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上将——张自忠传之人生低谷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1935年，日本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对冀察两省的种种特权，并迫使国民党及中央军退出平津河北，这对于国民政府是一个深重刺激。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也损害了英美的利益。招致了英美的不满。在这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通过万里长征转移到西北地区，无形中减轻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威胁和压力。“两害相权取其轻”。从1936年开始，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逐渐趋向强硬化，并在暗中通过种种渠道与共产党接触，探索联合抗日的可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上结束了十年内战。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在实际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
　　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在华北，处于日蒋之间的冀察当局也逐渐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政府的关系日益紧密，并开始大规模组织平津学生军训。国民政府和冀察当局的政策转变，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为阻止这一趋势，日本加紧了对华战争准备。
早在1937年4月间，苏联情报机构就传出消息说：“宋哲元、韩复榘近来对中央态度较好，有日益中央化之危险，因此在最近将来，日方有随地寻衅可能，……地点在内蒙或冀东，时间约在五六月之交。”驻华北的日本中国驻屯军从4月下旬起，在平津近郊举行战斗演习。到6月份，演习更加频繁。尤其是驻丰台的第一联队，竟以攻占战略要地卢沟桥、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一时间，平津一带氛围诡谲，风声鹤唳。东京的上层人士私下里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果然发生了。
　　7日深夜，在卢沟桥外回龙庙一带演习的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突然以听到“非法射击”和“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守军拒绝。7月8日清晨，日军悍然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攻击，守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般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中国共产党也发表通电，呼吁抗战。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乐陵，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平主持工作。
　　面对日渐扩大的冲突，张自忠忧心如焚。他一面与冯、秦等人联名电请宋哲元速归，一面思考如何应付目前局势。从个人感情上讲，张自忠何尝不想操枪奋起，杀个痛快．但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的特殊地位使他不得不作多方面的考虑：
　　——日本人此番寻衅用意何在?如果进行交涉，有无就地解决的可能?
　　——南京政府在和、战问题上究竟持何态度?二十九军率先开战是否符合南京意图?
　　——一旦全面开战，冀察平津必不能保，二十九军作为一支与蒋介石素有隔阂的非嫡系部队，出路何在?
　　9日，三十七师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师长冯治安同意后，准备会同其他部队向丰台日军发动突袭，歼灭该敌。张自忠得知后对何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何旅长回答说：“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自忠感到何旅长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他的直接长官，于是通过军部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该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引起官兵们对张自忠的不满。
　　10日夜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日本驻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冒雨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径直找他交涉。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张自忠听了松井提出的条件之后，非但不答应处分“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调换一下部队而已。松井和今井无功而返。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张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见相左而没有结果。
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张自忠由平返津迎宋。此时宋哲元同张自忠一样，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华北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并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从这一方针当中，冀察当局看不出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尽管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要他去保定坐镇指挥，但宋认为事变尚有就地解决的可能，因而没有从命。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局势仍不明朗。24日晚，张自忠吃过晚饭，独自一人在市府大楼的走廊往来徘徊。适值天津交通银行行长徐柏园前来看他，当徐问及时局和对策时，张自忠紧握双拳，如虎相扑，狠狠地说：“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要杀尽他们才痛快!”过了片刻，他又摇摇头，叹息着说：“但如若仍有一线的希望，目前总以弭患为是。”其内心的矛盾，溢于言表。
