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上将——张自忠传之步入政坛

步入政坛 　

长城抗战结束后，二十九军返回山西驻防。这时，冯玉样在察哈尔省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向侵占察东的日军出击。但由于日蒋夹击，抗日同盟军难以为继。冯玉祥被迫卸职，重返泰山隐居，将同盟军余部交宋哲元改编。二十九军大部也进驻察哈尔。经过收编，二十九军兵力得到充实，汤玉麟残部的30多门火炮也为二十九军所得，各师首次成立了炮兵营。同时，二十九军的编制也作了扩充和调整。因该军在长城抗战中表现出色，赵登禹战功卓著，南京政府核准二十九军增编一个师，赵登禹任师长。暂编第二师改番号为一四三师，刘汝明仍任师长。
这样一来，二十九军就成为华北各军当中兵力最为雄厚、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在这次整编中，张自忠三十八师增编了一一四旅，以董升堂任旅长。全师增至3旅9团另1个特务团，兵力达1．3万余人。师部驻宣化。
　　1934年7月，张自忠带领包括冯治安、刘汝明在内的二十九军营以上军官四五十人，前往庐山受训。庐山军官训练团成立于1933年7月，团长由蒋介石亲兼，陈诚任副团长，聘请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和意大利、美国军官担任教官和训练指导。
　　这一期受训军官以各系非嫡系部队军官为主。担任训练团营长的是川军的王瓒绪、晋军的王靖国和东北军的王以哲，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分别担任副营长。有趣的是，全国抗战爆发后，张自忠与王瓒绪俩人又碰在了一起，俩人的部队合组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由张自忠统一指挥。
受训为期一个月。其间，蒋介石多次亲临训话，对将领们进行反共教育和道德灌输。经考核，张自忠以全团第一名结业，除获结业证书外，还得到蒋介石赠送的蒋本人相片一张和“军人魂”短剑一把，剑柄上镌有“成功成仁蒋中正赠”八个字。
　　1934年秋，蒋介石鉴于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胜局已定，乃心情轻松地偕夫人宋美龄和幕僚杨永泰等人视察北方。11月4日，蒋介石夫妇由北平西行抵达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张自忠与宋哲元、冯治安等在车站迎蒋，并合影留念。当日，张、宋陪同蒋介石赴张北前线视察了赵登禹一三二师。5日，蒋介石主持了察省党政军扩大纪念周，随后返回南京。此行，二十九军的艰苦朴素和严整军容给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次年4月9日，张自忠与冯治安同时被国民政府授予中将军衔。
　　蒋介石南返后，日军接连挑起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逼迫国民政府或地方当局签订了屈辱的《大滩和约》、《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主权。根据《秦土协定》，二十九军驻扎张北以北的部队均撤出察境，退入河北；根据《何梅协定》，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达成，使华北出现了局部的权力真空，日军企图借此机会建立亲日的傀儡政权。为此，他们一面指使汉奸、流氓发动武装暴乱，一面游说华北军政首脑，鼓动他们出面倡导“自治”。
　　1935年6月26日，汉奸白坚武纠集数百人，在天津发动武装暴乱，并悍然攻打北平。此事虽未能得逞，却引来一场虚惊。宋哲元趁此机会，令二十九军一部开入北平，造成了占据北平的既成事实。在中央军、东北军被驱出华北的形势下，蒋介石只好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戊司令；随后又迫于日本实行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冀、察两省和平、律两市，以宋哲元为委员长，萧振瀛、张自忠、秦德纯等人为委员。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宋哲元一跃而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二十九军随之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实力集团，也成为保卫华北的主要武装力量。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即对辖区内人事作了安排：宋哲元任河北省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长，萧振瀛任天津市长，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这是张自忠首次就任封疆大吏，他的历时一年半的政坛生涯从此开始了。
