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企将向二战中国劳工书面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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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10-21 10:55:59

中评社北京10月21日电／二战时被强掳至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5名中国劳工及其家属曾状告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要求其做出赔偿，但日本最高法院最终裁决中国劳工败诉。日本共同社20日报道，据有关人士称，西松建设提出设立2.5亿日元（约合1886万元人民币）的受害者救济信托基金等条件，欲与中国劳工和解。

　　报道称，在战后索赔诉讼案中，被告日本企业主动提出进行金钱补偿的例子比较罕见，预计双方将于23日在东京简易法院达成和解。

　　该基金的补偿对象除了本案的5名原告外，还包括当时参加广岛县水力发电站建设的360名中国劳工。据悉，和解书中将写入道歉的语句。

　　据西松的律师透露，该公司今后将以同样的方法与提起诉讼的其他中国劳工和解。

　　在本案中，一审日本广岛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中国被虐劳工的请求，二审广岛高等法院则判原告胜诉。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原告败诉，称“1972年签署的《日中联合声明》已经放弃了中国人个人的索赔权”，但同时表示“给受害者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努力对受害者作出补偿”。

　　战后索赔诉讼案中日方被告设立基金的做法也有先例。之前在被强掳至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的中国劳工索赔诉讼案中，原告与被告鹿岛建筑公司达成了和解，并设立了补偿基金。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1/0/5/101110545.html?coluid=45&kindid=0&docid=101110545&mdate=10211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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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0-25 21:24:07
天津劳工邵义诚今赴日 对日索赔案件有重大进展





天津网讯  “13年的奋战终于换来10月22日的胜利。”10月21日下午，二战时期被日本西松建设强掳的劳工邵义诚，兴奋中仍怀有一丝忐忑。10月22日上午，他将在女婿的陪同下再次飞赴日本，参加即将于明天上午在日本东京简易法院举行的与西松建设的和解。经过努力，原本日本企业方面提出的对中国劳工的“救济”款，变为了“补偿”款。

　　“我们索要的不是救济而是补偿。”10月21日，邵义诚得知日本媒体报道的西松建设将提出设立2.5亿日元(约合1886万元人民币)的受害者救济信托基金，欲与中国劳工和解的消息时表示，“救济是有钱人接济无钱人，我们作为劳工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我们需要的是道歉和补偿。”

　　从当年被日本友好人士找到，并启动对西松建设索赔诉讼到现在，已整整过去了13年。这期间，他们经历了一审的失败，二审胜诉，终审失败。邵义诚始终没有放弃索赔的念头，因为他坚信历史事实永远抹杀不了。几年来，他频繁奔波，往返天津、青岛以及日本，其间他两次因劳累过度病倒，但都挺了过来。这期间，山东和天津另外一位劳工含恨去世，还有一位天津劳工郭成章因身体原因无法承受往返奔波的辛劳。当年一起被抓的360名劳工，目前只有包括他在内的19人健在。

　　谈及此次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提出主动和解，邵义诚表示，西松建设勇于直面历史事实，承担历史责任的姿态，相对至今仍没有诚意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日本政府和其他企业，的确进了一大步。尽管如此，邵大爷仍坚持不接受西松建设“救济”的提法，“我们接受和解，但我们需要的是赔偿或补偿”。

　　邵大爷的女婿张先生表示，围绕“救济”还是“补偿”的问题，他们已通过日本友好人士以及旅日华侨与西松建设反复进行交涉。目前，西松建设方面已接受了邵义诚等人的正义要求，将对中国劳工进行补偿。（记者 宫伟）

来源：2009年10月22日 天津网


邵义诚今日替死去工友讨回“补偿”

本报一直追踪报道且备受各界关注的天津劳工日本索赔案有了重大进展。今天，天津老劳工邵义诚将在东京简易裁判所接受西松建设公司的和解。这是以邵义诚为代表的中国劳工对日索赔13年来，首次得到来自西松建设公司方面的补偿表示。

　　1944年，年仅16岁邵义诚被强掳到日本广岛，跟300多名中国劳工一起给西松公司挖水力发电用的引水隧道，至日本战败，有29人被折磨至死。幸存者邵义诚几经辗转，成为天津园林场的退休职工。1997年，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友人找到在天津南市居住的邵义诚，表示愿意支持他向西松建设公司索赔。就此，邵义诚走上了艰难的索赔之路。2004年，此案二审胜诉，一时引起全世界关注。但是，因为日本是三审终审制，二审的胜诉，让劳工们空欢喜一场，此案在三审时仍以败诉告终。

　　此后，邵义诚一直没有停止讨说法的脚步。在今年8月8日，他还以81岁高龄带病参加在日本东京开展的“中国人遗骨发掘60周年殉难者合同慰灵祭”活动，表达自己对那些老工友的怀念之情。另一方面，有正义感的日本友人也一直在帮助邵义诚和其他老劳工奔走呼吁。前不久，西松建设公司方面传出消息，将设立2.5亿日元（约合1886万元人民币）的受害者救济信托基金，与中国劳工和解。对此，邵义诚立场强硬：“救济是有钱人接济没钱的人，我们劳工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我们需要的是道歉和补偿，而不是救济。”于是，在日本友好人士以及旅日华侨的反复交涉下，西松建设方面已接受了邵义诚等人的正义要求，改变所谓的“救济”说法，将对中国劳工进行“补偿”。

　　■邵义诚日本行程

　　远在东京的旅日华侨墨面先生是本次活动的翻译。昨晚6点40分左右，他在接受本报越洋采访时，就邵老此次日本之行的行程进行简要介绍。

　　今天上午10点半，邵老将在东京简易裁判所同西松建设公司和解，同时聆听法官关于和解的说明；11点半，在东京司法记者俱乐部出席记者招待会；下午1点，在东京律师会馆出席中国记者招待会；下午4点，拜访中国大使馆；下午7点，在东京律师会馆出席和解成立报告会。

　　本月24日，邵义诚等人将前往广岛，25日在当地开报告会。

　　26日，邵义诚等人将到他们曾经被奴役的地方，即安野发电站参观，缅怀死去的工友。

　　27日，邵义诚等人将访问当地的志愿者团体和支持对日索赔的律师，28日回国。

　　记者 高立红 实习生 黄萱

来源：2009年10月23日 天津网 -《城市快报》


日企主动赔偿二战中国劳工 设2.5亿日元赔偿基金

据10月2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 23日，在二战中被强掳至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5名中国劳工及其家属将在东京简易法院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达成和解。

　　引人关注的是，这项赔偿计划是在日本最高法院最终裁决中国劳工败诉后，由企业主动提出的。而且，在和解条文中还将写入向中国劳工谢罪的条款。日本共同社称，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堪称“特例”。

　　中国劳工状告西松建设一案历时多年。一审广岛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请求，二审广岛高等法院则判原告胜诉。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原告败诉，称“1972年签署的《日中联合声明》已经放弃了中国人个人的索赔权”。

　　据有关人士20日透露，西松建设提出设立2.5亿日元（约合1886万元人民币）的受害者救济信托基金等条件，补偿对象还包括参加广岛县水力发电站建设的360名中国劳工。但由二战时被强掳至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中国劳工等组成的“中国被掳劳工联谊会”22日发表声明，对和解一事表示反对，认为广大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属还不了解详情。（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孙秀萍）

来源：2009年10月23日《环球时报》


日媒：期待更多日企与政府参与救济中国二战劳工

中新网10月23日电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与中国二战受害索赔劳工23日达成和解。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否决了战后赔偿问题上的个人赔偿请求权，实际上关闭了通过日本司法途经实施救济的大门。2年半后，作为被告方胜诉的“西松建设”公司决定通过单独设立基金进行受害救济。

　　“西松建设”因小泽政治献金问题公司形象受损，该公司做此决定的背后，不乏想挽回公司形象的考虑，但熟悉中国劳工强掳案的犀川志律师指出“西松建设这一自发性的举动或许会影响到其他企业。”此外他还寄望于日本政府，称“问题的全面解决离不开政府的努力。”

　　“西松建设”一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请求，但同时希望被告方为救济受害者而努力。从事类似战后赔偿工作的相关人士等一直以来都在摸索诉讼以外的解决方式，曾建议日本政府与企业成立总额1千亿日元的基金。

　　在其他劳工诉讼案中，2008年4月福冈高等法院曾建议双方和解，称“强掳劳工是政府的决定。受害人的痛苦无法言喻”。而今年3月福冈高等法院宫崎分院在二审判决中补充说“希望双方今后继续努力和解”。

　　鉴于这一趋势，部分日本被告公司决定分担政府责任，通过一揽子解决等条件表现出积极态度。还有一些日本企业考虑到今后可能进入中国市场而开始意识到赔偿问题，但在一系列诉讼中同为被告的日本政府方面却不愿协商，导致无法实现和解。

来源：2009年10月23日 中国新闻网


道歉感到欣慰 二战中国劳工与和解日企握手(图)


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与中国二战受害索赔劳工23日达成和解。“西松建设”将出资2.5亿日元设立受害救济信托基金。照片为中国二战劳工邵义诚(中)在记者会上与相关人士握手。摄于东京霞关司法记者俱乐部。

中新网10月23日电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与二战中被强掳至日本广岛工地从事过苛劳动的中国劳工等23日达成和解，在东京霞关的司法记者俱乐部召开的记者会上，双方人士一同出席，百感交集的相互握手。

　　当天作为唯一一名尚在人世的原告参加和解手续的邵义诚(84岁)对“西松建设”方面推动和解的姿态表示肯定，称自己的要求得到接受，特别是对方做出道歉让他感到很欣慰。

　　遗属原告杨世斗则对日方建设纪念碑使这段历史能被后人所知感到满意。

　　“西松建设”方面的律师高野康彦发表了公司的谈话称：“感谢原劳工方面的努力”，对于其它工地的强掳问题，“也正在进行协商，期待同样使其得到解决。”

　　劳工方的律师内田雅敏称“双方之间有过很多对立，但今后将成为朋友关系。希望这次和解能为其他与强掳有关的企业及政府解决这一问题起到一些帮助。”

来源：2009年10月23日 中国新闻网


天津劳工日本索赔案出结果 西松建设谢罪建碑补偿





天津网讯  天津劳工日本索赔案有了重大进展。10月23日，已然赶到日本的天津劳工邵义诚在东京简易裁判所接受西松建设公司的和解。对方在和解协议中真诚地向中国劳工谢罪，并表示将在当年奴役劳工的地方建立劳工纪念馆，同时，设立2.5亿日元（约合1886万元人民币）的受害者救济信托基金等条件，补偿对象还包括参加广岛县水力发电站建设的360名中国劳工。这是以邵义诚为代表的中国劳工对日索赔16年以来，首次得到西松建设公司的谢罪和补偿。

　　每名劳工获赔人民币5万元

　　10月23日中午，旅日华侨林伯耀在第一时间发来了关于上述和解协议的一系列图文照片。在和解书中，西松公司明确表示谢罪：“在甲方（日本西松建设株式会社）所属的安野发电站，为从事劳动而被强掳去的360名中国劳工的受难，是基于日本内阁决议‘关于向内地引进劳务者之事’这一历史事实。甲方作为企业承认这一事实，也认识到这一历史责任，向有关中国幸存者以及遗属表示深挚的谢罪。”此举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尚属首例，因而备受关注。日本有媒体称，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堪称“特例”。

　　关于中国劳工一直主张的建立纪念碑以教育后人一事，和解书中也予以明确。“建立纪念碑的地点，在取得土地所有人及管理人同意的前提下，以日本中国电力公司安野发电站厂区为首选地。”

　　关于2.5亿日元的用途，和解书称“此款项包括对360名受害者进行补偿的费用，寻找下落不明本案劳工的调查费用，建立纪念碑的费用，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的费用以及与受害相关的一切费用。”照此计算，每名劳工获赔约合人民币5万元。

　　10月23日晚上，本报通过越洋电话从日本有关方面了解到，和解之后一周之内，管理这笔补偿基金的自由人权协会将会介入。公司方面在一周之内，把这笔钱交给人权协会。由该协会在中国国内委托某个组织调查找寻其他幸存者。至于这笔基金的具体分配方法还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再行商议，也就是邵老暂时还拿不到这笔钱。至于是给现金还是支票，以及邵老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笔钱，目前尚不能确定。

　　日本公司向受害者谢罪

　　10月23日，一直在日本与西松公司进行谈判的广岛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表示，西松建设公司承认了事实，承认了企业的历史责任，向受害者谢罪；同意建立纪念碑以教育后人，同意向当年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做出一定的补偿，接近中国受害劳工的最初要求。其二，西松建设公司能够主动提出和解，与很多还不愿直面历史，不勇敢承担历史责任，不积极解决历史问题的日本企业以及日本政府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对西松建设公司的勇气予以肯定。其三，从1993年度开始谈判以来，已经历了十几个春秋，这期间很多幸存的受害劳工已经逝世，一部分受害劳工及其遗属年老体弱，生活陷入困难。继续拖延不利于解决他们的现实问题，我们同意让步和解，并非认为这次和解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实事求是地说，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所限，此次和解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依然对日本最高法院以《中日联合声明》等为由剥夺了民意索赔的权利感到强烈愤慨，依然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从“正义”与“公理”的立场出发，及早解决所有强掳中国劳工的赔偿问题。尽管如此，这次和解仍然可以说向着积极解决问题、推进中日友好迈出了重要一步，为今后解决类似案件打下了基础。

　　一个说法讨了16年？

　　1944年，年仅16岁的邵义诚被强掳到日本广岛，跟300多名中国劳工一起给西松公司挖水力发电用的引水隧道，至日本战败，有29人被折磨至死。如今，中国劳工当年用生命和血汗建造的安野发电站仍然在正常运营，就连模样都还是当年的样子。然而，当年的劳工绝大多数都已经作古了。幸存者邵义诚几经辗转，成为天津园林场的退休职工。劳工经历曾是他生命中的一段屈辱经历，而不愿对人提起。

　　1993年，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友人找到在天津南市居住的邵义诚，表示愿意支持他向西松建设公司索赔。就此，邵义诚及其他五名原告（其中包括三名劳工幸存者和两位劳工遗属）走上了艰难的索赔之路，直到10月23日，才有了一个说法。此间，同为劳工幸存者的原告之一吕学文因气病交加，在一审败诉后去世。另外一名劳工幸存者宋继尧因为当年作劳工时受伤而能力有限，邵义诚就成为索赔案审理过程中代理劳工表达意见的主要力量。

　　至于为什么一个说法讨了16年，包括多种原因。

　　首先，与西松建设公司的态度有关。邵义诚说，起初西松公司态度十分强硬，拒不承认其在奴役劳工这段史实中的责任。不管怎么谈判，都无济于事。

　　其二，与日本法律程序有关。日本的民事案件是三审终审制，与中国的两审终审制相比，审理程序需要的时间更长。加之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西松建设公司拒不承认责任，因而令原告方不得不一再举证，拖延了时间。仅在广岛地方法院一审时，就先后开了17次庭。最终，原告一审败诉。2004年，此案二审胜诉，广岛高等法院的判决认定西松公司违法，承认中国人有索赔权，命令西松建设赔偿。

　　其三，与日本法院的强词夺理有关。在三审的时候，劳工再次败诉。日本最高法院以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曾放弃战争索赔权为由，判决原告没有索赔权。至此，日本最高法院关闭了中国战争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索要战争赔偿的大门。

　　其四，此案之所以有今天的结果，与有正义感的日本友人的支持有关。“诉讼期间，很多华侨和日本友人在西松建设公司门前发传单声讨。西松建设公司因此非常害怕，请求股东们不要打官司。从今年1月开始表态，至2月，西松建设公司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有关组织及时谈判，最终有了10月23日的和解。”一直致力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华侨林伯耀说。

　　林伯耀认为，通过这个案件的妥善解决可以看出，解决此类问题需要集体的力量，依靠一切可以相信的正义力量，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合法手段，终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同时，也向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证明，历史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只有正视历史，勇于承担责任，才能重树威信，走出历史阴影。

　　各方声音

　　所谓解决缺乏诚意

　　西松建设这种方式来解决是缺乏诚意的。应该是在承认法律责任的前提下谢罪。不承认责任的谢罪跟道歉是一样的，是把性质淡化了。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认为，他们降低了标准，模糊了事情的性质，还是没有诚意的。此举对于解决战后遗留问题，我不认为是积极的。

　　--中国著名对日索赔律师 康健

　　重视和解是个好事

　　应该是个好事，起码是个开局，为下一步全面解决也打下基础。他们这个和解是在法院指导下和解的，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不一定非是枪对枪刀对刀，在法庭以外活动也是解决措施。特别是日中友好的今天，更加重视和解。

　　--劳工刘连仁之子，全国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 刘焕新

　　还要追究日本政府责任

　　天津老劳工邵义诚10月23日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人物。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记者纷纷对他进行采访，其中提及率最高的问题是他对于和解的感受。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还是一一回答了媒体的提问。

　　10月23日在越洋电话中，邵老告诉本报，对于和解，“有高兴的一面，也有不高兴的一面。高兴的是答应我们三个条件了，不高兴的就是补偿的金额太少了。”邵老表示，企业赔偿了，不等于政府没责任了。作为劳工幸存者，他仍然要继续追究日本政府的法律责任。

　　西松建设谢罪道歉建碑补偿

　　邵义诚等中国劳工10月23日上午正式与西松建设达成和解，西松建设表示谢罪道歉建碑补偿。

　　10月23日上午，邵义诚等5名中国劳工及遗属在律师的陪同下在东京简易法院与西松建设正式达成和解。西松建设在和解仪式上对邵义诚等5名中国劳工表示道歉悔罪，并将为被强抓的中国劳工建立纪念碑，以此教育员工。西松建设还在会上正式拨出2.5亿日元（约1886万元人民币）作为对全部被抓中国劳工的经济补偿。会后，双方召开了记者发布会，邵义诚等人对西松建设主动要求和解的举动表示肯定，对西松建设的道歉表示接受。

　　记者第一时间独家连线刘宝辰教授：西松建设早就该这么做

　　“西松建设早就该这么做。”10月23日，在邵义诚等中国劳工与西松建设正式签署和解协议后，记者第一时间独家连线当年协助日本友人找到邵义诚，并帮助中国劳工与西松建设交涉、为起诉出谋划策的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主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导刘宝辰教授。

　　10月23日上午，邵义诚等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在日本东京与西松建设正式达成和解。刘宝辰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西松建设只是做了几年前应该做的事。邵义诚等中国劳工被强掳、被迫害是铁的历史事实，他们却拖了16年。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邵义诚等5名中国劳工毅然在1998年提起对西松建设的索赔诉讼。2004年7月9日，邵义诚等5名中国劳工被广岛高等法院判决胜诉，但西松建设仍不认账并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邵义诚等中国劳工败诉，但在附言中认定西松建设抢抓、迫害邵义诚等中国劳工的事实并希望西松建设对他们给予“救济”。

　　判决后，邵义诚等人继续与西松建设交涉，但他们对中国劳工的正义要求置若罔闻，态度更加粗暴，毫不理会中国劳工的合理诉求。直到2009年4月，西松建设因公司形象受到严重破坏，为挽回形象，他们才主动联系一直帮助邵义诚等中国劳工交涉、诉讼的日本友好人士田中宏，表示愿意与中国劳工和解。围绕救济还是补偿的问题，日方坚持使用“救济”一词。双方又争论了几个月，经过中方不懈的交涉争取，日方改变了态度，最终达成了10月23日的和解。（记者 宫伟 记者 高立红 实习生 黄萱 摄影记者 杜建雄）

来源：2009年10月24日 天津网


青岛籍劳工遗属讲述索赔艰辛路:终于讨到说法







17年诉讼路 今朝笑开颜 中国二战劳工诉日本西松建设案达成和解 记者昨探访青岛籍劳工遗属听他们讲述幕后故事

　　备受关注的中国二战劳工诉日本西松建设案，经过十多年的索赔，10月23日在日本东京简易法院，以日方出资2.5亿日元（约合1886万元人民币）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等条件，与中国原告达成和解。参加诉讼的劳工代表及家属代表中，原告杨希恩的儿子杨世斗、原告曲福先的侄子曲启杰两位是青岛籍。昨天，记者走进城阳惜福镇杨家村69岁的杨世斗家中，听他家人讲述这几年来索赔背后的艰辛之路。

　　收喜讯全家团聚庆祝

　　昨天上午11时30分，记者几经辗转，在城阳与即墨交界处的杨家村一处果园里找到了杨世斗的家。“昨天我们从电视上得知这个案子的结果了，从1992年知道公公下落我们就开始盼，17年了，终于有个说法了！”在家里，杨世斗老人的夫人矫桂花正在和儿女吃饭庆祝。

　　“老杨是22日下午乘飞机去的日本，同去的还有家住中韩的曲启杰。”矫桂花说，丈夫眼花看不清电话，一直没有手机，同去的曲启杰也联系不上，家里人因不知道他们在日本的情况，只好每天盯着电视看新闻。得知最后诉讼的结果，她立刻打电话把儿女们叫回家，一家人坐在一起举杯庆祝。

　　金婚之年圆半世纪梦

　　“今年恰好是我跟老杨结婚50周年，前段时间，儿女们还给我们老两口拍了婚纱照，现在，诉讼的事情总算有了转机，从1944年公公失踪到今天，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我们终于可以给去世的婆婆一个交代，还公公一个公道。真可谓双喜临门！”矫桂花指着挂在墙上老两口新拍的婚纱照说，“现在，能拿多少钱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全家人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日方的态度显得没有诚意，公公及我们家庭所遭受的痛苦不是简单赔偿所能弥补的，不过，这个结果总算让一家人感到安慰。”

　　悲惨遭遇 战斗被俘变成劳工

　　“听老杨说，1944年公公杨希恩所在的游击队在现在即墨四蛇山遭遇大批日寇，终因寡不敌众，包括公公在内的部分游击队员被俘，以后就没了音信，那时婆婆才21岁。48年过去了，直到1992年，一群陌生客人和几个日本人找到了老杨，一切才真相大白。”矫桂花向记者回忆，原来当年被俘队员与其他人一起，共360人被当作劳工，辗转运到日本广岛，在西松建设公司的发电站从事钻隧道等重体力劳动。“后来，老杨听人说，1945年劳工们为获得正常人的待遇而奋起抗争，遭到日本政府镇压，公公曾被日本宪兵关进监狱受尽折磨，当年8月，在日本原子弹爆炸中去世。”

　　四处探寻 48年等来丈夫死讯

　　矫桂花说，公公失踪那年，丈夫杨世斗才4岁，公公失踪后，婆婆终日以泪洗面，逢年过节就带着杨世斗出去，四处呼喊公公名字，那时杨世斗还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和老杨结婚有了孩子，可一家老小只知道有个失踪的长辈，没人知道他是否还活在世上。”矫桂花说，1992年，河北大学的老师辗转探寻找到村里另一名当年劳工的幸存者杨希桂老人。杨希桂老人称，当年杨希恩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为了不连累家里人，一直用杨子玉的名字。看到杨希恩的妻子为等候丈夫所遭受的苦难，杨希桂老人不忍心说出杨希恩的死讯，希望老人有生之年一直心里有个盼头。婆婆听说这消息大哭一场，随后一家人把赴日索赔当成最后希望。“48年的等待，赔偿已无法弥补家人创伤，我们只想给过世公公讨个公道。”

　　远赴日本 屡次诉讼空手而归

　　“从1995年起，老杨去日本已5次了。”矫桂花说，1995年，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50周年，丈夫跟婆婆一起被邀请首次去日本。那次主要是祭奠死去的公公，杨世斗到公公曾经劳作的工地上捧了三捧土，当作骨灰带回来。1999年，杨世斗去日本参加诉讼。“当时法院要求只能申诉15分钟，结果让他破了例，老杨讲到悲惨处，在场不少日本人都哭了。可一审判决西松建设公司应负法律责任，但以事件发生时间已超过民法所规定的20年赔偿请求权期限为由，驳回原告赔偿请求。”“败诉消息传来，大家很失望。”矫桂花称，为多了解些赴日本劳工的知识，在家期间老杨经常拿出相关书籍翻看。2002年，苦等丈夫48年未果、又坚持10年给丈夫讨说法的婆婆带着诸多遣憾，因病离世。2004年，事情有了转机，对方答应赔偿，可不久后又上诉了，一家人又陷入漫长等待。2007年，老杨再次赴日，仍空手而归。

　　峰回路转 终于讨到一个说法

　　“自从老杨决定去日本诉讼，我们家原本平静的生活就起了波澜，以前听说我们家老杨去日本诉讼，亲朋好友都来了，大家都盼望老杨能带回好消息。但屡次诉讼屡次失败后，大家渐渐都对这件事不再抱希望，十多年打不下的官司还能有什么结果？”矫桂花说，但是，苍天不负有心人，老杨本月22日再赴日本，这次诉讼案终于有了个比较让人安慰的结果。

　　新闻回放

　　●1944年，日本侵华期间，曾在山东、河北等地掳掠了360名中国青壮年，前往日本广岛县为西松公司修造8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对中国劳工百般虐待。

　　●1945年，320多名中国劳工回国，另有29人惨死在日本。

　　●1998年，5名劳工及劳工后人作为原告代表，在日本友人成立的“支援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公司协会”帮助下，向广岛地方法院起诉，要求西松建设公司对每名原告赔偿550万日元。

　　●2002年7月9日，广岛地方法院第17次开庭审理，法院在认定西松建设公司强迫使用中国劳工违法的情况下，依然以“超过诉讼实效”为由判决中国劳工败诉，劳工代表向广岛高等法院提起控诉。

　　●2004年7月9日，日本广岛高等法院否决了广岛地方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判处西松建设公司向每名原告支付550万日元（约合42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这是日本高等法院首次对中国劳工赔偿诉讼案作出赔偿判决。但西松建设公司不服判决，拒不赔偿。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以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曾放弃战争索赔权为由，判决原告没有索赔权，劳工再次败诉。至此，日本最高法院关闭了中国战争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索要战争赔偿的大门。

　　●今年10月23日，在日本东京简易法院，以日方出资2.5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等条件，与中国原告达成和解。根据和解条款，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将拨出2.5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将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360名中国劳工列入基金补偿的对象；和解条款中明确写入道歉语句；并为中国劳工修建纪念碑。此举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尚属首例。日本有媒体称，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堪称“特例”。

来源：2009年10月25日 青岛新闻网 -《青岛早报》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0-26 22:46:54
183名二战中国劳工称不满日企和解金过低

