：“房子里有人没撤出来，指导员让咱们先救人！这是101首长的指示，快！”
郭班长听罢，当即把手中的一沓文件塞到我怀里，转身冲进火海。我抱着文件，把视线转向远处司令部的大洞口。彭司令员站在最前面，看上去他神情有些沉重而焦急，看来，情况一定很严重。
“抢救，设法抢救！”
人人心急如焚，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寻找着。该死的敌机，依然在头顶怪叫，依然在轮番轰炸。
骤然之间，“轰隆隆”一声巨响，这栋房子的一面墙被掀倒了，火、烟、灰尘弥漫了整座房子。
“同志们，快，到火堆里去扒！”指导员又出现在大家身边，指挥着：“动作要快，死活也得把人找到！必须找到！”
没有时间找工具，大家就赤手空拳顶着火舌扑了上去。眉毛燃着了，睫毛烧光了，身上的衣服也起火了！
“这里有人！”火海中有人喊了一声。我和郭班长循声扑过去，只见一位同志倒在墙角下，全身是火。大家一边扑打他身上的火，一边往外拖。
“这里还有一位！”又是一声呼喊。一位战友正在火堆中边拉边扒。我透过烟雾已经看清楚了，这位伤员被一根带火的房木死死地压在下面。他的身上已经烧焦了，脸烧煳了，完全看不清楚模样。但大伙儿终于还是把他拖了出来。郭班长立即背起带火的伤员，我和其他战士在一旁搀扶着冲出火海，向大洞口跑去。
卫生队的同志赶来了。大家把伤员平放在地上。彭司令员跨上前来，俯下身察看着伤员。大家发现，彭司令员紧锁双眉，强忍着悲痛。他急忙催促军医：“怎么样？伤势？”
军医忍住眼泪，对彭司令员摇摇头。
“101,都已经……”“抢救！设法抢救！”彭总命令着。
军医再次俯下身进行检查，然后无可奈何地对彭司令员说：“呼吸、呼吸早已停止了，救不过来了！”
彭司令员凝视着地上两位烈士的遗体，特别是他注视着那一位身体较长的烈士遗体显得神情异常严峻。
接着，彭司令员向大家说：“警卫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大家回去吧！”说罢，挥挥手，转向大洞口，脚步沉沉地走去。
烈士的遗体就地掩埋
回到洞里，躺在地铺上，大家一个个都心事重重。我望着矿石灯幽蓝的亮光，久久沉思着。我正想问郭班长，郭班长却先开口了：“董教员，我有点想法……”郭班长凑到我耳边轻声问：“你说，牺牲的同志会是谁呢？”
“是谁？”我喃喃着。
不一会儿，刘排长进来了，朝大家喊：“各班往这边凑凑，开个紧急会。”
全排集中好以后，由团政治处主任钱正平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向大家讲一件不幸的事。今天下午，敌机轰炸了司令部作战处，我们失去了两名战友。我们为抢救战友，奋不顾身，不少同志都被烧伤了。大家是勇敢的，是尽了最大努力的。101首长指示团长，让他代表自己向同志们表示感谢。他还让团里向大家讲明白，你们抢救的两位同志，一位是作战处的高参谋；另一位是毛岸英参谋。毛参谋是咱们毛主席的儿子。”
钱主任最后说：“101首长指示，烈士的遗体就地掩埋。这个任务仍然交给你们一排来完成。明天一早，找个好地点，挖深些，埋好些！”
第二天，我和郭班长早早起床，爬上司令部大洞的后山，选了一片幽静的地点，汗水淋淋地挖了两个深坑。晚饭后，一排一班参加抢救的战士，来到大洞口的山脚下。那里停放着两具棺木，两位烈士的遗体已装殓完毕。正当大伙儿拴抬杠结绳扣准备出发时，敌机在天空投下了一串照明弹，把这一带照得如同白昼。凭借亮光，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彭德怀司令员。我走上前向101敬礼。101握着我的手说：“同志们辛苦了！”
“101首长，您还有什么指示？”我问。
“你们团首长都向你们讲清楚了？”
我点点头：“讲清楚了。”
101语重心长地说：“掩埋好以后，一定要做好标记。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我要向主席交代，要向全国人民交代啊！”
我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会把烈士掩埋好的。”
彭总挥了一下手，用悲怆的目光示意可以出发了。
我们班12名战士，分抬着两具棺木走向山坡。我不时地回头看看。借着照明弹的亮光，我看见彭总正朝着战士们张望，向着远去的棺木凝望。披在他身上的大衣在寒风中晃动，不住地晃动……
cpajames 2008-7-22 15:09
原志愿军总部参谋口述：毛岸英死亡真相
“关于毛岸英牺牲，这几年各种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我觉得我们这些经历过朝鲜战争的人，有责任把了解到的真相公布出来，这也是对历史负责。”参加朝鲜战争那年，王天成只有17岁;现在王天成是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员，当年是原志愿军总部敌情研究参谋，主管美军情况。