　　热河失陷后，察哈尔省暴露于日本关东军的虎口之下，成为华北的最前线。与热河毗邻的察北六县形势尤为严峻。张自忠到任之前，日方派遣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胁迫张北警备司令张允荣私下签订了所谓《松张协定》，允许伪蒙古保安队进入察北六县。张自忠上任后，否定了《松张协定》的合法性。关东军恼羞成怒，随即掩护伪蒙军武力攻占察北。张自忠欲以三十八师夺回察北，但未获宋哲元批准。至12月中旬，察北六县全部沦陷。张自忠刚刚上任就遇上了这等棘手的难题，心中咽不下这口恶气，却又不能抗拒上峰的指令，这是作为军人的他第一次品尝到政治的复杂和从政的痛苦。他万万没有料到，复杂的政治旋涡带给他的痛苦远不止此，这仅仅是个开端。

 

1936年6月，张自忠卸去察省主席职，调任天津市长。张自忠深知，天津的情况比之察省更加复杂，所以曾向宋哲元坚辞不就，但宋意已决，非张莫属，张自忠只好赴津履新。
　　张自忠的信条是不于则已，干就干好。一上任，他就不辞辛苦，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在此基础上对天津市的吏治、工商财政、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治安等各项事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收到很大效果。以工商业为例，天津市从1925年到1935年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萧条，张自忠就任后首次出现增长。当时评估经济形势的三个主要指标分别是商号增减统计、对美输出货值、商品出入口总值，张自忠在任一年，商号新开者较上年增加20％，关闭者减少50％；对美输出货值增加27％；商品进口值减少48％，出口值则增加31％，贸易顺差大大增加。这些数字的背景是天津市工商业多数行业经营看好，营业额与盈利增长。天津1937年的元旦正是在这种欢愉气氛中度过的。一位经济评论家写道： “回顾去岁，颇有使人眷恋者，则为去年商业之繁荣气象，为十年来所罕见。”应当说，这种繁荣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张自忠对工商业的整顿在其中的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张自忠在青少年时代曾受过系统的教育；从军后又直接主持西北军军事教育多年，这种经历使他对于教育工作的意义具有深刻认识。他到津后，对市府机构进行了大力裁并，在这同时却增设了教育局，足见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
　　南开中学是当时天津最好的私立中学，在全国也享有盛名。但该校因经费短缺，面临危机。张自忠得知后当即决定，每年由市财政拨1万元予以补助，使该校得以为继。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万，堪称巨款。
　　张自忠的个性中有两个不同的侧面：一方面，他嫉恶如仇，只要大义所在，任何强暴，都敢于周旋到底，决无畏惧；另一方面，他又仁慈温厚，生平待人，一本恕道，对穷人、弱者充满了深挚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在天津的一年间，他极为关心民间疾苦，大力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投资之巨、项目之多、成就之大，为历任天津市长所不及。
　　由于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天津失业贫民为数甚众。秋冬两季，饥寒交迫，老弱死于道路，壮者铤而走险；更有一些人由于丧失生计，转而投靠日人，为敌所用，扰乱地方，祸害民众。因此张自忠提出，为人道计，为治安计，都必须对贫民予以救济。经过反复研究，他决定向银行举借巨款，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解决贫民救济问题。所谓“以工代赈”，就是将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游民、乞丐收容起来，组成“工赈所”，供以饮食，教以技能，组织他们参加修路架桥、挖沟、筑渠等劳动。这样既可解救贫民的饥寒之苦，又可整肃市容，造福社会，是一举多得的善举。至于没有劳动能力的贫民，则分别归类，组成妇女、孤儿、残废、养老、育婴、文贫六个救济所，教养兼施。
　　对于家境贫寒，但尚不致人救济院者，张自忠指示慈善机构负责救济，给他们发放食粥证和棉衣，以保证其温饱。