　　2.5亿日元和解金过低

　　晨报讯（记者 颜斐）“没有承认历史事实和承担侵权责任的和解条款是缺乏诚意的，日本西松建设公司的做法不利于历史问题的解决。”昨天，针对本月23日西松建设公司与中国劳工达成和解的具体内容，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团的康健律师表示，183名中国劳工已向该公司发出声明以示不满。

　　日本方面应当明确谢罪

　　据新华社东京10月23日消息，二战时曾强掳中国劳工的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原西松组）23日与被掳中国劳工达成正式和解。西松公司向劳工方面谢罪并承诺修建纪念碑，同时支付2.5亿日元（1美元约合90日元）和解金。西松建设公司在二战时期分别强掳近600名中国劳工到公司管辖的安野作业所及信浓川作业所劳役。此次和解是安野方面的中国劳工与公司达成和解。

　　对此，曾在信浓川作业所劳役的劳工们发函表示不满。“和解条款中出现了谢罪字样，这比起过去有了进步。但这份和解协议是由日本律师操作并促成的，很难让中国的受害者实际了解条款的内涵和后果。”据康健律师介绍，最令劳工们不满的地方是，该条款再次延续了日本法院违背法律原则、单方面解释中日联合声明，不当免除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法律责任的错误做法。“强掳中国劳工是由日本政府和相关日本公司共同策划、共同实施的，这一事实不容回避。中国劳工遭受到残酷的虐待，日本相关方面应当对此表示明确的谢罪。”

　　劳工人均获赔仅60万日元

　　对于西松公司同意支付2.5亿日元的和解金，劳工们也表示过低而不能显示出其谢罪的诚意。

　　康健律师告诉记者说，几年前，日本企业对韩国劳工的赔偿是每个劳工获赔500万日元。相比之下，中国劳工只有60多万日元，这显然是对中国劳工的轻视。

　　“况且，这些和解金中还包括建纪念碑以及祭奠、调查等费用。然后再分摊到每个劳工身上，仅有两三万元人民币，还不够支付劳工当年的工资。而赔偿的前提是否认对中国劳工的侵权损害，而冠以人道主义的救济！”康健说。

　　劳工们曾明确提出，如果建立赔偿基金，应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及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共同担当管理。对于条款中由日本的机构管理赔偿基金的内容，劳工们也不能接受。“期待西松建设公司能成为真诚面对历史责任的带头者。”康健律师说。

来源：2009年10月26日《北京晨报》


“西松和解案”并非大家都满意


■2006年6月16日，中国二战被掳劳工代表和日本友人在东京高等法院门前抗议判决不公


■代理中国二战被掳劳工索赔案的中国律师康健


■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劳役的中国劳工受尽虐待和折磨


■10月23日，日本东京，中国二战被掳劳工代表邵义诚（右）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代表律师握手|

　　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谢罪并出资2.5亿日元

　　与部分中国二战被掳劳工达成和解———

　　备受关注的中国二战被掳劳工诉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案，经过长达近17年的艰难诉讼之路，10月23日，以“西松”谢罪、出资2.5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等为条件，与中国原告达成和解。对于此次达成的和解，被掳劳工代表、84岁的邵义诚昨日电话里告诉本报记者，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希望以此次和解为契机，使相关问题和历史责任尽快得到全面和妥善解决。而诉“西松”的另一部分中国劳工代理律师昨日也发表声明说，不满意“和解案”中的部分条款。中国专家则认为，要注意“掏钱”和解“后遗症”。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活着的人把追讨赔偿的事情办成了。”

　　■“西松”和解还是进了一大步

　　10月23日，东京司法记者俱乐部，邵义诚和“西松”的律师高野康彦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用“百感交集”形容这一场景。

　　就在握手前的一个小时，中国被掳劳工及家属代表和西松建设公司办理了正式和解手续。“西松”承认二战期间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向幸存者及死亡者遗属谢罪，承诺出资2.5亿日元（约合1886万元人民币），用于对曾在安野发电站受奴役的360名中国劳工进行补偿、寻找下落不明劳工、建立纪念碑等费用。

　　邵义诚说，对于日本最高法院判决否定“西松”有法律责任一事，中国劳工们并不认同，但“西松”勇于直面历史事实，提出了和解的方案，和其他至今都没有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日本政府和企业相比，还是进了一大步。

　　邵义诚注意到，当天来和他们办理和解手续的是西松公司的律师，但西松公司并没有派工作人员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活着的人把追讨赔偿的事情办成了。”

　　“现在，我们终于给死去的工友讨回赔偿了。”

　　■在曾被奴役的地方缅怀死难同胞

　　“这次没带酒，我打算献束花祭祀他们。”幸存中国被掳劳工诉日本“西松”案的代表、84岁的邵义诚在电话里告诉本报记者，此次日本之行中，他将重回安野发电厂，在这个曾经被奴役的地方缅怀死难同胞。从1993年开始，邵义诚在日本友人的支持下，开始和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谈判、打官司，对“西松”方面推动和解的姿态表示肯定，称自己的要求得到接受，特别是对方做出道歉让他感到很欣慰。“现在，我们终于给死去的工友讨回赔偿了。”

　　“到了日本后，我被送进收容所，自由完全被夺走。”

　　■一直记得当年被掳的情形

　　邵义诚一直记得当年被强行带到日本后的情形。

　　“到了日本后，我被送进收容所，自由完全被夺走，没有休息。”据邵义诚回忆，他是1944年7月在去青岛进货的路上，被日方强掳到日本广岛的，随后和300多名中国劳工一起给“西松”挖水力发电用的引水隧道。

　　“（我们）光着脚进入河道清理河底的石头。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还吃不饱，经常靠喝水充饥。”半年后，他和山东的宋继尧等人累成重病。不久后，日方将他们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生病劳工送回国内。幸存下来的邵义诚几经辗转，成为天津园林场的职工。

　　“劳工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我们需要的是道歉和补偿，而不是救济。”

　　■日本民间组织支持索赔

　　邵义诚的索赔之路始于1993年。这一年，一个名为“西松建设强制连行损害赔偿”的日本民间组织找到了他，表示愿意支持他进行索赔。在“西松”拒绝进行赔偿后，1998年1月16日，邵义诚等5位原告在日本广岛地方法院递交了诉状。2002年7月，一审败诉，原告们坚决上诉。

　　在中日两国多方人士的支持下，此案在2004年二审时胜诉，这让邵义诚和同伴们激动得流下泪水。但“西松”不服判决，上诉至最高法院。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以“个人没有索赔权”为由，宣判“西松”案和其他5个案件败诉。

　　在经历过大喜大悲后，事情在今年4月出现了转机。当时“西松”方面传出消息，将设立2.5亿日元的受害者救济信托基金，与中国劳工和解。对此，邵义诚表示，“劳工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我们需要的是道歉和补偿，而不是救济。”在日本友好人士以及旅日华侨的反复交涉下，西松建设最终在和解条款中使用了“补偿”这一说法。

　　“这不仅为其他企业正视这个问题打下了好的基础，也为日本政府如何去看待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

　　■为支持中国劳工来过中国35次

　　从启动索赔至今的16年间，很多有正义感的日本友人一直在支持邵义诚和其他劳工，川原洋子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当年，她曾是“西松”的一名员工，因为看不惯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跟公司打起了官司，胜诉后辞职。

　　作为日本“中国劳工西松建设裁判支援会”秘书长，川原洋子一直全心投入到支持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的事业中来。她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她为此来过中国35次。“这件事情以和解的形式解决了，我非常非常高兴。”川原洋子说，从“花岗”和解、“大江山和解”到这次的和解，虽然对于和解的具体内容还有不同看法，但每次和解都向前走了一步。

　　“这不仅为其他企业正视这个问题打下了好的基础，也为日本政府如何去看待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川原洋子说。

　　“西松”公司另一家作业所5名中国劳工及遗属昨日委托律师声明

　　“西松”不应当分别进行和解

　　作为曾在“西松”信浓川作业所作苦役的韩英林等5名中国劳工及遗属的代理律师，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康健律师昨日在京召开小型记者见面会时表示，“西松”目前只和安野发电站的360名中国劳工达成了和解协议，但尚未对信浓川作业所的近200名劳工提出和解。此外，信浓川作业所的中国劳工对于部分和解条款持有不同看法。

　　■不应当分别进行和解

　　据介绍，“西松”在战争时期，分别在广岛和新潟设立了安野作业所及信浓川作业所。据日本外务省1946年的《华人劳工劳动情况调查报告书》，“西松”在此期间共奴役中国劳工543人，其中在安野作业所300余人，在信浓作业所近200人。

　　见面会上，康健律师向记者出示了信浓川作业所5名中国劳工及遗属在9月18日发来的声明。声明中称，在得知“西松”提出的“和解”要点后，他们认为“西松”能够与受害者一方接触、谈判，表现出了积极的一面，但“如果真诚谈和解，‘西松’应当统一处理下辖的安野及信浓川两个作业所强掳中国劳工的赔偿事宜，不应当分别进行和解。”

　　“周五我们拿到正式的和解条款后，立刻连夜翻译成中文，打电话给5个委托人。”康健说，委托人在得知这次和解中，仍延续了2007年日本高院的说法，否定“西松”负有责任时，都觉得难以接受。

　　■不能否定有法律责任

　　康健律师告诉记者，这5位委托人都住在外地，有的身体不好，有的家住山区，因此无法在第一时间赶到北京。但经过与他们电话沟通，几位委托人基本上对这次的和解形成了几点统一的看法。

　　首先，反对在本次“和解”中，再次延续法院免除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法律责任的错误做法。不能抽象地“承认”事实，但否定有法律责任，将这一重大人权侵害的损害赔偿责任，转换为道义上的事情。

　　其次，关于赔偿金额，劳工及其家属表示不能接受这一金额，因为过低的金额不能表示出谢罪的诚意。而且，这笔“和解金”中不应该包括所谓的祭奠、交流、调查等费用，因为这是不同性质的事项。

　　再者，按照目前的和解条款，赔偿基金将由日本的基金会管理，劳工们认为应该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以及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共同担当管理。

　　“作为委托人的律师，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和‘西松’进行接触，争取能够找到解决方案。”康健说。

　　■对日索赔应加强中国民间的声音

　　从1995年开始，康健就和日本律师团合作，为二战中国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担任中国劳工、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的中方代理律师。多年以来，绝大部分案子都以败诉告终。

　　康健坦言，在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中，还面临许多困难，比如受害者多是高龄，很多人没有等到结果就告别人世。“我们应该加强中国民间的声音，对整个事件给予关注。面对重大人权伤害事件，不能用狭义的民族主义去解决，而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努力。”

　　■摄影/刘一

　　视点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

　　要避免“掏钱”和解“后遗症”

　　西松建设和中国被掳劳工达成和解协议后，有日本媒体称，该公司因小泽政治献金问题而使形象受损，做出此决定的背后，不乏想挽回公司形象的考虑。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认为， 西松建设在日本高院做出裁决后，没有继续以此为挡箭牌进行抵赖，而是和中国劳工及其家属进行接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进步。“日本涉及到劳工问题的还有很多家公司，西松建设的和解将成为一个案例，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企业。”他表示，这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国民在内心上的和解，有利于日本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也在整体上有利于推动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

　　日本共同社引用一位熟悉中国劳工强掳案的律师的话称，“西松建设这一举动或许会影响到其他企业，但问题的全面解决离不开政府的努力。”

　　刘江永表示，和解是使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的一种方式，但也要避免出现“宁可掏钱，也不愿意承认历史责任”的现象，为两国人民心灵上的和解留下“后遗症”。在达成庭外和解后，要防止日方对于过去非法的、不人道的行为没有正式的道歉，只是用金钱进行补偿。

　　资料

　　近4万名中国劳工

　　被掳至日本做苦役

　　从1943年起至少将近4万名中国劳工强掳至日本国，强迫中国劳工分别在三菱、三井、鹿岛等35家日本企业的135个场所做苦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超强度的劳动以及非人的虐待，使得6830名中国劳工死亡，许多劳工身患多种疾病或留下终身残疾。

　　侵华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企业并未向被奴役的中国劳工支付工资，更未赔偿，只是匆忙地将中国劳工送离日本，一推了之。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刘一

　　对话

　　让每个人能都拿到赔偿金

　　记者：16年后，西松建设公司提出和解，您有什么感觉？

　　邵义诚：这些年到日本跑了这么多趟，这次是感觉最踏实的一次。记得2007年终审败诉后，我们都很沮丧，但还是去找西松建设公司，当时他们根本没有人迎接我们，还是用过去的那种眼神看着我们，说“会回去研究研究”。现在，他们终于来找我们提出和解了。

　　记者：对于日方公司提出的和解条款，您满意吗？

　　邵义诚：谢罪、建碑、补偿，我们要求的这三点他们基本上都答应了。但是我们觉得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对于赔偿金的数额，当时我们希望每位劳工能获得500万日元的赔偿，但后来一直在减少，现在每个人大概只有几十万日元。虽然钱不多，对于死去劳工的家属也算是个慰藉吧。

　　记者：接下来您有何打算？

　　邵义诚：去找到所有还幸存的劳工或者是他们的家属。西松建设公司这次赔偿的一共有360名中国劳工，其中很多人的下落我们都不清楚。我想找到他们，把这个和解的消息告诉他们，让每个人都能拿到赔偿金。

　　链接

　　中国战争受害者28件

　　对日民间诉讼大多败诉

　　截至2009年5月，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本提出的民间索赔诉讼案共计28件（未包括台湾及香港在日本提诉之案），原告分别为大屠杀、无区别轰炸、遗弃毒气弹及炮弹、细菌战、强掳劳工、“慰安妇”等受害者或遗属，被告分别为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企业。在已结案的案件中，大部分败诉。

来源：2009年10月26日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0-29 21:30:30
中国劳工邵义诚对日索赔16年终获胜 28日返津


“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邵义诚向记者展示和解判决书。　　记者 左山 摄

昨晚22时，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签署了和解判决书的84岁中国劳工邵义诚返津。记者第一时间赶到其家中，感受到邵家上下无以名状的喜悦之情。以邵义诚为代表的中国劳工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日索赔，今日终得到西松建设公司应有的、也是迟来的补偿。

　　昨晚22时，八旬高龄的邵义诚虽然旅途劳顿，却依然精神矍铄。老伴张奶奶和两位儿女早早就在家中等待着他，当看到老人的身影出现在楼道口时，一家人已经禁不住热泪盈眶。在女婿张振仑的陪同下，邵义诚走进屋内，立即拿出与日方签署的和解书，向家人们展示。老人说着，早已泪湿沾襟，这一年恰好是邵义诚的本命年，为了这份声明，他前后奔波了整整16年！

　　1944年，360名中国劳工被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当时名“西松组”)强掳到日本广岛安野发电站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直至日本战败，其中29名劳工被折磨致死或死在了返回祖国的船上。1993年，邵义诚开始了对西松建设的跨国索赔交涉，1998年，包括邵义诚在内的5名中国劳工及遗属向广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西松公司进行赔偿。

　　从那时到现在，劳工们经历了一审败诉，二审胜诉，终审败诉，邵义诚始终没有放弃索赔的念头，坚持要求日方对那段不堪的历史作出应有的赔偿。而昨日，喜讯终于传来——西松建设公司向360名当年的中国劳工谢罪，并承诺修建纪念碑，同时支付360名中国老劳工2.5亿日元(约合1886万元人民币)补偿金。

　　“对日索赔16年来，当年300多名劳工，如今在世的仅剩下19人，尽管这些年历尽艰辛，但为他们讨回公道成了坚持到今天的信念！今天我终于可以向客死他乡的29名兄弟，以及未能等到这一天就含恨于九泉的更多同胞难友说一声：咱们的血和泪没有白流，你们可以安息了！”老人说着眼中的泪水再次涌出眼眶……(本报记者 韩帅 实习生 蔡颢语)

来源：2009年10月29日《渤海早报》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0-30 22:19:59
邵义诚多年病痛缠身不放弃
对日索赔成功是他最大心愿

本报讯 （记者韩帅 实习生蔡颢语）昨日，本报18版《中国劳工邵义诚对日索赔16年终获胜昨日返津》的报道，在津城引起广泛反响，本报新闻热线2750000响个不停，许多市民在感动于邵义诚的坚强信念，争相送上祝贺之余，也不忘关心老人近况。为此，记者走访了邵义诚及其家人。

　　昨日，在邵义诚家中，胜利归来的老人已是一脸平静。与记者对话时，邵义诚的语速明显慢于常人。“父亲以前口才很好，也爱书法绘画，近几年因为脑栓塞，落下了病根。”坐在一旁的女儿邵丽娜向记者讲起了老人的经历，这位八旬的老劳工为索赔奔波，一身伤痛却终不悔，令人感动不已。从1993年开始，邵义诚跟部分老工友，在一些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开始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方面进行跨国索赔交涉。1998年提起诉讼，一审败诉，2004年二审胜诉，2007年终审败诉，但老人从未放弃，又执着而坚强地踏上了漫漫的谈判和解路。

　　然而，已年届八旬高龄的邵义诚，身体很不好。2007年，当时82岁的老人为去日本参加终审办理出国签证，独自顶着大风骑自行车跑了市区多个单位。就在第二天，家人突然发现，邵义诚开始说话不利索，腿不听使唤，连筷子都拿不住，到医院做CT检查被诊断为突发脑栓塞。虽如此，没过多久，老人就毅然踏上了出国索赔路。今年5月份，正在青岛开会的邵义诚突发脑溢血，幸亏同行人员及时将其送到医院，才没有发生生命危险。出院返津后，老人中药就没断过，需要天天调理，而直到10月22日启程去日本参加此次和解谈判时，邵义诚也并没有完全康复。

　　“能早日索赔成功，是父亲一辈子最大的心愿，我们家人都很支持他。这十多年来，有社会上许多热心人士倾情相助，才有了今天的胜利喜悦。”说这些时，邵丽娜眼里含着热泪。

来源：2009年10月30日《渤海早报》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1-03 00:36:09
天津记者独家专访邵义诚 详解"对日索赔"全过程

天津网 讯  天津劳工对日索赔有结果了，84岁的老劳工邵义诚替360名中国劳工争得了约合1886万元人民币的补偿。10月28日晚上10时许，邵义诚结束了赴日之行，返回天津。这是对日索赔十几年来，邵老第一次讨到说法。这十几年来，他有过怎样的曲折经历？当正义一次次被忽略，当维权之路举步维艰的时候，他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11月1日，邵老接受了天津网-城市快报的独家专访，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

　　不接受采访是因为要保密 “经过这么多年总算可以说话了”

　　自从2004年7月邵义诚等人对日本的索赔二审胜诉时起，本报即开始追踪报道此事，那也是这起对日索赔事件首次在媒体上披露。这几年，邵老接受的采访并不少，但他从未向任何一家媒体讲过他这些年来的索赔全程。

　　之所以不讲，是因为“要保密”。邵老说，开始时，交涉一直特别艰难，西松建设公司态度强硬甚至蛮横，在日本，中国劳工的索赔不被大多数人接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视角和立场不同，他们担心如果将索赔全程置于媒体的追踪之下，会影响到交涉的进程。

　　此外，早在十几年前，邵老刚刚介入对日索赔时，中国国内的一些人也有误解。“大爷，大老远的，一个人去日本，别让人把您害了吧。”邵老第一次去日本前，管片民警就曾这样提醒他。

　　“这次回国前，我就跟他们（指那些支持他索赔的日本友人和华侨）说，回国后，肯定有不少媒体采访我。他们说，您就放开说吧，这次我们签完协议了，怎么说都没事了。”邵老笑着说，“经过这么多年，总算是可以说话了。”

　　出于自我保护登记假地址 “河北大学刘教授拉我出山的”

　　1996年6月，邵义诚居住在天津老城西门里谢家胡同8号。当时，他已退休，在津同制衣厂补差做业务员。河北大学刘宝辰教授与其妻王彦玲登门寻访时，邵义诚正在上班，家中只有邵妻张世馥。

　　刘宝辰是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劳工历史的研究。早在1989年，日本国内，一些有正义感的友人开始了对日本侵略战争问题的思考。在广岛的日本友人也成立了思考会，并着手调查西松安野事件的情况。1992年，他们得知刘宝辰正在研究这一问题，便将在安野的中国劳工名单寄给刘宝辰，请其协助寻找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及其遗属。就是在这次寻找过程中，刘宝辰结识了邵义诚。

　　寻找邵义诚的过程并不顺利。当年，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邵义诚留在日本劳工登记簿上的家庭地址为郭家胡同。而刘宝辰遍查天津老城，也没有这个地址。后来，还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才查到谢家胡同的邵义诚。

　　“转天，刘教授又来了，给我一个调查表，4页半信纸写得满满的，一共19个大问题，好几十个小问题，包括被抓时的细节，一起被押往日本的一共有多少人，工房的样子等，就连当年当劳工时大队长、中队工的名字都问，我知道，这是看你是不是真的劳工。你说你是劳工，就去索赔了，凭嘛啊？这就是证据。”邵义诚说。

　　自从索赔有了说法以后，不断有人给邵老打电话，有当年的老劳工，也有他们的亲属子女。受到邵老成功的鼓舞，他们也想讨个说法。

　　八次赴日花费超过16万元 “都是日本友人和旅日华侨捐助的”

　　84岁高龄的邵老头脑格外清楚，他掰着指头讲起每一次去日本的时间和经历。

　　“第一次是1998年1月，我一个人代表五名原告去的广岛地方法院。这是我们第一次起诉。天津外国语学院的修刚院长跟我一起去的。”作别几
十年后，第一次重返日本，有什么感受？对于这个问题，邵老说：“以前是被日本兵押着去的，这次是被人欢迎着去的，感觉能一样吗？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我感觉那些支持对日索赔的日本友人还是挺好的。”

　　“第二次是1999年8月底，去日本法院作证。”

　　“第三次是2002年4月，广岛地方法院开了十几次庭仍然没有结果。我们去要求法院结束审理，早日判决。”

　　“第四次是2004年7月，二审宣判。我们胜诉了。”

　　“第五次是2007年3月，案件三审开庭。我去进行口头辩论。”

　　“第六次是2007年4月，也就是一个月后。三审宣判，我们败诉了。”

　　“第七次是今年8月，我去参加中国死难者遗骨挖掘60周年慰灵活动。”

　　“第八次就是前几天去参加西松建设的和解。”

　　“这些年，为了讨说法，我总共去了八趟日本，每次的花费至少2万元人民币。光这些费用就花了不下16万元了。这些钱都是日本友人和旅日华侨捐助的。”说着，邵老拎出一个大旅行包，取出一沓沓崭新或发黄的文字影印材料。其中有邵老在日本法院出庭陈述的文字稿，有向西松建设抗议的传单，还有作为联系人的刘宝辰寄给他的情况通报。这些情况通报详细记载着对日索赔每一步的艰辛。

　　2004年遭遇索赔最大困难 “这些年里哭过一次急过一次”

　　“这些年的维权，什么时候是最艰难的？”记者问。

　　“2004年，我们二审胜诉了。西松建设却要上诉。我们写了一份请求书，求他不要上诉。回来的路上，我哭了。我们这些劳工给他做了那么多年苦工，没给过我们一分工钱
。现在，我们来找他要工资来了。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怎么就那么难呢？法院都判我们赢了，承认了西松建设公司奴役我们的事实，他怎么还上诉呢？”那一次，邵义诚感到莫名的委屈。

　　“对日索赔这件事，很多人都在做，而且每每会因为对方的无礼而义愤填膺，您有没有着过急？”记者再问。

　　“有，也就只有一次。”邵老说，“三审败诉后，通过法律索赔的大门被关死了。我们只得再去和西松建设交涉。但西松建设的经理们都不出面，只派两个保安在门口挡着不让我们进。我当时真急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劲，一把把两个保安推开，冲了进去。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和他们拼了。”

　　活着的工友只剩下19个人 “让他们在有生之年看到结果”

　　“这次和解成功后，有日本记者问我，胜利了，怎么也看不见您笑呢？他问得对。我的确笑不起来。”邵老说：“我这么大岁数，大老远从天津赶过来，西松建设虽然在安野，离东京多近啊，他们的经理怎么不露个面呢？光派两个律师来，怎么能叫有诚意呢？”

　　西松建设真诚谢罪、建纪念馆。这都是16年来的最大收获。但是“给的钱太少了。我们不满意。”可为什么还要接受呢？

　　邵老这样解释：“对日索赔这么多年了，现在活着的老工友只剩下19个人，接受这个和解，也是为了给这些老兄弟们有个交代，让他们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结果。我们的年纪已经拖不起了。”

　　正义整整晚到了16个年头 “我之前已经有人在讨说法了”

　　“在我之前，已经有人在做这件事了。”邵老介绍，在刘宝辰找到他之前，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吕学文和孟昭恩，曾多次在日本友人和旅日华侨的支持下到广岛，与西松建设谈判，但都无望而归。

　　“跟西松建设的交涉是从1993年开始的，我们这些劳工对日索赔进行了16年，而刘宝辰教授找到我是1996年，我个人参与索赔到今天是13年。”邵老说。

　　因为屡次交涉无果，1998年1月，邵义诚等5名原告代表360名劳工向西松建设提起诉讼。诉讼进行得特别艰难。一审败诉一个多月后，时任广岛西松劳工联谊会会长的吕学文气病交加去世。那是在2003年。“本来我们定于8月14日在济南开会，商议继续诉讼的事。8月11日，吕学文就去世了，听说是脑子里的病。”历尽沧桑，邵义诚绝口不提伤悲，“我当时想，索赔的人又少了一个，我们接着干吧。”

　　邵义诚并不是一个情绪激烈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他用平静来表达愤怒，用微笑来表达友好，但他的内心异常坚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特质，使他能够坚持到八旬高龄还继续进行索赔。

　　这几年，因为索赔邵义诚大病两次。“第一次是2007年1月30日，因为要去日本参加三审开庭，我自己去办出国手续。早晨7点从北辰区朝春里出发，骑着自行车到公安局换证，又去订机票，然后去国际旅游公司办出国手续，晚上才到家，出了一身的大汗，那天风大。到家我就病了，脑栓塞。”那次的脑栓塞并没有阻止邵义诚去日本出庭，他的口头辩论非常精彩，后来被网友全文传到网上。

　　“第二次是今年4月。我们都去青岛开会，听取和解的好消息。我突然脑出血了。幸亏抢救及时，没有留下病根。”两次生病，邵义诚光医药费就花了2万多元。

　　之所以没有放弃，还是因为“舍不得”。“已经坚持这么多年了，为了那些故去的以及在世的老兄弟们还是坚持下去吧。这是支持我的唯一信念。”邵义诚说。（记者 高立红 实习生 黄萱 摄影记者 王涛）

来源：2009年11月02日 天津网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1-04 00:43:51
中国劳工无奈与日方“和解”