　　张自忠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来，张自忠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平津舆论界乃至二十九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7月25日，张自忠奉宋哲元之命，由天津赴平出席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此时宋哲元召集会议的目的已不是研究对日交涉问题，而是制定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一旦战火扩大，即以赵登禹之一三二师一部守北平，另一部会同冯治安之三十七师进攻丰台、通州之敌；张自忠之三十八师进攻天津海光寺日军兵营；刘汝明之一四三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截断日军由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同一天，宋哲元下令中止与日方的谈判交涉。
　　宋哲元的态度何以突然发生了变化?根据事后的了解分析，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他了解到日军仍在源源增兵华北，意识到“大战势不可免”，“我不杀人，人必杀我”。二是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有所了解。7月22日晚，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熊斌奉蒋介石之命由保定秘密赴平谒宋，随后蒋介石又派军委会政训处处长刘健群北上见宋。宋哲元从熊、刘二人那里得知蒋介石这次真的要抗战，因此初步打消了对南京方面的疑虑，也理解了蒋介石一再促其赴保定的用意。在此期间，蒋介石下令补充二十九军子弹300万发，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高炮部队调至保定，归宋指挥，并命令各兵站向前推移，以便接济二十九军。这一切，犹如给宋哲元吃了定心九，坚定了他的抗战决心。
　　张自忠对于宋哲元的转变表示坚决支持。他一面命令三十八师驻南苑的部队归佟麟阁、赵登禹指挥；一面致电在津将领李文田、黄维纲等人，指示所有在津部队统归副师长李文田指挥，加紧进行作战准备。宋哲元、张自忠虽改变态度，决心开战，但此刻为时已晚。至25日，日军已有第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及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集结于平津地区，兵力由原来的万余人猛增至5万余人，并且仍在源源不断地向平津增兵。二十九军处境被动。
　　25日至26日两天里，接连发生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战火迅速蔓延。
　　26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　　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宋哲元严词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
　　27日上午，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增兵华北，今日军精锐第五、第六、第十师团由日本本土向中国平津一带输送。
　　当晚，日军向二十九军发起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战斗激烈。
　　南京方面时刻关注着平津的战局。28日一早，蒋介石以特急电致秦德纯并转刘健群，说：接此电时，如平保线尚有汽车路或小道可通，不论如何，应即硬拉来主任离平到保，此非然为一身安危计，乃为全国与全军对候作战之效用计也。望以此意转告明轩主任，对中命令更应服从毋违为要。近情盼时时详告。
　　但此时宋哲元仍决心坚守平津。同日上午10时，他下达作战命令，将二十九军部队划分为三个方向：北平城郊之第一路军由张自忠任总指挥，冯治安副之；天津附近之第二路军由张自忠任总指挥，李文田代理；察哈尔省之第三路军，刘汝明任总指挥。作战方针是“确保北平、天津两市及其附近地区，对敌为持久战，待机转为进攻，取得最后胜利”。
　　在命令下达的同时，张自忠致电李文田说：“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自明)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
尽管宋、张决心坚守平津，但因二十九军部署仓促，日军兵力源源增加，战局对二十九军日趋不利。能否守住和有无必要坚守平津也就成了问题。28日下午，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二十九军军部召集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人紧急开会，商讨对策。此时此刻，和与战都成了问题：屈辱的求和等于投降，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坚守平津，在力量对比处于劣势、备战不周和平津不易防守的情况下，二十九军难操胜券，甚至连老本都要赔光；再者，在北平大动干戈，这座文化古都也有毁于炮火的危险。这样一来，撤退便成了和战之外的惟一选择。但撤退也不是没有问题，二十九军守土有责，不经认真抵抗就放弃平津重地，如何向南京交待，又如何向民众解释呢?南京方面虽一再要宋哲元离平赴保坐镇指挥，但并未准许其放弃平津。与会的几个人，谁也拿不出万全之策，大家默然无语，空气沉闷而紧张，远处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
　　突然，从南苑传来佟麟阁、赵登禹将军阵亡的噩耗!大家一下子惊呆了。佟、赵二人与宋、张、冯等人，都是患难多年的袍泽兄弟，如今战争伊始便战死沙场，怎能不令人痛惜。宋哲元顿足大吼：“断我左臂，此仇不共戴天!”
　　局势至此，二十九军已别无选择，只有退往保定，再图良策。宋哲元对大家说：“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按照蒋委员长的指令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请大家考虑，由谁来挑此重担。”
　　对此，会上提出两个方案：
　　(一)留下四团人，由秦德纯指挥留守北平。
　　(二)留下张自忠与日本人周旋。
　　宋哲元考虑到张自忠主津以来，与日本人接触较多，留平易于为日方所接受，有利于缓和局势，因而倾向于第二方案。
　　但张自忠心想，本来舆论对自己已误解很深，如果再留平，势必跳进黄河也难洗清，所以表示不愿留平。秦德纯对此更表示消极。
　　宋哲元心中焦急，不由得大动肝火，气呼呼地说：“哼!我们二十九军是有令必行，你们平日口口声声说服从我，怎么，在此重要关头，竟不服从了呢?”
