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ajames 2008-6-12 15:36
大地震一月祭：追忆逝者，冀望明天
编者按:发生在二00八年五月十二日的汶川大地震，不仅改变了西南中国的地质构造，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也是一次隐形的重构。从国家行政体制的应急完善，到百姓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转变，大地震正在并将继续改变中国的DNA。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恩格斯语)。面对数万骤然逝去的生灵，面对满目疮痍的灾区大地，幸存者更需要有勇气、有深思地向灾难索要更多的财富和智慧。中国新闻社今天推出特别策划组稿《大地震一月祭》，追忆逝者，冀望明天。
大地震一月祭之一:中国积三十年之力为震灾疗伤
中新社记者 王永志
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丰厚积淀，没有三十年经济发展带来的强盛国力和物质基础，发生在中国四川、甘肃、陕西等地的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会是怎么样？
历史没有假设。但它有如一位编年史家，漠然而执著地使一段又一段史实彼此相连，就像把一个又一个环扣串联成链，并给人予思索、启迪。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七点八级强烈地震，地震极震区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被称为二十世纪国际上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地震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一百亿元人民币，二十四万多人丧生，重伤十六万多人，数十万和平居民转眼变成失去家园的难民。唐山震后，国家用于唐山恢复建设的总投资为四十三点五七亿元。
时隔三十二年，四川汶川发生八级特大地震，截至十日十二时，已造成近七万人遇难，三十七万多人受伤，失踪一万七千多人，直接损失数千亿元，同样是伤亡损失惨重。
但汶川地震至今不过一个月，中国各级政府已投入抗震救灾资金二百三十四点五八亿元，虽然是不可比价格，但仅此一项已超过唐山重建家园投入数倍。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迅即启动灾后重建规划，中央财政承诺今年安排七百亿元作为震后重建基金，今后两年继续作出相应安排。
众所周知，唐山大地震之时，正是造成中国经济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末期，当年全国GDP不足三千亿元。有学者认为，唐山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百分之四强。而汶川地震涉及四川省十八个市(州)和甘肃、陕西、重庆部分地区，受灾面积超过十万平方公里，受害程度不亚于唐山地震，但其损失占GDP比值要远逊于三十二前的那场地震。
经过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力已大幅提升，一跃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具备了应对巨大自然灾害的能力。二00七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二十四万多亿元，全年税收收入近五万亿元。正是因为“手中有粮”，才能做到“心中不慌”，也才能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战胜余震不断、次生灾害频发等重重困难，给灾区人民生活、安置以保障，迅速启动灾后重建计划。
国富带来民强。虽然中国向来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只有企业、个人心有余力，才能把大爱洒向灾区民众，才能作出切实有效的救助。迄今为止，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四百多亿元，其中有不少捐赠大手笔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国企和民营企业。
在组织有关省市对口支援灾区加快灾后恢复重建方面，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积蓄雄厚财力的省市，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像广东、山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分别对口支援汶川、北川、青川、绵竹、什邡、都江堰等重灾区，便是根据其综合实力而定。
灾难终将过去，创伤总会愈合。改革开放三十年积蓄的巨大物质财富，已为中国抗震救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为阶段性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而且还将继续为灾后重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虽然汶川地震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虽然重建家园的前路并非坦途，但举全国之力，聚八方支援，加上自救自助，汶川等地灾区经过休养生息，建设成为媲美唐山的美好家园，是可以预期的。
大地震一月祭之二：中南海大略 软着陆在汶川
中新社记者 邓敏
一个月前的大地震，让整个中国的目光聚焦汶川。中共十七大后正循序渐进的某些民主政治生活似乎也因此暂停。
然而，一个月后再度回首，许多人愕然发现，恰恰是在地震中显现出来的逐渐走向成熟的公民社会与责任政府间的良性互动，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让中南海执政大略意外地在地震灾区汶川，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共十七大所提出、最受外界关注的一个新政治理念，对于许多中国民众来说，还有些陌生。
然而，汶川地震后，除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全国妇联等传统的社会团体，各种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团队、网络社群、企业协会等新型民间组织亦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他们在废墟中探寻生命，他们将自己的食物和水分给灾民，他们为失去亲人的孤儿带来心灵的慰藉……