受害者不得不各自为战 有律师担心被日方钻了空子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漆菲发自北京 “心里舒坦了，能活着得到赔偿。” 邵义诚，如今已是84岁的耄耋老人。10月26日，隔着越洋电话，他那浓重的天津口音传来，有兴奋，有感慨，但更多的是无奈。二战时，年青的他曾被日军掳掠到日本充当苦劳力。回想起那段非人的经历，电话那头，这位历史老人已是泣不成声。

　　10月23日，东京司法记者俱乐部，代表部分中国劳工的邵义诚，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达成赔偿和解：西松对邵义诚等5名中国劳工表示道歉悔罪，并承诺为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建立纪念碑，同时对安野作业所所有被抓中国劳工补偿2.5亿日元（约合1896万人民币）。辗转16年的二战被掳中国劳工起诉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案终于了结。

　　日本媒体对此赞声一片。

　　达成和解当天，日本《每日新闻》以“强制中国劳工案：中国原告和西松公司达成和解……设立赔偿基金并谢罪”为题，给予了全面报道。《朝日新闻》更是建议，“鸠山政权应从道义出发，向受害劳工道歉并促成其他相关企业行动起来，彻底解决二战劳工受害者的赔偿问题。”

　　但消息传至国内，立马引起了一些抗议声。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康健表示“难以接受”。

担忧给今后索赔形成障碍

　　10月25日，康健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内召开了一个小型记者会。她激动地说：“如果真诚和解，西松公司应统一处理下辖的安野和信浓川两个作业所强掳中国劳工的赔偿事宜，而不应当分别进行和解。”

　　包括邵义诚在内的，这次与日方达成和解的正是安野作业所的中国劳工。而康健则是信浓川作业所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的代理律师。她说，日本外务省1946年的《华人劳工劳动情况调查报告书》明确记载，西松在二战期间奴役的中国劳工，除了安野作业所的360人外，还有在信浓川作业所的183人。

　　拿到和解协议后，康健连夜将其译成中文，并第一时间通知了信浓川作业所的五位受害人及遗属，受害人及遗属在电话里头答复说“不能接受”。

　　康健表示，不接受的原因主要基于三点：“和解”条款中，再次延续了法院免除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法律责任的错误做法，仅空洞地“承认”事实；补偿金额过低（平均到个人仅60万日元，即约合45500元人民币，并且当中还包括祭奠、交流、调查等事务性费用）；补偿基金将由日本的自由人权协会下属基金会管理，而不是中国的相关机构。

　　“这与‘花冈和解’同出一辙。”康健愤愤地说道。

　　“花冈和解”的当事方是日本建筑行业的鹿岛公司和中国战俘和劳工。1995年，耿谆等11名原告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一案。该案最后达成“和解”，鹿岛公司在不承认法律责任的前提下，拿出5亿日元的信托金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来“救济”受害人。

　　该和解当时就引发了巨大争议。一些中方人士认为，这是“日方施小钱换美名”。而当前的此次西松和解，无疑是套用了9年前的“花冈模式”。更让康健担忧的是，这样的和解会给将来的索赔诉讼造成法律障碍。

　　尽管如此，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专家刘宝辰教授还是认为“（和解）可以理解”。作为西松索赔案的调查人和联络人，刘宝辰参与了从案件调查到最终解决的全过程。在他看来，和解虽然有些无可奈何，但其中也有积极因素。他告诉本报记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了我们所需要的三条：补偿、谢罪、建纪念碑。”

民间真正响应者凤毛麟角

　　刘宝辰教授眼里的“无可奈何”，恰恰反映了中国民间对日漫漫索赔路上的尴尬与困境。

　　十余年来，不停地有中国老人站到了日本法庭上，他们是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毒气问题以及细菌战问题的受害者，尽管他们拿出了如山的铁证，但结果仍是败多胜少，能够得到日本企业的一点补偿金，就已是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刘宝辰教授对此深有感触。他说，1998年之前，中国国内对索赔“并不那么认可”，社会舆论关注得也很少，许多研究者多是“偷偷摸摸地调查”，相互之间少有沟通和协调。长此以往，就形成了现在的民间零星索赔、各自为战的局面。

　　日本国内的形势也很复杂。

　　日本律师党派不一，观点立场不同。这在此次西松索赔案中展露无遗。据了解，为安野作业所中国受害劳工索赔的是由内田雅敏为代表的日本律师团，背后主要是过去一直对华友好的日本华侨在支持。而为信浓川作业所受害者索赔的则是由小野寺利孝为代表的日本律师团与中方律师。在历史、政治以及现实利益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虽然均为西松公司的受害者，却不得不各自为战。

　　康健更是直言被“日方钻了空子”，是日本人为尽早卸下“历史包袱”而采取各个击破之举。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副会长陈春龙教授曾总结索赔之路上的尴尬：“虽然大家总的目标一致，但实际操作起来则谁也不会听谁的。每个人的经历、性格、习惯各不相同，在一起合作共事难免产生分歧误解；国内每个诉讼团体的目标不一样，每一件案子所接触的日方机构之间想法也有差异。”

　　但更为尴尬的是“自己人的漠视”，这是几乎所有受访者的共同感受。尽管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总能挑起国内很多口水，但要真正落实到对日索赔这样的具体事件上，响应之人凤毛麟角。陈春龙教授说：“中国受害者所打的这么多场官司，大部分资金还是由日方的律师以及爱国华侨资助的。”

不要给后人留下遗憾

　　中国国内各自为战，日方支援团体出发点亦不相同，这样复杂的情况给对日索赔造就了重重障碍。

　　如何更有效地对日索赔？国内各界人士提出过各种建议。

　　原驻日大使馆外交官、现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朱春立去年曾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可以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下设立机构统一解决对日索赔问题。但直到现在，她的这个方案始终“搁浅”。她告诉本报记者，提交上去的意见书一直没有回音，倘若能“批准”，今后的“赔偿金”便能在中国安家了。

　　而早在2004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曾提出“国内诉讼”的途径，即把对日索赔的官司搬到国内打。他告诉本报记者，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法院对此类案件没有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并且在实际申诉中，愿意接手的国内法院也屈指可数。

　　2006年，日本的支援律师团曾提出“全面政治和解”的建议，而政治和解的主角指的是中日两国政府。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诉讼案中方代理人苏向祥更是期望：日本民主党鸠山政权的上台能给政治解决提供契机。

　　但刘宝辰还是认为，目前最务实的办法还是和解，“至少能让那些为数不多的还仍然在世的受害人可得到一点补偿，一个安慰。”

来源：2009年11月03日《国际先驱导报》


解秘西松案：16年与日方艰难抗争


信浓川作业所的受害者之一——中国劳工韩英林老人表示不接受“西松和解”。老人的手和脚当时都曾受重伤，至今行动不便。康健/供图

“与西松建设和解，但并不意味着我与日本政府和解了。”——中国劳工邵义诚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漆菲发自北京 10月28日晚10时，邵义诚从日本回到家中。走进屋内，他立即拿出与日方签署的和解书向家人们展示。老人说着说着，老泪横流。

　　为了这份声明，他等待了整整16年。这16年来的伤心、等待、不解、愤慨……一切难以言表。

告慰屈死异乡的同胞亡灵

　　两个月前，日本东京芝公园23号，在一块约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6830双中式布鞋一一摆放，伴随着低沉的乐曲，人们默默哀悼二战期间屈死在日本的中国劳工。邵义诚老人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旁人的搀扶下，弯腰，下蹲，用手指用力抠了一撮泥土，口中楠楠有词：“老兄弟们，给你们送鞋来了，穿着上路吧……”

　　尽管这份迟来的和解协议充满争议，但老人依然激动不已，因为这不仅让他沉冤昭雪外，而且也是对那三百多名客死他乡的同胞的告慰。用他的话说是“活人为死人办成了一件事。”

　　10月26日，站在安野发电厂，这个自己曾被奴役过的伤心地，他的思绪也被垃回到了1944年的7月。

　　那年，年仅16岁的邵义诚正去青岛进货，不料中途遭日本人绑架，他被强掳到了日本广岛，给西松公司挖水力发电用的引水隧道。他回忆说，当时一个狭小空间的房子要挤进上百号人，宿舍、食堂、厕所都连在一块，空气污浊，地面潮湿。在日本监工24小时的监视下，中国劳工备受折磨，有的被折磨到双目失明，双腿溃烂。“如果生病，不仅食物会减半，甚至还免不了一顿毒打。”

　　邵义诚一字一顿，他感慨自己“运气好”，最后能活着回来。而他早一年被抓走的父亲，却再也没有了音信。据了解，当年安野作业所的300多中国劳工，如今在世的仅剩19人。

和解条款逐字力争

　　邵义诚走上对日索赔之路始于1993年。当时，一家日本民间组织打来电话找，表示愿意支持他进行索赔。由此，5年后的1月15日，邵义诚等5位原告在日本广岛地方法院递交了诉状。据邵义诚回忆，当时收到诉状的那位日本法官简单翻阅诉状后，诧异地瞪大了眼睛，盯住他们冷冷地说：“你们回去等消息吧。”

　　2002年，在第18次开庭时，邵义诚领到了败诉判决书，“当时真是气愤”。一审败诉后，原来的日本代理律师退出了，但后来一位叫新美隆的日本律师又主动找到老人，答应给予法律援助。在中日友好人士的帮助下，邵义诚再次提起上诉，2004年二审胜诉。

　　这次前所未有的胜诉，瞬间成为当时中日舆论的关注焦点。但西松公司不服地方法院判决，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以“个人没有索赔权”，宣判邵义诚败诉。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无疑关闭了法律诉讼的大门。

　　当得知这个消息后，邵义诚一怒之下，跑到西松公司总部门口怒吼：“过去你们欺负我们，现在还是没改啊。”但西松公司门口的保安立即架住了他，年过八旬的老人甚至连公司大门都未跨入半步。

　　此次和解正是因为有了如上马拉松式的诉讼，才最后达成的。

　　与邵义诚同行的日语翻译修刚告诉本报记者，尽管终审判决败诉，但判决书末尾的一段附言给和解提供了依据：“鉴于本案受害人蒙受了巨大的精神与肉体的痛苦，……法院希望包括上诉人（编者注：西松建设）在内的相关各方作出努力，以补救本案受害人。”

　　日本支援团体正是抓住了这句话，不断与西松公司“抗争”。事情在今年4月出现了转机。西松公司主动与中方联络，希望和解。双方在商谈了4个多月后最终达成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友好人士以及旅日华侨的反复交涉下，10月，西松公司最终在和解条款中将“救济”改为“补偿”，并附加上了“深刻的谢罪”的措辞。

不表示与日本政府和解

　　此次和解案中，日本“中国劳工西松建设裁判支援会”秘书长川原洋子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现年59岁的她，曾是西松公司的一名员工。于1992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与中国劳工受害者的后人结缘，从此她就一直关注中国劳工的对日索赔案。

　　“日本政府和企业应该正视历史，负起应负的责任。”川原洋子的汉语尽管不太流利，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次和解会给其他日本企业造成不小的压力。”她告诉本报记者说。

　　参与此案的华工问题专家刘宝辰教授表示，当年日本强掳的中国劳工约4万人，这次和解对解决其他劳工的索赔问题提供了先例和参照。

　　作为受害人，邵义诚则坚定地表示：“与西松公司和解，但并不意味着我与日本政府和解了。”而他接下来要做的，则是继续寻找当年的工友遗属。“毕竟，360人的名册中目前只找到120人。”老人眼中饱含泪水地说着。

来源：2009年11月03日《国际先驱导报》


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中国民间索赔不应内耗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漆菲发自北京　针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新近的进展及面临的争议，未来又将往何处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副会长、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教授陈春龙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跟日本人打官司不是为了钱”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败多胜少，这样的情况下对日诉讼还要继续下去吗？

　　陈春龙：的确，这个过程艰苦且不讨好，但不论多难，我还是认为一定要打下去。正如2004年7月8日中国民间人士在北京达成的宣言书中提到的那样：“无论有什么困难，无论发生怎样的情况，我们都要义无反顾地将索赔诉讼进行到底。这是良心的驱使，历史的托付，人民的期望。”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性质，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要件上看，都是一个法律问题，有确实存在的原告和被告，有明确肯定的法律诉求，有清楚明了的事实和证据，有可适用的国际法和国内法规范，有拥有司法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有大量存在的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类似的国际司法实践。

　　我们还可以发现，就在日本最高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之后，日本地方法院并未停止审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件。尽管日本最高法院极有可能比照过去案例方式结案，但在尚未审结的不少案件中尽量争取有利结果，争取正在酝酿中的新诉讼尽量立案，依然存在很大可能，依然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不战而屈自已之兵”的想法和作法是不可取的。

　　《国际先驱导报》：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陈春龙：我们跟日本人打官司绝对不是为了钱，而是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知道过去还有这码子事，知道不论自身多么富强，都不可以再欺凌他国。

　　经过这十几年的对日索赔诉讼实践，通过日本法庭向日本和世界人民揭露和控诉了军国主义的罪恶，展示了违法侵权的证据，提出了合理的赔偿要求，起到了任何其他非诉讼方式所不能达到的社会效果。比如，日本大多数法院的判决承认（侵权）事实，确认了受害者的赔偿权利并提出了和解劝告，留在日本法院的证据以及那些判例，都将被载入历史。日本许多媒体对每一次败诉判决均作了相关报道，为“政治解决”形成了社会舆论压力。

“不信找不到个说理的地方”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呼吁启动国内诉讼程序，但为何之后动静却不大了？

　　陈春龙：其实，早在1988年就有过中国船员在上海起诉日本三井船舶株式会社的案子，之后自1998年到2006年，共有四起国内诉讼案件。依据国际法和国内法相关规定，中国法院完全有权依法审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人对日索赔诉讼案件。至于为何效果不明显？其中原因很复杂，毕竟涉及到各方的利益，国内法院也会有其考量。但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一定会有所改观。

　　《国际先驱导报》：是否还有其他有效途径？

　　陈春龙：当然有。如果在日本诉讼无门，我们可以在中国大陆打，也可以去香港打，美国打，乃至国际法院打。不信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 虽然日本法院错误判定“个人不享有援引国际条约在日本国内起诉日本政府的权利”，但是《联合国宪章》和诸多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了受害人控告的权利，我们可以向联合国相关机构、国际法庭等提出控告和申诉。

“民间索赔应形成合力”

　　《国际先驱导报》：民间联合索赔的方式是否更具有力量？

　　陈春龙：联合索赔这个建议不错，但关键不在我们。比如，有人提过以“中国人权基金会”为主体，可是它的背景其实也是半官方性质的，如果政府不点头，这些机构也不会出面。

　　目前我们唯一能作的，就是各索赔人士尽量加强团结，尽量紧密联系，尽量沟通信息，尽量互相配合。我想，毕竟大家的斗争方向和奋斗目标是共同的，都是维护受害者权益，恢复受害者尊严。大家在这个大目标之下，完全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达成一致，不要内耗，以形成更大合力，争取更大胜利。

　　《国际先驱导报》：你怎么看日本律师团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呢？

　　陈春龙：这是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酝酿提出的中国民间索赔诉讼的新的方案。“政治解决方案”提出的依据和前提，是日本最高法院“4·27”判决中国劳工败诉判决书中的那句附言：“劝告日本政府和企业对于受害劳工进行补偿”。十余年来，日本法院就中国民间索赔诉讼并未少向政府提过“劝告”，但事实表明很少发生作用。

　　“政治和解”的初步内容就是三点：承认事实、谢罪、补偿。如能在中国受害人与日本政府及相关企业之间，完全达成上述协议，不再横生枝节，既可在道义上满足中国受害人的正当诉求，又可在经济上得到一定的物质补偿。尽管不是通过司法机关的权威法律裁决，但也许勉强算得上是“两全其美”。

来源：2009年11月03日《国际先驱导报》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1-04 01:15:45
加拿大史维会称日奴役中国劳工和解案"缺乏诚意"

新华网温哥华１１月２日电（记者 马丹）加拿大民间组织亚洲二战浩劫史实维护会（简称史维会）日前发表声明说，１０月２３日在日本达成的关于二战时期奴役中国劳工的和解方案“缺乏忏悔与和解的诚意”。

　　二战时曾强掳中国劳工的日本西松建设公司１０月２３日与被掳中国劳工达成正式和解。史维会的声明称，和解条款的“内容甚有问题”。

　　声明说，和解条款虽写上了“谢罪”的字样，但“仍回避承认由日本法院确认的虐待劳工之事实”，“并且将此等重大人权侵害的赔偿责任歪曲为‘人道救济’，而且款项极少，毫无认错及和解的诚意”。

　　史维会的声明敦促西松建设公司“及时纠正不当的态度及作为，拿出认错的勇气和承担责任的决心，明确承认其强掳﹑奴役及虐待中国劳工的事实，并为此谢罪及向受害人赔偿，达成真正的和解”。

　　加拿大亚洲二战浩劫史实维护会成立于１９９７年，致力于支持与二战相关的赔款与和解，组织并参与帮助公众了解二战真相的活动。

来源：2009年11月02日 新华网


360名被掳赴日华工获赔偿 赔偿金共2.5亿日元

本报青岛11月2日讯2日，79名二战时期日本安野中国受害劳工家属，代表360名受害劳工在青岛参加了与西松建设公司和解成立说明会。历时18年、经历3次诉讼，受害中国劳工终于换来西松建设公司的2.5亿日元的赔偿，并将在日本安野修建纪念碑来见证这段历史。

　　11月2日，安野受害劳工和西松建设公司和解成立说明会在青岛召开。参加此次会议、从1988年开始参与华工问题研究和相关维权工作的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告诉记者，1944年360名中国人被强掳到广岛县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在日本监工的任意殴打辱骂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饥饿、寒冷、劳累、疾病致使中国劳工营养不良。工地上事故时有发生，导致死亡29人，负伤112人，患病269人次，终生残疾至少5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有些人得以回到中国。但这段历史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巨大痛苦。

　　1992年4月，一些日本友人委托刘宝辰寻找曾经被强掳到安野的360名受害劳工。从此，受害劳工开始走上了维权道路。1993年，安野受害劳工幸存者向西松建设提出了谢罪、建碑、赔偿三个要求，但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回应。1995年8月，广岛安野受害劳工联谊会正式成立，受害劳工开始有组织地向西松建设公司提出索赔，从1998年开始向广岛法院提起诉讼，历经3次诉讼，终于在今年10月23日与西松建设达成和解。

　　根据双方达成的和解说明，西松建设将向360名受害人提供2.5亿日元的赔偿，其中每个受害人将获得60万日元的赔偿，剩余资金将用作修建纪念碑、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费用。此外，360名受害劳工已经找到了120名，寻找剩下的240名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费用也包含在2.5亿赔偿款中。

　　刘宝辰告诉记者，这次和解意义重大，是日本企业首次深层次的谢罪、道歉。

来源：2009年11月03日 大众网 -《齐鲁晚报》


买股票取得对话权 日本友人帮中国劳工讨公道


▲日本友人川原洋子。 本报记者 杨宁 摄


▲刘宝辰（左一）和日本友人研究如何寻找其他受害者。 本报记者 杨宁 摄

本报记者  宋珊珊  苑菲菲  赵郁

　　11月2日，在青岛鹰谷万怡酒店，79名“二战”时期日本安野中国受害劳工家属，代表360名受害劳工参加了与西松建设公司和解成立说明会。经历三次诉讼，受害中国劳工终于换来西松建设公司的2.5亿日元的赔偿，并将在日本安野建立纪念碑来见证这段历史。

　　在这场历时18年的诉讼中，日本市民组织的支持和帮助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了取得与西松公司对话的机会，这些民间志愿者们费尽周折与西松建设对话，对西松建设施加压力，才能使得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最终取得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偶遇幸存的受害人川原洋子伸出援手

　　川原洋子是日本支持安野受害劳工索赔的一个社团领袖，她告诉记者，为了与西松建设斗争，他们先后成立了“与原子弹爆炸的中国劳工交流促进会”和“西松建设谈判支援会” ，来宣传劳工的苦难经历，发动更多人正视日本作为加害国的那段历史。

　　川原洋子告诉记者，她最早接触到安野受害中国劳工是在1989年，她开始了解到在她的家乡广岛也曾发生过残酷奴役中国劳工的事。1992年，一封安野受害中国劳工讲述当年劳役经历的信辗转交到了川原的手里。她读完信后，非常想听亲历者讲述这段历史。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在青岛找到了四个当事人，当年4月，川原在刘宝辰的协助下来到青岛，到受害人家里听他们讲述了那段历史。

　　川原洋子告诉记者，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很多日本人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但是听受害的老人讲起，她能深切感受到那就是事实。有一位于振坤老人，当时在日本安野卷烟厂时，操作机器失误右手三个指头被切掉了，回到中国他没有了劳动能力，生活很困窘，“当他问我‘怎么补偿我’时，我无言以对，从那时起我就想帮助他们讨回血汗钱。”

为与西松董事长对话七名友人成西松股东

　　在广岛，并不是很多人了解那段历史。川原洋子告诉记者，他们的支援会会员每个月撒一次传单，两个月去一次西松建设分社。日本各界的支持者还不定期地在东京西松建设本社门口进行宣传游行活动，要求它承认事实、谢罪和解决问题。

　　为了能与西松建设取得对话机会，斗争更有力度，2001年广岛“支援会”中7名成员购买了西松建设的股票，成为其股东。在西松建设每年召开股东大会时，行使股东的权利提出质问，要求公司方面对强掳中国人当劳工作出解释，尽快答复受害者的要求。虽然每次提案均被否决，但至少让公司的现任领导明白：这是一件悬而未决的历史遗案，迟早要面对的！

　　2000年，在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出庭作证以后，日本律师团和“支援会”担心法庭至此不再进一步取证而随意对案件审结。又向法庭提出要求：“希望能进一步听取第三者的证言以及学者的证词，审慎对待此案。”为此开展了征集签名，征得的13000名日本人和1873名中国河北大学师生的签名，促成了法庭听取了栗栖先生和潘洪元老人的证言。律师团又向法庭寄去了约5000张明信片，田中宏和杉原达两位教授得以出庭发表证言。为促使法庭公正判决，日本友人还曾向法庭提供了47690人的签名。这些活动，对法庭进行公正判决和西松公司最终与中国劳工达成和解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像川原洋子一样的日本友人还有很多。西松建设谈判支援会目前有300多个志愿者，他们每年交3000日元会费，提供支援会的日常开销。当要邀请中国劳工到日本介绍受劳役遭遇时再组织捐钱。川原洋子告诉记者，除了他们这个支援会，还有广岛县小学、初中教职员工会、高中教职员工会等社团支持着受害劳工索赔。

相关链接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政府采纳本国土木建筑和矿山业等大企业的要求，主要从中国华北强行抓捕男性劳动力到日本国内从事重体力劳动。

　　1944年7月，日军荷枪实弹，把在中国抓捕的360名青壮年男劳力驱赶到“锦隆丸号”货船舱底，押运至日本国，再转运到广岛县山县郡加计町的“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为西松建设开山挖掘输水山洞，强制劳动至战争结束。

　　这些中国劳工在日本监工的任意殴打辱骂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饥饿、寒冷、劳累、疾病致使受害人皮包骨头。工地上倒毙者或事故时有发生，导致死亡者29人，负伤者112人，患病者269人次，终生残疾者至少5人。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劳工才有了人身自由。1945年11月底，幸存者拖着残疾之躯，携带死难同胞的骨灰回到祖国。他们看到的是祖国满目疮痍，家园已毁，亲人离散的一片凄惨景象。直到1992年至1996年，日本友人委托河北大学师生展开较大规模的寻访活动。寻找到幸存者69人，遗属百余户，多数分布在华北地区偏僻农村的各个角落，默默承担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从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日本军队、政府和大企业三家联手将38935名中国男劳力强掳去日本国内135个作业场所，被35家大企业奴役。

受害中国劳工索赔时间表

　　1992年4月“与原子弹爆炸的中国劳工交流促进会”委托河北大学的刘宝辰老师寻找在安野的360名受害者。之后，交流促进会和刘宝辰老师共同继续调查。

　　1993年8月 幸存者吕学文（已故）和孟昭恩去日，向西松建设公司提出3项要求。①公开谢罪；②追悼死难者，澄清历史真相，为教育后代，立纪念碑和建纪念馆；③支付应有的赔偿和补偿。可是，西松建设公司否认事实，并把其责任转嫁于国家。

　　1995年8月 17名安野的幸存者和遗属在河北保定市集会，成立广岛安野受害劳工联谊会。

　　1997年5月 幸存者吕学文（已故）和藏允传（已故）去日和西松建设公司交涉，但认为通过交涉无法解决问题，决定提起公诉。

　　1998年1月 5名受害者代表360名劳工当原告，向广岛地方法院起诉西松建设公司。广岛市民成立“中国劳工·西松建设裁判支援会”。

　　2002年7月 广岛地方法院宣判原告败诉的不合理判决。原告上诉。

　　2004年7月 广岛高等法院宣判原告反败为胜的判决。西松建设公司上告。

　　2007年4月 最高法院宣判原告败诉的不合理判决。但最高法院的判决随带附言。附言：鉴于本案受害人蒙受了巨大的精神与肉体的痛苦，且上诉人（西松建设公司）在上述的劳动条件下强迫中国劳工从事强制性劳动，获得了相应的利益，而且得到了上述的补偿金等等。法院希望包括上诉人（西松建设公司）在内的相关各方作出努力，以补救本案受害人。

　　2009年10月23日 西松建设公司和安野的受害者双方和解成立。

来源：2009年11月03日 大众网 -《齐鲁晚报》


每名劳工获60万日元补偿 首笔补偿金下月发放


85岁的幸存者邵义诚展示在日本打官司时的照片。

11月2日上午，今年69岁的城阳区居民杨世斗终于松了一口气。两天来，虽然住在栈桥旁边豪华宾馆的海景房内，但他一直没有心情出去逛逛。杨世斗是备受关注的“中国二战劳工诉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以下简称西松公司)案”的5名诉讼者之一，他的父亲杨希恩曾被强掳至日本当劳工，并死在了日本 。虽然2007年日本高等法院终审判决中国劳工败诉，但在中日热心朋友的帮助下，10月23日，西松公司以出资2.5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等条件，与中国原告达成了和解。11月2日，有关此次和解的说明会在青岛鹰谷万怡酒店举行，西松公司按每名劳工6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万多元)补偿。