1980年，根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指示，王天成与杨凤安（朝鲜战争时期彭德怀的军事秘书）编写出版了《北纬三十八度——彭德怀与朝鲜战争》一书。为了了解毛岸英之死，王天成当年走访了志愿军总部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时任志愿军副司令的洪学智、作战处副处长杨迪、情报处副处长李世奇、作战处科长孟昭辉、参谋赵南起、龚杰、田胜、苗杰、成德益、翻译宋保华等，大家对毛岸英殉难之事记忆犹新。但遗憾的是，经过这么多年，这几位当年曾与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战友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因身体原因，已无法亲笔撰文或接受记者采访。所以既采访过这些当事人、又对美国战史有研究的王天成便成了讲述这段历史的最佳人选。
神秘的翻译
毛岸英入朝作战的事情，在当年是极为保密的，除了彭德怀等高层外，没有几个人知道毛岸英的真实身份。
毛岸英到朝鲜战场后的正式身份是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秘书兼翻译，他并无作战任务，但也经常和参谋一起研究敌我情况，发表意见。那时去志愿军司令部开会的人，总见到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列席会议，并不时参与发言，但都不知道他是谁。有一次开作战会，杨迪（注:原志愿军作战处副处长）看到一个大个子坐在彭德怀身边，觉得这个翻译不太寻常。会后他问丁甘如（注:原作战处处长），这是什么人？丁甘如回答，我不能告诉你，这是纪律。
我们后来才知道，毛岸英是最早一批跟随彭德怀准备入朝作战的人。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主持研究大西北经济建设的规划会，突然被紧急召进北京。几天后，贴身警卫杨凤安接到彭德怀电话，让他也急速赴京。
10月14日，在沈阳和平街1号交际处，受军委办公厅之托带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印章的杨凤安，与先期到达这里的彭总会面。也就在这里，杨凤安第一次见到了毛岸英，个头高高的毛岸英给杨凤安留下很好的印象，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稳重而有风度，并没有因为他是毛泽东儿子就有特殊感觉。
10月19日傍晚，彭总急于与金日成首相会见以了解战况，就带着杨凤安和两名警卫员乘一辆吉普随先头部队进入朝鲜。毛岸英和彭总办公室的其他成员则在10月23日随十三兵团司令部一起入朝。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组织部部长任荣将军后来还回忆，出发前，上级对他说，有位俄文翻译搭乘你的车。一上车，任荣就觉得这位俄文翻译有点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两人一问一答交谈了好久，翻译告诉他，自己新婚不久，父亲支持他来朝鲜。任荣说当时只是对这位知书达理的俄文翻译颇有好感，同时又觉得他父亲思想很进步，至于他父亲是谁，任荣将军既没问，也没想到要问。直到后来，他才知道毛岸英的身份。
10月24日，彭总与十三兵团会合后，成立了志愿军总部，彭总的临时办公室就成了志愿军司令部首长办公室。毛岸英的一切背景只有彭总、邓华、洪学智和彭总办公室的人知道。按彭总指示，毛岸英只在彭总办公室附近活动。他既没配枪，也没有查哨任务。
白天，毛岸英和大家都在彭总办公室工作，晚上彭总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休息，毛岸英和杨凤安就在用稻草搭的地铺上睡觉。不到一周，他们身上长满了虱子，平时吃的饭是粗高粱米，也没青菜。彭德怀对毛岸英很关心，多次提出让毛岸英和他一起吃饭，但毛岸英都谢绝了。
也许是受毛泽东的影响，毛岸英也爱读书。他带了许多书到朝鲜，深夜点蜡看两三个小时的书。毛岸英的级别不够，没有呢子大衣，杨凤安爱护他，就把自己的大衣给了他。毛岸英最后牺牲的时候，穿的就是杨凤安这件大衣。
那时苏联驻朝鲜的大使叫拉佐瓦耶夫，很懂军事。1950年11月7日，金日成与拉佐瓦耶夫到志愿军总部大榆洞与彭德怀会面，毛岸英第一次担任翻译。毛岸英在苏联呆了很多年，他用流利的俄语向苏联大使翻译了彭总介绍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情况以及发动第二次战役的计划。彭总和大使对毛岸英的翻译都很满意。会谈结束后，大家提议，让岸英整理后交给毛主席，岸英马上在办公室的蜡烛下整理会谈翻译记录。可惜的是，记录还没寄出去，他却牺牲了。