　　在旧中国，慈善救济事业历来被贪官污吏视为“肥差”，他们假借慈善救济之名，行贪污自肥之实，上下其手，鱼肉百姓。张自忠对此洞若观火，为杜绝这些弊端，他别开生面地建立了一个三权分立的救济体制：成立市救济院，作为救济事业的执行机关；成立救济事业监理委员会，作为监察机关；成立救济专款保管委员会，作为收支机关。三个机关互不隶属，分权制衡，从而确保了清正廉洁的政风和救济工作的实效。这件事说明，张自忠早年研习法律的经历，不仅有益于他的治军，也有益于他的从政。
　　张自忠扩大慈善事业的举措，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和支持。1936年10月中旬，京剧大师梅兰芳抵津与程砚秋合作举行冬赈义演，为天津慈善事业募捐。张自忠亲切会见梅、程二人，对他们表示感谢。随后，京剧名角尚小云、谭富英、苟慧生、李盛藻、侯喜瑞、金仲仁等人也纷纷响应义举，报名出演。同年冬，天津纱商张春荣、齐文轩、张燕蜂等人联合集资，开办贫民庇寒所，收容贫民2000多人，主动为市府分忧。经营羊绒、羊皮的商人也为张自忠大力救济贫民的善举所感动，他们联合筹资6万多元，赠交市政府，用于赈济，并许诺今后情愿每年报效6万元，以助善举。赛马会特加赛四天，将加赛收入1万元拨赠救济院。市妇女界则举办慈善游艺会，募集款项。
　　各界人士的热情襄助，使张自忠备受鼓舞，也使他的扩大救济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相当成效。天津《大公报》评论说：“本市路倒现象，以往冬季不计胜数，今年因当局扩大办理救济事业。且一度搜捕乞丐，故露宿者减少，路倒者亦少发现。”
　　本着造福利民的宗旨，张自忠还办了其他一些深受市民欢迎的好事：其一是颁行《学徒契约》，勒令各工厂一律遵行，以保障学徒的工资待遇、安全保健和社会地位。其二是设立职业介绍所，为失业者办理职业介绍。其三是在市区主要街道两旁修建劳工休息所和车夫休息所，供劳工和车夫入内休憩，遮避风雨和酷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5个师，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以上。其中张自忠之第三十八师辖5个旅，每旅辖2团，连同特务团，全师共计11个团，兵力近3万人。序列如下：
师 长 张自忠
副师长 李文田
王锡叮
参谋长 张克侠
第一一二旅 旅长 黄维纲
第一一三旅 旅长 刘振三
第一一四旅 旅长 董升堂
独立第二十六旅 旅长 李致远
独立第三十九旅 旅长 阮玄武
特务团 团长 安克敏
　　根据1936年国民政府陆军调整师(即甲种师)编制表，每师辖2旅4团，定员10923人。可见，三十八师的实力强于当时的两个甲种师。其武器装备与长城抗战时相比，也大有鸟枪换炮之感。列兵每人发捷克式步枪1支、刺刀1把、手榴弹4枚，排长用冲锋枪，连长每人1支自来得手枪，每班配备掷弹筒2门、枪榴弹2支、捷克式轻机枪1挺。全师共装备轻机枪700余挺，较之当时中央军甲种师的274挺，多出一倍多。由于高水准的训练和武器装备的改善，三十八师不仅在二十九军，甚至在整个华北，都堪称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这一点为后来的抗日实战所证明。
　　三十八师5个旅分别配置于天津市和北平市外围，其中第一一二旅黄维纲部主力驻小站；第一一三旅刘振三部驻廊坊；第一一四旅董升堂部驻韩家墅；独立第二十六旅李致远部驻马厂；独立第三十九旅阮玄武部驻北平黄寺。
　　根据《辛丑条约》，天津市及其周围10公里以内只许列强驻兵，而不准驻扎中国军队。为确保天津治安及应付突然事变，张自忠特地充实加强了天津保安队，使兵力由1500人增加到3000人，配齐全部武器，还另外增拨轻机枪120挺、手枪800支、装甲车2辆、机枪摩托车10辆，使保安队成为装备精良、战斗力坚强的生力军。此外，张自忠还将三十八师特务营改编为保安队，用以拱卫市政府。
在繁忙的公务中，张自忠仍时常挤出时间巡视部队训练情况。
　　有时，张自忠还亲自组织部队训练。一次，他在小站带领一一二旅冒雨行军拉练，一位目击者写道：“公随军步行，精神怡怡，既无雨衣，且不张盖。士兵行进于途，公则行之道侧，其艰苦卓绝之精神实令人佩服无地。但其所作所为均出之自然，决非沽名钓誉。”

　天津系华北工商业中心，西方各主要国家均在这里设有领事馆。1936年9月8日，张自忠在市府花园后楼宴请各国驻津领事。次年2月26日至27日，他又与新任河北省主席兼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共同做东，在天津市政府内先后宴请英、法、美、意等各国驻律军队司令官，和英、美、法、日、德、意、奥、苏、荷、丹、希、挪、芬、卢、比、西、瑞士、瑞典、巴西共19国驻津总领事。这是张自忠主律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礼节性活动。在外交场合，张自忠给人的印象不是潇洒倜傥，巧于言词，而是“礼节周到，言词谨慎，态度恳切持重”。这正是他性格的一个侧面，这种似不适宜于外交场合的风格却出人意料地颇受各方好评。张自忠天津之任，各国驻津军政官员与他相处多甚为融洽。