　　>>>说明会现场

　　带着岳父的照片来参会

　　2日上午，气温骤降，寒风料峭，在湖南路59号鹰谷万怡酒店二楼会议室内，安野受害劳工和西松公司和解成立说明会正在举行。参会的150多人中 ，除了律师和工作人员外，有120多人是在日本西松公司安野发电站受害的中国劳工幸存者或遗(家)属 ，他们分别来自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

　　家住青岛市李沧区的徐学玲是代表岳父臧云传来的，他的岳父在苦苦等待了10余年后，于今年6月23日离开了人世。“很遗憾岳父没能等到这一天。”徐学玲的岳父1944年被强掳到日本做劳工。最近10余年里，他和其他幸存的劳工一起，一直在向日方争取自己的权益。等终于有了结果时，他却离开了人世。记者注意到，为了告慰岳父，徐学玲特意带着岳父的照片来到了会场。

　　>>>已达成和解

　　补偿、谢罪、修建纪念碑

　　10月23日，在日本东京简易法院，西松公司以出资2.5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等条件，与中国原告达成和解。根据和解条款，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将拨出2.5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将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360名中国劳工列入基金补偿的对象；和解条款中明确写入谢罪语句；并为中国劳工修建纪念碑以谢罪,纪念碑明年建成后，每年将组织相关纪念活动。

　　该和解书发出后，中国劳工及遗(家)属们在欣慰之余，也最关心其中的具体细节。2日的会上，一直致力于帮中国劳工维权的日本友好人士内田雅敏律师给出了一些明确答复：2.5亿日元的补偿基金中，将按每名劳工6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万多元)的标准对已确认的120多名劳工进行补偿。剩下的钱一来用于为受害的劳工修建纪念碑，一来用于寻找其他的劳工。此外还有一笔钱是用于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对于继续寻找其他劳工，内田雅敏律师表示，一般不会花5～10年的时间去寻找，很有可能只进行一年时间的寻找。如果无法找到更多劳工，不排除为已确认劳工发放第二笔补偿金的可能。

　　内田雅敏律师还说，首笔补偿金计划于12月14日发放，发放形式等现在尚未确定。

　　>>>艰辛索赔路

　　“斗争”十余年八赴日本

　　由于需要翻译，这个和解成立说明会从上午8时一直开到了11时30分，期间中国劳工和遗(家)属们还与律师等进行了交流。在对该和解说明进行举手表决时，与会的120多名劳工及遗(家)属都举起了手。

　　“这些年真不容易。”今年85岁、来自天津的中国劳工幸存者邵义诚用了“斗争”俩字来形容这10余年来与日本西松公司间的诉讼较量。1944年7月，16岁的邵义诚在来青岛进货的路上，被强掳到日本，与360名中国劳工一起为西松建设公司挖水力发电用的引水隧道，“当时天天光着脚进入河道清理河底的石头。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还吃不饱，经常靠喝水充饥。”1945年3月，邵义诚和山东的宋继尧等13名患有重病，失去劳动能力的劳工，被送回了国内。邵义诚几经辗转，成为天津园林场的职工。

　　从1997年开始，邵义诚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和其他4名劳工一起，走上了长达10余年的索赔之路，期间他八赴日本。

　　据悉，在不违背基本原则(要求日方谢罪，对受害劳工进行赔偿等)的前提下，以民间和解形式整体解决劳工问题，此次是第二例。

　　岛城劳工遗属说父亲当年悲惨境遇——

　　—冬天穿水泥袋子保暖

　　“我回家后，一定要到父母的坟头上，告诉他们这个事解决了。”城阳区惜福镇街道办杨家村社区的杨世斗老人 ，是对日本西松公司诉讼案的5名原告之一。

　　杨世斗回忆说，父亲是1944年被抓走的，当时家里人都知道他被日军抓走了，但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直到1992年，有日本友人来到杨世斗家里，他才知道父亲当年被抓到日本当了劳工，并于1945年8月死于原子弹爆炸。“听到这个消息后，全家人都哭了。母亲哭得最伤心。”杨世斗说道，“父亲被抓时，我还不到两岁，父亲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

　　而今，母亲离开人世也已7年了。谈到这次的和解结果，杨世斗说他感到比较满意，“我现在心情舒畅了许多。其实钱不在多少，关键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次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个结果。你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干啥都没心情，总觉得有心事。只可惜这个结果来得比较迟，要是能早点儿，也许母亲能等到这一天。”

　　“我听幸存的劳工和日本友人说，父亲他们在劳动期间，每天要工作 12个小时，经常挨打挨骂不说，还吃不饱、穿不暖。父亲他们吃的是一种发涩的窝头，是由一种树的果实磨成的粉和玉米面做成的；父亲他们也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冬天用水泥袋子包在身体上取暖……”说到这里，杨世斗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

　　律师费一分钱也不收|

　　—诉讼案背后有群默默奉献的志愿者

　　在通过法律无法再索赔的条件下，中国二战劳工以非诉讼的途径获得了一个理想的结果。这除了劳工及遗(家)属们的不懈努力外，也与一直为此默默奉献的中日志愿者们密不可分。

　　来自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的刘宝辰教授就是其中一人。以“中间联络人”自称的刘宝辰，长期致力于中国劳工历史的研究。早在1989年，日本国内一些有正义感的友人开始了对日本侵略战争问题的思考。在广岛的日本友人也成立了思考会，并着手调查西松安野事件的情况。1992年，他们将在安野的中国劳工名单寄给刘宝辰，请其协助寻找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及其遗属。

　　刘宝辰认为，通过和解方式解决劳工索赔案件，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和解的前提是必须不能违背政治原则，即要求日方必须谢罪，必须赔偿。日本政府应该继续妥善解决中国劳工等问题。

　　来自天津外国语学院的修刚院长也是一名志愿者。会场上，他既要做同声传译，又要做普通翻译，他向记者表示，即使再苦再累，他的心是甜的。原来在青岛贸促会工作的岛城律师陈辉，这10余年来则一直为中国劳工提供着无偿的法律服务。谈到这一点，他摆摆手说，这算不了什么，作为一名中国律师，这是应该做的。|

　　同样为中国劳工索赔案做出贡献的还有内田雅敏、川原洋子等日本友人，虽然由于语言原因，记者没能专访到他们，但从他们讲话时中国劳工或遗(家)属不时响起的掌声中，记者能感觉到他们的友好。

　　■相关链接

　　劳工诉讼案及和解经过

　　1944年，日本侵华期间，曾在山东、河北等地掳掠了360名青壮年，前往日本广岛为西松公司修造8公里长的引水隧道 。1945年，320多名中国劳工回国，另有29人惨死在日本。

　　1998年，5名劳工及劳工后人作为原告代表，向广岛地方法院起诉，要求西松建设公司对每名原告赔偿 550万日元。

　　2002年7月9日，广岛地方法院在认定西松建设公司强迫使用中国劳工违法的情况下，依然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中国劳工败诉。

　　2004年7月9日，日本广岛高等法院否决了广岛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判处西松建设公司向每名原告支付550万日元(约合42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这是日本高等法院首次对中国劳工赔偿诉讼案作出赔偿判决。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判决原告没有索赔权，劳工再次败诉。至此，日本最高法院关闭了中国战争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索要战争赔偿的大门。

　　2009年10月23日，在日本东京简易法院，以日方出资2.5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等条件，与原告达成和解。（文/记者 李志波 图/本报记者 王滨）

来源：2009年11月03日 半岛网 -《半岛都市报》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1-08 20:35:00
赴日老劳工年底拿到补偿金

　　“天津劳工对日索赔”追踪

　　“听说有劳工索赔成功了，我父亲也是劳工，能有个说法吗？”本报关于天津老劳工邵义诚对日索赔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近来不断有市民给本报打电话询问相关情况，尤其是劳工家属更加关心这个问题。本报为此进行了相关采访。另据邵老介绍，当年赴日的老劳工及劳工遗属将在今年年底拿到每人约合4万元人民币的补偿金。

　　补偿金年底前发放到位

　　前不久，天津劳工邵义诚刚刚从青岛回来。据邵义诚介绍，此行是去开一个通气会，由日本西松组中国劳工诉讼案支援会的工作人员召集，有120多名劳工和已故劳工遗属参加。会上向劳工和劳工遗属介绍了此番西松建设和劳工和解的情况，同时征求到场者的意见。会议最终决定，每名同意和解的劳工（包括已故者在内），每人发放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万余元），今年年底发到手。

　　“这个数字是按人头算的。因为当年在安野的中国劳工有360人，用这次和解基金的总数除以360，就得出了每人应得的数字。如果最终找不到其他幸存劳工和其继承人，剩下的补偿金如何分配，另议。”邵义诚说。此外，以后劳工赴日讨说法的费用以及寻找幸存劳工等的费用都将从这笔基金里出。

　　是不是劳工需细节证明

　　不少劳工家属在询问索赔事宜的时候，表现得很茫然。市民孙女士在电话中说：“我父亲也是劳工，这次补偿有没有份啊？”然而，她连自己父亲曾经被日本的哪家公司强制做劳工都不知道。

　　据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宝辰介绍，目前，西松建设的劳工在天津的幸存者基本都找到了。像孙女士所说的劳工尚且在世，而没有找到的少之又少。后经了解得知，孙女士的父亲确实不是西松建设的劳工。

　　这种情况，邵义诚也遇到过不少。这次从日本回来，他每天都会接到一些电话，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劳工或其家属打来的，询问如何才能进行索赔。为此，邵义诚希望通过本报告诉大家，索赔之前，一定做到心中有数，整理好相应证据。

　　“你说你是劳工，得凭细节。”邵义诚拿出当年他填写的调查表。调查表包括19个大问题，很多大问题中还包括不少小问题，基本全面概括了当年被抓去做劳工的细节。

　　“当年，我们每个人在被找到的时候都会填写一份这样的调查表，在填表的时候，要尽量真实，字迹要尽量清楚、工整。”邵义诚说，“幸存的劳工现在应该年纪不小了，作为他们的家属，有必要在老人意识清楚的时候，对相关情况做全面的了解记录。对于一些物证，也要保存好，以便将来讨说法时使用。”记者 高立红

来源：2009年11月08日 天津网 -《城市快报》
ourdiaoyudao发布于2009-11-09 11:59:38
不忘历史，抵制日货！ 保卫钓鱼岛！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1-09 19:31:36
中国劳工将致信日本首相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刘文忠)10月23日，邵义诚等8名二战受害劳工就发生在日本广岛县的安野案件，与日本西松建设株式会社达成和解。今天上午，我省部分西松公司受害劳工、劳工遗(家)属及有关专家举行座谈会，就安野案件和解给予有限度的肯定。

和解书共有9条

    座谈会上，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受害劳工刘连仁之子刘焕新，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傅强首次披露了安野案件和解书的详细内容。和解书一共9条。

    根据该和解书，西松公司承认强掳360名中国劳工到日本安野发电站强迫劳动，致使中国劳工饱受肉体、精神双重侵害这一历史事实；双方将建立纪念碑，以铭记这一历史事实；西松公司向该案360名中国受害劳工支付2.5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886万元)，用以补偿受害者、寻找下落不明的劳工、建立纪念碑、支出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和解金由日本社团法人“自由人权协会”接受信托进行管理、支付。

和解书是阶段性成果

    在座谈会上，刘焕新、傅强等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负责人、部分受害劳工、劳工遗(家)属以及有关专家均表示，该和解书有很多不足之处：和解协议是在该案多数受害劳工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限制和剥夺了未参与和解的受害劳工的合法请求权；和解金按理应由中方相关结构接受信托管理，现在管理权、支配权均在日本一方手中；对安野案件受害人赔偿过低；没有同意建设一定规模的纪念馆等等。

    不过大家同时表示，西松公司“谢罪、赔偿、建纪念碑”的和解承诺，基本达成了安野案件中国受害劳工的愿望，为解决其他劳工的索赔问题提供了先例和参照，也是解决战后十几个遗留问题的契机。傅强认为，安野案件和解，标志着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已从单一诉讼转向政治和解。

要求日方正视历史

    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西松公司在中国劳工对日民间索赔问题上带了个好头，日本其余34家企业和日本政府也应以此为榜样，加快解决中国受害劳工的历史遗留问题。

    座谈会上，相关人士共同发表了“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声明”和“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声明”，并决定致信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信中对日本首相提出了多项要求，包括：正视历史，公布强掳奴役中国劳工档案，公开正式承认加害事实，承担责任并向受害者道歉；设立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历史责任基金”，全面解决掳日中国劳工受害赔偿问题；在日本和中国适当地方修建中国殉难劳工纪念碑馆，将该历史写入两国教科书以教育后代等等。

安野案件

    1944年7月1日，西松公司将中国360名青壮年男劳力强掳到日本广岛县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强制劳动至战争结束。这些劳工在日本监工的任意殴打辱骂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导致不同数量的劳工负伤、患病、终生残疾甚至死亡。

    1993年8月，中国劳工受害者向西松公司提出了3项要求：公开谢罪；修建纪念碑和纪念馆；支付应有的赔偿和补偿。1998年1月，以5名中国人为原告，代表360名受害劳工向日本法院控告西松公司。2009年10月23日，广岛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组成8人代表团与西松公司达成和解。

来源：2009年11月09日 舜网 -《济南日报》


日企首次主动向中国受害者谢罪
2.5亿日元赔偿360名劳工


索赔座谈会现场



商报济南消息  昨天，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在济南和部分幸存受害劳工及其家属举办座谈会，并首次公开通报了由日本西松建设建设公司主动提出的，设立2.5亿日元赔偿基金的和解详情。据介绍，这是中国劳工对日索赔13年来，日本企业首次主动表示谢罪并对受害劳工及其家属作出赔偿。

　　据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傅强介绍，经过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和中日双方律师的努力，日前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和二战期间在其安野事业所被强制劳动的部分劳工达成和解，西松建设公司对“掳掠中国劳工并强制劳动”的事实表示承认，并“向有关中国幸存者以及遗属表示深挚的谢罪”。西松建设公司表示，为教育后人，他们将在日本选址建立纪念碑，纪念碑的选址以日本安野发电站厂区为首选地。

　　同时，西松建设公司表示，将支付2.5亿日元作为对360名受害者的赔偿基金。该费用包括对受害者的补偿费用、寻找下落不明的劳工的调查费用、建纪念碑的费用以及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死难者的费用等等。

　　对于西松建设公司的本次赔偿，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会长刘焕新表示，这是13年来中国对日索赔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这次获赔的劳工中，有一部分是山东籍的。虽然赔偿的数目不多，但终归是由一个日本企业第一次站出来了，先表态谢罪，再赔偿。”但刘焕新也表示，这次和解并不十分完美：“首先这个赔偿金不能由日方来管理，支配权也不能交由日本企业负责。其次对广大受害劳工来说，五万元的赔偿金额确实不多。但西松建设公司的做法在历史的包袱上解开了一个扣，希望其他日本企业也能向西松建设公司学习，以坦诚、公正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本专题 文/图 记者 冀强 李红艳

来源：2009年11月09日《山东商报》


“牛皮纸护身，光脚干活”
这种苦痛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身上穿着牛皮纸，光着脚进入河道清理河底的石头。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还吃不饱，经常靠喝水充饥。”在昨天的座谈会上，唯一到场的幸存劳工汝永建颤颤巍巍地回忆道。88岁的他告诉记者，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企业道歉并赔偿，他感到很满足。

　　来自泰安的受害劳工家属张复银告诉记者，他父亲张新善就是受害者之一，父亲的工号是“劳工81号”，当时他父亲被分到了安野发电厂，给西松建设公司挖水力发电用的引水隧道，需要从山北面引水发电，主要是想要建军工厂，为军工厂发电。“父亲生前告诉我，8公里的隧道，他们光着脚进入河道清理河底的石头，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张复银说，父亲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小腿受伤逃到一个日本老人家里，后来还是被发现又给抓了回去。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父亲和其他几个人累成重病。不久后，日方将他们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生病劳工送回国内，这才得以活下来。

　　生前没能争取到赔偿，张新善已经抱憾离世。对于西松建设公司的本次赔偿，张复银告诉记者，“如果说是赔偿，这个钱确实是不多。父亲受过的苦，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张复银说，虽然这次的和解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西松建设能自己主动站出来，对解决历史问题迈出了新的一步。“我们的心里欣慰了一些，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来源：2009年11月09日《山东商报》


新华侨报：日本对中国劳工“庭外和解”值得深思

中新网11月9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9日刊文说，日前，日本西松建设与中国劳工达成庭外和解，中国老人得到了应有赔偿，一场耗时16年的诉讼落下帷幕。这不禁让人回想起9年前中国劳工耿纯告鹿岛建设侵害案，最终以鹿岛建设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和谢罪的庭外和解画上句号。两个诉讼表面上看是个案，但结果都是“法内败诉，庭外和解”，企业独自谢罪和赔偿。再对当天日本主流媒体的反应做了一个归纳，感觉有三点值得深思。

　　文章摘编如下：

　　日前，日本西松建设与中国劳工达成庭外和解，备受屈辱的中国老人得到了应有的赔偿，一场耗时16年的诉讼落下帷幕。这不禁让人回想起9年前中国劳工耿纯告鹿岛建设侵害案，最终以鹿岛建设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和谢罪的庭外和解画上句号。

　　两个诉讼表面上看是个案，但结果都是“法内败诉，庭外和解”，企业独自谢罪和赔偿。再对当天日本主流媒体的反应做了一个归纳，感觉有三点值得深思：

　　第一，事件的背景是强调在“太平洋战争”中。这含有一种和除中国以外的美国等同盟国作战的多国大混战的味道，含混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性质。第二，强调企业“感觉到了历史的责任”。一向强调“社会责任”的日本企业。其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似乎是两个范畴，“社会责任”显得如此狭义。第三，强调“胜诉方”自主补偿“败诉方”，在没有国家责任的前提下。企业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是日本国内少有的案例，表现了“诚意”。

　　但问题的严重性也恰恰就在于此。日本企业替政府承担战争中侵犯人权的责任，这种下级替上级“死扛”的行为，从世界角度看的确是日本特有的。但这场战争的发动者是谁？是企业为了获得劳动力，强迫日本政府发动了侵略战争吗？企业赔偿和认罪了，一切就可以过去了吗？

　　上述逻辑，是让接受补偿的受害者感到屈辱和不快的原因。战后60年来，日本国内一直没有定论的“战争责任”，随着新一代的成长，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真实必定会加速“风化”。“庭外和解”很容易将中国人对日索赔带上歧途，对此人们应该格外警惕。

　　在两个案子中，日本法院采取的依据也很值得玩味。1972年“中日联合公报”中，中国政府表示放弃对日本的国家赔偿，本意是希望日本理解中日两国要和平相处。当时的田中政府随即决定给予中国经济援助，这就是后来的所谓ODA(政府开发援助)。应当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不足，对改善中日关系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中国政府从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放弃民间对日的赔偿要求。而30年后，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对西松建设赔偿诉讼时的依据之一，竟是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对日“索赔权”。

　　一字之差，善意的“不要求”赔偿变成“没有权利”要求赔偿。加害者无影无踪，被害者还得到了“善意”的回应。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为了真正的中日友好，必须认真清算过去，正确解决战后赔偿问题就是第一步。战败国德国对被害犹太人以及占领区被害者个人进行了全面赔偿，这个赔偿估计到2030年全部赔偿完毕。德国现在是欧盟的核心国.作为地区大国早晚要在国际大舞台扮演重要角色.而中国的近邻日本，至今表现不出自信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只有先迈出了这一小步，以后在共建亚洲的大舞台上才能迈出一大步。(岳光)

来源：2009年11月09日 中国新闻网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2-10 00:11:35
对日索赔16年，中国劳工感念他


人物名片:修刚，辽宁丹东人，天津外国语学院校长，教授，天津市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人大代表，兼任教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这一解释是非法的、无效的。日本地方法院对这一条款任意进行解释，对此我们表示强烈反对。”11月20日，日本仙台地方高等法院对山形县酒田港原中国被强掳劳工案作出二审判决，以“《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公民的个人索赔权”为由，驳回原告诉求。当天，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强征和奴役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迄今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的重大人权问题。中方要求日方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这不是中国劳工第一次向日本企业提出索赔，也不是第一次被日本法院以“没有索赔权”为由驳回。那些曾经被日本企业奴役的中国劳工(以下简称“华工”)，还有没有可能得到赔偿？一个多月前，10月23日，一个有关赔偿的信息终于从日本传来，邵义诚等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达成和解:西松建设公司承认二战期间强掳华工的历史事实，向幸存者及死亡者遗属谢罪，承诺出资2.5亿日元(约合1880万元人民币)，补偿曾在安野发电站受奴役的360名中国劳工，并修建纪念碑。公开谢罪、建立纪念碑，这是前所未有的。

　　几位不通日语的中国老人，在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诉讼、和解后最终获得赔偿。邵义诚们感谢一个人，他就是天津市人大代表、天津外国语学院校长修刚。16年来，修刚为邵义诚、吕学文等人对日索赔担任全程翻译。

　　不张扬，默默人后，翻译工作给修刚的性格打上了这样的烙印。但实际上，在整个华工对日索赔过程中，修刚不仅是翻译，更是参与人、见证人。

　　“人大代表要为民代言，为民办事，公平和正义应该是人大代表最基本的追求。”面对记者的采访，修刚说，他只是做了一个人大代表、一个人应该做的事。

　　一度落泪:为感人的取证场面

　　“能参与对日索赔并全程坚持下来，是出于对日本朋友和这些劳工精神的感动。”修刚说。

　　上世纪80年代末，修刚还在日本教书。当时，他写了一本反映中日关系的著作《一衣带水》。在这本书中，他详细归纳了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他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日本曾向中国送还抗日烈士和在日死亡华工的骨灰，这些骨灰后来被存放到了位于天津的抗日烈士殉难纪念馆。

　　1993年，已经回国的修刚在中国见到了他在日本结识的朋友川原洋子。川原此行是调查二战期间在日本死亡的中国劳工的情况，希望修刚给予帮助，这就是劳工问题调查的发端。

　　“川原最初是做广岛原子弹受难者的调查，他们在调查中发现了西松建设公司强抓360名华工的线索，他们认为应当把这段历史弄清楚。”修刚说，“从他们的调查中，我了解到，二战期间曾有很多中国劳工被强掳到日本工作，他们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很多人死去了，但是现在，这些曾使用过华工的日本企业对这段历史不予承认。”

　　日本企业强掳华工，本来与川原洋子团队的利益毫无关系，但是他们放弃工作，牺牲业余时间，去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这让修刚非常敬佩。“中国劳工到日本调查取证需要好翻译”，于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共同想法，让修刚和一群日本友人开始了长达16年的合作。“至于能不能索赔，当时想都没想过”。

　　中国人在日本广岛被强制劳动，主要在西松建设公司承建的安野发电站，共有360人，吕学文、邵义诚都是其中一员。

　　从这以后，这些华工在日本调查取证，修刚都形影相随。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通过修刚的口让日本人理解的。在这个过程中，修刚与他们休戚与共。

　　来自山东的华工宋继尧老人双目失明了。在日本做劳工期间，他和工友们坐的矿车翻了，泥沙进到了眼睛里。性命虽然没丢，但眼睛红肿疼痛难忍，又得不到治疗，宋继尧竟把眼珠子抠了出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宋继尧再次回到这里，工地没有了，宿舍没有了，眼睛又看不见，他怎么提供让法院相信的证据？

　　就在大家感觉希望破灭时，宋继尧问修刚:“我前面是不是有条河？”

　　“是的。”

　　“你让我面向河……我的后边有个小庙！”

　　小庙？没有小庙啊！修刚为宋继尧捏了一把汗:“看来，大爷确实是记不清了。”就在这时，修刚发现附近有一座很小的神社。“是不是大爷把神社当做庙了？”

　　“是的，大爷，有座小庙！”

　　“你让我面向小庙！”宋继尧让修刚放开他的手，自己向前走去……一步，两步……正要撞到一棵树上时，他竟然伸出胳膊一下子把树抱住了:“这是一棵白果树！”

　　“我们的工棚就在左边，当时很多人挤在那里……”

　　修刚像其他在场的人一样，热泪再也忍不住了，“这样的证言，法官怎么否认？”

　　历史就在这样一幕一幕的场景中清晰起来。

　　二度落泪:为曾经并肩战斗的友人

　　1998年1月，3名幸存华工邵义诚、吕学文、宋继尧和两名遗属，代表360名受害华工向广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西松建设公司谢罪、建立纪念碑、赔偿损失。自此，一场漫长的诉讼开始了。

　　不幸的是，经过17次开庭之后，2002年7月，法院以“已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为由，判决原告败诉。

　　为帮助老人们打官司，修刚认真学习了日本的相关法律。修刚对记者解释说，“你有理，你都对，可日本民法规定，20年之后就没有经济赔偿的义务了。当时，所有的对日索赔官司都败在时效上。”让修刚略感欣慰的是，法院还是认定，西松建设公司在当时日本国策的影响下，强抓劳工，强制劳动，给这些劳工造成了伤害。

　　“我有责任跟老人们站在一起，面对和处理这些事情。”向广岛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之后，修刚和免费代理华工案件的好友新美隆律师找到了一些抗辩理由:中日两国长时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公民最近几年才可以自由往来两国之间，西松建设公司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毁坏证据、拖延时间，使华工长期不能提起诉讼。

　　在修刚看来，2002年7月9日是开创历史的一天。这一天，广岛高等法院打破时效壁垒，判决华工胜诉，并留下了一段经典判词:“当时效明显有悖于公理、有悖正义的时候，时效就不应再列入法院的考虑范围。”

　　由于法庭宣判时没有翻译，听到这句话，坐在旁听席上的修刚马上向投来询问眼神的大爷们打出手势:“胜利了！”

　　在二审终审制的日本，这一胜利，本应是最后的胜利。但是拒不认错的西松建设公司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依据是《日华条约》(是日本和台湾之间的条约，已经失效)、《中日联合声明》已经解决了两国之间的赔偿问题。

　　在日本最高法院开庭前的晚上，修刚和律师已经作出判断:可能要败诉。因为如果裁定华工一方胜诉，完全不需要开庭。最高法院的职责是解释法律条文，看来，最高法院要解释《中日联合声明》了。

　　果然，日本最高法院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已经解决了赔偿问题，日本企业没有向中国劳工赔偿的法律义务。

　　“越是大爷们不能控制情绪的时候，我越要冷静。”修刚说，“我们认为《中日联合声明》不包括民间的赔偿，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在日本的法律途径走到头了。”

　　就在大爷们高喊“无礼判决”、“错误”、“无耻”等口号时，修刚和律师找到了最后的一线生机———判决书最后有一段“劝告”，也就是“附言”。日本最高法院在“劝告”中说，鉴于本案受害人蒙受了巨大的精神与肉体的痛苦，法院希望上诉人在内的相关各方作出努力，以补救本案受害人。