毛岸英之死
毛岸英是在1950年11月25日早上牺牲的。
就在前一天晚上——11月24日，麦克阿瑟发动大规模进攻。这天晚上，彭总与司令部其他首长讨论战况，非常紧张。毛岸英和办公室其他人员一样，忙到大半夜才休息。当天是参谋龚杰在办公室值班，大家都休息后，龚杰和杨凤安留在彭总办公室。毛岸英与一周前刚到朝鲜的参谋高瑞欣两人在志愿军政治部的山洞里休息。
美国空军的强大举世皆知，他们派上千架飞机整天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已经先后换了4个地方。11月中旬，志愿军党委常委还专门开会，研究彭总的安全和司令部的防空问题。会上决定，司令部工作人员在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
当时是洪学智负责司令部、也负责彭德怀的人身安全。前一天晚上，洪学智来到彭总办公室，请彭总到半山腰上一个防空洞去办公。但彭总很犟，坚决不走。洪副司令见劝说无用，也不顾彭总在发脾气，边拉彭总出门，边让杨凤安把彭总的铺盖卷、行军床，连同毛笔、墨盒、电报稿纸等办公用品一起，“强行”搬进防空洞，邓华副司令早已等在那里。三个人在防空洞里研究了两个多小时战况后，彭总叫杨凤安到办公室问前线情况。
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小木房，杨凤安刚进门，看见美军两架B-26轰炸机由西南向东北，在办公室上空飞过。杨凤安说了声:“注意防空！”随即向成普和徐西元两位参谋询问前线情况。
那时已是早上9点多。毛岸英和高瑞欣刚从休息的山洞回到办公室。他俩还没吃早饭，饭已经冷了，于是两人正围着火炉热鸡蛋炒米饭。毛岸英还没来得及吃热好的饭，美军飞机来空袭了。问完情况正准备离开的杨凤安见又有敌机飞来，便喊了一声:“不好，快跑！”这时美军的敌机的凝固汽油弹已有几十枚投在彭总办公室周围，成普、徐西元和彭总的两个警卫员逃出了火海，成普面部受了轻伤，可是离房门较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却没跑出来。
当时杨凤安跑到彭总身边，告诉他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彭总听后站立不稳，久久一言不发，许久才喃喃说:“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牺牲了。”说着，他走出防空洞，缓缓来到出事现场。他看着烧焦的尸体，心情十分沉重，中午饭也没吃。
毛岸英牺牲时只有28岁，尸体已经无法辨认，只有凭苏联手表残骸才确认是他。后来的事情我们当时不是很清楚，也是通过陆续出版的各种回忆录才略知一二。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说，他是在11月25日收到彭德怀给毛泽东发来的一封电报，除了报告战事外，重点提到毛岸英不幸牺牲的消息。电报极简短。因为拿不准主意，叶子龙把电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电报，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扶在前额，半晌才站起身低声说:“让我考虑考虑，先放一放再报告毛主席。”过了些天，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发来一电，叶子龙又把电报直接给周恩来送去。周恩来说:“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于是叶子龙手拿两封电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当时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接过电报后，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脸色非常难看，后来说了一句:“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我在后来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上看到，1951年1月2日那天杨尚昆写道:“（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德胜（注:指毛泽东）……”杨凤安告诉我，彭总在1951年2月回京向主席汇报朝鲜情况时，对岸英的不幸做了检讨，主席说:战场上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当彭总提到岸英的遗体是否运回国内，没等彭总说完，主席摆手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那么多英雄儿女，不要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特殊，岸英与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千百万英雄儿女一起埋在朝鲜的国土上。