这番话激发了张自忠内心的豪勇之气，他呼地站起来，说道：“现在和与战都成了问题，看情况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既然委员长这样决定，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于我军及国家民族有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委曲求全，关系个人名誉，恐不能为国人所谅解，事后应请委员长代为剖白。”
宋哲元一看张自忠仗义勇为，非常感动，连忙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说着，挥笔写下手谕：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
　　(二)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由张自忠代理；
　　(三)北平市长由张自忠代理。
　　张自忠接过手谕，噙着眼泪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宋哲元也老泪盈眶，紧握着张的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十天左右就成。到时我由保定率队来平接应。”
　　随后俩人研究了留平后应采取的措施和人士安排问题，并决定将独立第二十七旅石振纲部和独立第三十九旅阮玄武部留平协助张自忠维持治安，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杨兆庚也留平协助张自忠处理有关事务。
　　当晚九时，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等人出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冯治安则指挥三十七师移至永定河南岸布防。临别时，张自忠心情沉重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秦德纯忙劝慰道：“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为全国人民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俩人遂黯然握手作别。

29日一早，张自忠前往外交部街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就任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按照与宋哲元预先商定的计划，他当场宣布对原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行改组，将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石敬亭、石友三等人免职，改派张允荣、张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为委员，并任命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长，指定陈觉生、潘毓桂等人负责对日交涉。从张自忠任命的新任委员看，大多是汉奸或亲日派，这显然是出于应付日本人的需要。
　　张自忠留平果然使舆论哗然。在不明底细的人们看来，二十九军既然已经撤离南下，惟独张自忠留在北平，这不是当汉奸又是什么呢?南京政府军政部派驻北平的简任参事严宽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说：“(1)演进日久之复杂化，俭晚实现。(2)闻俭晚战争，张、石等部有参加日军行动之说，冯部伤亡极惨，艳丑全部撤退。宋、秦已走，平、津形同失守。(3)日人提出此间要员更动，艳实现。自忠、燮元、允荣、毓桂、张璧、仲孚、觉生将主要政，汉奸全获胜利。”此电纯系道听途说，所述多有失实，却可以反映人们对张自忠留平的看法。在稍后的几天里，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痛诋张自忠的“卖国变节”行为。其中有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如《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等等。
　　尽管北平街头张贴着张自忠签署的安民告示，要大家“各安生业，勿相惊扰”，但此时此刻北平人民已成了亡国奴，如何能“各安生业”呢?街市上店铺紧闭，行人寥寥，几乎看不到妇女、儿童的身影，昔日的繁华热闹一下子消失了，炎热的夏日却显出深秋般的萧索。日本军车横冲直撞，轧死人的事不断发生，日军官兵殴打无辜、污辱妇女的事也时有所闻。古老的北平城笼罩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中。