　　“有没有这段‘附言’，是案件能否继续进展的关键。”修刚说，“这段附言虽然没有法律效力，却是进一步斗争的基础。”

　　正是有了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各方努力下，今年4月，西松建设公司同意和解。

　　川原洋子专门为此组织了一个庆祝会，修刚担任了这次庆祝会的同声传译。突然主持人说，请修老师为大家讲几句吧。

　　修刚一下子呆住了，哽咽了，“我想起了新美隆律师，二审胜利后开庆祝会的时候，他就坐在我旁边，如今他已经故去了。还有吕学文，他也不在了……”

　　一度微笑，那些事实在年轻人心中扎根

　　一审败诉，二审胜诉，三审又败诉，虽然判决结果有变化，但对日本企业曾强抓华工、强制劳动这些事实，三级法院都没有否认。

　　修刚认为，此次能和态度一向强硬的西松建设公司达成和解，关键是事实清楚，责任分明，“这也是我们16年斗争的初衷，就是让日本企业、日本法律界和日本政府都能承认这段历史，并为这段历史负责任。”

　　还原历史真相并不容易。在诉讼过程中，日本企业曾提供证据，证明日本企业优待了华工，每月给他们30多斤粮食，而且，这份证明有当时美国驻军的盖章。

　　难道日本企业真的优待了华工？修刚陪同华工们一起找到了当时工地附近的住户，那些住户们证明，当年这些华工吃不饱饭，经常到家里要点盐巴、要红薯秧子吃，还有人因为偷吃东西被打了……如果他们每月有30斤粮食，会干这些吗？最终，他们证实:日本企业提供的证明文件是日本战败后开具的，当时中国是战胜国，华工才有了这样的待遇，在此之前，想都不敢想。

　　“让人感动的是，当地的居民对华工的调查都非常配合。”修刚告诉记者，打官司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喜欢广岛。作为一个受过战争摧残的地方，这里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痛恨战争。他们对战争的反思和对责任的追究，决心非常大。”

　　推动华工索赔的组织，没有政党和政府背景。在广岛地区，有两个组织支持它，一个是广岛高中教职员工会，一个是广岛中小学教师工会。有了这个优势，他们组织了很多场面向中小学生的讲座，请华工们为学生们讲日本教科书上没有的历史。

　　修刚告诉这些学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华工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们努力建设的水电站，我们现在还在用着，我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

　　“每次从日本回来，我都会给我的学生讲上一小段儿。”修刚也用这些事实来教育自己的学生，让他们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中日友好，什么才是对两国之间战争的客观态度。“是的，日本确实有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家，有完全不承认历史的企业，但也确实有一大批像新美隆律师、川原洋子这样追究真相、尊重历史的友人。”

　　“不管是不是学习日语的同学，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对日态度。”修刚告诉他的学生，对待日本所有的问题，都应当立体地去看，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友好的，这是双方建立信赖、良好关系的基础。

　　二度微笑，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16年下来，修刚为华工问题去日本不下十几次。

　　“确实占用了不少时间，而且很多时候面临着与其他工作的冲突。”修刚说，最初介入华工索赔问题时，他还是系主任，后来做了副校长、校长，时间越来越难挤出来了。作为教师，我要考虑教书育人;作为校长，我要考虑学校建设;作为人大代表，我要履行职责。虽然学校全力支持，修刚还是尽量利用假期来帮助老人们。修刚还坦言，如果是给别的大会做同声传译，一次要一万元，如果这样算下来，16年来，他的损失确实不小。

　　“钱很重要，但基本的人格和责任感不能放弃。”修刚说，虽然16年来他一分钱都没收，但与其他友人相比，他还自愧不如。

　　修刚告诉记者，参与这个活动的所有日本人，都是没有报酬的，而且他们很多人吃饭都是自己掏钱。

　　在个人利益上不计得失，但在华工权益上，他们却锱铢必较。

　　“日本记者在采访老人们的诉讼目的时，喜欢先提钱，再说尊严。”修刚说，他不止一次叮嘱老人，一定要先说尊严，再提钱，注意说话的顺序。“老人们来打官司，确实并不是为了一点点经济赔偿。”

　　即便在与西松建设公司协商和解条款时，数额确定后，他们又与西松建设公司就一个措辞进行了交涉，最终把“救济”改为了“补偿”，并附加上了“深刻的谢罪”字眼。

　　和解的确来之不易。修刚说，这些日本友人通过散发传单向西松建设公司施加压力，通过购买西松建设公司股票获得在股东会上发言的机会，要求企业解决历史问题。现在，360位华工，不论是否在世，都将至少获得60万日元的补偿。12月14日，负责管理西松建设公司支付补偿款的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分配这些补偿费。

　　接下来就是在日本修建纪念碑，刻上所有360名华工的名字。

　　对这一结果，修刚颇感欣慰:“这是日本企业第一次公开谢罪，第一次修建纪念碑，开了历史的先河，为华工赢回了尊严。”

　　修刚希望西松和解能成为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西松赔了，其他企业是不是也该赔？企业谢罪了，日本政府是不是也该谢罪？修刚认为，日本最高法院在“附言”中所说的“相关各方”，包括日本政府。他告诉记者，在和解达成之后，日本的主要媒体纷纷发表社论，要求日本政府拿出认错的勇气来。“《朝日新闻》的标题就是，下一步就看政府了。”

　　“当然，这个和解协议并非完美。”在修刚看来，“很多华工留下了永久的残疾和创伤，约合人民币5万元左右的补偿金，太少了。此外，我们对日本最高法院以《中日联合声明》为由剥夺民间索赔权，非常不满。”

　　一位人大代表、大学校长16年为中国劳工义务当翻译的故事，到此暂告一段落。修刚坦言:“不管你地位多高，人大代表这个身份要时刻牢记。有了这个身份，你就应该尽一切能力去维护正义，发自内心地真正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来源：2009年12月7日《检察日报》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2-14 00:44:20
掳日劳工14年诉讼无一胜诉

　　11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日民间座谈会”再次揭开了一段渐渐远去的历史。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1939年出生的日本华侨林伯耀可能一直只能在书本上看到“花冈暴动”中的那些英雄，更不会有后来充满艰辛的索赔历程。

　　1942年11月，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了“关于向日本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之要件”的内阁决议，随即在1944-1945年间强抓了约4万名中国人到日本，其中有6830名中国劳工死亡。1945年5月间，被拘禁在日本秋田县花岗的中国战俘和劳工，不堪忍受残暴蹂躏，奋起暴动，终因人生地疏，遭到血腥镇压。

　　战后至今，日本政府和企业对于往日的罪行仍未明确谢罪并予以赔偿，仅仅以所谓的救济金应付劳工幸存者和遗属。

　　从1995年至今的14年里，林伯耀、劳工幸存者代表、劳工遗属以及中日律师多方奔走，面对日本政府的冷漠、回避态度，他们选择抗争到底。2000年，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突破，日本鹿岛组公司尽管不承认法律责任，但同意和解，并赔偿了5亿日元。

　　不过，这一切并未改变日本政府与企业拒不认罪的冷酷现实。漫长的14年中，中国劳工所有的诉讼均被日本法院判处败诉。

花冈事件引发劳工诉讼潮

　　11月23日，由“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主办的关于中国被强掳劳工对日本西松公司索赔案调解的“中日民间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红十字宾馆会议室召开，中日双方律师、学者以及幸存者代表60多人参加了会议。一场本是学术性的会议，却因大家对日本法院判决中的措辞理解不同以及赔偿金额而吵得不可开交，这让主持会议的林伯耀很伤感。座谈期间，他一直低着头听着，眉宇间尽显疲惫。

　　但是，与之前20余年的奔走劳碌相比，这算不了什么。

　　1987年，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先生、国会议员田英夫先生与土井多贺子女士3人邀请“花冈暴动”的组织者耿谆到日本介绍当年的暴动情况。林伯耀第一次见到了耿谆以及滞留在北海道的花冈事件幸存者刘智渠。耿谆向大家吐露了隐藏多年的心声，当年劳工们所受的苦难，至今仍不堪回首，他表示一定要向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找回公道。

　　随后，林伯耀和刘智渠开始寻找当年的幸存者。林伯耀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当时他们并没有走向法庭，而是想通过谈判的方法让加害者给予合适的赔偿，因为日本的民事诉讼期限冗长，当事人年事已高，怕耗不起。

　　1988年，林伯耀和两位日本律师远赴美国向一个犹太人联合会取经，学习他们如何向德国政府索赔的经验。

　　由于日本政府以及在花冈奴役劳工的鹿岛组公司对赔偿诉求漠然置之，1995年6月28日，花冈劳工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鹿岛组向受害者赔偿。这是第一起中国大陆劳工对日索赔诉讼。

　　然而，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定原告败诉。次日，受害者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经过3年的漫长时间，2000年11月29日，鹿岛组公司与花冈劳工达成和解。鹿岛组一共向所有被强制劳动的受害者和遗属赔偿5亿日元。但是，鹿岛组不承认法律责任，只是作为企业的责任，向受害者表示谢罪。

　　已成旅日侨领的林伯耀近日向时代周报记者评述此次事件的意义时说：“在日本，如果你是去法庭起诉，不光是一个个官司打得异常艰难，而且法庭只能一个个审理，赔偿也是针对个案。而花冈和解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谈判使所有人都能从中得到抚慰。”

　　花冈和解成为掳日中国劳工民间索赔运动的滥觞之作。从1995年到现在，共有15起对日本政府以及加害企业的民间索赔诉讼，但全部败诉。

14年15起诉讼全部败诉

　　1996年3月25日，掳日劳工刘连仁诉讼案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经过5年多的诉讼，2001年7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以部分确定的形式承认了日本政府当年的罪行。

　　东京地方法院对于日本政府和军队把刘连仁从老家强制带到北海道这一事实给予承认，并且没有用日本法庭往常惯用的“诉讼时效”来限制刘案的诉讼。与刘连仁同时从煤矿出逃的劳工有5名，其中4名回到了中国。最后，东京地方法院以日本政府没有尽到救济责任为由一审判令日本政府提供数额不得低于2000万日元的赔偿。

　　刘案的判决不拘泥于诉讼时效，是首个认定战后政府有义务保护战时政策受害者的判例，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一系列民间索赔案将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案件接下来进展让人瞠目结舌。当时的小泉纯一郎政府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呼声，于当年7月23日向东京高等法院递交了上诉状。

　　在随后东京高等法院以及日本最高法院的两次裁定中，刘连仁案原告均被判败诉。

　　中国的劳工幸存者以及遗属，从1995年的花冈诉讼到2005年的七尾诉讼，一共进行了15次，全部败诉，其中和解3案，西松和解是其中较有代表性和戏剧性的一例。

　　1944年，360名中国劳工被西松组强掳到日本广岛从事重体力劳动直至日本战败，其中29名劳工被折磨致死或死在返回中国的轮船上。

　　西松诉讼案缘起为广岛市民川原洋子，她在参加了花岗诉讼后，决定亲自组织广岛当地被掳日本的中国劳工索赔诉讼。她与中国学者刘宝辰等人开始了在中国寻找被掳广岛的劳工，着手进行诉讼。

　　2009年10月23日，在二战中被强掳至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5名中国劳工及家属代表360人在东京简易法院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达成和解，赔偿金额2.5亿日元。

　　引人关注的是，这项赔偿计划是在日本最高法院最终裁决中国劳工败诉后，由企业主动提出的，而且在和解条文中还写入了向中国劳工谢罪的条款。西松案从1998年1月16日开始到最后和解，历时11年，其间，许多当事人故去。

　　而与西松案同年进行的大江山镍矿强制连行·强制劳动案，在京都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以及日本最高法院三级均裁判败诉的情况下，二审时，由日本冶金工业株式会社提议和解，向6名原告赔偿2100万日元，但无谢罪，不承认历史罪行。

　　林伯耀解释说，近4万中国劳工，在被掳日本后，分布于135个作业点被迫进行了一场残酷的体力劳动，死难者近1/6。但由于当时许多被掳劳工和战俘使用了假名，比如当时参与领导“花冈暴动“的中共地下党员王敏使用的名字就是张开华，从而使得很多人死亡后无法核实身份，花岗案和西松案的当事人均只能找到一半左右。

　　林伯耀表示，在日华侨已经与日本民主党掌握的国家战略室沟通，希望通过与民主党副总裁菅直人的交流，使掳日中国劳工问题能够早日得到彻底的解决。但是未来的路还很长。（时代周报记者  宋阳标）


铭记那些援手“追债”的人

　　漫长的诉讼过程中，除了林伯耀、林同春（著名旅日华商前辈、神户华侨总会名誉会长，11月19日在神户病逝）这样的爱国华侨以毕生财力、精力帮助劳工打官司外，中日律师和日本友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康健是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从1995年开始她一直在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案件，且从不收取任何费用。康健说，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工作中不应该夹杂感情因素，但在对日索赔案中，她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这段历史和这笔血债，你要是不清偿，觉得说不过去。”

　　今年4月，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1125名律师联署敦促日本政府及三菱、三井、鹿岛等相关日本公司公开、正式地承认加害事实，并对这一违法行为向中国劳工及遗属谢罪。

　　而日方律师团成员内田雅敏为了能够了解到西松公司的内部情况，花200多万日元购买了西松公司的股票，获得在股东会上发言的机会，要求企业解决历史问题。由于长期跟随案件，内田雅敏每月只能和妻子吃一次饭。而他的好友老田裕美，更是因为长期跟踪劳工官司，2008年与妻子分手。

　　老田裕美上世纪70年代来华，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十几年来他放弃了自己的旅行社，用自己的1000多万日元积蓄专门从事调查日军和日本企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并作为一名精通两国语言的志愿者，往来于中日之间，为战争受害者和遗属充当翻译和陪同人员。

　　日本最权威的研究战后遗留问题及外籍人士在日人权问题的学者田中宏，为声援花冈事件诉讼在各国举行了100多次演讲，他从1987年开始研究花岗劳工问题，并直接参与了“花冈事件诉讼”的全过程，是给予该诉讼最终达成“和解”帮助最大的日本友人之一。田中宏来中国的费用都是他自己支付的。在花冈劳工获得赔偿后中方人员曾决定将其中的一部分钱作为补偿送给田中宏等日本友人，遭到了他们的一致拒绝。（时代周报记者  宋阳标）


“愿负罪的灵魂重获自由”

西松案《和解书》摘要：第二条 在甲方所属的安野发电站，为从事劳动而被强掳去的360名中国劳工的受难，是基于日本内阁决议“关于向内地引进劳务者之事”这一历史事实（以下简称“安野案件”）。甲方作为企业承认这一事实，也认识到这一历史责任向有关中国幸存者以及遗属表示深挚的谢罪。第三条 甲乙双方为教育后人将建立纪念碑，以铭记安野案件的历史事实。编者注：甲方为申诉人，西松建设株式会社。乙方为被掳日劳工。


中国二战劳工邵义诚（左）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代表律师握手

　　今年10月23日，世界一流建筑企业—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西松组）与“二战”时该企业广岛县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360名掳日中国劳工的联谊会代表最终达成和解。西松建设公司承诺支付2.5亿日元，作为对安野所有360名受害者的和解金，其中包括对360名受害者的补偿费、寻找下落不明的安野劳工的调查费、建立纪念碑的费用、受害者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费用，以及其他与受害相关的一切费用。

　　对日索赔有了“结果”，这成为广受关注的事件。“西松和解”，毫不例外地受到来自不同背景的不同角度的评论。从个人角度来看，这次和解是日本民间十数年来的友善举动，感动了曾经蒙受日本巨大伤害的人。

旷日诉讼对受害者不利

　　达成“和解”当日，即2009年10月23日，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即发表声明，说明同意“和解”的主要理由，大致如下：“接近他们最初的要求，即向中国受害劳工‘公开谢罪’、‘建纪念碑、馆’、‘赔偿损失’的目标”；西松建设积极、主动提出和解，与很多企业与日本政府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自1993年交涉以来，很多幸存劳工去世，幸存者部分生活困难，继续拖延对他们不利。

　　11月23日，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代表和他们的日本律师、民间支援人士和团体在北京召开中日民间座谈会，邀请了其他各国掳日劳工联谊会和有关人士参加。会上，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代表一再明确：“和解”是经过联谊会全体会议审慎讨论，一致同意后，正式达成的。

　　这一情况如果属实，该和解比2000年日本秋田花冈中国受害劳工与鹿岛建设公司之间达成的和解，明显进步。“花冈和解”公布后，该联谊会代表耿谆立即声明反对，并与一部分受害者拒绝接受至今。

　　安野劳工受害者及其家属，作为当事人的意志，选择接受与对方西松建设的“和解”，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的正当权益范畴，是相关讨论不得忽略的前提和基础。

　　经过1993-1997年与西松建设公司的交涉，1998-2007年日本法院三审诉讼，寻找到的69名安野劳工幸存者中，只剩19人。

受害者仍可向西松索赔

　　双方的法律代理人在“关于本和解的确认事项”中说明：“对接受这次信托结构（作者注：指该和解的和解金的信托系统框架）者，本和解的主旨具有一定的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对于无论如何也不能参加此信托结构者，本和解不具有剥夺该方权利的法律上的效力。”

　　也就是说，如果安野劳工中有人不能接受“和解”的，仍然可以向西松建设公司，作为其受害者，就个人的正当权益，提出自己个人的要求。

　　1992-1996年，河北大学历史学者刘宝辰教授受日本安野中国劳工支援人士的委托和经济上的支持，组织师生寻找安野劳工及其家属，到目前为止寻得下落的仅近半数。目前的“西松和解”并未包括这近半数的劳工及其家属对于“和解”的意志。这180名左右的受害者及家属目前当然无法参加“和解”的“信托结构”。根据以上“关于本和解的确认事项”的相关内容，将来，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可以根据他们各自的意志，或者选择接受由联谊会代表与西松建设公司达成的“和解”；或者在他们的合法权限范围内，向西松建设公司，就他们被西松建设公司以强掳劳工行为侵犯的权利，提出他们各自的要求和主张。

　　在此前提下，西松建设公司主动提出，就全面解决360名安野中国劳工问题与受害者方代表达成和解，应该予以积极的评价。

　　不得不指出的是，安野360名受害者中，直到现在尚有半数下落不明，这是“和解”面对的最大的条件局限，也是我们自身必须正视的社会现状。战争结束已经60多年，为什么在交通、通信、教育等如此发达的祖国，这些受害者还是下落不明呢？

　　“西松和解”的和解金中包括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安野劳工的调查费用。这说明，当事双方，在尚无能力确认半数下落不明的受害者意志的前提条件限制下，达成“和解”时，并没有放弃确认半数下落不明劳工对于“和解”的意志。将来，由“和解金”支持的调查，如果发现了下落不明的劳工，同时也将使他们具有可能“根据他们各自的意志，在他们的合法权限范围内，向西松建设公司，就他们被西松建设公司以强掳劳工行为侵犯的权利，提出他们各自的要求和主张”。

　　问题是，寻找下落不明的安野劳工的调查费用，是否必须来自西松建设公司承诺的和解金。倘若没有这笔“和解金”以及“和解金”支出的调查费用，下落不明的安野劳工是不是就不寻找了，或者不需要寻找了，或者无人去寻找了？

日本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

　　1944年，强掳中国人去日本当强制劳工，是战时日本为了弥补国内因战争造成的劳力不足，经内阁会议通过决定的国家政策。因此，与此相关的主要责任在于日本国家，也就是说，应该由国家的权利代表—日本政府—承担起主要责任。

　　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在声明中说，他们同意让步和解，并非认为这次和解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有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尽管如此，这次和解仍然可以说向着积极解决问题，推进中日友好迈出了一步，为今后解决类似案件打下了基础。他们真诚希望相关企业和日本政府能以这次和解为契机，作出积极努力，使相关问题和历史责任得到全面妥善的解决。

　　9月22日，日本新政府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谈中，表明将继承1995年村山富士首相发表的谈话的精神。10月9日，在“西松和解”达成前不久，鸠山总统在与韩国首相李明博的会谈中说：“新政府具有正视历史的勇气。”并且表明为了加强与有关各国的信赖关系，他将认真对待战后补偿问题的处理。

　　笔者愿意相信，“西松和解”是日本新政府上台后，日本在对待历史责任问题上出现的社会新气象的一个标志。

　　战后6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日本的战后补偿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单纯的“勇气”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日本需要各个相关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的积极协助，使它具有可能克服一旦行动起来后将发生的种种技术上的困难。许多人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日本的历史责任问题的解决，是亚洲走向一体化的政治前提。

　　1993以来，日本各界和平人士和团体、旅日华侨团体，支援安野中国劳工，与当时在香港建设国际机场的西松建设公司进行交涉。同时支援国内学者调查，寻找安野劳工下落。1997年交涉无果后，他们又支援安野劳工于1997年在广岛提起诉讼。其间，他们以个人钱财购买西松建设的股票，以股东身份与西松建设交涉。2004年，该案在广岛高等法院获得全面胜诉，成为在日本法院进行的各国战争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诉讼中，唯一一起在高等法院胜诉的案例。至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此间的无数辛劳，非本文篇幅所能表述。

　　笔者更愿意相信，“西松和解”与其说是西松建设公司与安野中国劳工之间的和解，不如说是由日本支援人士代表的一部分日本民间群体，与安野中国劳工代表的一部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之间达成的和解。这群日本“蚂蚁”十数年来，通过日积月累的劳作，终于啃除了安野中国劳工心中那岩石般的、任岁月风雨吹打也无法销蚀的仇恨。他们终于感动了他们国家和民族曾经伤害过的人。愿负罪的灵魂重获自由。（时代周报特约撰稿：作者王选，浙江省政协委员。1995年开始从事日军侵华战争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工作。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迟到六十年的和解


邵义诚老人手拿2009年10月23日在日本与西松建设株式会社达成和解后的留念照片

　　在和解书上签字后，85岁的邵义诚等人在日本友人的陪伴下，又去了当初他们在日本做劳工的广岛安野发电站。

　　那里，早已盖起了高楼，看不出一点儿以前的痕迹。几人在青青的草丛里点燃了香烛，青烟袅袅升起。杨世斗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给在这里做劳工、后来死在原子弹爆炸中的父亲杨希恩重重磕了几个头。

　　邵义诚没动，站在旁边念叨：“伙伴们哪，我来看你们啦，我总算给你们讨回公道啦，他们认错啦。”

　　念着念着，他就哭了。

终究没有躲过日本人

　　邵义诚是1944年7月被抓走的。那天，他从天津搭火车去青岛批烟，“青岛香烟比天津便宜，可以多赚一点钱。”刚出青岛站，他就被抓走了。

　　那年，他19岁。在他之前，当警察的哥哥被日军挑死在大街上，父亲被抓去当了苦力。邵义诚说，这两件事发生后，他连走路都变得很小心，每天在天津城内卖烟时，他总会不自觉地四处望，害怕同样的命运也落在自己头上，那么，年迈的母亲将无人赡养。但他还是没躲过。

　　在青岛黑暗的仓库里呆了一个星期后，邵义诚和其他的359名劳工一起，被送上了一艘大船。没吃没喝，被关在船舱底，大小便也在里面。很快，有人病死了。尸体被“扑通”一声，扔进大海，几个浪头打来，不见了。

　　惊魂未定中，船靠岸了，又改乘火车，最后被押到了一个工地。皮鞭声中，他们开始干活。

　　除了知道自己来到日本，360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自己被送到哪里。50年后，他们回来讨还公道，才知道这个地方是广岛。

　　“苦啊，真的苦啊”，邵义诚说，他们360人，有300人是国民党和游击队战俘，身体素质比较好，于是100人一个纵队，每天开隧道，他们60人则在河里清理石头，一天12—14个钟头，干不动就挨打，日本人的大头靴子上来就踢。即使是冬天，也要在水里泡着。

　　人命，靠一天两个2两的饭团维持着。冬天的晚上，几个人盖一床被子，挤在一起瑟瑟发抖。

　　不到2个月，邵义诚的腿很快被石头砸伤了，但依旧得下水，2个月后，腿上伤口的溃烂弥漫到全身，邵义诚再也站不起来。

　　他被扔进了一个小屋子里，跟其他3个生病的工友躺在一起。“不给治，就给一点吃的。”在小屋子里的每个日子，邵义诚都以为下一刻自己将会支撑不住死去。

　　1945年3月，包括邵义诚在内的13名病号，被送回了天津。

　　船上，又有2名劳工死去。邵义诚下船时，腿已经烂得站不起来了，他是蹲着走回家的。

　　回到家，他发现，母亲由于承受不了巨大的悲恸死了，只剩下姐姐和妹妹。两姐妹变卖了房产，给兄弟治病。2年后，他终于能站起来了。

　　但由于病中卖光了家产，无家可归的邵义诚开始流浪，直到8年后，他才安定下来。

比生命还漫长的索赔

　　邵义诚从来没有想过索赔，对于在日本这段经历，邵义诚连家人都没怎么提起。直到1996年，刘宝辰找上门来。

　　刘宝辰是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一直在做中国劳工历史的研究。早在1989年，日本一些有正义感的友人开始进行对日本侵略战争问题的思考，并着手调查西松安野事件的情况。1992年，他们得知刘宝辰正在研究这一问题，便将在安野的中国劳工名单寄给刘宝辰，请其协助寻找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及其遗属。

　　在寻访过程中，刘宝辰和他的学生们找到100多名劳工，其中就包括邵义诚。之后，有日本友好人士找到邵义诚，问他是否愿意参加索赔，老人答应了。

　　索赔的最初是交涉，日本方面的律师一次次找到西松建设方面，但一次次无功而返，西松建设方面的负责人，甚至连曾经有这么一段历史都不知道。

　　1997年，日本律师团决定起诉，日本律师在安野受害者中，挑选了5人作为原告。这5人中，有幸存者邵义诚，宋继尧、吕学文，还有两名劳工遗属：杨希恩的儿子杨世斗，曲福先的哥哥曲训先。

　　他们当中的宋继尧，他的眼睛，在日本时瞎了。那天，他跟工友们押运石头，车翻了，他们摔下来，人没事，泥沙却进了眼睛里。因为得不到医治，眼睛开始化脓，直到眼珠子掉出来；而杨希恩则曾经是游击队员，他死在了广岛原子弹爆炸中；曲福先则是在日本活活被虐待死的。

　　“我当初就知道啊，这个时间会很长啊。”邵义诚将“啊”字拖得很慢很长。他说，从决定索赔的最初，日本律师告诉邵义诚他们，这个索赔的过程是漫长的，漫长得甚至他们中可能有人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第一次诉讼，历时3年，败了；第二次诉讼，到2004年结束，法院宣判原告胜诉，但西松很快提起上诉；第三次2007年4月23日最高院终审判决，这次不但判决他们败诉，更判决以后日本不再受理类似诉讼……