离奇的“阴谋说”
应该说，毛岸英的牺牲纯粹是一场意外。但前一段时间，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有人撰文，言之凿凿地称是“真实记录”，说:“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获悉毛岸英在彭德怀司令员手下当参谋，于是拟定了一个‘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计划。”
这篇文章讲了这样一个离奇故事:“1950年11月24日，麦克阿瑟的助手惠特尼送给他一份电报，这是莱特森上尉发来询问绑架中共领袖之子毛岸英的行动何时开始。麦说:‘这个行动很不错。’当天夜里，毛岸英由彭德怀的警卫陪同，查哨时走出距总部5公里处遇到美特工。美国上尉莱德森率七八名美军突击队员和韩国特工，轻而易举俘获了毛岸英他们三人。警卫班班长张国祥冲到敌人面前拉响手雷，自己壮烈牺牲。双方在激战中小李为保护毛岸英也不幸牺牲，而毛岸英在混战中打中了莱特森，剩下的美军士兵则被前来接应的志愿军战士活捉。”
1950年，我参军入伍时只有17岁，之前在河南郑州的圣道教会学校，有美国老师教，所以有一些英语底子。我也没想到到了朝鲜后，我的这点英文有了用场——志愿军抓到的美军俘虏都由我来审，后来又在志愿军总部做研究敌情的参谋。可以这样说，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任何权威战争史，都没有提到这件事。
首先，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毛岸英的身份。当时志愿军的组织及行动是非常保密的。彭总规定各部队控制电台、封锁消息，在严密伪装下秘密夜行。志愿军入朝的一切行动，连亲人都不准告诉，所以毛岸英入朝之事可想而知更是最高机密。杨迪是彭德怀的爱将，他后来说，连我这个作战处副处长都不知道毛岸英在彭总办公室做翻译，美军怎么会知道呢？
我后来专门研究美国军史，现在看来，我们的保密政策是相当成功的。1950年10月19日晚，我们26万大军突然进入朝鲜，犹如兵从天降，完全出乎美军意料之外，歼敌1.5万多人。麦克阿瑟那时还以为我们是象征性的出兵，不过5～6万人，也不是什么正规部队。直到我军推到接近三八线，才知道他的对手是彭德怀。在麦克阿瑟既不知道中国派兵参战，又搞不清楚志愿军的统帅是谁之前，怎么会知道彭德怀与毛岸英的行踪？怎么会做出所谓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决定呢？
事后看来，美国人这次空袭，也并非是因为之前发现了志愿军司令部这个特定目标。美军的空军力量很厉害，他们利用强大的空中优势，上千架飞机到处轰炸，只要看到交通枢纽或是什么重要地方，他们就会过来轰炸。那时候空袭不断，志愿军司令部都安排在坑洞里面。我们过了鸭绿江进入朝鲜作战时，经过平壤，看到这个城市基本被炸成废墟，不少无辜平民被炸死，这也是朝鲜人为什么恨美国人的原因。有一次，我们与朝鲜人民军同时发现了一个被打下来的美国飞行员，人民军和几个朝鲜群众拿着镐头冲上来要打那个俘虏，还是我们把他保住了。那时很多美军，一旦被俘虏，都愿意被送到志愿军手中。我审过一个被击落后俘虏的美军飞行员，他以前还被派到中国参加过抗战，他告诉我，他看到中国军队对待日本俘虏都不杀，所以被我们俘虏后，他也不担心。
当时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一架美机被击落后，很多年后，这个俘虏后来竟当上了美国空军参谋长，他后来访问中国，提及此事。他不知道击落他的飞行员是谁，只记得当年那个飞机编号。我们一查，那个飞行员竟是当时的空军司令王海！两人在北京见了面，王海还请他吃了顿饭。他跟王海说，咱们以后还是别打仗，搞合作吧！王海开玩笑说，再打起来，我还要把你打下来！后来王海到美国，这位空军参谋长还开飞机拉他上天转了一圈，两人后来成了朋友。
现在想起来，毛岸英的牺牲的确令人惋惜。抗美援朝已经过去了55年，至今仍长眠于朝鲜土地的毛岸英，为我们国家经历的那段历史，作了一个最特别的见证。
cpajames 2008-7-22 15:20
真相：把毛岸英罹难归罪于彭德怀是否冤枉?