　　在天津，三十八师主力在李文田副师长指挥下，于29日晨向驻津日军发动猛烈攻击，一度攻占天津总站、东站、北宁铁路局、日军航空兵团司令部和东局子机场，烧毁日军飞机10余架，并缴获日本陆空军现用电报密码本。攻打日军兵营海光寺的战斗尤为激烈。经一夜鏖战，虽未能攻克，但给日军以很大杀伤。日军随即出动重兵对三十八师进行反扑，三十八师奋勇迎敌，并攻入日租界；但终因孤军无援，被迫南撤静海。30日，天津沦陷。
　　在留平的最初几天里，张自忠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未及撤离的二十九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日军入城后，通过潘毓桂、陈觉生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反共，宣布独立，被张自忠严辞拒绝。日方见张自忠不甘为其所用，即转而直接指使潘、陈等人办事，并扶持北洋遗老、曾任代理国务总理的江朝宗出面组织伪政权，要求张自忠立即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方的一手策划下，30日下午成立北平地方维持会，江朝宗任委员长。但因江氏对张自忠有所顾忌，未敢正式就任。
　　再说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29日黄昏时分，他背着张自忠想把三十九旅拉走，不料被官兵所阻。阮见拉不走这支队伍，转而生出更大的邪念——卖身投靠日本。30日，他暗中指派副参谋长张禄卿与日方接洽，日军奈良支队遂于次日将三十九旅北苑兵营团团包围，然后进入兵营与三十九旅参谋长段品鼎接头，段即集合部队，下令放下武器。就这样，拥有6000名士兵、5000支步枪、200挺轻机枪和8门火炮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在阮玄武与日军的里应外合之下被突然解除了武装。
　　张自忠闻报，极为震怒。阮玄武与张是共事多年的兄弟，如今在危难之际不仅不能共撑危局，反而暗中拆台、倒戈背叛，令张自忠备感世态炎凉。
　　潘毓挂、陈觉生、张璧等人赤裸裸的汉奸嘴脸和阮玄武等人的背叛，使张自忠感到留平已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并且独立二十七旅留在北平也难免生变。再者，自三十八师在天津向日军发起进攻后，自己的处境已变得日益危险。8月1日，他紧急召见石振纲旅长，命他们赶紧突围，同时他自己也准备突围离平。当天夜里10时，独立二十七旅开始突围。刘汝珍团长率六七六团在前，石振纲旅长及赵书文团长率六八一团在后，分多路经安定门、德胜门向西北南口方向突围。张自忠则率一支精干手枪队随后跟进。
　　由于突围前该旅已将平郊电话线切断，日军联络不便，我军大部共3000余人顺利突围，但殿后的1000余人遭日军阻击，伤亡颇大，余部溃散。张自忠见此时突围已不可能，只好折返城内，另谋脱险之计。

自从第一次突围出城的尝试失败后，张自忠又有几次试图冒险出城，但均未成功。从此，困处孤城，一日数迁，椅子胡同也被日军查封。在此之前，他的家眷已迁至天津。
　　8月6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8月8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5000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古都北平，在夏季沉闷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德国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医院，是一所设备良好的高等医院。张自忠在病房住下不久，发现这里的许多人都认识他，感到呆在此地终非长久之计，必须换个地方。但整个北平都沦陷了，哪里会安全呢?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位美国人——福开森。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美国马萨诸塞州人，1886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开办南京汇文书院、上海南洋公学，曾任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顾问，还被清廷赏予二品顶戴。1899年，福开森接办上海《新闻报》。后来，他定居北平，并与张自忠相识。
　　主意一定，张自忠即派廖保贞前往东城喜雀胡同福开森家中接洽。福开森得知详情，慨然应诺。次日，张自忠即秘密转移到福开森家中。为防被人识破，福开森特意把张自忠装扮了一番，让他身着长袍，扮成学者模样，在家中隐藏下来。
　　福开森侨居中国期间，曾搜刮了大量中国文物，遭到中国文化界的抨击和谴责。
　　但这次他却办了一件大好事。此事由于秘密办理，因而不为外人所知。