　　败诉没多久，代替死在日本的弟弟曲福先打官司的哥哥曲训先就去世了。跟着，是吕学文也不行了。知道他大限将至后，邵义诚等人寻思着在他所在的青岛开个会，让他见见所有能找到的安野劳工。会议定在2008年8月14日，吕学文12日走了，临死，还是没看到以前的伙伴。

诉讼推动日本的进步

　　为他们打赢二审的律师团团长新美隆律师也在2006年故去了。

　　这个“为了让日本进步”的律师，大半辈子都在为中国劳工奔波。

　　一直与新美隆的律师团有合作的老田裕美说，去世的律师团团长新美隆先生即使到了癌症后期，也在跟法院和西松建设的代表交涉，搜集证据。他最后一张出现在公共视野的照片，是在花冈劳工的悼念会上，那时，头发都已经落光。去世前的昏迷中，他嘴里念叨着“幸存者”的中文。

　　类似新美隆这样的律师，日本并不止一个，这些人加入到对日索赔律师团的目的，大部分都是认为日本的社会存在着问题，只有通过这些事情的解决，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这些律师团很了不起，还有日本对劳工的支援会。”今年57岁的老田裕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参与劳工问题的研究。老田裕美说，日本的为劳工索赔的律师团的操作方式大约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各个地方的劳工联谊会，这样就不需要中国律师加入，比如安野律师团；而另一个则是通过中国律师团，组织劳工进行索赔，比如跟安野同属西松劳工信浓川律师团。

　　从80年代开始，很多律师就开始自费调查，这些律师一趟趟在日中两国来回奔波，取证，给劳工们汇报案件进展，听取大家意见以便修改条文。他们还组织日本国内的媒体，进行呼吁。“这些都花费不少的费用。”老田说，而这些所有的活动，都是律师们自掏腰包。

　　日本国内的劳工支援会，则负担起了邵义诚他们赴日的一系列费用。

　　川原洋子小姐是“支持西松建设谈判支援会”的领袖。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这位已经59岁的女士辞了职，一直没有结婚。

　　支援会里，每个会员每年交纳30000日元的会费，这笔钱，被全部用到了帮助劳工索赔的事情里。为了能与西松建设取得对话机会，川原洋子将自己之前状告工作单位男女同工不同酬获得的1000万赔偿，全部购买了西松的股票，成为了股东。在每年的股东会议上，川原总会抓住机会宣传西松建设曾经奴役劳工的事实。

　　新美隆律师去世后，内田雅敏接替了安野律师团团长的职责。

　　在2007年4月23日，日本最高院判决下来，关闭诉讼大门。但在他们的判决里，留下了一个附言：“劝告日本政府和企业对于受害劳工进行补偿。”第二天，内田雅敏立即召开了一个会议，号召大家决定尽一切努力，把最高法的附言实现。

曙光在今年4月出现

　　对日索赔开始走向政治解决。

　　律师们开始跟企业进行交涉，他们一个个企业谈过去，并动用媒体和政治力量，希望达到目的，但提议遭到了大部分企业的反对，即使是西松建设。

　　但曙光还是在今年4月出现了。

　　今年，西松建设5名高管都由于经济原因被捕，西松爆发丑闻。为了挽回声誉，西松建设主动向劳工提起了和解的要求。

　　最初，信浓川律师团向安野律师团提出了联合解决的要求，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在经过半年就和解条件的仔细讨论后，10月23日，安野受害者和西松建设率先和解。西松公司承认强掳360名中国劳工到日本安野发电站强迫劳动，致使中国劳工饱受肉体、精神双重侵害这一历史事实；双方将建立纪念碑，以铭记这一历史事实；西松公司向该案360名中国受害劳工支付2.5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886万元)，用以补偿受害者、寻找下落不明的劳工、建立纪念碑、支出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和解金由日本社团法人“自由人权协会”接受信托进行管理、支付。

争议与愤怒可以理解

　　中国国内争议开始出现。国外的一些华人报纸，更是对这个条约进行了大肆抨击。他们表示，这个合同赔偿过低，不利于以后劳工的索赔，西松虽然认罪，但把责任推到了日本国家的头上。将和解金交给日本组织，更是一种叛国的行为。

　　邵义诚不认识多少字，但他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敌意。回国没多久，他去参加了劳工的一个联谊会，中国劳工联谊会会长，曾是三井劳工的李良杰，对他表示了自己的愤怒：“你们就是为了钱，你们是叛徒！”邵义诚大怒，立马反唇相讥：“你是英雄，你去做一点事情出来啊。”

　　要不是两人都已经80多岁高龄，立即就能在会议上打起来。

　　李良杰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年，他一直是“劳工问题联合解决”的支持者，在他看来，安野的和解，无疑是不顾全大局。另一点是，他们的赔偿金额提出的是2万美元。而安野每人只要了4万元的补偿。

　　整个联欢会不欢而散。

　　对于这种态度，邵义诚觉得很委屈。“我们毕竟有进步了。”邵义诚说，以前日本企业从来就不承认的“认罪”和“赔偿”都承认了。岁月不饶人，以前的360人只剩目前的19人。4万元也许在城里人眼里算不了多少，但在农村人手中，却是一大笔钱。

　　的确，这些劳工们的大部分生活都不太好，而他们在国内，前半生被遗忘，后半生也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救助……比如宋继尧，双眼失明的他一度靠说书维持生活。邵义诚的生活也很困难，他的房子被拆迁，只分到了4万块钱，他只好与老伴在郊区租房度日。在他回忆历史时，他有智力障碍的孙子，就在旁边发出嘿嘿的笑声。

　　“其实，我们律师团中对这个和解的认识，并没有分歧。”虽然属于两个阵营，信浓川律师团的犀川治依然表示了对内田的支持。他说，在日本，为中国劳工维权的律师大约有100人，大家都认为，安野和解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因为受害者所要求的“认罪”和“赔偿”两个最核心的要求都达到了。他说，毕竟这些是属于历史问题，不能一次性要求太多，一步步来，才是最重要的。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内田雅敏强调，“西松安野案属于历史问题，（不从和解金中扣除辩护费）不仅是为了更多补偿中国劳工所受的苦难，我更希望通过此案促进日本社会的改革。”

　　这个和解也可视为今后中国在日劳工遭绑架、强制劳动等问题朝向全面解决的重要一步。他说，今后，以这次和解为契机，我们将发起系列运动，推动日本政府明确（在历史问题上）的国家责任。

　　对于批评，内田说：“如果这些批评声具有建设性，那也不错。”

　　和解书签订后，安野律师团和劳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现场，他们摆上了5张遗照。遗照里，有沉思的新美隆；有白发微笑的吕学文；还很稚气的曲福先；穿着军装的杨希恩和一直为劳工索赔作出巨大贡献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宫崎安南。他们用这种方法，表达了对所有劳工和支持者们的敬意。（时代周报记者  龙婧）


专访历史学者刘成“和解是一种相互依存的思想和力量”

　　在理解“西松和解”意义的过程中，记者不仅面临国内的不同观点，还有日本和平运动不同派别的分歧。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从每个派别或个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观点大多数时候都是合理的。

　　如何将这些纷纭复杂的视角、看法梳理出头绪，并在一个可以讨论的平台上进行建设性的对话？2001年出版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给予我们重大启发，该书是新兴科学“和平学”的重要著作，作者安德鲁·瑞格比分析了世界各国（民族）在灾难之后人们的不同做法与效果。是追求正义直至每个历史细节，并对每个细节进行审判，还是让受害者为了多数人的和平而在个人噬心的痛苦中生存？在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精确的平衡点？每个（国家）民族会根据自己的传统与智慧作出不同的选择。

　　如何接受过去？如何展望未来？时代周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国内“和平学”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刘成副教授。

　　时代周报：最近，掳日劳工得到了西松公司的经济赔偿，同时西松公司在和解书中明确表示谢罪，并将建纪念碑。作为研究“和平学”国内不多的专家之一，你如何看待这个事件？

　　刘成：历史留给一个民族（国家）及其人民的痛苦记忆是很难抹去的，日本每年8月6日和9日在关岛和长崎分别举行的原子弹轰炸纪念日活动就是最好的明证。要消除包括日本广岛中国劳工
在内的事件留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性的集体记忆，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其中，日本方面作为这段历史的过错一方，理应有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

　　时代周报： 你如何看待“西松和解”所产生的观念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其他国家的和平进程中出现过吗？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刘成：这可能涉及到正义问题。正义被认为是划分社会利益的标准和尺度。在古希腊神话中，特弥斯是掌管法律和正义的女神，她一手执天平，一手执剑，双眼被布带蒙着，象征着公正无私和执法如山。惩罚性正义主张，过错方应该付出与其过错（罪行）严重程度相当的代价。但其负面影响在于，它可能使仇恨永久化，制造出新一类的受害者，埋下未来冲突的隐患。恢复性正义不依靠对过错方实施惩罚，而是建立在恢复冲突各方关系的基础上。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存在于受害方、过错方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三角关系。恢复性正义的目的在于，让那些受到冲突或不公正影响的每个人的创伤得到愈合。现实社会中，我们习惯于认同惩罚性正义，而忽视了其负面作用和不健康因素，从而压抑了我们对修复性正义的思考和重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斯图亚特·里斯强调，正义的和平最值得关注，无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国家里，与人有关的三个问题，即人权、非暴力和共同的人性实际上是正义和平的同义词。但在实际中，寻求绝对对等的正义，有时是一种不可达到的奢望。对此，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1999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上指出：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坚决要求为500年殖民主义期间土著居民所遭受的不公正过去讨回一个绝对正义的话，那还有什么和平的希望呢？

　　时代周报：当然，追求正义的动作过大，会导致新的压制和屠杀，但过于强调和平与安全，可能意味着真相与正义的丧失。如何寻找平衡点？

　　刘成： 著名和平学家约翰·保罗·莱德里奇认为：和平、真相、正义、宽恕是和解的核心要素。和解是上述四方面相结合的过程：真相渴望罪恶能够昭然若揭，痛苦和磨难得到同情和确认。但真相又与宽恕相伴，摆脱过去和重新开始是必须接受的观点。正义是对个人和团体利益、社会重建和补偿的探求，但它又与和平相连，和平强调的是相互依存、健康欢乐和平安幸福。

　　时代周报：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的道路中，你认为有哪些应该值得注意的地方？

　　刘成： 中日关系要遵循“以史为鉴”和“面向未来”的原则，而前者是后者的条件。正义与宽恕是中日和解的两个基本要素，但正义与宽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承认历史的真实性是求同存异的基础。宽恕构成的正是记忆、历史、忘却的共同视域，只有确信过去的罪恶不会再来，相信事情正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人们才会从痛苦记忆中解脱出来，平息怒火和宽恕对方，并寄希望于未来。和解是一个进程，是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人们创造性地实现了冲突的转换。因此，和解事实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思想和力量。确实，21世纪的中日关系应该有一个新的突破，作为近邻的政治大国中国和经济大国日本，前者在积极地向经济大国方向迈进，后者也正朝着政治大国的目标努力，无论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还是有利于区域乃至全球的稳定，中日两国之间的日益接近是非常重要的。中日双方关系的根本改善和现有冲突的化解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双方加强合作共同解决问题；二是争取达到一种整合性的双赢目标；三是采取和平方式并尊重和理解有关各方的利益。只要中日两国以史为鉴、放眼未来，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和对话，中日关系就一定会出现令人满意的结果。（时代周报记者  曾园）

来源：2009年12月10日《时代周报》第56期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2-17 22:21:15
38位老劳工昨获领补偿款
首批发放150余万元补偿金 已打进各自银行账号

昨天，西松安野劳工联谊会会长、本市老劳工邵义诚告诉记者，第一批劳工补偿款已于昨天开始发放，老劳工或劳工遗属应注意查收。

　　今年10月23日，天津老劳工邵义诚在日本东京简易裁判所接受西松建设公司的和解，对方在协议中真诚地向中国劳工谢罪，并表示将在当年取役劳工的地方建立纪念碑，同时设立2.5亿元的信托基金，用于对劳工的补偿。这是以邵义诚为代表的中国劳工对日索赔16年以来，首次得到来自西松建设公司方面的上述表示。

　　为了妥善发放这笔补偿款，中日相关人士成立了运营委员会。此前，在日本召开第一次运营会议决定，本月20日将在济南召开西松安野劳工及遗属大会，就补偿款发放具体事宜向劳工释明。会议同时决定，在劳工大会召开之前，先将此前认定无疑的38位劳工或遗属的补偿款发给大家。

　　由于邵老身体原因，其女婿张振伦代替他前往日本参加了这次会议，同去的还有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前天晚上11时左右，刘宝辰接到日本友人川原洋子的电话称，已将第一批赔偿款打了过来，不日即可查收。据介绍，这38人包括20名幸存老劳工、15名已故劳工遗孀以及3名遗属（均为本案原告遗属）。他们的身份早已核实无疑义，并在委员会预留了银行账号，近日就可以查看账户了。关于款项的数额，据介绍是每人60万日元，合人民币4万多元。

　　邵义诚表示，稍后将对其他西松安野的劳工身份进一步核实，待核实清楚后，给他们的补偿款也将陆续发放。（记者 高立红）

来源：2009年12月17日《城市快报》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2-20 22:26:45
邵义诚昨抵达济南　女婿感叹对日诉讼


说起这来之不易的胜利，邵义诚感慨万千。（刘耀辉 摄）

昨天上午11：30，本市二战劳工邵义诚在女婿的陪同下顺利抵达济南，他将准时出席今天上午举行的首批西松建设强掳劳工补偿款发放仪式。除了邵义诚，昨天同时抵达济南的还有本市另外一位劳工郭成章的女儿及儿媳。十几年的艰难维权之路，终于换来今天的胜利。这期间有人理解支持老人，有人则对他冷言冷语，说到动情处，老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从当年在南市老房子里，首批被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主任刘宝辰教授找到，再到自己和四位工友及其后人在日本提起对西松建设公司的诉讼。从一审败诉，二审胜诉，再到终审败诉，这一幕幕场景在邵大爷眼中仿佛就发生在昨天，84岁高龄的邵义诚能清楚地回忆起每个瞬间，十几年的交涉出庭，让原本不太善于表达的他变得非常健谈。

　　说起这些年陪伴岳父往返日本、国内各地的经历，此前一直非常低调的张先生用“两个突破一个不满意”来概括。“两个突破”一是指在二审胜诉中突破“时效”壁垒，此前，许多劳工、慰安妇发起的对日诉讼均是被这一壁垒挡在门外。另外一个“突破”则是败诉中获得胜诉方的补偿，道歉，日方还专门为这些劳工修建了纪念碑，这在以往是从没有过的。一个“不满意”是指在日本企业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同时，日本政府的某些人却不敢承认那段历史，不敢承担其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尽管这次日方补偿款的数额不是很多，但终究是给邵义诚等劳工一个说法，老人十多年的辛苦终于没白费。

　　截至记者发稿时，参加首批补偿款发放仪式的20位劳工以及15位劳工配偶绝大部分都已抵达济南，补偿款发放仪式将于今天上午九点准时举行。（新报济南电 记者 宫伟）

来源：2009年12月20日《每日新报》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2-22 01:05:49
安野案件首批补偿金昨日在济发放
38名受害劳工各获45366元
山东法援团公布受害劳工寻找热线电话(0531)86650163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刘文忠)继10月23日与日本西松建设株式会社就安野案件达成和解协议后，今天上午，来自山东、河北、天津、山西等地的38名二战中国受害劳工，在我市领到了西松安野友好基金发放的首批补偿金，每人60万日元，合人民币45366元。

　　1944年，日本政府和西松公司先后从山东、河北、河南、天津、山西等地掳掠360名青壮年，前往日本广岛县安野村为其修建水电站引水隧道直至战争结束。其间，不少劳工因为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和非人的生活待遇而负伤、患病、终生残疾以至死亡，还有部分劳工受到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毒害。1993年8月，中国劳工受害者向西松公司提出3项要求：公开谢罪；修建纪念碑和纪念馆；支付应有的赔偿和补偿。此后，经过10多年艰难的交涉、诉讼和协商，终于在今年10月23日与西松公司达成和解，西松公司承诺向360名中国受害劳工支付2.5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886万元)，用以补偿受害者、寻找下落不明的劳工、建立纪念碑、支出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今天上午，由西松安野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来自山东、河北、天津、山西等地的38名受害劳工，在我市领到了安野案件的首批补偿金，总计2280万日元，每人6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5366元。

　　领过补偿金领取通知书、发放凭证后，受害劳工、劳工遗属和劳工家属都十分激动。青岛受害劳工尹秀芝前不久刚去世，女儿尹香兰赶来代父领取补偿金。接过补偿金，尹香兰当场热泪盈眶。她红肿着双眼对记者说：“10多年的努力，来之不易。今天终于拿到补偿金，总算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负责人刘宝辰教授表示，完成首批补偿金发放后，争取在春节前后再把第二批补偿金发放下去，“争取3年内把事情做完”。据刘宝辰介绍，360名受害劳工目前联系上的不到半数，今后3年内，他们还将开展大规模的调查寻找，落实一批发放一批。“3年之后不再进行大规模调查，但得知消息主动找来、并经基金管理委员会核实认定的，仍然会按相同数额发放。”

　　日本友人内田雅敏律师表示，发放补偿金，仅仅是基金管理委员会工作的第一步；下一步将修建受害劳工纪念碑，继续寻找其他受害劳工，并安排受害劳工重访安野；第三步是敦促日本政府和其他企业，借鉴德国的做法，成立二战受害劳工、慰安妇等方面的企业基金。内田雅敏说，在补偿二战受害劳工方面，企业已经有所行动，“(日本)政府也应该有所表态”。

　　多年来一直为安野案件奔走、至今未婚的日本友人川原洋子表示，为二战中国受害劳工争取合理的补偿，既是中国的事，也是日本的事，作为日本人，他们在这些索赔案件中的行动，“得到了很多日本人民的理解与支持，没有什么压力”。

　　又讯 为寻找二战期间的山东籍受害劳工，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公布寻找热线电话，健在的受害劳工或劳工遗属，可拨打(0531)86650163，核对有关情况。

　　根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从1943年至1945年，日本从中国强掳到本土的劳工共169批38935人，强制他们在西松、三菱、三井、鹿岛等35家企业的135个工地劳动，到二战结束时，有6830名劳工死亡。

　　记者从山东受害劳工法援团获悉，二战中国受害劳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山东人，仅安野案件360名中国劳工中就有约260名为山东人，他们大部分来自济南和胶东地区。从2005年起，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和山东受害劳工法援团就开始寻找山东籍受害劳工，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大部分尚未找到。济南地区受害劳工联谊会秘书长韩建平告诉记者，济南的受害劳工主要来自历城、平阴、商河等区县，目前已找到的幸存者只有20人左右。

　　为帮助幸存的受害劳工在有生之年达成对日索赔的心愿，必须加快对受害劳工、劳工遗属的寻找进度。为此，山东受害劳工法援团对外公布二战受害劳工寻找热线，希望受害劳工和劳工遗属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以便核对有关情况，早日申领安野案件补偿金，协助启动其他案件的索赔。

来源：2009年12月21日《济南日报》


38位赴日劳工每人获赔60万日元 四位是济南人


终于获赔，劳工后人百感交集。


寻找失落劳工是个很难的工作。


幸存劳工邵义诚已82岁了。


一直致力于寻找劳工的刘宝辰教授。


吕志英忍不住流下眼泪。


领到补偿金，幸存劳工和劳工后代难掩心酸。

　　12月20日上午9点，西松安野友好基金劳工补偿金首次发放仪式在济南无影山中路阳光商务酒店一楼会议室举行。首批38位劳工获补偿，其中四位是济南人。

　　这一天，幸存劳工和家属已经等了16年。不少中国劳工已经在遗憾中去世，在世的已知劳工仅有20人。

　　1944年，日本在山东、河北等地掳掠了360名壮丁到日本广岛县的西松安野发电站，修造引水隧道。日本战败后，320多名中国劳工得以回国。1993年，中国劳工受害者向西松建设提出三项要求：公开谢罪；追悼死难者，澄清历史真相，立纪念碑和建纪念馆；支付应有的赔偿和补偿金。

　　经过艰苦的诉讼过程，2009年10月23日，安野中国受害劳工和西松建设株式会社在东京达成和解，西松建设决定向每一位受害劳工支付60万日元作为补偿金。

　　西松安野友好基金会管委会委员、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代表刘宝辰教授介绍说，这是在不违背基本原则（要求日方谢罪，对受害劳工进行赔偿等）的前提下，继花岗劳工索赔之后，以民间形式整体解决劳工问题的第二个成功案例。

　　“60万日元，按照12月16日的货币兑换比价，是45366元人民币，不算太高。但是，我觉得把补偿金交到受害劳工本人手中，和交到他们的后代手中，意义是不一样的。老人们去日本的时候才20岁上下，现在都已经80多岁了，等不起了。”刘宝辰说。

　　安野受害劳工一共是360名，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目前已找到了一半。在20日上午的首批补偿金发放仪式上，有38位受害劳工或其后人领到了补偿金。按照基金管委会的安排，首批领取补偿金的人员包括20名幸存劳工、15名受害劳工的遗孀及3名受害劳工的后人。

　　刘宝辰教授介绍说，第二批补偿金将在春节前后发放。此后三年，将继续大规模寻找其余受害劳工，进行补偿。

　　□济南受害劳工家属吕志英：

　　"很遗憾，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在补偿金发放仪式前，会场上先播放了两段视频，是日本当地电视台拍摄的中国劳工代表历次赴日交涉的录像，有不少是关于济南劳工吕学文的，他过世前曾担任中国劳工原告团团长。

　　视频上一出现吕学文的身影，他的女儿吕志英的眼圈就红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很可惜，我父亲带着遗憾过世了，没有等到这一天。”

　　2002年7月，广岛地方法院宣告原告败诉，虽然对中国劳工受害事实进行了详细认定，但判决认为诉讼时效已过。作为被告团团长的吕学文，回国后气恨交加，一病不起。

　　“那段时间，每天晚上父亲都忙到12点以后，整理劳工材料，准备继续上诉。”吕志英说，但老人没等到上诉的日子。老人是2003年8月过世的。过世前，已经说不出话，用手指在女儿的手上画了三道杠，吕志英明白他是想见支持中国劳工诉讼的日本友人川原洋子。

　　川原洋子到老人的床前探望时，老人一手拉着她的手，一手拉着女儿、儿子的手，把三只手紧紧地握在一块。吕志英明白，这是让儿女继续和日本友人一起，把官司打下去。

　　□中方专家刘宝辰：

　　"受害劳工一个个去世，我们等不起了"

　　西松安野友好基金会管委会委员、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代表刘宝辰教授认为，这次以和解方式终结诉讼，虽然不尽如人意，却是现在能采取的最佳解决方案。

　　“中日之间关于劳工的诉讼有20个，这个案件是唯一在二审中胜诉的，并且打到了日本最高法院。如果没有二审胜诉，西松建设也不会愿意达成和解。”刘宝辰说。

　　尽管有中国劳工遗属反对和解，但刘宝辰认为，现在在日本靠打官司来解决问题已经行不通，今后民间打官司也不可能胜诉，因为日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依据，不受理民间索赔案件。

　　有人提出应该等到日本政府表态，政府和企业一起出资成立补偿基金，才能一揽子解决中国劳工问题。 刘宝辰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目前中国政府并没有为中国劳工问题出面，现在仍然是靠民间进行交涉。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健在的劳工，都已经是八十岁以上了，不能再等了。”刘宝辰说。

　　□幸存劳工邵义诚：

　　"只要我还在，就要让日本政府赔罪"

　　在双方达成的和解书中，西松建设明确承认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同意建立纪念碑以警示后人，并愿意进行一揽子补偿。这个解决方案，虽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部分受害劳工及遗属还能接受。刘宝辰教授也表示，这一解决方案对以后的劳工索赔将有促进作用。

　　但是，这个方案只是针对企业，并未涉及日本政府。而实际上，1942年日本政府内阁制定的“向内地引进劳务者”政策，正是企业强掳华工的相关依据。

　　但是，日本最高法院已经以《 中日联合声明》等为由，切断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途径。刘宝辰教授表示，下一步，将和日本友人继续努力，让日本政府认罪、赔偿，还中国劳工公道。“也希望大家抱定信心，和我们一块努力。”刘宝辰教授说。

　　广岛安野受难者联谊会成员、82岁的幸存劳工邵义诚也愤慨地说，只要自己还在，还有一口气，就要继续和日本政府交涉，把官司打下去，为360位受害劳工讨还公道。

　　□日本律师内田雅敏：

　　日本也在发生变化而且还会发生变化

　　日本律师内田雅敏在中国劳工索赔案诉讼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20日上午，他在致辞中表示，应该积极评价中国劳工索赔案达成和解并发放补偿金。

　　“今后，我们将继续寻找下落不明的中国劳工，同时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最后想说一句，和解达成，还有一点点补偿，给大家一个信息，日本也在发生变化，还会发生变化。”内田雅敏表示。

　　中国劳工索赔案日本支援会秘书长川原洋子，也认为达成和解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从1992年起，这位日本友人就开始致力于调查、寻找中国劳工，并在日本国内对中国劳工诉讼进行声援。

　　□追 忆

　　吃不饱还经常挨打　中国劳工受到非人待遇

　　中国劳工在日本受到的是非人的待遇。说起那些经历，健在劳工还忍不住气愤。

　　“我去日本的时候穿了一件蓝衣服，这件衣服穿了一年多。过冬的时候没有棉衣，就披着洋灰袋子上山下苦力,冻得人直发抖。吃不饱，夏天的时候就吃野菜，人人都瘦得不成形，还经常挨打。”20日下午，健在劳工郑继彪在座谈会上讲述自己的经历。

　　来自青岛的杨世斗今年60多岁，他的父亲在1944年被抓到日本做劳工，当时他才2岁，家里并不知道父亲去哪里了。直到1992年，有日本友人找到家里，他才知道父亲去了日本并死于广岛原子弹爆炸。

　　□延伸阅读

　　18年，一份360人的名单才确定了一半

　　谁是下一个被找到的劳工？

　　来自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的刘宝辰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寻找360名被强掳至安野的中国劳工。用了18年的时间，这份名单上的 360人才确定一半。