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及其夫人韩桂馨口述、邸延生执笔，撰写了一书《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这部书的其它部分且不去探究，但其中关于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难的原因背离真实。
《历史的真言》把毛岸英的罹难，归罪于彭德怀拒不执行毛泽东要他转移司令部驻地的电令。我在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总部参谋，随彭德怀同志工作；1986年离休后曾参加《彭德怀传》的编审工作，对抗美援朝的那段历史比较了解。据我所知毛泽东并没有发过这一电报指令。
《历史的真言》第495页至496页载:
1950年11月23日，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苏联方面发来的一封密码电报，告知美军近日将派飞机轰炸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提醒中国方面提高警惕、预做防备。
聂荣臻急忙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毛泽东报告了苏联的电报。毛泽东指示说:“立刻给彭德怀发电报，要他转移司令部！敌情变化无常，要防患于未然！”
“是！”聂荣臻答应后离去，即刻给彭德怀发电报了。
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又亲自拟写了一封电报，用“AAAA”加急形式发了出去，提醒彭德怀近日将有敌机轰炸，要他设法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
彭德怀悲痛万分，悲痛中深深懊悔自己没有按照聂荣臻的提醒和毛泽东的电示急速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
第501页载:
毛泽东得知志愿军总部被炸后，“这个彭德怀！”。毛泽东生气地说:“我拍了电报让他转移的么！”……
读者阅到此自然会认为毛岸英的牺牲是由于彭德怀未遵从毛泽东的电令及时转移总部驻地而招致挨炸，使毛岸英本可避免牺牲而最终却未能避免于难。责任在于彭德怀。
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密码电报是核心机密。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从事译电和接触密码电报的工作人员都须经过严格审查。电报的阅看、回收、归档每一环节都有严格、严密的纪律和签字程序。电报按年月顺序编号，机要部门随时对收回的电报清点，倘发现缺号立即追查，如丢失则立即报告最高首长，务必彻底追查到底。遗失电报的当事人，不仅本人受到严肃处理，当事人的直属一、二层上级也要受到必要的处分和处置。志愿军司令部收到的电报及发电都是总结战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朝鲜停战后，军委在沈阳组织一批干部总结志愿军作战经验，使用了志愿军的全部电报。上世纪五十年代写出了初稿后，电报上交军委机要局存档。总结文件保存在军事科学院。彭德怀对总结稿作了审查，题写了书名。邓华具体主持编写。庐山会议后，总结被封存。上世纪八十年代，军科院战史部重新编写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史，并于1990年9月公开出版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书。至此，人们可到军委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查阅文电史料。因时限已过，大部分电报失去机密性，可以公开引用或全文发表。军事科学院掌握了当年志司的全部电报，按年度月份编号齐全没有缺号。
从1950年11月下旬的23日、24日志司的收电中翻找，根本没有所谓11月23日聂荣臻告转移的电报，23日没有北京的来电。24日确有毛泽东来电，但电文中丝毫没有讲为防轰炸应转移司令部的字句。该电全文如下:
关于准备随时扑灭空降敌人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
（一）你们本日七时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照此执行。（二）请你们充分注意敌人降落伞部队在我后方降落，应控制必要武装力量及汽车在你们及后勤部手里，准备随时扑灭这些空降敌人。敌人已有一组谍报人员在云山以东地区降落，并称正向鸭绿江边移动，请注意扑灭。（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五）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廿二时半
毛泽东的上述电报已全文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685页，公之于世。所谓聂荣臻11月23日、毛泽东11月24日两次告彭德怀转移司令部的电报纯属子虚乌有。
即使毛泽东当时确有电令彭德怀转移驻地的电报，李银桥也不可阅看，也不可能听到。因进入中央机关的干部、战士都进行保密守则教育。不该自己阅看的文电不阅，不该自己知道的秘密事项不探问，首长和别人谈机密时躲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两位机要秘书徐业夫是老机要工作者，罗光禄是军事干部。徐、罗秘书绝不会把电报给李银桥看，因这是违反保密纪律的。李银桥当年不可能看到电报，也不可能听到军事机密。那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银桥口述回忆录时认为需向中央和军委档案馆查阅某些文电，以他的身份当有批准的可能。但可以肯定他和执笔人并没有寻查当年的历史文献。却不知为何臆想出聂荣臻、毛泽东的所谓电报。
彭德怀在毛岸英遇难后，11月25日16时向军委发了电报。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收到电报后，首先送给周恩来阅。周恩来阅后在电报上批“刘（少奇）、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37天后，1951年1月2日周恩来交代叶子龙把志司电报送毛泽东。据《叶子龙回忆录》（196页至198页）载:“周恩来说‘不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我拿着电报走进毛泽东办公室，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小声叫了一声‘主席’，然后把电报交给他……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么！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对岸英牺牲一事及毛泽东当时的情况多年来各种媒体作了大量渲染，说法不一。实际情况如上述……”
我们应该对历史负责，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而不能凭空去臆想和捏造历史。（王亚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离休干部）
cpajames 2008-7-22 15:28
名帅彭德怀不堪迫害 临终前执意要见毛泽东
当医护人员将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着:“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