　　30年代，在中国的外国势力当中，最大者首推日本；冀察平津地区更是如此。所以，张自忠对外交涉的主要对象就是驻津的中国驻屯军将领和日本领事。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方军政要人频繁来津。仅1936年八九两月，即有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和驻苏大使(原任驻华大使)重光葵等人先后抵津。其中，板垣于8月27日由绥远到津，与中国驻屯军商讨华北局势。当晚，张自忠在海河路北宁官舍宴请了他。有趣的是，这两位曾在宴会上觥筹交错的宾主，后来竟成为战场上搏杀的对手。
　　张自忠平素寡言少语，待人坦诚，愿与朋友推心置腹，真诚相交，而不喜欢官场上的送往迎来和无谓应酬。但身为一市之长，应酬总是免不了的。一些日本人，在中国混过几年，学了些中国皮毛，自诩为“中国通”。每到中国办事，必仿效中国人的样子举办宴会，每宴必闹酒，必演说。张自忠本不好应酬，加之对日本人的厌恶，每每以出席此种宴会为苦，能辞便辞，避之为快；实在不能推辞，则常借题发挥，对他们痛下针砭。一次，日本某银行总裁来津，在利顺德饭店大宴津市军政、金融及工商各界名流，还大说了一通“中日合作”、“繁荣东亚”、“经济提携”、“共存共荣”等套话。张自忠顺水推舟，在答辞中严肃指出：“繁荣东亚，必先安定东亚，即日方应自时时制止浪人，少在中国捣乱，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自然购买力增进，市场发达，真正互惠平等，当能日趋繁荣。若假提携之名，行侵略之实，那固然中国吃亏，日本在中国的市场，也必大受影响，怎么还能共存共荣呢?”一席话，说得日本人面露愧色，无言以对。还有一次，一位在津开设纱厂的日本经理，假盐业银行大宴宾客，并当席致词，要求市政府事事给他们以便利。张自忠答曰：“津市多一纱厂，当然市面多一分繁荣，我们官府是欢迎的。但须事事依照我们中国法律办理，无论中外，我们无不尽力保护与赞助。”这番话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连在场的日本驻津总领事崛内干城也不得不表态说：“张市长的话很对。”

1937年3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突然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发出了访日邀请，并慷慨许诺，所需费用全部由日方承担，从庚子赔款中支付。人们不禁要问：日方何以如此亲善、如此慷慨呢?
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忠辅透露了一点线索，他说：现在的华北和以前完全不同，特别是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抗日的空气弥漫京津一带。总之，已是大祸临头，没有时间试行五省联盟之构想。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看来，这很可能就是日方邀宋访日的用意所在。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蒋日矛盾和蒋日妥协的产物，其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南京政府统辖之下的一个地方政权，但又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的成立适应了日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与日方存在着一定的妥协，但在民族利益的根本问题上又同日方存在着矛盾和抗争。
　　西安事变发生后，冀察当局逐步趋向中央化，但远未发展到与日方决裂的程度。宋哲元、张自忠等人虽不失抗日立场和民族气节，但从团体利益和为全国抗战争取准备时间出发，仍力图避免与日方的正面冲突，以求延长华北的稳定局面。因此，宋哲元答应了日方的邀请；但他考虑到如果自己亲自出访，一旦日方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我方势必失去回旋余地，故而决定由张自忠率团访日。因为张自忠在日期间如遇类似情况，可以须请示宋为由而不作答复。
　　在抗日空气浓厚的形势下，张自忠将率团访日的消息—经传出，即引起舆论界种种猜测，人们甚至怀疑张自忠负有与日方秘密交涉的使命。在人们心目中，张自忠的政治面貌也随之变得模糊不清。一位好心的朋友对他说：“为什么要去日本呢?这于你的名誉是不利的。”“我知道。”张自忠回答说，“但是在和平未绝望以前，我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其他毁誉我是不计较的。”
　　4月22日，宋哲元率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等人，在北平设宴为张自忠送行。席间，宋哲元对张自忠嘱咐说：“荩忱，你到了日本，住要住最大的旅馆，坐要坐最好的汽车，不要小家子气，叫鬼子看不起。”张自忠笑着回答：“请宋先生放心。”
　　23日上午，张自忠率团乘坐日本客轮“长安丸”号启程东渡。随行人员有河北省保安处长张允荣，二十九军旅长黄维纲、伺基沣、徐廷玑、田温其以及冀察平津政界、工商界人士，共20余人。