　　63岁的王彦玲，刘宝辰的妻子，退休前是河北大学图书馆馆员。这些年，她也和丈夫一起寻找失落的中国劳工。

　　360名劳工，除少数分布在河北、天津、江苏、河南外，一多半是山东人。寻找劳工的依据，就是一张日本方面的名册，信息极其简单，并且还有大量错误，这也增加了寻找失落劳工的难度。

　　“比如135号，梁友贤，高原县，七区坊子。地图上找不到高原县，是高密、高唐还是平原？几乎把这几个县找了个遍，最后发现平原县有个地方叫坊子乡坊子村，还真有这么个人。”王彦玲说。

　　而寻找中国劳工原告团团长吕学文的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名单上记载，“品学文”家住张家村。王彦玲跑遍了济南、泰安等地所有以“张家”命名的村落，有几十个，还是没有线索。

　　直到最后偶然遇到的一位当地人告诉她，济南南郊有个张家村，里边还有家“吕家饭店”，王彦玲才意识到“品”可能是“吕”字写错了，当夜找到吕学文家，谈了一个通宵。

　　“原来骑着自行车找，现在开着车找，不过想找人还是越来越难了。幸存的劳工很多都过世了，知情的人也去世了，简直就成了大海捞针。”王彦玲说。（本报记者 王帅军 摄影  记者 王媛）

来源：2009年12月21日 大众网 -《生活日报》


这一天等了16年（图）
批劳工补偿金发放


邵义诚老人将补偿金交给劳工遗属

本报讯 昨天上午9时，济南阳光商务大酒店一楼会议室，50多名西松安野幸存劳工、劳工遗属及日本友人聚在一起，举行补偿金发放仪式，这是该公司劳工对日索赔16年来的首次“盛典”。

　　到场的人不多，包括日本友人一共50多人。会议主持人是劳工遗属、本次诉讼的原告代理人之一、西松安野劳工联谊会秘书长曲启杰；翻译之一是天津外国语学院院长修刚；日本友人川原洋子向以前未曾谋面的劳工遗属介绍了本次和解的前后经过；日本律师内田雅敏也讲了这些年做出的努力；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宝辰谈了本次和解的意义。

　　著名对日索赔人物、天津籍老劳工邵义诚说：“这么多年，日本朋友支持我们，我们也在不懈地努力，我们内部非常团结。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结果得来的非常不容易。现在在世的老人不多了，能给我们一点补偿，也算是给老人心理上的一个安慰。”

　　仪式上，一个1.5米长、七八十厘米宽的大支票上写着38人补偿金的总金额“2280万日元”，由内田律师和邵老交到前来领取赔偿的劳工及遗属手中。稍后，对于其他劳工身份的核实工作将迅速展开，下一批补偿金预计在春节前发放。（记者 高立红 摄影记者 刘耀辉）

来源：2009年12月21日《城市快报》


日本西松建设向中国劳工案受害人支付首笔补偿金

中新网12月21日电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有关日本西松建设与二战期间被强掳至广岛县建筑工地的原中国劳工达成和解一事，12月20日西松方面在受害者集中的山东省济南市向原告等支付了首笔补偿金。

　　西松方面出资2.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84万元)成立了“西松安野友好基金”，拟向360名原劳工支付补偿金。当天拿到钱款的包括20名原告与亲属等总计37人，基金管理委员会向每人支付了4.5万元人民币。

　　12月16日，西松安野劳工联谊会会长、天津市老劳工邵义诚告诉记者，第一批劳工补偿款已于16日开始发放，老劳工或劳工遗属应注意查收。

　　今年10月23日，天津老劳工邵义诚在日本东京简易裁判所接受西松建设公司的和解，对方在协议中真诚地向中国劳工谢罪，并表示将在当年取役劳工的地方建立纪念碑，同时设立2.5亿元的信托基金，用于对劳工的补偿。这是以邵义诚为代表的中国劳工对日索赔16年以来，首次得到来自西松建设公司方面的上述表示。

　　据悉，为了妥善发放这笔补偿款，中日相关人士成立了运营委员会。此前，在日本召开第一次运营会议决定，本月20日将在济南召开西松安野劳工及遗属大会，就补偿款发放具体事宜向劳工释明。会议同时决定，在劳工大会召开之前，先将此前认定无疑的38位劳工或遗属的补偿款发给大家。

　　由于邵老身体原因，其女婿张振伦代替他前往日本参加了这次会议，同去的还有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15日晚上11时左右，刘宝辰接到消息，第一批赔偿款已打了过来，不日即可查收。据介绍，这38人包括20名幸存老劳工、15名已故劳工遗孀以及3名遗属(均为本案原告遗属)。他们的身份早已核实无疑义，并在委员会预留了银行账号，近日就可以查看账户了。

　　邵义诚表示，稍后将对其他西松安野的劳工身份进一步核实，待核实清楚后，给他们的补偿款也将陆续发放。（张玥）

来源：2009年12月21日 中国新闻网


360名二战赴日华工首批受害者接受赔偿(图)|


20日上午，曾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首批38名受害中国劳工中的5名幸存者及其他劳工的家属，在济南接受了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方面交付的每人60万日元（合人民币4.5万余元）的“补偿金”。

　　■日本西松建设总计赔偿2.5亿日元

　　■360名受害劳工已经找到150名

　　■每人获补偿约合4.5万元人民币

　　□本报记者陈朋 李文鹏 宋姗姗

　　本报济南12月20日讯 20日上午，曾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广岛安野的首批38名受害劳工中的5名幸存者及其他劳工的家属，在济南接受了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方面交付的每人60万日元(合人民币4.5万余元)的“补偿金”。此后，360名安野中国受害劳工中已被找到的其余人员或遗属将陆续领到“补偿金”。

　　根据此前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西松建设将向360名受害劳工提供2.5亿日元的赔偿，其中每个受害人将获得60万日元的赔偿，剩余资金将用作修建纪念碑、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的费用。此外，360名受害劳工已经找到了150名，寻找其他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费用也包含在2.5亿赔偿款中。

　　20日上午，当5名中国受害劳工邵义诚、张信鸿、郑继彪、周贯一、杨济雷从日本律师内田雅敏手中接过2280万日元的支票时，全场无不动容。一直参与劳工对西松建设索赔的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向记者介绍，此次和解赔偿，共历时16年，历经3次诉讼，受害中国劳工及其家属维权过程非常艰辛。

　　1944年，360名中国人被强掳到广岛县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在日本监工的任意殴打辱骂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饥饿、寒冷、劳累、疾病和工地上时有发生的事故，致使中国劳工死亡29人，负伤112人，患病269人次，终生残疾至少5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有些人得以回到中国，但这段历史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巨大痛苦。

　　刘宝辰教授说，1992年4月，一些日本友人委托他寻找曾经被强掳到安野的360名受害劳工，1993年，受害劳工开始走上了维权道路。1995年8月，广岛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正式成立，受害劳工开始有组织地向西松建设公司提出索赔，从1998年开始向广岛法院提起诉讼，历经3次诉讼，终于在今年10月23日与西松建设达成和解。

　　这次发放的“补偿金”是西松建设方面发放的首批“补偿金”，先向38名受害人及其家属发放。明年春节前还将进行第二批受害人“补偿款”的发放，春节后发放第三批，此后不再进行大规模的发放，而是继续寻找受害劳工，找到一个就发放一个。同时还将在2010年5月15日，在日本安野西松发电站竖立纪念碑，纪念这段不能遗忘的历史。

　　受害劳工女儿：遗憾父亲没能看到

　　20日，当尹香芝拿到60万日元的“补偿款”时，她忍不住流下泪来。尹香芝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叫尹秀芝，青岛即墨人，也是西松建设的受害人之一，今年10月7日刚刚去世，去世时92岁，他参与向西松建设索赔诉讼已经10年了。

　　“我很遗憾我爸爸没能看到这个结果，离结果出来只有几天啊！”尹香芝哽咽着说，那段父亲被掳去的历史，对他们家来说是一段悲惨的记忆。“当年我父亲被日本人抓走时，马上就要过年了。”家人熬过那个凄苦的春节，此后面对的就是亲人长时间的杳无音讯、生死未卜，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尹秀芝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相比我父亲在日本受的苦，这些钱真是不值什么，也就是一点安慰吧。”

　　中国律师董一鸣：没有诉讼就不会有和解

　　“如果没有此前的一系列索赔诉讼，就不会有现在的和解。”曾十余次赴日参与有关诉讼的众成仁和律师集团律师董一鸣这样说。

　　董一鸣说，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山东籍劳工有8000人左右，真正参与到对日索赔诉讼中来的只有几十个人，这几十个人提起的诉讼意义重大。

　　“不能因为和解就否定诉讼，恰恰相反，和解的实现正是说明了诉讼的作用。事实证明诉讼是推动和解的有效手段，如果不是一系列的索赔诉讼，日本的有关企业是不会主动来和解的。”董一鸣说，有的日本企业起初并不承认强掳劳工、强制劳动的历史事实，而经过一次次审判，尽管没有判决胜诉，但法庭还是确认了有关历史事实。

　　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和解是目前最可取的办法

　　西松安野劳工问题目前以和解的形式有了一个解决方案。作为“安野案件”的调查人和日本“中国劳工·西松建设裁判支援会”的联络人，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的刘宝辰教授从1993年就参与了这起华工索赔案，他表示，这次和解有局限性，也有积极的意义。

　　刘宝辰说，在2007年的判决中，日本最高法院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为由剥夺了中国的民间索赔权，这是不可接受的；而此次和解中，对方支付的“补偿款”不多，这也是一种无奈和妥协的结果。

　　“不过，此次和解有积极的一面。”刘宝辰认为，在日本打官司，中国民间已经无法打赢了，日本最高法院的“附言”也是要求双方通过和解的办法尽快解决问题。十几年来，“安野案件”中可联系到的健在者已由69人减至19 人，“这些老人如今都已经八九十岁高龄，他们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讨回公道”。

　　刘宝辰指出，此次和解并不是屈辱的和解，而是实现了原告坚持的三项原则：“谢罪”、“立碑”、“补偿”，也实现了360人整体解决的要求，这比打官司要好，因为打官司只能解决5名原告的要求。

　　“我觉得用和解的办法解决问题是目前最合适和最可取的，因为这样既赢得了尊严，又很务实。”刘宝辰教授说。

　　作为和解内容的一部分，2010年5月15日将在日本安野建碑纪念这段历史。纪念碑将选在劳工们当年挖山洞的地方，碑文已确定为“安野·中国受难劳工之碑”，两侧将刻上360名受害劳工的姓名。

　　刘宝辰希望，此次西松和解能对解决中日之间的其他遗留问题起到启迪和促进作用。

　　日本友人川原洋子：中国劳工史也是日本的历史

　　现年59岁的川原洋子是中国劳工·西松建设裁判支援会的秘书长，为了支援中国受害劳工向日本企业索赔，她已在中日两国之间奔波了17年。

　　川原告诉记者，她是日本广岛县人，最初是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中的受害者，但调查中发现，位于广岛的西松建设安野发电所存在二战末期强掳360名中国劳工的情况。为了弄清楚这段历史，她开始联系中日两国友人，着手调查“安野案件”。

　　“劳工的历史虽然是中国的历史，但同时也是日本的历史。我们也想把这段历史弄清楚，告诉我们的后人。”川原说。

来源：2009年12月21日 大众网 -《齐鲁晚报》

[ 本帖最后由 王二 于 2009-12-22 01:08 编辑 ]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09-12-30 00:02:20
中国劳工获“西松建设”首笔补偿金

曾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广岛安野的首批38名中国受害劳工中的5名幸存者及其他劳工的家属，20日上午在济南接受了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方面交付的每人60万日元（合人民币4.5万余元）的“补偿金”。此后，360名安野中国受害劳工中已被找到的150人或遗属将陆续领到“补偿金”。根据此前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西松建设将向360名受害劳工提供2.5亿日元的赔偿，其中每个受害人将获得60万日元的赔偿，剩余资金将用作修建纪念碑、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的费用。

　　12月20日，84岁的邵义诚老人接过了装有45366元汇款单的信封。这是日本“西松建设”对60多年前强掳和奴役他的一个交待。

　　■5位幸存劳工上台领取补偿金

　　今年10月23日，天津劳工邵义诚等在日本东京简易裁判所接受“西松建设”的和解，对方在协议中真诚地向中国劳工谢罪，并表示将在当年劳工受奴役的地方建立纪念碑，同时设立2.5亿日元的基金，用于对360名劳工的补偿。这是以邵义诚为代表的中国劳工对日索赔16年以来，首次得到来自“西松建设”方面的上述表示。

　　12月20日，中国劳工和遗属汇聚济南参加西松安野劳工及遗属大会和补偿金发放仪式。组织方通过大屏幕播放了录像，回顾从1993年8月到2007年4月期间，邵义诚等中国劳工与西松建设交涉、诉讼的曲折过程。随后，邵义诚等5位幸存劳工上台领取补偿金。邵义诚和中国劳工代理律师内田雅敏一起展示首批总计2280万日元的补偿金支票。每当主持人念到一位劳工的名字，邵义诚就从内田手中接过装有45366元人民币汇款单及首批补偿金领取通知单、领取收据的大信封，再转身交给前来领取的幸存劳工或者其遗属。发放工作大约持续30分钟。

　　■2.5亿日元补偿3年内发放完毕

　　据补偿款发放负责人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介绍，为了妥善发放这笔补偿款，中日双方成立了西松安野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此前在日本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先将此前认定无疑的38位劳工或遗属的补偿款发给大家。

　　他说，这38份补偿包括20位健在的劳工，他们岁数最小的已82岁，最大的都88岁了。38人中还包括15名已故劳工遗孀以及3名遗属(均为本案原告遗属)。他们的身份早已核实无疑。委员会正在确认下一批150名左右劳工家族身份，大约在春节前后发放第二批。

　　刘宝辰说：“我们定下的补偿范围是劳工的两代直系亲属和劳工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有的继承人众多，家族内部必须达成一致才可发放。”他表示，预计在3年内将把补偿款发放到360名劳工或遗属手中。

　　他介绍，如果简单将2.5亿日元除以360份，那么每笔补偿款应该在70万日元左右，而不是劳工所拿到的约60万日元。差额部分包括“西松建设”为修建纪念碑单独拿出的1000万日元，寻找中国劳工下落和劳工代表赴日祭奠等费用，中日双方工作人员、律师不会从中得到任何收入。

　　■补偿算是一个了断

　　据介绍，劳工们拿到的汇款单是可以到银行立即兑现的。把45366元攥在手里，已与“西松建设”斗争16年的邵义诚终于有精力坐下来盘算这笔钱和自己的生活。他说，“2003年我拿到了4万元拆迁费就没再买房，到现在一直租房住。不过拿到手的4万多元肯定还是不够买房的，我想还是补贴家用吧。”

　　青岛人曲启杰的伯父曲福先是中国劳工，曲福先18岁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棍棒打死。20日，曲启杰代表家族拿到了补偿款。“还没有和健在的姑姑和本家兄弟们商量，但我们的意向是给伯父在家乡修座坟，现在伯父的骨灰在天津，我们打算移到青岛农村，按照家乡的风俗安葬他。”他说，“我对钱款没有什么感觉，实在无法用数字来衡量劳工的生命价值，但我觉得这笔款项算是西松与我们之间的一个了断。”

　　邵义诚也表示，“钱本身并不多，但总算是给我们360名劳工一个交待，让劳工和后人都得到安慰。”

　　邵义诚说，明年5月，在他们被奴役的地方将建起一座纪念碑，到时候他将再次去日本。刘宝辰介绍，这座纪念碑大约3米高，360名中国劳工的名字都将刻在纪念碑上。“西松建设”的员工也将会被请来参加纪念碑揭幕仪式，以此方式教育年轻一代。

　　■西松和解方式很难复制

　　尽管有律师认为“西松建设”和解案只是妥协结果，但此案的当事人和代理人均表示这一结果是目前最实际的选择。据介绍，“西松建设”最终与中国劳工和解与该企业领导层态度转变有很大关系，因此它很难复制到其他135项中国人诉日本政府和企业案子中。

　　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西松建设”案的刘宝辰说，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都以中国人的个人赔偿请求权已被放弃为由，驳回了受害方的诉求。

　　刘宝辰说：“官司打了10多年，劳工们年事已高，很多人都不在人世了，有劳工遗孀跟我说，赔偿什么时候能有啊。我很同情他们，最希望他们能亲眼见到和用到赔偿。这次是庭外和解。如果打官司，劳工获得赔偿肯定会更多。但我认为法律途径只有靠双方政府协调才可能再次走通，那也许是10年以后的事情，我认为西松和解案中三个关键点已经满足我们的要求，即向劳工谢罪、为劳工修纪念碑和给劳工补偿金。这个解决是最为实际的。”

　　邵义诚说，虽然没有最后赢得“西松建设”的官司，但能够有今天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说，如赢了官司，拿到赔偿的仅是包括他在内的5名原告，其他同时被抓的355位劳工还得另行提起诉讼，官司打到何年何月，无法估计。1998年，邵义诚等5名原告向日本法院提起诉状。

　　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是最早帮助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的老华侨。他表示，由于西松和解案关键在日本企业本身的态度转变，而涉及诉讼案的很多著名日本企业仍然等待日本政府态度的转变。因此和解道路上西松建设只是个特例，很难复制到其他诉讼案中。

　　■声音

　　中国二战劳工代表邵义诚

　　要继续向日本政府

　　讨公道

　　“我们与‘西松建设’和解并不代表我们不再追究日本政府的问题了。我们当年被强掳到广岛做苦役，是‘西松建设’和日本政府的罪过。我要继续向日本政府讨公道，即使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胜利。”邵义诚说，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工作一直在做，这包括在日本国会前的示威游行。今年8月，“西松建设”中国劳工支援者们曾在日本国会前游行，并向日本国会递交了请愿书，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重视中国劳工的权益。

　　林伯耀说：“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尽早转变态度，给慰安妇和劳工们一个公正。”林伯耀认为，多年来日本政府被右翼力量控制，尽管目前提倡友爱政治和东亚共同体的民主党上台，但政府对华工、慰安妇诉讼的态度却没有转变。

　　■回放

　　“西松”案中国劳工索赔之路

　　邵义诚等中国劳工的索赔之路始于1993年。这一年，一个名为“西松建设强制连行损害赔偿”的日本民间组织找到了邵义诚，表示愿意支持他进行索赔。在“西松”拒绝进行赔偿后，1998年1月16日，邵义诚等5位原告在日本广岛地方法院递交了诉状。2002年7月，一审败诉，原告们坚决上诉。

　　在中日两国多方人士的支持下，此案在2004年二审时胜诉。但“西松”不服判决，上诉至最高法院。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以“个人没有索赔权”为由，宣判中国劳工败诉。

　　今年4月出现了转机。当时“西松”方面传出消息，将设立2.5亿日元的受害者救济信托基金，与中国劳工和解。对此，邵义诚表示，“劳工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我们需要的是道歉和补偿，而不是救济。”在日本友好人士以及旅日华侨的反复交涉下，西松建设最终在和解条款中使用了“补偿”这一说法。（杨晓）

来源：2009年12月22日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对日索赔中国劳工代表做客山东台

日前，日本西松公司的几位律师代表赶到济南，给一部分当年的中国劳工送来了2280万日元的补偿金。根据双方达成的和解说明，西松建设公司将陆续向剩下的三百多名中国劳工提供赔偿，并将在日本修建纪念碑以及请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这次以民间和解形式整体解决劳工问题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代表着日本企业首次向中国深层次的谢罪、道歉。

12月25日，中国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执行团长傅强律师和当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代表、88岁的汝永健老人应邀做客山东台，讲述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


汝永健：88岁，山东平阴人，1943年被强掳到日本做苦工，曾参与著名的“花冈暴动”


傅强：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执行团长


直播现场

来源：2009年12月25日 山东广播网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10-01-25 23:08:18
河大教授刘宝辰18年为劳工利益奔走

新闻提示

　　2009年10月23日，日本广岛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筹)代表抗日战争期间被强掳到日本广岛安野的 360名劳工，与曾经掳役迫害他们的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达成和解。这是在近4万名中国劳工中，继“花冈事件和解”后第二个取得“和解”成果的案例，“也是实现了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的首个和解案例”。本报驻保定记者 寇国莹/文 孟宇光/图

　　欣慰

　　2009年12月20日，上午，济南市阳光商务大酒店一楼会议厅。

　　一幅红底黄字的大型条幅惹人注目：西松安野友好基金劳工补偿金首次发放仪式。这里，将见证一个载入史册的大事。

　　发放仪式从9时一直进行到12时，漫长的三个小时，但没有人会觉得煎熬。为了这一刻，他们已经等待了60多年，大部分人已经耗尽了一生的生命。

　　很难说，这是一个喜庆的气氛。

　　发放仪式的主持人大声地念着一个个中国劳工的名字。当5名中国受害劳工邵义诚、张信鸿、郑继彪、周贯一、杨济雷从日本代理律师内田雅敏手中接过2280万日元的汇票信封时，全场无不动容。

　　根据此前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西松建设将向360名受害劳工提供2.5亿日元的赔偿，其中每个受害劳工将获得60万日元的赔偿，剩余资金将用作修建纪念碑、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的费用。

　　当场，首批38名劳工或劳工家属每人领到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的是60万日元(合45366元人民币)的汇款单，名曰“补偿金”。一张轻薄的汇款单，记录的却是一段沉甸甸的、让人不忍回忆的历史。

　　从接过信封的劳工或劳工家属的脸上，看不出拿到钱后的喜悦。他们脸上肆意横流的泪水，在告诉着人们，这个迟迟到来的补偿抑或赔偿，让他们等得太久太久。六个十年啊，不知有多少幸存劳工在岁月的消磨中，在追讨公道的期待中逝去。而为数不多、健在的幸存者，也多为八九十岁、风烛残年的老人，还有谁能再等得起呢？

　　刘宝辰教授，坐在台下，默默地注视着台上的一切，眼中闪烁的是欣慰和些许释然。

　　这位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负责人、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生导师作为该案件的调查人和与日本“支援会”的联络人，参与了从调查到最终解决这一案件的全过程。

　　从前期调查到正式和解，起诉“西松建设案”前后经历了18年。

　　而这18年，也是刘宝辰孤独前行的18年。

　　因由

　　刘宝辰踏上这条路，可谓机缘巧合。

　　上世纪80年代末，在河北大学任教的刘宝辰刚被评上讲师，正在寻找研究课题，拟选研究方向为地方史。正在抉择的时候，一个人闯入了刘宝辰的视野。正是这个人，将刘宝辰引上了一条“难以回头”的路。

　　王敏是前定州武装部部长。退休后，王敏想写回忆录，苦于无人执笔。因与刘宝辰在上世纪60年代相识，他找到刘，希望刘能帮他完成这个夙愿。刘宝辰当时痛快地应允了，可他不知道，从此以后，他的学术道路和生活轨迹将变得不同寻常起来。

　　原来，王敏是1944年至1945年被强掳到日本劳役的近1000名“花冈”中国劳工之一。他们被强掳至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的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花冈作业场，从事超强度的苦役。由于中国劳工们不堪忍受饥饿及日本监工们的残酷虐待和迫害，于1945年6月30日深夜奋起暴动后集体逃跑，但遭日本宪警的围堵和镇压，当场死亡113人。史称“花冈暴动”，战后远东横滨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花冈惨案”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迫害战俘和劳工的典型案例。而王敏就是当年组织暴动的骨干之一。

　　通过王敏，通过“花冈暴动”，刘宝辰教授才知道，原来中国人的抗日战争“战场”不仅在国内，在日本本土竟然也存在。而被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悲壮的角色。

　　这段历史，学历史出身的刘宝辰竟然也闻所未闻。模糊的历史断面激发了刘宝辰莫大的兴趣，他决定了解并走进这段历史。

　　“花冈暴动”只是日本军国主义强掳中国劳工的冰山一角，随着调查的深入，刘宝辰已经不自觉地打开了一扇历史的大门：

　　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鉴于日本国内劳动供需关系日益紧张，尤其是重体力劳动部门劳力显著不足，故要求将华人劳工移入内地。随即，日本外务省及相关部门迅速制定了一系列移入中国劳工的具体计划……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从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日本军队，政府和大企业三家联手将近4万名中国男劳力强掳至日本国内135个作业场所，被35家大企业奴役。

　　苦行

　　1990年8月1日，旅日爱国华侨林伯耀先生专程从日本来到保定，同刘宝辰会面。“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否对调查幸存劳工感兴趣’，第二句话就是‘能否组织、带领学生对花冈暴动幸存劳工进行全面寻找’”，对当初与林伯耀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和内容，即便过去了将近20年，刘宝辰依然记得一清二楚。

　　调查“花冈暴动”幸存劳工，就像一扇门，将刘宝辰引入了一个从未听闻过的历史，也带给他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

　　1992年，在旅日华侨林伯耀先生和川原洋子等日本友人的支援下，在家人和学生们的帮助下，刘宝辰开始对安野西松建设劳工现状展开调查。

　　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是35家强掳中国劳工的大企业之一。1944年7月，日军荷枪实弹，把在中国抓捕的360名青壮年男劳动力押运至日本广岛“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为西松建设开山挖掘输水山洞，强制劳动至战争结束。在此期间，中国劳工在日本监工的任意殴打辱骂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饥饿、寒冷、劳累和疾病致使中国劳工皮包骨头，工地上倒毙或事故时有发生，直接导致死亡者29人，负伤者112人，患病者269人次，终生残疾者至少5人。

　　调查的艰辛与繁琐令人不堪回首。

　　日本友人或林伯耀先生提供的劳工名单，基本上只有三个信息：姓名、年龄、籍贯。资料简单有限，按图索骥，犹如大海捞针。

　　即使如此，很多劳工登记的姓名与其真实姓名也不一致，不是当初登记有误、就是后来更改，甚至有的籍贯也是错误的。“被抓的劳工里面有不少伪军，当初登记时不敢报真名，瞎编了一个名字；或者有的人被抓时正在姥姥家打工，登记时的地址就是姥姥家的，我们按此地址找过去根本就没这个人，谁也不知道”，刘宝辰说，为了核实到位，真是磨破嘴皮子，走烂鞋底子。

　　靠着仅有的线索，刘宝辰夫妇和他的学生们，剥茧抽丝，硬是凭着一张嘴和一副脚底板，将那些隐姓埋名的幸存劳工从历史的角落里找了出来。从1992年至1996年，刘宝辰夫妇和他的学生们，足迹遍及京、津、冀、鲁、豫、晋，以及包头、大连等地，深入到边远的乡村、社会最底层，大海捞针般地找寻到健在的幸存劳工69人，遗属百余户。一路行来，辛苦自不待言。