彭德怀犟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
自从景希珍收到彭德怀的信之后，就再也不知道彭德怀的一点消息，他与三线建委的联系完全中断了。
从肉体到精神都备受摧残的彭德怀躺在牢房的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他回想着自己的一生，回想与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弟弟，冒着风雪讨饭度日的苦难童年，回想自己自平江暴动以来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回想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披肝沥胆为民直言的行动，回想忍辱负重再次复出参加三线建设以及现在所受到的非人折磨，而那些逢迎拍马、浮夸骗人、贪污受贿、坑害百姓的不法官吏，却平步青云，加官进爵，如此下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岂不要断送在这些人的手里吗？迫害忠良，重用小人，吏制的腐败这是历代王朝走向覆灭的开始。想到这些，这位浴血沙场的元帅不觉流下了泪水。
据北京卫戍区监护日志记载:
1971年8月8日
(彭德怀)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睡了没有两分钟，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起来。
1971年8月18日
上午听说提审(彭德怀)就流泪。
1972年11月22日
(彭德怀)躺床上哭了一小时。
旧社会地主的皮鞭抽打时他没有流过眼泪，战场上面对刀光剑影他没有后退，眼看着战友倒在敌人的子弹下他抹一把泪水又指挥千军万马冲锋，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的元帅已到了最伤心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就是在如此痛苦的磨难中，彭德怀也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轻意地加害于人。当林彪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之后，专案组于1972年1月8日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时，彭德怀并没有因为林彪曾经对自己进行过迫害，就随便地进行“揭发”，而是冷静地说:“不要着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
当专案组说他不老实，在包庇林彪时，他坦率地说:“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专案组再次逼彭德怀写林彪与高岗在东北时的材料，彭德怀说:“我当年没有在东北与他们共事，我不清楚。”
林彪事件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我们排开林彪本身的行为不讲，单就彭德怀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这时仍坚持实事求是，不愿意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在林彪头上，通过揭发林彪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在林彪受到全党共讨之，全国人民共诛之的这个时候，要做到这一点那也是不容易的。
1972年6月11日，彭德怀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说:“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1972年8月23日专案组正式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发［1971］57号有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听后彭德怀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有意见……叫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这件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当然，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这许多年，彭德怀大都被囚禁，与外界基本上隔断了联系，因此对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了解得也不够全面，对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定全对，也可能是错误的。但他身陷逆境，已是百罪莫赎死有余辜，但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却在此时敢于秉公直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也显示了他不计个人恩仇，直言极谏的性格。
这期间，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里，每天接受批判和批斗。1973年春，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
铁汉一般的彭德怀终于被林彪、“四人帮”整垮了。他每天很少进食，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地扩散，他的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的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
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受。
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又同样遭到了拒绝。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
到了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一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除了书籍外，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终日伴随着他。
彭德怀让医生将窗子上的纸撕下来，以便病室里亮一点，可是却遭到了拒绝。
彭德怀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不是什么145，我是庐山上的那个彭德怀！生病了，住院了，不能动了，你们还不放心？”
原来，为了对外保密，对于彭德怀所住的十四病室第五床，改称145，不准医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同时，还将他屋子的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里面，也防止彭德怀看到外面。