　　28日，张自忠一行抵达东京，下榻于帝国饭店。当晚，日军大将松井石根前来拜访。29日，张自忠应邀参加天长节及天皇阅兵式。
　　阅兵过后，东京市长和陆军大臣先后宴请代表团成员。陆军大臣杉山元并与张自忠举行了会谈。杉山元向张自忠提出了华北经济提携问题，张自忠答复说：“中日经济提携的前提是消除政治障碍，而消除政治障碍首先要取消冀东伪组织。”杉山元含糊，其辞地说：“只要华北当局把应做的事做好了，取消冀东政权不成问题。”
　　双方言词客气，却自说自话，不肯妥协，遂不了了之。这是张自忠访日期间与日方的惟一一次政治性接触。
　　在东京期间，日本少壮军人也曾邀请张自忠及二十九军将领吃饭。席间，有一位少佐起立致词说：“我们都是军人，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中日两国和平联合，要由我们先握手；假使不幸中日两国发生战争，也是我们先动手。”接着，他又以威胁的口吻对张自忠等警告说：“你们不要听苏俄的宣传，把苏俄的武力估计得太高了，更不要以为有苏俄做后盾，就可以抵抗日本。”
　　张自忠听了这番话，转脸示意何基沣代致答词，何旅长心领神会地站起来说：“同人对于贵少佐的豪言壮语非常钦佩，不过中国无论现在或将来，决不会联合某国来反对某国，我们只求自力更生，来保护我们的领土主权。至于说中日两国提携，我们是十分愿意的，不过提携要以平等为基础。日本固然要生存，中国也需要生存。”何旅长的几句话不卑不亢，十分得体，张自忠很满意。
　　为了在中国人面前炫耀国力，日方多安排代表团参观一些科学仪器、大型工厂和现代兵器展览。一次，他们邀请代表团参观航空表演，四五架飞机尖利吼叫着从高空向代表团俯冲下来，一次比一次低，最后一次几乎掠着头顶而过。陪同参观的笠井井少佐不时得意地望着张自忠，张面无表情，不动声色。回到住地，张自忠向几位将领问道：“今天感觉如何?”几位旅长气愤地说：“日本鬼子坏透了，今天的表演，分明是示威!”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张自忠应邀与数百名旅日山东留学生见面。为首的同学致词说：“张先生这次来访日本，山东同学表示热烈欢迎，同时我们也很关心张先生访日的情况。张先生是长城抗战的名将，希望谈谈来访的情况。”语气中分明透着疑惑和焦虑。
　　张自忠当然明白同学们的心思，他开口就问：“你们这里有日本人吗?”同学们答：“没有，大门已关上了。”张自忠一见都是自己人，便诚恳地对大家说：“这次日本本来是请宋先生来的，因为宋先生要回山东养病，所以派我来。同学们放心，我张自忠在任何时候，都决不会做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的事情。”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谈到访日观感，张自忠心情沉重地说：“日本工业确有一种努力求进的精神，其纺织和航空业进展尤其快速。中日两国，同在东亚，风土人情，大同小异，惟一则突飞猛进，一则凡百待兴，实有令人注意研究之必要。名山大川往往使中国人看不起日本的自然凭借，五千年的历史常常使中国人瞧不上日本七十年的努力。你们这些在日本学习的同学务要戒除这种虚骄之气，同时也要甩掉自卑自馁的心理，发奋学习人家的长处，回来改造我们苦难的国家。”在场的同学都被他的话所感染。
　　最后，张自忠询问了同学们的经济来源，当场取出一笔钱交给他们，说：“我代表宋先生，在经济上给你们一点帮助。”
离开东京后，代表团又访问了大阪、神户、奈良、名古屋等地，5月29日返抵天津。
　　在日期间，张自忠言行谨慎，态度坚决，并多次对日方的不友好行为进行了抵制。从战后日本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找不到任何张自忠访日期间有负职守的记载。但狡猾的日本人却故意作另外的渲染，声称“代表团在日期间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
经日本人这一渲染，张自忠的政治面目更为国人所误解。有人甚至活灵活现地说：张自忠同日本人签订了密约，并得了日本人赠送的巨款，日本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人云云。汉口的《武汉日报》居然将这类讹传作为新闻加以刊登，以致谣琢纷传，影响甚大。张自忠闻知此情，内心愤懑。在市政府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他借酒吐情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一点汉奸气味?!”由这件事，张自忠对新闻界产生厌恶感，索性拒绝会见记者。这样一来，反而失去了申辩的机会，更加深了舆论的误解，“亲日派”的帽子从此扣在了张自忠的头上。所幸张自忠的民族气节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改变，他期待着有朝一日用实际行动向国人表明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