　　为及早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张自忠一面派廖副官密赴天津，找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一面派周副官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赵子青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商人，因为二十九军购办军火而与张自忠熟识。他年轻干练，为人仗义，结交也很广，与许多外国商人有联系。当他得知张自忠的处境，连夜找到一位被称为“甘先生”的美国商人，此人经常驾车往来于平津之间，具有便利条件。甘先生表示乐为效力。在得到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批准后，他即同赵子青研究营救办法，由廖副官暗中布置，密传消息。
　　再说周宝衡副官，潜出北平后一路向南追寻，终于在黄河南岸东阿一带找到了队伍。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李致远等几位将领得知师长的消息，大为惊喜，一致要求师长早日归队，率部抗战。刘振三更是急切地表示：“师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亲带400便衣到北平城郊外接他。”
　　周宝衡风尘仆仆返回北平报告情况，张自忠即给几位部将回了一封信，命周即刻返送，信中用暗语写道：我自接了聘书，怎么能不去上课呢?期满，我就要辞职回家，你就不用来了。
　　一切计划布置就绪，张自忠开始行动了。9月3日凌晨，他一身工人装束，从福开森家中徒步而出，来到大烟筒胡同至朝阳门的一条马路旁，等候汽车来接。不一会儿，甘先生果然开着一辆挂有意大利国旗的小卧车，来到预定地点。张自忠上车坐在甘先生身旁，装成司机助手的模样。趁天色未明，他们疾驰至朝阳门。当时日军在平津所有交通线上均设卡盘查，极为严紧。朝阳门的日军士兵见有卧车驶至，即示意停车检查，他们翻腾、端详了一阵，没有看出破绽，便放行通过了。
　　汽车出了北平城，直驶通县。通县是平津间公路交通的必经之地，所以各城门也有日军把守。通县城边有一座大教堂，教堂大门在城外，后门通向城里。甘先生机智地把汽车开进教堂，穿过教堂大院，由后门驶出，直接进入通县城，巧妙躲过了日军的盘查。然后一路疾驰，开进天津意大利租界。按计划，甘先生在此下车，改由赵子青请来的中国司机驾车，直驶英租界赵家。日军由于投鼠忌器，尚未进占租界，因而这里相对安全。
　　张自明事先接到赵子青通知，已等候在赵家客厅内。张自忠进屋后，倚坐在沙发上。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得他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他凝目沉思，呆呆地坐了很久。室内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开口讲话。后来，张自忠打破沉默，对自明说：“你回家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同你嫂子商量处理，不要问我了。”

 

9日晚8时，张自忠秘密来到英租界66号路，与家人告别。往日里，他回家总要抱抱孙子，有时还给子侄们讲讲笑话，凝望着雾蒙蒙的远方，神情迷惘而茫然。
　　13日，张自忠由烟台下船，换车转赴济南。路经潍县，适遇韩复榘部第二十九师师长李汉章。李早年曾在张自忠的学兵连当兵，算是张的老部下。但此时李对张已不再以礼相待，而是以讥讽的口吻说：“以前我见你尽读圣贤书，都学了些什么呢?”
　　一位部下竞如此对自己讲话，大大刺痛了张自忠的自尊，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负党负国岂我张某所为?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天下!”
　　午后时分，张自忠抵达济南。韩复榘态度冷淡，没有派人迎接。当张自忠来到韩的私郧，副官跑进里屋向韩报告，韩却扯着嗓门冷冷地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
　　张自忠在门外听得真切，便大步走进屋内，对韩说：“向方(韩的字)，我给个东西你看看。”说着，掏出了宋哲元写给他的手偷。
　　韩复榘一看，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说道：“哦，是这么回事，明轩(即宋哲元)不该叫你背这个黑锅。”不过韩自知，张自忠的命运不是他这个山东省主席所能决定的，于是给南京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办法，蒋下令将张自忠押解南京。韩将电话记录出示于张，说：“老蒋让我把你解往南京，你看怎么办?”
张自忠回答：“你就看着办吧。”
　　韩复榘沉吟片刻，说：“咱们毕竟是西北军的老弟兄，这样吧，你身体不适，先在我这里住下，给老蒋请个假，暂留在济南治病。过几天冯先生要来济南，见了他再说。”张自忠表示同意。
　　宋哲元在前线接到张自忠由济南打去的电话，立即派秦德纯赴济迎接，并准备陪张赴南京见蒋。