他感到心在疼，痛苦地说:“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还不如将我押回去住监狱。”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钢在《泪水沾湿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当我们去看望您时，您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有坐起来，您躺在床上悲怆地喊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彭德怀嘱咐侄儿女们:“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以作肥料。”彭德怀永远忘不了养育他的人民。
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
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案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
可是，就在病重的1973年6月10日，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署名叶进的文章，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党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1973年12月30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审问。
问:“彭德怀，你生病了，我们想给你看病，但你必须交待清楚你的问题。”
答:“还有什么问题，都问了十多年了，翻来覆去都是那些事情，文化大革命又加了几条，一条也不是事实。”
专案组人员生气地说:“彭德怀，我们看你是不想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了。”
答:“怎么说清楚，我说是事实，你们偏说不是，偏要给我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公平不公平，讲不讲道理？”
专案组人员无话可答，就问:“彭德怀，我们问你，毛主席说人人都要加强思想改造，你要不要改造？”
彭德怀理直气壮地说:“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我这人就只服真理，不管什么人，多大权力，多大官，我都不怕。”
1974年3月24日，专案组在彭德怀重病中对其进行审问。
问:“你和林彪有什么关系？”
答:“什么关系？他惨无人道地迫害过我，整过我！”
问:“你们都是反党集团。”
答:“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彭德怀没有反党集团，杀头也没有。”
问:“我们看你是死不改悔了，现在还在翻案。”
答:“我死不悔改，将来还要翻。”
一个以生命捍卫真理的人，在那个人妖颠倒万马齐喑的日子里，他不屈的抗争和勇敢的呐喊，不仅如同凤毛麟角般的珍贵，同时也为一个民族举起了一支不灭的火炬。
身患癌症的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治疗，受尽病痛的折磨。1974年7月21日，由于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他朝着门外的卫兵大声地喊:“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元帅痛苦的呼喊，在令人心颤的天空中回旋……
当动员他动手术时，他却坚决不肯。
专案组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动手术？”
彭德怀忍着痛，大声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专案组的人员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一个反党分子，还能翻得了无产阶级的天下。”
彭德怀说:“这个天下是我们用血汗打下来的，我翻他干什么？我要说清自己的问题，要出来为这个国家工作，把她建设好，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
专案组的人冷笑着说:“你已经这个样子了，能活一条命就不错了，还想出去工作？”
彭德怀说:“我只要活一天，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这是我的权利，你们不能剥夺。不答应我就不动手术，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在手术台上。”
彭德怀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医生，他们又来劝他:“彭老总，你的病情已很危险了，还是尽快动手术的好。”
彭德怀躺在床上，看着医生，问道:“我这病手术时会不会有危险？”
医生说:“只要动得早，不会有大的危险。”
彭德怀深情地对医护人员说:“我彭德怀并不是怕死，要怕死我早就不干革命了。我这条命也是从战场上捡来的，还能怕什么。问题是我还背着黑锅，我必须活着将我的问题说清楚。”
说到这里，彭德怀的眼里流出了泪水，长叹了一声:“唉——”
自从1967年元旦那天给毛泽东主席发出那封信之后，近七年来彭德怀一直盼望着能得到回信，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信发出之后却石沉大海，这使彭德怀感到十分失望。
当医护人员将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着:“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
彭德怀犟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
专案组自然是不让他随便走动的。
彭德怀气愤地一挥手，不屈地大声喊着:“背了一身的黑锅，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
当医生的侄女彭梅魁说:“伯伯，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彭梅魁，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手术做完后，彭德怀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惨地叫了一声:“我成了一个废人！”
他躺在病床上回忆着自己平凡、伟大而又充满苦难的一生，回忆着那些战斗的年月和远去的战友，回忆着在大三线建设中短暂而又难忘的岁月。朦胧中他看到了在攀枝花钢铁基地所见到的那种树，一种令他难忘的树——英雄树。她是那样的不屈，那样的伟岸，那样的火红，用自己的生命烧红了祖国大三线的山山岭岭……
整整八年了，曾经统帅过千军万马的一代名帅彭德怀，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孤军奋战，在前有强敌，后无援军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曾“念天地之悠悠，独苍然而泣下”。而彭德怀却依然不屈，高举真理之旗，信念之旗，人民之旗，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他敢怒敢骂，敢言敢争，一身正气，视死如归，以其鲜明的个性和人格的力量，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这幕政治悲剧留下了浓重的色彩！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至死也未能得到平反昭雪的彭德怀元帅，悲惨地死在301医院14号病室的五号病床上，时年76岁。