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在中国，一种良性的民间力量正逐渐形成。中国民众在享受着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的富裕生活同时，也逐步学会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义务，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半个世纪前，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曾有过振聋发聩的发现。
半个世纪后，在新时代，中国人学习着，将这一理念逐步变为现实：志愿者们自动奔赴灾区，正是出于“人人起来负责”的社会责任感，而民众和舆论积极要求官方机构救灾资金和物资公开透明，则是监督意识的具体表现。在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福利、尽过反哺社会的义务之后，愈加成熟的社会公民也意识到自己尚有宪法赋予的更进一步的权利与义务。
在汶川地震中，曾经被批评缺乏公民意识的中国民众，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互助意识，承担起各自的公民义务，也进一步发掘了自身催生和完善制度进步的权利。
在抗震救灾中，曾经被认为远未成熟、不具规模的中国志愿者团体，彰显了出色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并以此证明自己是参与建设和谐社会健康而有效的力量。
在这次赈灾中的民主演练中，中国的公民和志愿者团队实现了与责任政府的良性互动。同时，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则在灾区的救援和救助中不期然得到了实现和推进。
所以，从某种角度说，汶川地震不仅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新里程，也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新里程。
所以，从某种角度说，中国不仅需要高速增长的GDP，更需要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成熟社会。或许，硬实力之外的软实力，更令人心悦诚服。
大地震一月祭之三 ：中国乘“经济舱”飞往新生活
中新社记者 德永健
当中海油老总傅成玉不同以往改乘经济舱出差的时候，在官方，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开支均被削减百分之五乃至更多，中国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达致百分之十七点五，政府和国企各种名目的招待费、办公费、会议费等公款消费预算也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一并缩水，一股“紧缩消费”浪潮悄然席卷震后中国。
在民间，很多民众在震后开始节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一项对四千多人的在线调查显示，三成五的受访对象表示将减少享用奢侈品，会把省下的钱捐给需要帮助的人。一名女孩说自己“以前追求的太虚华，之前看上的四百多元凉鞋，如今一点购买欲望都没有”。
从官方到民间，地震过后人们在捂紧“钱袋子”，这与中国近年留给外界热衷奢华型与攀比型消费的印象相去甚远；大灾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改变，改变的动力何在？
可以归因于经济账，汶川地震将数以千亿计的财产和资源化为乌有，社会财富出现巨大缺口，灾区人民艰难度日；面对时艰，官员理应舍弃享受与排场，减少消费开支，与民同甘共苦，将省出的钱用于救灾与重建；紧缩消费、把钱捐给灾区的民众则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是在以勇于担当的成熟公民心态为国分忧。
更重要的是，此前以令人瞠目速度蔓延的过度消费热潮在地震中得到审视、反思乃至颠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富裕起来的中国国民对消费越发热衷，众多年轻一代更是在不加节制的消费中既变成了“LOGO男女”，也变成了“月光族”甚至“卡奴”，夹杂在这股浪潮之中的奢华与攀比助长着中国社会的浮夸与浮躁，一种将“消费视为生活全部”的观念在畸形发展。
突如其来的灾难为横扫一切的过度消费热潮打上了问号。通过感受灾区民众在地震中所经历的生死洗礼，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意识到各种“身外之物”在人的生死面前显得异常渺小，对多少显得有些无常的生命来说，平安与健康的重要性要远高于消费所能带来的物欲满足和物质享受，与“物化世界”相比，平安、健康终究与鲜活生命离得更近，更加值得珍惜。
此外，汶川地震让人们看到，消费带来的自我满足并非个人生活的唯一幸福源，人与人之间发自内心的守望互助乃至带来的友好和尊重，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地震过后，二十多万名志愿者奔赴灾区，很多人事后坦承，本来是去救灾，结果个人的灵魂也在灾区得到洗涤，此前沉迷于个人利益与享受的心智在帮助与关心他人的过程中变得“健康”起来。
地震让更多人告别过度消费坐进“经济舱”，那么该选择何种新生活？与过度消费相对应，新生活应该以绿色、健康、可持续为准则，不再任由物欲在内心无止境得膨胀，而是以一种对个人生命乃至自然环境负责的态度，有节制地消耗物质与能源，这对目前能源日益紧缺、环保压力逐年递增的中国来说尤其可贵；当更多国民坐进“经济舱”、选择绿色、健康、可持续的新生活时，相信中国从这次地震中索取的财富将会更多。
大地震一月祭之四：中国行政改革为“救灾效率”提供动力
中新社记者 俞岚
迅速、高效、透明、人性化。过去一个月，中国官方在四川汶川地震救灾中诸多打破常规，特事特办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
为普通民众举办国殇；救灾款物由五部委全程监管；暂缓上调地震重灾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启动灾后重建用地审批快速通道；开出“抢”字头救灾列车；中央国家机关减少公用经费用于救灾；放宽地震孤儿收养条件……