　　二十九军南撤后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冯治安副之。其中冯治安之三十七师与赵登禹一三二师残部合编为七十七军，冯治安任军长；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刘汝明任军长；张自忠之三十八师则扩编为五十九军，宋哲元兼军长，李文田副之。有趣的是，七十七、六十八、五十九3个番号均与“七七”相关，前者为明“七七”，后者为暗“七七”。这很可能是有关当局为纪念七七抗战而有意赋予的番号。
　　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后，下辖两师五旅另一团，序列是：
　　第三十八师，师长 黄维纲
　　第一一二旅 旅长 李金镇
　　第一一三旅 旅长 朱春芳
　　第一一四旅 旅长 董升堂
　　第一八O师，师长 刘振三
　　独立第二十六旅 旅长 张宗衡
　　独立第三十九旅 旅长 祁光远
　　军直辖特务团 团长 安克敏
　　全军总兵力约3万人。
　　由于8月以来连降暴雨，冀中平原一片汪洋。第一战区的平汉线与津浦线两区之间通信联络极为不便，蒋介石遂于9月上旬决定将津浦线北段地区单辟为第六战区，命冯玉祥为司令长官，将宋哲元之第一集团军、韩复榘之第三集团军、庞炳勋之第三军团等部划归冯玉祥指挥。冯受命后即率主要助手鹿钟麟、张知行等人由南京北上指挥作战。
　　9月15日，冯玉祥一行抵达济南。张自忠得知消息，即与韩复榘一同去火车站迎接。自从1933年冯玉祥由察哈尔赴泰山隐居后，张自忠已有四年未与冯先生谋面。当他见到冯先生走下列车，即快步上前，与冯先生握手。冯见他面容憔悴，欲言又止的样子，就说：“荩忱，你的情况我已知道，可先在济南住着。”
　　韩复榘在一旁接茬说：“求先生为荩忱写一封信给蒋先生。”“很好，你们的事要我帮忙，凡我能做的，我都愿意做。”冯玉祥当场提笔给蒋介石写了封信，大意是：要像《圣经》上说的那样，赦免人的罪过，七十个七次。张自忠是为长官担过，还应叫他回去带队伍。他是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人，只要叫他带着队伍打日本，他一定能尽本分。
　　冯先生的信使张自忠心中踏实了许多。从车站回来，他展纸运笔给部将李致远写了一封亲笔信：
　　致远我弟如晤：
　　此次战事发生，我全体患难手足均以国家民族观念为重，奋勇杀敌，不惜牺牲，此中艰难困苦情形不言而喻。诸弟兄忠诚报国，无日不在念中。忠冒险由平而津而烟台而济南，刻即赴南京谒委员长面禀一切。在此期间，务望诸弟兄努力抗战，勿庸悬念。抑有言者，忠奉命留平以后，未获与诸弟兄共同杀敌，致令诸弟兄独任其劳，深以为歉；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处。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诸弟兄素抱爱国热忱，际此呼吸存亡，谅必誓死雪耻，不以忠言为河汉也。务望服从命令，拼命杀敌为盼。
　　此颂戎祺，并祝胜利!
　　小兄张自忠拜启九·一五
　　这封信，道出了张自忠的肺腑之言，表达了他誓死报国的心迹，读来激越豪壮，铿然有声。

五十九军将领得知张自忠在济南，纷纷派人请他归队领导抗战。但宋哲元通过秦德纯嘱张“万不可先到前线部队，致招物议”。张自忠也认为，不就留平一事向中央报告就贸然回军，不够妥当，因而决计赴宁请示一切。
　　尽管张自忠已离开平津南下，但舆论界对他的攻击指责却有增无减。如上海《大公报》一篇题为《勉北方军人》的文章说：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佩孚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那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和自作聪明的张自忠!《国闻周报》的另一篇文章则挖苦说：使当局和战不决的主力是张自忠，当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进宫”以后，委员长的瘾，却拘束地仅仅度得八天，就被敌人一脚踢开了。
　　张自忠内心十分清楚，在舆论汹汹之下，此去南京非同小可，轻则撤职，重则入狱，甚至可能遭到军法审判。许多朋友都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冒险南下。一位朋友还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张自忠看罢，还是坦然地表示：“纵然为了国人的不谅，中枢不能不将我置之典型，我也是决心要去的。”
　１0月7日，张自忠在秦德纯和山东省政府委员张钺的陪同下，动身南下。
此时，宋哲元正在泰山休假。张自忠路过泰安时，遵嘱上山与宋晤面。北平一别，恍若隔世。俩人相见，唏嘘寒喧，不胜感慨。张自忠在泰山住了两天，与宋将军对盏长谈，互诉衷肠。他们还讨论了在处理卢沟桥事变当中的失误与教训，对于误信和平、贻误战机都感到沉痛和内疚。
　　9日一早由泰山下来，几人继续南行。秦德纯是个细心人，为防不测，他将张自忠安排在比较嘈杂的三等车厢里，自己则与张钺乘坐头等车厢。列车行至徐州站，突有30多名青年学生拥到头等车厢的门前，要求上车搜查“汉奸”张自忠。秦德纯因预有防备，不慌不忙地请四名学生代表上车谈话，并让他们到车厢内各处查看。学生代表未见张的踪影，只好下车而去。一场麻烦因此得免。
　　就在张自忠南下赴宁的路上，南京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其撤职查办。