中国的天空上，一颗帅星悄然陨落。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
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可惜的是，他走得太匆忙了，没能等到这一天。
死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同志。
彭德怀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
人们很难想象，在近半个世纪金戈铁马的岁月中，敌人疯狂的子弹都没有伤着彭德怀的一根毫毛，而在“自己人”无情的打击下，他却轰然地倒下了。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
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
这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对于彭德怀是惧怕的，在他死后，将他所有的遗物都焚烧了，就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在送往火化的时候，连火化费都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也就是说，彭德怀死后直至化成灰烬，都没有花公家的一分钱。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如此清白的开国元勋！
“四人帮”一伙怕引起人们的怀疑，在送往成都的火化单上的年龄写的是32岁，籍贯:成都市。
一代名帅，怀着冤屈，怀着愤怒，怀着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忠诚和爱恋，将自己的生命化成了一团烈火……
cpajames 2008-7-27 00:13
揭秘：庐山会议言论针针见血刺痛毛泽东
不主张反个人崇拜的起因
对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是支持的。但此后毛泽东对于反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起因缘自反冒进事件。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设想要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却搞了针对他的反冒进，这让毛泽东十分不满。但当时他的意见不占多数，他不得不作了妥协。反冒进事件使毛泽东深深感到他的意见、主张在党内不能得到顺利贯彻，存在很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转而认为，只有强化个人崇拜，才能遏制党内外的大批反对派，防止国内出现“赫鲁晓夫”。最明显的标志是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不再提反对个人崇拜。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毛泽东讲这番话的真实意图是要鼓励对他本人的崇拜。因为毛泽东认为，真理在他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所以，当会议上有的中央委员公开提出“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时，毛泽东是欣然领受的，两个月后，这位中央委员还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刺痛毛泽东的种种言论
1959年的彭德怀事件，对于毛泽东是一个深深的刺激。毛泽东一直担心有人会在他去世后否定他，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等不到他去世就已经发生了。彭德怀除了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之外，他在小组会上的一些发言也是很有刺激性的。他曾直言不讳地讲:“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指的是年产钢1070万吨，编注）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张闻天也在发言中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这等于是批评毛泽东压制民主，使党内同志不敢说话。
更加刺痛毛泽东的是庐山会议上批“彭、黄、张、周”时揭发和交代出的私下发表的种种言论。这里试举几例:
张闻天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那套办法，很厉害。
黄克诚交代:彭德怀对他说过:“去年搞大了，快了，急了，可能出匈牙利事件。”彭德怀还对他说过，“各省都给主席盖房子”。彭德怀“对各地修房子不满；反对唱《东方红》歌；对喊毛主席万岁不满；调文工团，他骂萧华和罗瑞卿同志，说是‘选妃子’，实际是骂毛泽东同志”。
彭德怀交代: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
周小舟在交代中承认自己曾经讲过现在是斯大林晚年，并解释这个话的意思是指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庐山会议从反“左”到反右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周小舟在交代中还提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准备在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形成不正常的“让步”习惯
最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态的林彪，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公开宣称:“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又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些话可以说是说到毛泽东心坎里去了。林彪能在三个月后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他的这番表白应当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彭德怀事件为标志，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从此党内形成一种不正常的“让步”习惯:毛泽东总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工作中失误的时候，也要首先肯定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正确性，宁可让党、让中央集体来承担责任，也不敢说他负主要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