官方在应对巨灾时的强大号召力以及行政运作的空前高效和灵活，赢得了广泛赞誉。最高领导人身先士卒，坚持“生命高于一切”，将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落到实处。有舆论认为，众多的“前所未有”彰显了现代中国的萌生。
灾难是制度的试金石。权威机构的一份调查显示，近九成五的民众对政府此次的表现表示满意。五年来政府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得到了肯定。二00三年SARS过后，官方开始构建应急管理机制，对官员的“问责制”全面建立。
但此次的“救灾效率”能否成为政府日常运行的常态，仍有待观察。毕竟仅仅凭借一次非常事件的非常应对，想要完全去除中国行政管理中的痼疾，并不现实。
地震发生后，外电评论称，中国把“半个国务院搬到了灾区”。一方面表明了当局以民为本，心系百姓；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了现行“九龙治灾”模式下，综合抗灾救灾体制的缺失和专门应对机构的缺位。
专家认为，制定救灾基本法，实行依法救灾，已成当务之急。但《救灾法》酝酿超过十年，数易其稿，迄今仍未出台，与行政体制改革尚未到位，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利益格局尚未厘清不无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了五次较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由“瘦身”向“健美”转变。然而行政管理体制弊端仍在，有专家将其归纳为“四化”，即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
今年“两会”期间，以破除部门利益分割，明确分工和权限，理顺职责，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为目标的大部制改革开启大幕，民众对其寄以厚望。
但大部制改革将直接触动现时的部门利益，实施难度可想而知。从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迄今仍未完成“三定”，实现挂牌中可见一斑。
这种难度在是次救灾中也有体现。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下设九个工作组，牵涉部门众多，协调难度大。
群众生活组某部委的一名官员坦承，在帐篷等物资调运以及接受国际援助等问题上，与其他成员单位之间有时意见并不统一；生产恢复组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官员表示，协调方面费时颇多；救灾初期，有关方面调集的物资频频遭遇运输和接收难题。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遇到的阻力正渐趋加大，改革动力需进一步增强。而一个指挥顺畅、整合得宜，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协调统一的政府，无疑将是推动改革的最大动力。
大地震一月祭之五：巨灾考验中国政府新闻发布中枢
中新社记者 翁阳
五月十二日突爆的汶川大地震，至今已整整过去了三十天。作为中国政府新闻发布中枢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在承受一场巨大考验。
一个月里，民政部、国家地震局、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卫生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商务部、外交部、国侨办等十余个相关中央政府部委办之高层及有关权威专家相继在国新办进行新闻发布，其间五月十八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首次公开亮相更是赢得各界高度关注。中组部、四川省官员也走进了新闻发布厅。
统计显示，到今天下午为止，国新办已围绕抗震救灾主题举行了二十四场发布会，发布频率之高前所未有；在突降巨灾发生后的第二日，国新办旋即邀请民政部和国家地震局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反应速度之快令人惊叹；从余震辟谣到救援进展、从捐赠用途到灾后重建……信息针对之强让人满意。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二00三年非典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集中暴露出中国政府在信息透明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应对方面的软肋，但也正因于此，中国由此进入加速全面建设新闻发布机制的前进轨道。
及至二00四年底，在国新办大力推动下，包括国新办、国务院各部委办、省级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初步建立。在随后数年间，不仅教育部、卫生部、国家发改委等十余家国务院部委先后建立起定点定时自主发布新闻制度，更有一些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也将新闻发言人名单及联系方式公诸于众。
一个可堪佐证的亮点是，作为此次震灾影响最为严重的四川省，自五月十三日以来先后以省政府名义举行了二十余场新闻发布会，其速度与强度创地方新闻发布之先河。
据了解，国新办并不像其他中央政府部委办及地方政府直接掌控一手新闻信息，其肩负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通过对有关政府部门的组织协调，确保新闻发布机制运行的及时和通畅。
依照国新办职能设置，新闻发布会安排组织工作由一局新闻处具体负责。面对如此密集的新闻发布工作，即便有局内其他处室的分担互助，寥寥数人的新闻处面临之压力与忙碌也可想而知。
从此角度着眼，近年来不断磨合完善的新闻发布机制，正是新闻处得以“忙而不乱”，能够将一场场新闻发布会有条不紊组织起来的关键原因所在。
面对此次巨灾，中国政府及时、准确发布的各类权威信息，不仅消解了国人的恐慌情绪，同时充分满足了公众的合理知情权，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肯定。
新闻发布机制进步的背后是中国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深入人心与不断推进。回想五年前非典肆虐之时，中国的新闻发布机制嬗变；五年后的今天，同样是面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国政府已交出一份出色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