9日傍晚时分，车抵南京浦口车站。张自忠与张钺在此换乘汽车前往市区山西路，下杨于韩复榘之第三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秦德纯则住在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当晚，秦以电话与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约定，翌日下午赴四方城见蒋。
　　四方城坐落在巍峨的中山陵下，被一片树林的浓阴覆盖着。蒋介石夫妇是为躲避日机空袭才由城区迁到这里的一幢平房内。
　　10日下午3时许，张自忠由秦德纯、张钺陪同来到四方城。一位青年军官将他们引入客厅。不一会儿，蒋介石由书房走了进来，张自忠立即起身请罪说：“自忠在北方丧师辱国，罪有应得，请委员长严予惩办。”说着，将留平报告双手呈交蒋介石。
　　蒋介石接过报告，略加浏览，点了点头。他见张自忠气色不佳，就说：“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稍迟再约你详谈。”
　　１2日上午9时，张自忠在秦德纯陪同下，应约再往四方城谒蒋。这次，先由秦德纯报告张自忠受命留平的始末，并转达了宋哲元请张自忠尽早回军的意见。过后，蒋介石又询问了张自忠的健康和生活情况。张均站起立正，一一作答。当蒋问及目前所读书籍时，张答：“正在阅读郭沫若日记。”蒋听了，面色不悦地摇摇头说：“应阅读有益身心的书籍，郭的日记不要阅读。”
正交谈中，突然响起空袭警报。不一会儿，果然有日机前来轰炸。蒋介石若无其事，没有躲避。最后，秦德纯小心翼翼地问道：“委座，您看对荩忱如何安置?”
　　蒋介石踱着步，沉吟了片刻，说：“现在舆论反应很大，他的身体、精神都不好，先在南京休养一段再说吧!”
　　这个结局虽不圆满，但显然比预料的要好。张自忠因此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次日，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自忠受命留平，因才识浅陋，力尽援绝，有负党国使命，贻误之处，实不敢辞。此次来京向委员长及中央报告经过，自请处分，国府仅予撤职查办，不立刻严谴。昨日晋谒蒋委员长，复蒙策励有加，许以待命自赎，私衷钦戴，感激涕零。此后有效命机会，誓以未尽余生，在我领袖指导之下，拼命奋斗，为国赴汤蹈火，决不敢辞。”秦德纯北返后，经与宋哲元商议，立即以宋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其准予张自忠归队。
　　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仍不见音信。
　　这时，凇沪战场战事正酣，中国数十万大军与日军进行着激烈厮杀。张自忠时刻关注着前线战况，他多么渴望率军杀奔前方，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然而，此时此刻，他只能形单影孤地困处南京，整天无事可做，度日如年。这与在平津时的日理万机、昼夜忙碌形成极大反差，使他难以适应。失意落寞之感及暗淡的个人前途更时刻困扰着他，令他不知所措、备感空虚。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沾染嗜好，抽起了鸦片烟。
　　有人说，落魄与失意者是最易与鸦片结伴的。张自忠本是一名英勇无畏、意志坚毅的军人，他身经百战，历尽艰辛，不知闯过多少难关，然而此时此刻却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力，实在令人感慨不置。由此可见，一个人，无论他怎样坚强，也总有其脆弱的一面。
　　不久，张克侠也来到南京，前往山西路办事处看望张自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往见荩忱师长，其貌憔悴，心绪不佳，闻已染嗜好，诚为可叹，宴安鸩毒真不虚也。余勉以自重自珍，来日方长，是非可明，彼有惜别之意。良将难求，余当助之。”
　　10月下旬，原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羽中）得悉张自忠处境，便由西安赶到南京，为张鸣不平。他把张自忠在察哈尔、天津的从政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托行政院长张群转呈蒋介石。蒋阅后，在灵园竹林中约见了马彦（羽中）。马说：“张自忠在察哈尔任主席，在天津任市长，我任秘书长，不要说丧权辱国，即使有贪赃枉法，请政府先办我。”“我已明白，我已明白。”蒋介石回答。
几天后，钱大钩奉命前来山西路慰问张自忠，并带来一张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任命张自忠为军政部中将部附。钱大钧还对张自忠说：“委座对你很关心，他让我转告你，可以接见记者，发表南来感怀，借以平息当日舆论的冲动。”
张自忠感动地说：“委座这样宽宏大德，我只有战死才能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