　　从事调查，更多时候，只是花费在路上和时间上的辛苦。这些辛苦，凭借坚强的毅力还是可以坚持和忍受的。即使，在调查“西松建设”中国劳工期间，1993年夏天的车祸，险些剥夺了刘宝辰教授的生命，他也从未动摇或怀疑过自己脚下的路是否还要继续走下去。

　　最难抵挡的是刻薄的人心。

　　上世纪90年代的关键词是“下海”，全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下海挣钱是当时中国的独特景观。可是刘宝辰却选择了“上山”、“下乡”，去深山、边远乡村寻找被历史遗忘的劳工。刘宝辰的举动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形成极大的反差，人们自然会产生各种联想：刘宝辰到底为了啥？甚至有人说出这样的话：刘宝辰正在挣劳工的钱！

　　起初，刘宝辰耳朵里听不下这样刺耳的话，总会涨着通红的脸与人家争辩。但他后来发现，争辩根本没有用，人家根本不信。再后来，刘宝辰干脆选择了沉默，一路前行。

　　不仅如此，由于刘宝辰频繁与日本人接触，他的行动也开始受到有关方面的“关照”。“那时候咱们国家还是有限度的开放，调查中国劳工问题，支持劳工向日本索赔，在当时可能被认为会影响中日交流，有关方面也担心我会带着要求赔偿的农民进京给国家带来不安定因素”，刘宝辰教授告诉记者，这一点在1992年10月日本天皇访华时体现得尤为明显，有关方面提前就跟他打好招呼，让他不要去北京。刘宝辰满口答应，因为这是“顾全大局”。

　　可是，到了日本天皇访华那天，也就是10月23日，出事了。

　　那天上午，刘宝辰为出书事宜去了一趟出版社，有关部门将电话打到刘宝辰家里，响了半天也无人接听，然后又把电话打到刘宝辰爱人的单位。当时刘宝辰爱人正在上班，一上午就听见同事不断地叫：“王老师，电话，公安局的！”

　　那个时候，谁被公安局的人找，可不是什么好事，何况三番五次，王老师觉得简直太丢人了，委屈极了。由于她也不知刘宝辰去了哪里，只能保证自己的丈夫没有去北京，但是对方并不相信她的解释，到最后，王老师被逼急了：“我说什么你们也不相信，那他可能是拿着刀到北京杀日本天皇去了吧？！”

　　到了中午，刘宝辰办完事从外面回来，一进屋，看见的是妻子满脸的泪水，和充满无限委屈的一句“你干什么去了啊？！”在那个时候，刘宝辰感觉到身心备受挫折。即使十六七年过去，刘教授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喉结还是不由自主的抽动。

　　“那时我已经40多岁了，完整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了，我自认为做的事是对的，别人暂时不理解，万事开头难，也许搞出成果就认可了，而我能做的就是坚持”。

　　难过是暂时的，扛着“开夫妻店”的黑锅，顶着重重限制，刘宝辰埋头苦行，一走就是将近20年。

　　交锋

　　自1989年“花冈暴动”公诸于世以来，为解决包括劳工问题在内的十几项战后遗留问题，先后有四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即交涉、起诉、和解和设立基金会等。同样，西松建设劳工一案也同样遵循了这样的惯例。刘宝辰教授作为前期调查人和诉讼期间中国劳工顾问，见证了每一个历史时刻。

　　不能不提的是，帮助、支援中国劳工同西松建设公司进行交涉和诉讼的一直都有日本人的身影，正是广岛友好人士川原洋子女士组织发起的“与原子弹受害者交流促进会”和“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支援会”给予了中国劳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刘宝辰带领河北大学师生采访幸存者和遗属获取到大量证人的证言和证词后，1993年8月，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吕学文和孟昭恩两位老人，时隔48年后再登广岛，向西松建设公司(以前的西松组)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承认历史事实，公开道歉；二、追悼死难者，让历史的事实教育并传于后人，设立殉难同胞纪念碑、馆；三、对肉体及精神上受到伤害的中国劳工给予经济赔偿。

　　然而，面对中国劳工提出的合理要求，西松建设公司给予蛮横拒绝。以“强抓劳工是国家的行为，从工作、衣服和食品方面，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等借口转嫁责任，回避现实。其后虽经反复交涉，但西松建设公司的不诚实态度没有改变。1997年5月，刘宝辰教授陪同吕学文再次来到日本与西松建设交涉，西松建设公司扬言“根据日中共同声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吕学文等认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无望，遂决定提起诉讼。

　　根据吕学文等人的意向，在日本广岛立即组成了律师团，律师团于1997年10月访问中国，对幸存者及遗属进行了访问，获得了直观的诉讼材料。

　　1998年1月16日，吕学文、邵义诚等5人作为原告代表前往日本，向广岛地方法院递交了对西松建设公司的起诉书。4月21日，广岛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听取中国劳工方证言，5位原告代表轮番多次赴日出庭举证。

　　河北大学刘宝辰教授以“安野案件”的历史研究者的身份，也于2000年3月7日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刘教授列举了大量证人、证言、证词，揭露西松组迫害劳工的事实真相；重点陈述了日本强掳中国劳工问题的调查契机、方法、经过、困难和结果，并谴责西松建设回避事实，不承担法律责任的不诚实态度。刘宝辰在法庭上郑重提出，“希望法庭能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公正判决”，以示世人。

　　尽管一审原告方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但广岛地方法院还是于2002年7月判原告败诉。原告团团长、原安野劳工联谊会会长吕学文悲愤交加，从法庭出来后一病不起，次年含冤辞世。原告方坚决上诉。

　　2004年7月9日，广岛高等法院审判长铃木敏之下达二审判决书：“强掳劳工是严重侵犯人权，西松公司强迫他们在危险工作环境中从事超长时间的劳动。”这一判决推翻了日本广岛地方法院之前作出的一审判决，这也是在日本起诉的15个有关劳工的案件中，二审首次胜诉的一例，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劳工的信心。

　　在诉讼期间，刘宝辰教授在河北大学以及保定市范围内两度征集签名，署着近十万名中国人名字的签名条幅和签名册，都被刘宝辰带到了日本法庭，呈现在日本民众面前。

　　但西松建设公司提起上诉后，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为依据，驳回西松中国劳工的诉求。当天，日本最高法院又驳回了“中国山西慰安妇侯巧莲(已故)和郭喜翠诉讼案”等其他四起民间索赔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

　　和解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判中国劳工败诉，彻底关闭了在日本的诉讼之门，并且否定了西松公司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否定了中国受害人赔偿的请求权，但判决书上的一段“附言”，却也为和解开了一扇窗。

　　“附言”上写道：鉴于本案受害人蒙受了精神与肉体的巨大痛苦，且西松公司强迫中国劳工从事强制性劳动，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并且后来得到了国家的补偿金。法院希望包括西松公司在内的相关各方作出努力，以补救本案受害人。

　　判决当日下午15时，在“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支援会”等日本市民团体人员陪同下，中国劳工宋继尧、邵义诚以及3名已故中国劳工的家属前往西松建设公司进行交涉，并向西松建设公司递交一份要求信，希望西松建设公司接受最高法院的事实认定，向他们谢罪和赔偿，同时修建一座劳工纪念碑。

　　身在当时现场的刘宝辰教授透露了一个历史细节：在进入西松建设公司大门时，西松公司保安人员竭力阻挡，双方在推搡中甚至发生了轻微的肢体冲突。

　　会面虽最终成行，但西松公司方面对中国劳工的正当请求不予理睬。会面以僵局收场，中国劳工悲愤交加。此后两年间，西松公司拒绝交涉，态度蛮横，拒不落实“附言”。直到2009年春，和解才出现了转机。

　　而这个转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天上掉下来的，而非西松公司主动愿意和解。

　　2009年3月，西松公司政治献金丑闻曝光，西松形象一落千丈，经营很不景气。为改变负面形象，4月13日，西松公司高层通过日本友人表示愿意解决“安野西松劳工”问题。此后，西松和中国劳工双方各自委托代理律师，多次交涉，终在2009年10月23日，达成了“和解协议”。

　　从1993年开始，安野受害劳工历经17个年头，总算有了一个初步结果。但刘宝辰作为一个亲历者和推动者，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将近20年的艰辛苦争，他深知这一成果来之不易，来得太晚。

　　与此同时，和解的消息在国内则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被三井公司强掳至日本的劳工李良杰站起来大声斥责：“你们就是为了钱，你们就是叛徒！”反对的声音认为，此次和解与此前的花冈和解性质一样，因为对方都坚持自己没有法律责任，“日方在认为自己没有法律责任的前提下的所谓道歉、承认历史事实，都是空洞的和缺乏诚意的”。

　　作为中国劳工的“顾问”，作为华工问题研究者，刘宝辰十分清楚，一纸“和解协议”有着不彻底性。他认为，此次和解是在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后两年，西松公司在政治献金丑闻的舆论压力下才想起正视历史事实，是否出于真心反省和谢罪实难断言。因此，此次和解的达成不能对西松公司有过高评价。

　　不过，对于此次和解的积极意义，刘宝辰教授也十分坚持。他认为，此次和解“坚持了三项基本原则”：承认历史事实、向中国劳工谢罪，建立纪念碑教育后人，补偿受害者损失，“前二条是政治原则，后一条是经济原则，钱多钱少可以商量，但前二条坚决不能动摇！”

　　刘教授说，安野案件中的全部劳工已有半数与他取得了联系，十几年来，他们一直期盼着早日见到成果。然而，现健在的均年事已高，他们抱着希望，带着失望一个接一个含恨辞世。“健在者已由原来的69人减少到19人，既然诉讼大门已经向这些受害者关闭，通过和解，接受日方谢罪也是可以接受的啊，毕竟能让这些老人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公道被讨回”。刘教授认为，和解虽然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但在现实情况下，在诉讼大门已经关闭的前提下，和解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那些老人实在等不起了”。

　　刘教授特意向记者展示了一句话，来自于现任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赔偿只是一种‘象征’，更重要的是受害者的苦难得到了‘公开承认’”。

　　近20年，刘宝辰一路行来，不胜感慨。他说，和解虽然是一个带有缺憾的结果，但这么多年和日本人打交道，他认为，中国人的收获并不止于此，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知道了中国劳工，知道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奴役过中国人民。“从这个传统意义上讲，安野和解不单是劳工问题，而是起到了教育广大民众，维护中日和平友好的作用。”刘教授说，向日本人普及历史常识，让更多的日本人认识到历史真相，才是这件事根本意义所在。

　　刘教授透露，“90年代初，我们在开始调查此事时，来访的日本民间人士和团体络绎不绝，他们很有感触地对我们说，五十几岁以下的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日本有迫害中国劳工的事情，更不知道父辈曾到过中国搞过烧杀抢掠。”

　　“是我们的调查，人证、物证、言证在日本媒体上频繁出现，在日本从国家到地方各种媒体上的不断介绍，才使得日本更多的人知道了劳工这件事情.过去日本许多民众，只知道原子弹对他们的伤害，很少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各国做了什么，更不知道原子弹为什么会落在日本国土上。”

来源：2010年01月24日《燕赵都市报》


对日索赔，我们还要被骗多久？

近4万名战争受害者  所谓“和解”只是每人“救济”两万元人民币

　　旻子：“花冈和解”是最坏的解决方案

　　“抗战已经胜利65年了，可我们还在受欺负，我咽不下这口气。”80岁的李良杰对记者说，作为“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会长，在过去的10多年中，老人一直在奔忙着，然而，结果却是一个又一个的败诉以及换汤不换药的“和解”。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从中国共强掳了38935名劳工，仅一年多，即有6830人死亡，多人致残。

　　从1995年开始，中国劳工共向日本法庭提起了15件诉讼，目前已审结10案，其中3件“和解”、7件败诉。3件“和解”案分别为：花冈和解、大江山和解和安野和解。这3案中，只有大江山案相对合理，其他的两个“和解”案，中国劳工只得到极少补偿，为诱使中国劳工在“和解”上签字，日方不惜采取欺骗的手段。

　　令人遗憾的是，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中国劳工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劳工联谊会已多达12家，彼此意见分歧颇大。

　　耐人寻味的是，国内一些媒体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初期的鼎力支持，到如今对“花冈和解”、“安野和解”渐趋认同，甚至当年坚决主张民间索赔的著名律师王选在接受采访时，也公开表示同意“安野和解”。

　　那么，究竟什么是“安野和解”？为什么这么多人改变了立场？“安野和解”真的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吗？

　　为此，记者专访了一直关注对日索赔问题的作家旻子女士和方军先生，以及大江山等案的中方律师康健、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会长李良杰先生。

　　每位受害者只拿到两万元

　　晨报：什么是“花冈和解”？

　　旻子：首先要介绍一下“花冈案”，“二战”期间，日本鹿岛建设公司下属的花冈事业所残酷对待中国劳工，致使劳工们举行暴动，并遭血腥镇压，这一事件被称为“花冈惨案”。1995年，花冈案受害者委托日本律师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官司打了5年半，最终日方律师团代表原告与被告达成“和解”，这就是所谓的“花冈和解”。

　　晨报：“和解”的内容如何？

　　旻子：根据“和解”，鹿岛公司没有谢罪，只是拿出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平均每位受害者只得到50万日元（合当时人民币3.5万元）赔偿，实际到手的只有两万元人民币。

　　背着劳工代表签字

　　晨报：只有这么点“补偿”，为什么劳工们同意“和解”？

　　旻子：劳工代表不懂日语，当初日本律师说每人补偿500万日元，且鹿岛公司正式谢罪，以后又说赔偿要少一点，但会“谢罪”，当时中国劳工的代表耿谆表示，只要谢罪，赔多少无所谓。后来，日方律师又对“谢罪”含糊其辞，耿谆明确表态，如果不谢罪，就不在“和解”上签字。

　　晨报：那为何又签了呢？

　　旻子：中方劳工代表根本没在“和解”的正式文本上签字，大家私下在一张白纸上签过字，那是一个类似于书法性质的东西，日方律师拿走这些签字，贴在“和解”的正式文本下面，这居然就产生了法律效力。

　　我们被日本律师骗了

　　晨报：日方律师这么做，是否有违职业道德？

　　旻子：此前“花冈案”一直是位日本作家在代理，是他请的律师，但这个律师很有头脑，直接找到了耿谆，换言之，他炒掉了那位作家。因为花冈案是名案，不论赢输，他都能借此成名。此外，当时中国劳工们还不知道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索赔，日本律师的到来，让劳工们看到希望，所以大家对他很信任。特别是华侨林伯耀的参与，更让劳工们感到放心，林是当地富豪，热心于中国劳工索赔案。中国劳工不懂日语，也不了解日本的情况，赴日诉讼往返费用高，林伯耀热心赞助，所以劳工们把他看成朋友。

　　晨报：“和解”后，劳工反应如何？

　　旻子：耿谆知道“和解”签字后，当场就气晕了，至今无法下楼，他说：我们被朋友欺骗了。

　　2.5亿日元干什么用了

　　晨报：“花冈案”中每名受害者只拿到两万元，多余的钱去哪里了？

　　旻子：由于“花冈案”有的当事人找不到了，所以，5亿日元中，大概有一半左右归林伯耀等人操作，前面已经说了，这钱如何花，别人无权查账。

　　晨报：难道被贪污了？

　　旻子：那倒不会。但这笔钱，他们可以自由使用，出书、办活动、请客等等，这样他们的影响力做起来了，如今民间对日索赔等，他们搞得最有声势，俨然成了中国劳工的代言人，因为他们有经费。所以说，那2.5亿日元成了一笔“政治活动资金”。

　　安野和解=花冈和解

　　晨报：那么，“安野和解”又是怎么回事？

　　旻子：它完全仿照“花冈和解”的路子，在2009年10月23日也成立了“西松安野友好基金”，由日本民间组织“自由人权协会”负责运作。

　　晨报：似乎王选律师不认同“花冈和解”，却认同“安野和解”？

　　旻子：“安野和解”与“花冈和解”是一样的，负责两案的日本律师内田雅敏自己都承认：“从框架上，‘安野和解’和‘花冈和解’是完全一致的。”两案的核心都是日方回避谢罪问题，用极小的代价解决了战争责任。从某种意义上看，“安野和解”更可怕，因为“花冈和解”还只是个案，有了“安野和解”，以后类似“和解”将成为日本解决劳工索赔问题的固定模式，这是日方所期望的。

　　很难理解王选的转向

　　晨报：著名律师王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支持“安野和解”。她认为如果不“和解”，劳工将无法得到赔偿，与其得不到，不如争取一点算一点。

　　旻子：我不知道王选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说法根本不正确。不“和解”，劳工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追讨工资，暂时先不谈“谢罪”问题，这种劳动纠纷的官司赢面很大，因为当年日方企业没付工资，这么多年利息加上日元贬值等因素，劳工所得肯定大大高于两万元人民币。二是日本法院不受理，可到中国法院提起“劳动纠纷”诉讼，同样有效。如果签署了“和解”，以后就再也无法解决了。

　　受害中国劳工，该怎么做？

　　2009年11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宾馆四楼会议室，由神户“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组织召开的关于日本西松公司“安野和解”的中日民间座谈会上，出现了令人心痛的场面。

　　“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会长李良杰老人历数对“花冈和解”、“安野和解”的不满之后，“广岛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会长邵义诚老人站起来，对李良杰说：“你们有本事也去搞一个啊！也要到钱啊！”李良杰顿时大怒，高声喊道：“你们不要脸！你们是叛徒！背叛了中国劳工！”

　　就这样，沟通会戛然而止，两位当年被强掳到日本的劳工，如今为“和解”而闹翻了脸，这一幕，真实地体现着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目前所面临的困境，10多年过去了，中国劳工在日本法庭上屡战屡败，彼此立场不统一，被迫达成一个又一个“和解”。可不“和解”，又该怎么办呢？

　　●作家、日本问题专家方军：

　　我们不能对别人抱有幻想

　　“花冈和解”与“安野和解”的细节，我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我只想强调一点：不能对别人抱有幻想。日本人肯定是为自己国家利益服务的，他们只会站在日本的立场上，不会真正帮我们。包括一些所谓的“华侨”，他们的产业在日本，在日本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他们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劳工呢？

　　我有一个比喻：日本是船上的社会，船上资源少，风险大，所以日本人团队精神特别强，他们非常重视信息处理，总在窥视着别人，65年过去了，日本人的国家认同感依然那么强，一旦遇到问题，他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日本利益。

　　至于“花冈和解”中的林伯耀，我接触过几次，人很热情，常到中国来，和大家打成一片。林伯耀在国内捐了很多款，大家都觉得他很慷慨。其实，这些捐款对他个人也是有好处的，他可以带着捐款回执到日本依法避税。

　　值得一提的是，在“花冈和解”、“安野和解”过程中，国内一些研究机构选择了沉默，这很不正常。为什么他们不开口？因为日本人一趟趟请他们去日本玩玩，有的单位从上到下去了200多人次，你说他们怎么好意思表态？

　　抗战时，日本人就善于搞这一套，翻开历史，卢沟桥事变前，日本人就经常到中国军营，和中国军官吃吃喝喝，结果人家把中国军队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一开战，29军10万人打不过人家1万人。

　　为什么“二战”中参与犯罪的企业至今不肯谢罪？因为他们从心里看不起你。现在国内有的“专家”，拿了点好处，马上就帮日本人说话，一点骨气都没有。

　　也有什么“协会”找过我，说要“赞助”我，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不缺钱。

　　现在国内的劳工联谊会很多，有的联谊会居然是日本人在负责，我感到很可悲，中国人的尊严哪儿去了？立场哪儿去了？赔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谢罪，给中国劳工建纪念碑。这些劳工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还缺那几个钱吗？

　　●“大江山”等案中方律师康健：

　　中国法庭有执行权

　　“花冈和解”与“安野和解”的核心是：第一，侵害的损害赔偿责任转换为道义上的救济；第二，象征性地给付每位受害者一点点“和解金”，且这些“和解金”中还包括所谓的祭奠、交流、调查等项目费用。

　　将重大人权侵害的赔偿责任转换为人道救济，令人很难看出日方忏悔与和解的诚意。尤为滑稽的是，“西松安野友好基金”附属于“自由人权协会”这一日本民间机构，对中国受害者的补偿金，怎么让日本民间机构来掌管？

　　保持友好交往，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每一位善良人的愿望。但在“花冈案”、“安野案”中，日方拒不承担历史责任，回避事实，这样的“友好”用什么来支撑？这种表面的“友好”是没有根基的一时示好。

　　中国劳工对日民间索赔，已进行10多年，基本都被判输了，法律解决面临困境。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劳工们可以到中国法院，以劳动纠纷的名义对当年的日本企业提起诉讼。由于奴役中国劳工属于重大人权侵害案，不受时效限制，因此这条路是可行的。仅起诉日方企业，而非日本政府，中国法院具有执行力。

　　●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会长李良杰：

　　“大江山和解”更具合理性

　　目前为止，中国劳工通过法律共达成了三个和解，其中“大江山和解”最具合理性，但由于宣传较少，人们了解不多。

　　“花冈和解”案中，中国劳工索赔是2万美元，这与美国、加拿大对“二战”日本侨民赔偿额一样。这个数字不算高，日本对韩国劳工的赔偿也是每人500万日元，但最终劳工们获得的只是50万日元（合3.5万元人民币），还没全部拿到手。

　　“安野和解”也一样，中国劳工总共只得到2.5亿日元的赔偿，相当于每人5万元，可当年西松公司奴役中国劳工时，不仅没给工资，还以餐饮、培训、管理等名义向日本政府要了“补助费”，这个补助费就相当于今天9.2亿日元！

　　在三个“和解”中，“大江山和解”鲜为人知，但成果最大。2004年达成“和解”后，被告坚持不承担法律责任，亦不谢罪，但表述了加害事实，每位受害者获得了167728.30元人民币的赔偿，也没有衍生出个什么“运营委员会”来。“大江山和解”的原告得到的金额，是“花冈和解”的8.3倍，是“安野和解”的3.6倍，受害者的利益被最大化。但不知为什么，对于“大江山和解”方案，日方律师却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在中国人的心理积淀中，有一种“救世主”情结，总盼望着“大救星”，所以在劳工案的解决中，我们盲目信任了一些日本律师。但事实证明，日方律师参与中国劳工案，并不是为了帮助我们，正如田中宏教授所说：“我也是‘国家主义者’，我是‘右翼’！我是为了日本的名誉而做的。”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参与“花冈案”、“安野案”的内田雅敏律师特别表示：“我这样做是为了日本好。西松建设和鹿岛企业的历史问题，不只是企业的，更是日本社会的问题。我是为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我不想把这样的问题留给我的孙子。”

　　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劳工赔偿的问题，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旻子、陈辉/文）

来源：2010年01月24日《北京晨报》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10-03-24 20:36:10
西松建设强虏中国劳工案：五原告拒和解仍吁赔偿

中新网3月23日电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近日，原“二战”中国劳工及家属起诉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在战争期间强掳中国劳工并要求其道歉赔偿一案，又有了新发展，有5名该案原告拒绝接受西松建设的和解条件，仍旧要求赔偿和公开道歉。

　　原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公司在战争期间强掳劳工并强制要求从事严酷的劳动，要求西松建设给予经济赔偿并公开致歉一案，2009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以西松建设出资设置专门用于救济受害人的基金为前提双方达成“和解”。其后，日本西松建设与在太平洋战争中被强掳到日本的原中国劳工、广岛诉讼案部分原告人员达成和解。

　　而该诉讼中另外5名原告则于3月22日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拒绝该和解条件，要求赔偿。

　　据相关人员介绍，这5名原告明确表示：“救济，也就意味着不能拿到补偿金。”表现出与新潟·信浓川强掳劳工诉讼中接受和解条件的原告人员完全不同的坚决态度。这5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态度鲜明，表示“希望日本方面能够以足够的诚意，为当时的违法行为向中国劳动者谢罪，并且给予赔偿”。

　　在日本最高法院对广岛诉讼做出的判决中，原告方中国劳工被判败诉。但是，西松建设为了表明其“认识到历史责任，向生还者以及家族遗属表明谢罪的态度”，决定拨款2亿5000万日元设置信托基金，用于补偿以及纪念碑等的建设，也因此于去年10月，与部分原原告人员在东京简易法院达成和解。(王婧)

来源：2010年03月23日 中国新闻网
王二的个人空间 王二 发布于2010-04-01 00:11:01
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204名原告联名发布公开信
拒绝西松建设所提和解协议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宋晓晖)今天，中国劳工对日索赔讼案的204名原告，联名向西松建设(株)发布公开信，拒绝此前日方提出的和解协议，敦促西松建设(株)应诚实地面对历史责任。中国劳工索赔案代理律师董一鸣认为，从和解条款的内容及谈判过程来看，西松公司根本没有与中国劳工和解的诚意，目前所谈的和解，实际是拿出一点小钱，封中国劳工之口。

    二战期间，日本西松建设(株)等35家日本公司与日本政府共同策划、共同实施了强掳及奴役中国劳工的不法行为。数月前，日本西松建设(株)在多方因素影响下，表示可与中国劳工受害者调解，拟以和解形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劳工受害者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但是，西松建设(株)在谈判时，缺乏基本的诚意，拟采用带有“救济”色彩的“偿金”了结该公司当年对中国劳工受害者的重大人权侵害。

    公开信指出：“二战期间，你社与日本政府共同策划、共同实施了强掳及奴役中国劳工的不法行为，迄今你社也未就当年对中国劳工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承担责任。为此，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你社与日本政府就当年的不法侵害行为向中国劳工谢罪、赔偿。

    几个月前，你社曾有意以‘和解’的方式与中国劳工了结这一重大人权侵害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你社的这一举动，我们予以认可。令人遗憾的是，你社坚持将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4月27日作出的认为中国人‘请求权已放弃’的这一不当判决，写入拟与战时被强掳至你社下属的信浓川作业所做苦役的中国劳工签订的和解条款之中，以‘救济’色彩的‘偿金’草草了结历史责任。我们认为，你社既然拟与中国劳工和解，就应怀揣诚意。从目前‘和解条款’的内容中，看不出你社的诚意。

    2010年3月22日，西松信浓川案中国劳工原告代表及部分劳工遗属发表声明，谴责你社暧昧对待历史，用小钱了断重大人权侵害责任的错误做法。如果你社不纠正前述错误，则与你社谈判的中国劳工原告代表及部分劳工遗属，将会拒绝与你社和解。我们支持西松信浓川案中国劳工原告代表及部分劳工遗属的正当要求，并坚定地与他们站在一起。希望你社能诚实地面对历史责任，否则你社永远不可能卸下历史包袱。”

来源：2010年03月27日《济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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